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到了生命最後一天你會怎麼活（我們能否選擇生命最後怎麼活）

2023-09-22 02:28:23 4

澎湃新聞記者 朱瑩 實習生 丁超逸 陳詩雨 孫凌霄 劉欣寧 薛柯

編輯 黃霽潔

31歲那年，一個平常的日子裡，江雪凌寫下了生前預囑。

她在海口生活，是一名建築設計師。第一次知道生前預囑，是2017年看到了作家瓊瑤寫給兒子兒媳的公開信。信中，79歲的瓊瑤希望自己不論生什麼重病，不動大手術、不進加護病房、不插管，「幫助我沒有痛苦地死去，比千方百計讓我痛苦地活著，意義重大！」

這封信讓很多人關注到生前預囑——這是一種人們在健康或意識清楚時籤署的指示文件，說明在不可治癒的傷病末期或臨終時，要或不要哪種醫療護理。

國內常用的生前預囑，為「選擇與尊嚴」網站推出的《我的五個願望》文件：我要或不要什麼醫療服務；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療；我希望別人怎樣對待我；我想讓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麼；我希望誰來幫助我。

通過填寫生前預囑，人們可以選擇如何度過生命最後一程。

江雪凌覺得，生前預囑「特別有意義」，未來遇到緊急狀況，可以自己做主，而不是讓別人替自己決定。她選擇不要支持治療，不要疼痛，「儘可能體面地結束」。

填完後，她建議妹妹也填一下，妹妹覺得無聊。丈夫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想這些有的沒的？

這讓她意識到，每個人對生死的認知有很大差異。她擔心，生前預囑不具備法律效力，是否治療由家屬說了算。

意外的是，生前預囑「入法」了。

2022年7月5日，深圳遺囑庫。

今年6月，《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修訂稿通過，生前預囑首次被寫入地方法規。《條例》2023年1月1日開始施行，深圳成為國內第一個實現生前預囑立法的城市。

深圳生前預囑推廣協會會長李瑛說，生前預囑立法，最大的意義在於保障個人的生命自主權，同時為醫護人員制定醫療決策提供保障。

過去，因為病人放棄治療、家屬不同意，引發了不少醫療糾紛。立法後，醫生會尊重患者的選擇。

我的生命我做主

江雪凌想要填寫生前預囑，源於弟弟的經歷。

弟弟5歲時，有一次高燒，誤服過量安眠藥導致腦損傷，自此智力殘缺，無法表達，時不時發癲癇。

父母二十多年如一日，為他穿衣餵飯、排便翻身。攢的錢都砸在兒子身上，對自己苛刻到菜捨不得買，也無暇顧及兩個女兒。

江雪凌開始思考：這樣的生命有沒有意義？如果弟弟有意識，他會願意這樣毫無尊嚴地活著嗎？

她變得沒有安全感，擔心意外隨時會到來，買了很多保險，「把方方面面想到位了」。

26歲生孩子那年，江雪凌疼了一天一夜也沒生出來，醫生想人工破水，找她丈夫籤字，丈夫踟躇不定。江雪凌在產房痛得想罵人。

後來，她被送上手術臺剖腹產。籤字時，丈夫沒找著，她自己籤了。等孩子生出來後，醫生說，胎兒枕後位卡住了，「再生三天也生不出來」。

她慶幸沒有把籤字權交給丈夫，以他的性格，又會猶豫很久。「為什麼生命不能由自己做主，要交給別人決定？」

在「選擇與尊嚴」網上簽了生前預囑後，她覺得開心，「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生活在深圳的陳薇有相似的感受。幾年前，她認識的一位大哥，心臟手術後成了植物人。陳薇去看望的時候，他癱在輪椅上。跟他說話，他毫無反應，眼睛往上斜。

