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與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的根和魂）
2023-10-13 10:49:43
來源：炎黃春秋
原標題：黃河：中華民族的根和魂
導語：追根溯源，「中國」產生在黃河之濱，黃河流域曾經是中國的主體。有史以來，黃河見證了中華民族烙下炎黃的底色，黃河孕育了五千多年未中斷的中華文明，黃河哺育了中華民族和諧大家庭，黃河打開了中國面向世界的胸懷，黃河點燃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激情。本文從物質文化視角，探析黃河文化根和魂的源流，梳理黃河文化蘊涵的時代價值，講述悠久的黃河故事，賡續中華民族的根和魂。
2022年冬奧會開幕式上，「黃河之水天上來」的震憾畫面讓世界驚嘆。強調，黃河「是中華民族的重要象徵，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標誌」「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根，凸顯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文化；魂，凸顯中華文明的基本內核、價值觀念和黃河文化一脈相承。
黃河見證了中華民族烙下炎黃的底色
世紀之交，有國外學者提出「夏娃理論」，即大約在距今10萬至5萬年間，一部分早期現代人從東非向世界各地擴散，取代了在世界各地生存的原住古人類，成為全世界現代人共同的祖先。然而，近年來，我國的考古發現實證了中國擁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特別是北京大學王幼平教授團隊在河南鄭州地區老奶奶廟遺址發掘出土的距今5萬到4萬年左右的遺蹟和遺物，以及高星教授帶領的團隊在黃河上遊的青藏高原開展距今10萬到4萬年間遺址的考古發掘，進一步證明中國是東方人類的故鄉，是同非洲並列的人類起源最早之地。
新的研究證明，尼安德特人距今4萬年左右仍然生活在歐洲；在歐亞現代人的基因中仍有1 %— 4 %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說明尼安德特人並非在來自東非的人類到達之前已經滅絕，其基因被現代人所繼承。最新的DNA研究成果顯示，中國南方人所具有的男人基因主要是黃河中遊地區的古代中原地區人群，其在南方人來自男性方面的DNA佔80 %多。對此，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認為，「夏娃理論」顯然是錯誤的。
河南省濮陽西水坡遺址M 45出土的用蚌殼精心堆塑的龍圖案
龍是黃河文化的顯著標識，是中華民族的圖騰。河南省濮陽西水坡遺址發現了3組用蚌殼堆塑的圖形，山西陶寺遺址的龍紋逐步成熟化與格制化，河南二里頭還發現有多件鑲嵌綠松石的青銅牌飾，上面的圖案也略似龍紋。中國的龍文化發展大致有3個時期：早期夔龍，長得像蛇一樣；秦漢時期的龍長著翅膀；宋元明清時為華麗的「黃龍」，鹿的角代表畜牧業，牛的頭代表農耕業，蝦米的眼睛代表漁業。因為龍，我們擁有了共同的文化理念。
我們有共同的「龍根」。中國古人類學者吳新智院士提出：生活在東亞地區的人類，從遠古至今，有著極高比例的鏟形門齒的特徵。這種門齒是東亞地區蒙古人種的突出特點。中國境內的人，具有80 %以上的鏟形門齒比例。而在歐洲和非洲，這種門齒所佔百分比僅僅是個位數。這也實證：中國人是在中華大地連續進化的。
我們有共同的「龍語」。2021年11月，《自然》期刊發布了來自多國研究人員聯合公布的研究成果，提出包括現代日語、韓語、土耳其語和蒙古語等同一語系的語言以及說這些語言的人，都起源於大約9000年前住在西遼河流域的種植穀子的人群。隨著這些人群遷移，其後代語言在數千年的時間裡，就隨之向北、向西、向東傳播，併到達黃河流域。商朝中晚期開始規範漢字，秦朝統一六國文字，從此「龍語」在中華大地生根。
有文獻記載，黃河流域早在上古時期就產生了炎黃二帝的傳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慶柱認為，黃河稱謂與黃帝相關，黃帝和黃河，一個是人，一個是自然，黃帝大戰蚩尤就在黃河，沒有黃河也沒黃帝。黃河在商代的《卜辭》裡叫「高祖河」。《水經注》稱黃河為「上河」，說明黃河排位始終靠前。《漢書?地理志》最早出現黃河的正史記載。這個時期，「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土」最重要。因為「土」 是承載「人」的，「土」是黃色的，也是金貴的。黃河和黃帝能演變為黃河文化的基本符號，是與黃色的、金貴的大地之「土」相關聯的。
黃河中遊是炎黃文化發源的核心區。從地理維度看，黃河在中國南北方的大河和大江中 居於「中部」。從文化維度看，由舊石器時代的河北泥河灣、陝西藍田、山西芮城等地古人類 及秦嶺地區、河南許昌與鄭州等地現代人遺存，到新石器時代的裴李崗遺址、仰韶文化、河南龍山文化，等等，主要的中華史前文化分布在黃河流域中遊。從歷史維度看，文獻記載的五帝活動區域主要在黃河中遊。考古學與遺傳學證實蒙古人是鮮卑人的後代。匈奴、鮮卑人也認為黃帝是他們的祖先。黃河因為黃帝成為中國獨特的母親河，黃河又使黃帝成為中國的人文始祖。
黃河孕育了五千年未中斷的中華文明
