輪船招商局和招商輪船（紀念輪船招商局成立150周年）

2023-05-03 02:56:40

1949年9月，招商局「海遼」輪從香港啟航，在駛往大連港途中，升起了五星紅旗。

輪船招商局（以下簡稱招商局）是近代中國著名的航運企業，創辦於清朝同治年間。經歷晚清、北洋軍閥、中華民國三個歷史時期，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收歸國有。20世紀80年代，對外開放，並在深圳重建，開啟了新的徵程。新中國成立之前，它在封建勢力和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雙重壓迫下，迭經患難，艱難經營。招商局一百多年的興衰史，尤其是它的管理模式、經營理念、生產方式和與外資企業的關係等，對於我們今天企業的發展仍不失其重要的借鑑意義。

在近代，上海人有一句口頭禪：「你今天申報紙看了嗎？」申報紙就是指家喻戶曉的《申報》。為什麼要看《申報》呢？因為它除了刊登各種時事新聞外，還刊登有關輪船招商局「局啟」：上海通往天津、青島、廣州、煙臺、牛莊、漢口、香港等各大商埠的船期航班信息。到民國以後，才增加了上海至各處鐵路班次消息，如同今日詢問「東航」等航班信息一樣。

招商局的創辦肇始於「挽回外溢利權，振興民族」的美好理想

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南京條約》籤訂後，上海、福州、廈門、寧波、廣州五口通商。1842年上海正式開埠，外國的商船大批來到上海。其中最多的是英國怡和、太古，稍後為美國的旗昌，以「洋行」為形式，組織公司，向中國傾銷洋貨，其中不乏挾帶鴉片，掠奪中國各種資源，剝削和坑害中國人民。當時中國沿海沿江航行多為沙船，運載農副產品、五金百貨及漕糧。沙船載重量小，只能淺海航行，無法與外商輪船相抗衡。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曾組織李善蘭等人仿製小火輪，但製造西式機械船隻，中國缺乏航行製造技術，有見外國輪船「攘我大利」，為了挽回外溢之權，決定向外國購買，自辦輪船公司。同治年間，太平天國起義、捻軍起義相繼失敗。在「同治中興」的口號下，1872年，李鴻章令沙船業主朱其昂、朱其詔等進行試辦，1873年制定章程，正式開始招商集股，名義是商辦，但商人資金有限，必須有政府資助，實際上是官商合辦、大權操縱在官府手中。章程規定，首期資本100萬兩，但直到1881年股本才湊足。

新的輪船公司名為「輪船招商局」，總局設於上海。20世紀20年代建造的招商局大樓至今還聳立在黃浦江邊。分局分設於天津、牛莊、煙臺、漢口、福州、廣州、香港。為了擴大與東亞其他國家的海上貿易，招商局還在華僑相對集中的日本橫濱、神戶及菲律賓和新加坡等地設立分局，1882年又曾一度通航美國舊金山，因遭受美國阻撓而未果。

在「同治中興」的思想感召下，招商局的主持者們對中國未來的航運事業充滿了期待。招商局成立當日，祝賀的巨大紅幅聯對及祝賀條幅懸掛在外灘局大樓的外牆，十分醒目，充滿了美好的憧憬，然而現實並非當時中國人所想像的那樣，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正加緊對中國的侵略，企圖用炮艦進一步打開中國的大門，將中國變為西方的殖民地，原料的供給地和商品銷售市場、中國封建制度正面臨深重危機。

雖訂「齊價合同」實際並不齊價

招商局成立時，一個目標是同外國航運公司並駕齊驅：「與怡和、太古鼎足而三」，做著「華夷共喜貨財通」的美夢。怡和、太古這些老牌航運公司豈容招商局奪取他們的利益。商場就是戰場，他們採取壓價，爭攬客貨，企圖搞垮招商局，而後美國的旗昌洋行輪船也加入進來，結果三方進行交涉，實行「齊價合同」，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不願看到中華崛起強大。在這種競爭中，美國旗昌因船的老舊，無力競爭，招商局在李鴻章的支持下，費巨金購下了旗昌洋行船舶局產。這在當時中國人心目中，是一次航運事業的成功傑作。然而事實是：這些船隻大多老舊，需要修理，並不合算。正如戶部尚書翁同龢所說：「南洋旗昌一稿當已諮行，照軍餉例，居然自撥巨款，不由戶部撥，真創格也。姑以商賈之法論，華商二百萬成本，是虛是實？若是虛數，將來獲息則亦虛本佔實息，官受其病；若是實款，能報姓名否？此一端也。買賣有贏有折，若果虧折，誰算此帳？此二端也。十六船者盡包海運米石，然後市準水腳可靠，而沙船數千人，一旦歇業，可慮。此三端也。輪船五年一修，四修之後，便不能用，今十六船中豈無一修再修過者，轉瞬二十年又日減矣，此四端也。」