陳薇一下哭了。她想，自己要成了這樣，「我就不要活了。」

之後，她另一位好友突然確診肺癌晚期。吃靶向藥、做化療後，副作用很大，舌頭上冒出十幾個潰瘍，食物必須打成汁；她還得了甲溝炎，用鉗子拔指甲時，痛得抱腳嚎叫。

去世前一年，好友給陳薇打電話，說自己堅持不下去了，讓陳薇幫她找安樂死。然而還沒找到，她就走了。

聽聞消息那一瞬，陳薇舒了口氣，「她終於不用受罪了。」

經歷好友的離世，陳薇覺得，要麼開開心心、有質量地活著，要麼痛痛快快地走。

今年4月，她在深圳人民醫院做手術。擔心手術出意外，又不想家人擔心，她僱了個人籤手術同意書。

住院期間，她偶然看到電視上的節目提到生前預囑，遺憾要是早點知道，好友也許用得上，自己也不必僱人籤字。

之後，她聯繫到深圳市生前預囑推廣協會。協會找來兩位醫生做見證人，陳薇填了兩份預囑，讀了出來，錄了像。預囑中，她寫了臨終通知的人，追悼會從簡，死後做超度法事，需要義工幫助等。

籤生前預囑，讓她覺得踏實，可以提前掌握自己臨終時的行動，不省人事時不至於憑人擺布，家人也不會手足無措，「以後再有什麼問題，我也不怕了。」

她沒告訴親友，怕他們不理解。只在病友群裡說了，大家都不知道生前預囑是什麼，以為她要放棄治療。

「選擇與尊嚴」網站創始人羅點點曾在多個場合解釋，生前預囑不是要人放棄搶救，而是讓每個人有放棄或者不放棄的權利，怎樣選擇，沒有對錯，「只要選擇了，就是你的尊嚴」。

羅點點是開國大將羅瑞卿之女，從醫多年。婆婆生命最後時刻喪失了神志，靠呼吸機維持，羅點點和家人做出了停用呼吸機的決定。婆婆走後，羅點點總忍不住想，這是不是媽媽想要的？自己有權利替她做決定嗎？

直到後來發現了婆婆生前寫下的紙條，要求生命末期不進行過度搶救。她感到後怕，紙條上若是別的意思，怎麼辦？

她意識到，應該把生死的權利交給本人，這樣也能避免家屬像猜謎語一樣，逝者生者都不安。

2006年，她和朋友成立了「選擇與尊嚴」網站，提倡尊嚴死和生前預囑理念。

生前預囑最早出現在1976年，美國加州通過了《自然死亡法案》，允許成年人填寫生前預囑，臨終前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統，依照自己的意願自然死亡。為推廣這一觀念，1993年，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夫婦雙雙籤下生前預囑。至今，已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將其合法化。

依照美國「五個願望」文件，羅點點邀請醫學、法學等專家，制定了中國版《我的五個願望》。每個願望細分為多個選項。任何人都能在網站上填寫，兩名見證人籤字，即可生效。填寫的內容可隨時修改和撤銷。

羅點點強調，生前預囑指向的是尊嚴死，一種既不提前也不拖後、儘量有尊嚴的自然死亡，和提前結束生命的安樂死有本質區別。

「病人想知道，應該尊重他」

大約20年前，北京王府中西醫結合醫院安寧療護病房主任劉寅遇到過一個肝癌病人。

家人對他隱瞞了病情。去世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醫生，我到底得的什麼病，怎麼治不好了？」