食為政首，谷為民命。商朝武丁統治時期重視農業，形成「修政行德，天下鹹驩，殷道復興」的武丁盛世景觀。3200多年前的黃河流域殷墟甲骨文刻辭「王大令眾人曰協田」，正是反映了早期王權在農業生產中的重要作用。武丁時期有了民心的基礎和國力的保證，便開始實踐強國的夢想，對一直以來威脅商朝安全的周邊國家進行討伐，最終取得勝利，擴大了中原王朝的疆域和向四方的影響力。
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商代「王大令眾人曰協田」刻辭卜骨
中國人自古以來敬畏土地，歷代政權重視農業。5000年來，重視糧食及糧食安全，一直是全體中國人的持續共識。這也回應了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結論：在人類歷史上出現過20多個文明形態，只有中國的文化體系長期延續發展而從未中斷。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勝前認為，中國文明起源不是某一點的突破，而是一個體系的建 立，其根源是以農業起源為基礎的文化格局。距今12000年左右，人類邁入考古學上的新石 器時代，全球最適宜人類生存的黃河和長江流域發生「農業革命」。走過了數百萬年的中華大地上，先人們告別洞穴，走進新紀元。從這一時期開始，黃河流域中原腹地出現了大規模的 「李家溝人」和「李家溝文化」。
黃河流域是最早栽培粟和黍的地方，成為種植這兩種作物的旱地農業起源的大溫床。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更發現了近9000年前的炭化稻米。農業是文明之母，黃河流域農業的起源奠定了農耕文明的基礎。從史料記載的黃帝開始，直至北宋，沿黃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一直走在中華民族的前列，華夏文明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一直在沿黃地區。可以說，黃河滋潤的土地連同土地上農耕文明孕育的強大精神力量和價值觀，是中華文明五千年未中斷的基礎。
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皇城臺豎立長石雕圓立柱，呈現較早的「中華（花）」
黃河岸邊的石峁遺址皇城臺發現了豎立長石雕圓立柱。立柱為「中」型，立柱上面雕有 「花」（華）紋，意為大地母親，彰顯王權。這是目前王城立柱上發現較早的王權之花，也是華表演進的源頭。北魏以前沒有「花」字，「華」亦為「花」。對於 「華夏」一詞的來歷，目前學界多認為「華」即花，原為我國中原地區仰韶文化的玫瑰花的一種標誌，後來和燕山腳下的龍圖騰標誌的部族，形成中華文化的共同體。《尚書》中，周朝認為自己是黃帝的後裔，自稱為「有夏」，也自稱「華夏」，後又將周王朝分封出去的諸侯國稱作「諸夏」或「諸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慶柱認為：中華民族的魂就是「華」，是崇尚和信仰「華」即「花」的人群。廟底溝文化的人群，也是近代以來所說的最早「華人」。現在的「華山」也是由廟底溝文化的花卉紋彩陶而得名。
對「華夏」的認同一直在延續。從《史記》記載的「五帝時代」，經夏商周至秦漢、魏晉南北朝再至唐宋，歷代王朝的都城均在「大中原」地區，這也就是「擇中立國」的佐證。宋代以後金元明清王朝建都北京，仍然是「擇中立國」的延續，大金王朝的都城就稱為「中都」，他們認為「燕京乃天下之中」。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慶柱認為：黃河中遊的中原地區保存著中國境內最為重要、最具「中國歷史文化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中國「國家文化」的文化遺產。
我們有深厚的農耕文明上產生的優秀文化。在我國5000多年文明史上，黃河流域有 3000多年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分布有鄭州、西安、洛陽、開封、安陽等古都。黃河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關中文化、齊魯文化等，從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到隋唐佛學、儒釋道合流、宋明理學，經歷了多個學術思想繁榮時期。在漫漫歷史長河中，黃河流域沉澱了《詩經》《老子》《史記》等經典著作，產生了儒、釋、道、墨、法、兵等各家學說，湧現了一大批思想大家。在繪畫、雕塑、篆刻、書法等藝術門類中出現了《熹平石經》《祭侄文》《女史箴圖》《步輦圖》《清明上河圖》等傳世名作和麥積山、敦煌、雲岡、龍門石窟等藝術寶庫，湧現出閻立本、皇甫軫、吳道子、顏真卿等丹青大師。在科學技術方面，黃河流域產生了最早的天文曆法家和數學。《考工記》《禹貢》《水經注》《齊民要術》《夢溪筆談》等反映了我國工、農及地理學等方面的技術成就。應該說，黃河流域深厚的農耕文明為儒釋道學說發展融合，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形成，提供了源流。