「創此官商合辦，先不具論，萬一折閱，孰任其咎？此農曹當究論之耳！洋務不熟不可，太熟亦不可，況不盡因公乎！」

因購船多、勢必影響沙船運載；船隻增加，加上改為官商合辦，給招商局經營管理、勢必帶來了若干新的問題。

管理人員坐局沾利

招商局原為商辦性質，雖然實際上是官督商辦，官有決定權，但官只是居於監督位置，人少，尚無大礙。招商局收購美旗昌公司十六船後，攤子大了，船上用人勢必增加，改為官督商辦後，管理也勢必增加人手。以一船為例，每船增加一名官吏，十六船就增加16名。當時選官，除了科舉和保舉，還推行捐納制度，可以花錢捐官。同治時期，捐一候補知縣，只需要數百兩，候補道員近千兩，至於其他佐貳雜職，捐銀更少。許多與洋務派官僚有關係的人員趁此捐官，結果造成招商局如官府衙門，管理層人員中近一半以上有官銜。大量人員捐官進入招商局後，以官自居，使招商局如道府州縣衙門，官氣瀰漫，擺架子，講排場，忙迎送，甚至上岸狎妓，不務正業，不懂船務。「浮薄少年，它日必僨事」。

同光之際，經李鴻章與盛宣懷等洋務官僚運作，招商局還從清政府那裡獲得了承運漕糧的「業務」。這是每年固定的業務，招商局藉此可以獲得一大筆政府補貼，據史料記載，每年約收到26萬至30萬兩水腳銀補貼，足可支付局每年各項開支和員工薪水。所以，每臨漕糧運至天津、通州等處，戶部總要派官員前往查驗。奉派查驗的官員可以藉此加級、敘功，並獲得一筆至少60兩銀子的補貼。這對官員來說是一個名利雙收的美差，許多官員爭著要去。光緒初年，大學士全慶奉旨率文祥等人前往通州查倉，驗收漕糧。文祥時任工部侍郎，以清廉不貪知名，出發前，他向全慶聲明：他不要請獎，也不要六十兩補貼。全慶深感難辦，但文樣堅持，他人是他人的，我就是不要，回京後他沒有要。文祥不要查倉驗收漕糧「賞銀」只是特例。至於官吏假公濟私、貪汙中飽則是公開的秘密。這種封建管理制度嚴重製約企業的經營。「官督商辦」，官不督，商難辦。招商局營業自1884年中法戰爭後，逐漸走向衰退。到19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虧損。

業務大損

招商局除了受外資挾擊，官督商辦體制的嚴格限制，造成業務不能健康發展外，社會環境也對它的經營造成很大困難。

1900年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發動侵華戰爭，聯軍焚搶天津招商大樓和招商局的船塢、碼頭、棧房，招商局貸放給中國通商銀行的銀兩也因銀行被搶，被焚毀無法收回，嚴重影響了招商局的經營。連續三年，營業收入虧空，入不敷出。1903年股票由原來120兩跌至70兩。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航運停頓，客貨無著，損失慘重。招商局漢口分局首當其衝，船隻被扣押，船塢、浮筒、棧房被當作戰場和作戰工具，損壞而不能再用。沿江其他航站棧房、船隻如九江、鎮江、蕪湖、上海情形均是如此。招商局營業幾陷全部停頓。

伴隨戰亂，招商局在人事上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早在宣統改元前，盛宣懷因與袁世凱爭權，失去了對招商局的控制。宣統三年，他身為郵傳部大臣，因主張「鐵路國有」政策，直接導致武昌起義的爆發，為了平息起義，清廷將盛宣懷作為替罪羊，宣布將其革職「明正典刑」，以謝天下。盛宣懷倉皇逃往日本。革命後，他雖回國，但從此失去了對招商局的控制。1914年盛宣懷去世後、招商局落到傅筱庵手中，傅筱庵還掌握著中國通商銀行。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特別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夕，傅筱庵投靠北洋軍閥，大量購買北洋政府「國債」，藉此發了一大筆財，建造通商銀行業務大樓。北洋軍閥混戰期間，招商局長江航行船隻常被軍閥扣留，用作運兵打仗，幾無盈利可言，船隻受損，近乎報廢。北洋軍閥失敗後，傅筱庵被國民政府通緝，逃往日本，後在杜月笙運作下，回到上海。1930年國民政府藉口整頓局務，將招商局改為國營，1932年又改屬交通部。

1937年抗戰爆發，招商局總部遷至香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再遷重慶，抗戰勝利後再遷上海。到1947年11月，招商局只剩下大小船隻460艘，33萬噸位。1949年4月上海解放，招商局由上海市軍管會接管，從此歸新中國所有。

（謝俊美，作者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