後來，劉寅問病人的兒子：「如果你生病了，希望自己做主還是別人替你決定？」

兒子說，當然自己做主了。

「那你為啥剝奪你父親的權利啊。」

兒子不說話了。

20年過去，劉寅發現，大部分中國病人，尤其腫瘤晚期病人，不知道自己病到什麼程度，「死得稀裡糊塗的」。

在世俗觀念裡，癌症意味著死亡，病人一旦知道，「絕望了，死得更快」，因此，「別的病都能告訴，得癌不能」。

北京協和醫院緩和醫療中心主任寧曉紅也發現，越重的病，病人越不知道，欺騙是一種常態，「就連病人自己都知道，大夫在騙我，家屬在騙我」。

也有病人，讓醫生去問自己的家人，「自己把權利放棄了。」

寧曉紅覺得，病人想知道，應該尊重他。

家屬不讓告知的時候，大部分醫生出於自我保護，會繞開病人，跟家屬談，因為病人走了，醫鬧的是家屬。這導致，決定權很多時候不在病人手上。

劉寅認為，把選擇權交給病人，正是生前預囑的意義所在。

從醫30多年，劉寅見過各種各樣的死亡。她發現，大部分末期病人插著管子，「身上只要有孔的地方都可以插」，生存質量很難保障，治療無效的時候，希望快點結束。

寧曉紅也經常聽病人說，「我不去受那個苦」、「走到哪算哪」，希望不要搶救，「非常從容地面對」。

然而，2018年中國生命關懷協會疼痛診療學術大會發布的數據顯示：每年因癌症離世的患者超過200萬，其中僅5%能有尊嚴地離去。英國經濟學人智庫發布的《2015年度死亡質量調查報告》也顯示，在80個受訪國家和地區中，中國大陸死亡質量居第71位。

當面臨要不要搶救、插管等重大決策時，家屬也很為難：積極救治，不一定能恢復；不救治，又會落下不孝的名聲，擔心遭到別人的譴責。

劉寅說，很多家屬並沒有判斷能力，也沒有思考時間，「大夫拿著個單子說你快籤，病人馬上不行了，你籤還是不籤？」

她發現，不少家屬受「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觀念影響，堅持「有一口氣就要好好治」。不論感情、輿論還是道德壓力上，都很難做出放棄的決定。特別是拔掉鼻飼管，等於把人「餓死」。

李瑛在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老年科工作多年。她發現，很多老人抗拒做有創救治，但家屬堅持要做，不惜傾家蕩產，欠下很多債，最後人還是走了。

事後，家屬說，「假如是我，我肯定不要救了，但她是我媽，我沒辦法看著她就這樣子走掉。而且我在社會上也沒辦法交代。」

李瑛自己也經歷過這樣的時刻。二十多年前，她的母親得了慢阻肺，有一次病重救過來後，說的第一句話是：「你們為什麼要把我救過來？我又要回來受罪了。」

李瑛理解母親，「但對我們親人來說，希望她活得更好。」

過了大半年，母親去世了，沒有搶救，走得很安詳。

之後，她的父親因為腎癌進了ICU，出院後召集家庭會議，交代以後無論自己生什麼病，都不要進ICU，輸點氧氣和點滴就好了。

後來，父親病情惡化。送他去醫院路上，李瑛特別糾結，要不要送他進ICU。

她最終遵循了父親的意願。三個小時後，父親去世了。

寧曉紅說，一些醫院希望病人住ICU，醫生覺得，延緩死亡就是勝利，家屬一聽醫生說「不進肯定死」，就進了。但實際上，一些在ICU的救治屬於無效醫療，只能暫時延緩生命，多活幾天或一兩個月。

她建議，進ICU前，應該讓緩和醫療醫生和病人、家屬溝通，告知進去之後的情況，是不是病人想要的。「有的（病人）可能會覺得，進去（ICU）也是死，還不如多陪陪家人。」

劉寅強調，生前預囑就是告訴大家，不要做無意義的醫療，它還可以減輕家人放棄治療後的道德負罪感。

江雪凌80多歲的外公，臨終前，堅決不進ICU，不想「戴呼吸機，像牛鼻子拴著一樣」。他安慰子女們，不要因為籤了放棄治療而懊惱，這是他自願的，子孫都很孝順，他很知足。

出院後，他跟老伴交代好後事，在睡夢中離去。葬禮上，大家「都很懷念他，很感激他」。

江雪凌後來意識到，外公生前那番囑咐，相當於他的生前預囑。

然而現實中，即便病人表達了自己的意願，家屬完全遵循的很少，很多病人因此抱憾離世。劉寅記得有位老教授，臨終前一直說想回家，遠在國外的女兒則希望他在醫院治療。保姆只能哄老人：「再堅持下，馬上帶你回家」。沒等到回家，老人就去世了。

寧曉紅說，籤生前預囑，其實是一個跟家人表達自己的想法、獲得家人支持的過程。醫生可以拿著它跟家屬溝通，帶領家屬去思考，病人為什麼做出這樣的選擇，引導家屬理解，最終尊重病人的選擇。「實際上是在化解衝突。」