歷史表明，中華文明不但沒有中斷，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居於世界領先地位，一個重 要原因是，中華民族高度重視歷史著作的撰寫與史學的經世致用功能，形成了世界上絕無僅 有的「文化長城」。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主任楊共樂認為，兩河流域與古 埃及人居民發明了文字，積累了豐富的文獻，編撰了法典，但就是沒有產生史學。在古代， 只有古希臘和中國創造了與歷史有密切關係的史學。但古希臘的史學主要涉及其當代戰爭史，沒有產生數代史家連續依時敘事的作品。而在古代中國，史學乃國之要事。從《竹書紀年》《史記》到《資治通鑑》，賈誼、司馬遷、班固、司馬光等一大批歷史學家的文化擔當，匯集了黃河文史之大成，集中展現中華各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連續不斷的史學巨著既是中華文明燦爛成就的體現，更為中國人的精神家園輸送了無窮的食糧。
黃河哺育了中華民族和諧大家庭
距今5000多年前仰韶文化時期的陝西臨潼姜寨聚落遺址，體現了一種凝聚和內向式的聚落格局。中國這種「聚焦文化」不同於源自古希臘的西方「散焦文化」，因為有了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同心圓式的原始和諧家園便勾勒出中華大地上追求一統的文化傳統。
中國國家博物館展示的距今5000多年前仰韶文化時期陝西臨潼姜寨聚落遺址（模型）
黃河流域還有很多類似的大型大家庭聚落遺址。如仰韶文化晚期，河南中西部伊洛鄭州地區是秦王寨類型，山西南部汾水流域是西王村類型，陝西關中渭河流域是史家類型，內蒙古南部河套地區是海生不浪類型，陝西西部和甘肅東部的涇水流域是南佐類型，甘肅東部渭河上遊是大地灣類型。其中，甘肅秦安大地灣是一個扇形山坡上的大型聚落遺址，從山下到山頂有一條中軸線，將遺址劃分為對稱的兩片。中心是處在中軸線底端的901號大房子。中軸線的兩邊則有數百座中小型房屋，儼然是一座都城的雛形。這種格局開啟了中國宮殿建築中心對稱的先河。
黃河流域的農耕文明形成的聚焦文化，深刻影響著黃土地上的人們。距今6000年左右開始，黃河中遊地區的廟底溝文化向周圍地區擴散，到距今5300年前後，其影響力南達長江中遊，北抵河套，東到黃河下遊，西至黃河上遊地區，第一次出現了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一個文化圈。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勝前認為，中國早期的都城，最西不超鹹陽，最東不過開封，中間點差不多是洛陽，其北面就是北京。若以洛陽到北京的距離為半徑畫一個圓，基本上就是我們經常講的中華文明的核心區。大中原成為中華文明聚焦中心。
歷代王朝主動推進大一統。以黃河文化價值觀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和倫理道德，是我們民族和國家融合統一的靈魂。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推進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著手解決一個地域遼闊的國家政權治理難題。漢武帝為適應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建設的需要，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便由私學一躍而成為佔據正統地位的官學。經過漫長歲月的浸潤，儒學滲透到中華民族生活的各個方面。秦漢至南北朝，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民族大融合的第一次高潮，使黃河文化在地域上大大擴展。這時，黃河文化的覆蓋面已遠不止黃河流域，而達到了兩漢的疆域，其文化的影響力遠及西域、日本與南海。從隋、唐至元末，中國境內又再次掀起一個民族大融合新高潮，使黃河文化的覆蓋面進一步得到擴展。至清朝建立，黃河文化與周邊的諸種文化相融合，便進一步成長為中華民族文化。
黃河兒女積極推進多民族的融合。在文化演進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黃河文化也正是吸收、容納了不同地域的草原遊牧文化、農耕文化、民族文化，從而形成了多元統一的文化體系。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提出的「重瓣花理論」認為，花心是中原文化區，內圈的東、東北、東南、南、西南、西北和北部都自成一個文化區，其外圍從東南起按順時針方向數，有東越、 閩越、南越、甌越、夜郎、滇、南詔、吐蕃、烏孫、匈奴、東胡、契丹、肅慎等，也各有其文化特點，只是走向文明的時間較晚。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母體和主幹。在武丁、婦好、趙武靈王、文成公主等黃河兒女推動下，黃河文化以其主體性與核心性展示著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成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精神支柱與文化主軸。特別是近代以後，在寇深禍亟的嚴峻形勢下，我國各族人民手挽著手、肩並著肩，英勇奮鬥，浴血奮戰，共同書寫了中華民族保衛祖國、抵禦外侮的壯麗史詩。