李瑛自己也填了生前預囑，她覺得，迴避死亡，可能會把臨終時面臨的問題留給家人，不如讓家人知道自己的想法，幫助自己按照意願告別。

談生前預囑，意味著談論死亡

寧曉紅辦公桌上常年擺著生前預囑，送給有需要的病人。她自己填了一半，擱置了。

直到去年12月，有一天午飯後，她突然咳嗽，一口氣上不來，過了幾十秒才喘上氣。那個瞬間讓她意識到，死亡隨時可能發生。晚上回家後，她趕緊填完了剩下的內容，讓丈夫籤了字。

她發現，其實身邊很多人都需要生前預囑。去年在食堂吃飯時，她聽到兩位老教授交談，其中一位說，她91歲的表姐，不想插管進ICU，不知道該怎麼辦。

寧曉紅告訴老人，生前預囑可以解決這個難題。

老人很感興趣，說她幾個同學也想了解。寧曉紅便建了個群，群裡有近10位老教授。

然而，在把生前預囑文本發群裡後，群裡靜止了，沒人出聲。

寧曉紅覺得，對很多人來說，生前預囑還很生僻，需要志願者主動問候和解釋，引導老人們去了解、討論，他們可能才會填。

但在羅點點看來，生前預囑應該堅持「第一時間緘默」原則，不去推銷，不打擾，對方需要再解釋。

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會長王瑛回憶，2006年網站剛成立的時候，國內幾乎沒什麼人知道生前預囑。

2013年，羅點點成立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通過到醫院、圖書館等公共場所擺放生前預囑宣傳冊，辦生命教育講座等方式，傳播生前預囑理念。

被婉拒是常態。志願者在醫院發宣傳冊，被人投訴；在街頭髮問卷，被扔到臉上。

寧曉紅所在診區門口，有一段時間放過生前預囑宣傳冊，被人拿去墊屁股。也有人拿去看，但沒有人收集反饋。放了一陣子，沒人維護，就沒再放了。她覺得，推廣上可以多想些點子，比如，做成屏幕上的滾動信息。

「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中，（人們覺得）最好還是不要談論臨終，或者死亡。」羅點點說。

李瑛母親去世前，寫了四五頁紙的遺囑交給她。她當時接受不了，當著母親的面燒了，說：「你現在好好的，幹嘛寫這樣的東西？」

後來父親病重的時候，跟她說：「我們可能在同一條路上走的時間不會太久了。」她馬上岔開話題，「覺得好像談了，爸爸馬上就會走」。

李瑛說，自己作為醫生，見慣了生死，但面對親人離去，也不願意談論死亡，「身邊很多醫務人員都這樣」。

很多病人也不願談生前預囑。劉寅說，臨終病人很敏感，一提生前預囑，會問「我是不是馬上要死了？」只能試探著談一兩句，病人有一點不耐煩，就立刻停止。

談論的時機很關鍵。病人正常的時候，跟他談，他會有情緒；還在救治的時候談，等於告訴他快不行了；終末期比較合適，病人有決策判斷能力，也有時間安排後事。

劉寅發現，大部分病人沒有聽說過生前預囑。有填寫意願的，大多有文化知識和決策能力。她很少主動跟病人介紹生前預囑，只在病人有需求的時候，給一份《我的五個願望》。只有一位肺癌晚期病人，看新聞知道有生前預囑，開心地說她需要，讓發給她。

劉寅覺得，生前預囑最好在健康的時候或者生病初期填，到臨終時不至於慌忙，沒想清楚就做決策。

在「選擇與尊嚴」網站上，至今只有5萬多人籤署生前預囑。

寧曉紅深有同感。她所在醫院的醫護，知道生前預囑的非常少。病人籤了生前預囑，也不一定能實施。一是文本容易丟失，哪天突然昏迷，「誰也不知道它在哪」。即便拿出來了，家屬反對，要求搶救，醫院會很為難。

2019年，江蘇省老年病醫院曾試行生前預囑，兩年後已基本擱置。該院血液腫瘤科主任樊衛飛談到，生前預囑在當時不具備法律效力，具體治療措施，醫生還是要和患者家屬溝通，「短期內推廣開來很難。」

劉寅在實踐中發現，從網上下載的生前預囑沒有法律支持，醫生只能參考，根據預囑，重新拿出醫院的文件，讓病人籤字。「一旦有了法律的保護，就不同了。」

像有一束光照進心裡

父親走後，李瑛大受打擊，很長一段時間，一直糾結自己做得對不對，直到第二年接觸了緩和醫療，感覺像有一束光照進了心裡。

緩和醫療又稱舒緩醫療、安寧療護，是一種提供給患有危及生命疾病的患者和家庭的，旨在提高他們生活質量及面對危機能力的系統方法。

接觸緩和醫療後，李瑛對醫學和生命有了全新的理解。過去，她一直覺得應該盡一切努力去救治病人。現在，她發現，對不可治癒的末期病人來說，更需要的是「身、心、社、靈」全方位的照護。

具體來說，就是停止無意義的治療，控制病人身體上的痛苦和不適症狀；同時，提供心理和靈性上的支持和疏導，幫助患者實現臨終前的願望。

學習緩和醫療後，李瑛慶幸父親去世前交代了不進ICU，又遺憾如果早點學了，能更好地送走父母。

羅點點形容，生前預囑和緩和醫療是「一對天生的、面目良善的姐妹」。患者提前籤署生前預囑，在臨終或者重病時接受緩和醫療服務，才能達到尊嚴死的目標。

1967年，英國女護士西塞莉·桑德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緩和醫療機構聖·克裡斯多弗護理院。隨後，美、德、法等國家紛紛效仿。

2016年開始，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與英國聖·克裡斯多弗護理院合作，開展聯合培訓課程，教授緩和醫療理念、技術，培養傳播緩和醫療的人才。至今開展了五期。

寧曉紅所在的北京協和醫院，今年年初開設了緩和醫療門診。她發現，末期病人和家屬，很需要專業緩和醫療人員的支持和引導。她見過一些家屬，不知道該怎麼辦，鬧情緒，要告醫院。她跟家屬溝通後，家屬說「你跟我捋完之後我就知道了」。

李瑛是聯合培訓課程的學員。通過學習，她發現緩和醫療的社會需要量很大，但知道的人很少，導致緩和醫療服務難以落地實施。

2019年培訓結束後，她回到深圳，為其他人進行培訓。2020年退休後，還在繼續從事緩和醫療。李瑛說，很多病人和家屬得知她在做緩和醫療，聯繫她，說想轉到安寧療護病房。

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位70多歲的腎衰病人，剛從ICU裡搶救過來，腎功能非常糟，隔天就要透析，不透的話會死。老人透析時很痛苦，被兩三個人摁住、手腳綁起來，才能堅持做完三四個小時的透析。家人看他遭罪，也很痛苦，又捨不得他。

後來，老人的兒子找李瑛求助。李瑛去病房看老人時，老人說，寧願死也不願再透析。

李瑛於是召集病人的妻子、兒女們開家庭會議，向他們介紹緩和醫療、生前預囑，說明老人的想法。

最終，家屬決定尊重老人的意願，不再做透析，讓他去安寧病房。

進去後，護士按照老人意願，給他撤除了透析管、鼻飼管、深靜脈置管。不再被綁著，老人跟換了個人似的，精神狀態好了很多，一看到醫護人員就笑眯眯的，豎起兩個大拇指。

後來，老人想回家，李瑛團隊到老人家裡提供居家服務，直到三周後老人離世。

老人的兒子很感謝李瑛，說爸爸走得很安詳，他很心安。

李瑛說，緩和醫療不僅解決病人的問題，還要關注家屬照顧病人的負擔、親人離世的打擊、經濟壓力等。他們病房的社工，曾幫助貧困病人聯繫慈善組織，爭取經濟上的援助。

王瑛告訴記者，人一生的醫療費用，約80%花在最後幾個月。在她看來，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沒有意義的，是浪費的」。有了緩和醫療，可以降低患者生命末期的治療花銷，同時把這部分醫療資源放到對那些可治癒病人的救治上。