中國文明的起源和發展一直是沿著多元一統的軌跡曲折前進，以至形成現在以漢族為主 體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構成多元一體的「大一統」格局。如今，「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已成為華夏兒女共識，黃帝故裡拜祖大典每年吸引諸多海內外炎黃子孫。歷史終將證明，推進祖國完全統一必定實現。
黃河打開了中國面向世界的胸懷
一萬年前後，黃河上遊就有了東西交流。黃牛、綿羊和山羊，以及大麥、小麥，包括銅和鐵，基本是通過黃河上遊從地中海、中亞地區傳到中國西部，再從西部的黃河上遊傳入內地。中國科學院大學楊益民認為，公元前3000年晚期，由黃牛、綿羊和山羊引發的牧業革命，「是中國早期國家誕生的催化劑」。因為黃牛、綿羊和山羊，它們不僅能提供肉、皮和骨等初級產品，也能提供奶、毛、畜力等次級產品，在衣食住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在建築業、運輸業、採礦業和重工業方面，黃牛的負重或拉車功能，可以提高食品、陶器、食鹽等輕工業產品、重工業原料和礦石的運輸效率。黃牛、綿羊和山羊成為第一產業的主力，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提供原料和動力，是青銅時代城市化和複雜社會興起的經濟基礎。
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陝西西安鮮于庭誨墓出土的 「三彩釉陶載樂駱駝」
黃河是一條溝通亞歐大陸的文化運河。中國社會科學院李國強認為，公元前6世紀中葉，波斯崛起，成為橫跨亞歐非的龐大帝國，為三大洲道路連接提供了條件。公元前4世紀，隨著亞歷山大東徵，貫穿東西的交通線得以連通，由歐洲、中亞進入我國中原的交通線也暢通起來。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正式貫通了中原至西域的通道。公元73年，班超前往西域，之後甘英奉命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由此打通了由西域至條支和安息，並抵達波斯灣沿岸的道路。通過絲綢之路，我國的絲綢、茶葉、瓷器、漆器等商品源源不斷輸出到沿線國家；來自中亞、西亞以及歐洲的珠寶、藥材、香料以及葡萄、胡麻、胡桃、胡蘿蔔、胡瓜等各類農作物絡繹不絕進入我國。為了爭奪對中國絲綢貿易之利，公元571年，拜佔庭聯合突厥與波斯發起了一場長達20年之久的「絲綢之戰」。此外，公元5世紀前後，我國的茶葉通過陸地和海上絲綢之路陸續傳入南亞、中亞、西亞。茶葉改變了中世紀歐洲人的生活方式，茶葉貿易影響了中世紀歐洲的資本和經濟體系。隨著中國瓷器的大量輸入，歐洲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隨之發生重大變革。
東西方交流是多樣的。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是沿黃地區最為輝煌的四大科技發明，是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寶庫的重大貢獻。17世紀，培根曾認為：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三大發明已經改變了世界範圍內事物的面貌；印刷術改變的是學術，火藥改變的是戰爭，指南針改變的是航海業。19世紀以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從社會發展的高度來論述三大發明對歐洲社會的作用。馬克思認為：「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推動了世界歷史的進步，推動了人類文明的新發展。
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距今4000多年前舞蹈紋彩陶盆，青海大通上孫家寨出土。一般認為舞蹈圖直實生動地再現了先民們在重大活動時群舞的熱烈場面
黃河沿線文化交流遍及音樂歌舞、天文歷算、文學語言、服裝服飾、生活習俗等社會生 活的方方面面。被稱為「民樂之王」的琵琶，在南北朝時通過絲綢之路從波斯經由西域傳入我國，不僅在隋唐成為九部、十部樂中的主要樂器，而且造就了無錫派、平湖派、浦東派、崇明派等多個琵琶流派，以及《塞上曲》《夕陽簫鼓》《十面埋伏》等傳世名曲，白居易、元稹、蘇軾等文人墨客都曾留下詠嘆琵琶的千古詩詞歌賦。在唐代，琵琶從我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由我國傳入日本的螺鈿紫檀五弦琵琶，至今收藏於日本奈良東大寺，堪稱世界藝術寶庫中的稀世珍品。在絲路之上有不少文化使者名垂千古，如鳩摩羅什、法顯、玄奘、鑑真傳播佛教。13世紀義大利旅行家、商人馬可?波羅經中東遠道而來，歷時4年多，於1275年到達元大都。他在我國遊歷17年後寫下《馬可?波羅遊記》，激發了歐洲人對古老中國的熱情嚮往。
黃河打開了中國人的胸懷。古代絲綢之路在不同歷史時期雖然有起有伏，但通過貫穿東 西方的陸海通道，最終實現了人類文明史上商品物產大流通、科學技術大傳播、多元文化大 交融。由古代絲綢之路所匯聚的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價值理念，是人類文明進步繁榮 的精神內核。古代絲綢之路奏響了道路相通、貿易流通、文化互通的歷史序曲。進入新時代， 「一帶一路」推進人類文明進步，加速人類發展進程。
黃河點燃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激情
九曲黃河，奔騰向前。鴉片戰爭後，隨著列強入侵和國門被打開，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經 歷了劇烈變革的陣痛。為了尋求救亡圖存之策，各種救國強國思想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特別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黃河岸邊，開始呈現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畫卷。
「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一方面，抗日將士渡過黃河，奔赴抗日一線奮勇殺敵。另一方面，各界有識之士投奔革命聖地延安。日本人1942年5月出版的《華北共軍現狀》披露，北平大學生到大後方去的佔六成，投奔解放區的則達七成。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1939年《黃河大合唱之保衛黃河》手稿
「堅持人民至上」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政治立場。自從1943年4月，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通過會議決定黨旗樣式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旗幟從未改變。鐮刀代表農民階級，錘頭代表工人階級，中國共產黨始終把人民寫在自己的旗幟上。
1944年夏天，曾3次過草地的29歲戰士張思德，到延安的安塞縣燒炭時因窯洞塌方犧牲。毛澤東同志獲悉後，要求派人站崗值班，防止遺體被狼吃了，並要儘快挖出遺體，買一口棺材裝殮。3天後的追悼會上，毛澤東同志發表了題為《為人民服務》的演講。
延安革命紀念館展廳內有一幅老照片：長條桌上擺有8個碗，群眾正在向自己認可的候選人碗裡放入黃豆。這是中國共產黨實行民主的生動實踐。這也是對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談及人民和政府關係時的回應：「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了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民主，希臘文稱為「人民的權力」，中國共產黨稱為「人民當家做主」。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決抵制西方所謂「憲政」、多黨輪流執政、「三權鼎立」政治思潮的侵蝕影響，走出了一條「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道路。
1945年，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延安提出如何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毛澤東同志回應：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一路走來，勇於自我革命是破解歷史周期率的一把鑰匙。
回望黃河兩岸，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在百年奮鬥歷程中，弘揚偉大建黨精神，頑強拼搏、不懈奮鬥，湧現出一大批視死如歸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頑強奮鬥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獻的先進模範，形成了長徵精神、延安精神、抗戰精神、西柏坡精神、焦裕祿精神、 「兩彈一星」精神、抗震救災精神、載人航天精神、工匠精神、科學家精神、抗疫精神、脫貧攻堅精神等偉大精神，構築起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深深植根於中華文化的沃土之中，深刻汲取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讓自己強大起來。2021年11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宣告，「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作者：翁淮南 系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理事、中國國家博物館圖書資料部主任）
責任編輯：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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