當看到病人能舒適安詳地離世，李瑛很有職業價值感。她覺得緩和醫療把病人、家庭、醫療、社會「四輸」的局面轉為「四贏」，讓走的人得到善終，留下來的人能好好活，「生死兩相安」。

生前預囑入法之後

李瑛沒想到，生前預囑入法後，會引發這麼大的反響和關注，「起到了一個非常好的宣傳作用」。

事實上，從2010年開始，就有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連續六年提議在中國推廣生前預囑和緩和醫療服務。到2016年，終於開始受到政府政策制定者的注意。2017年，國家衛健委選取五個市（區），開展第一批全國安寧療護試點工作。到2021年，試點擴大到全國91個市（區），設有安寧療護科的醫療衛生機構超過1000個。

深圳是第二批安寧療護試點城市。在深圳市衛健委的支持下，2021年4月，深圳市生前預囑推廣協會成立，傳播生前預囑和緩和醫療理念，推動立法。

直到今年6月，生前預囑被寫進《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

為確保患者生前預囑意願的真實性，《條例》對生前預囑的形式和方式作了規定：要求有公證或者經兩名以上見證人見證，見證人不能是參與治療的醫療衛生人員；其次，要求以書面或者錄音錄像的方式，有患者籤名以及註明時間等。

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林正茂在解讀《條例》時談到，關於患者是否處於不可治癒的傷病末期或者臨終時期，不是由患者或別人認定，而是由醫療機構作出醫學判斷。目前，生前預囑在實施層面還有許多細則需要完善，需要衛生主管部門作出相關指引，使該制度能夠更好落地。

寧曉紅覺得，生前預囑所涉及的條例比較粗糙，不能直接拿來實施，需要細化完善。此外，還需要釐清生前預囑由誰遞給病人、病人有疑問向誰諮詢等問題。推廣生前預囑，需要對醫護人員進行培訓，傳授遇到生前預囑如何處理。

劉寅建議，將生前預囑跟醫保卡綁定，一刷卡，醫生就能看到病人的態度，也不必擔心文本遺失。「不能把它作為不搶救的藉口」，劉寅說。

生前預囑在深圳入法，王瑛認為，這得益於深圳市政府對生前預囑的重視程度和支持力度。推廣生前預囑和緩和醫療，需要政府佔主導地位，協調各個職能部門，提供配套與保障資源，才有落地的條件。

生前預囑入法之後，在社會上的推廣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在王瑛看來，在中國開展生前預囑和緩和醫療，最難的是人才匱乏。緩和醫療作為一門臨床醫學，醫學教育還沒有在全國展開，直到近幾年，才有緩和醫療專家和推廣者進入高校開課。緩和醫療的教材書也還在編撰之中。

其次，大部分醫院剛設立緩和醫療團隊，有科室醫療建制的很少，可能會影響它在醫院獲得的資源支持。

王瑛讚賞北京協和醫院的方式：一是在全院開展緩和醫療教育，舉行講座、論壇，把醫護動員起來；二是建立緩和醫療會診制度，組織一些有經驗的醫生進行緩和醫療臨床實踐；三是把緩和醫療往醫聯體、社區延伸，在更大範圍內服務大眾。

王瑛說，另一個阻礙是緩和醫療沒有進社保，很多緩和醫療病床不掙錢，還得貼錢，「誰來出錢？」

劉寅說，目前國內很多醫院沒有開設緩和醫療病房，就是因為它涉及很多現實問題，比如，醫院考核要統計治癒率、死亡率、平均住院日、平均花費等，「這些怎麼算？」因此，很多醫生不願意從事緩和醫療，從業人員很多是靠情懷在做。但志願服務是臨時的，很難持續下去。劉寅擔心的是，目前緩和醫療學科定位不明確，影響從業人員的晉升通路。

王瑛說，協會計劃未來三年，把緩和醫療推廣的試點醫院和醫生網絡擴大，覆蓋所有試點城市；同時，幫助各地成立推廣協會，提供培訓、立法諮詢服務，推動當地的立法。至於國家層面的立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事實上，2021年1月，國家衛健委曾在《關於實施生前預囑，推進落實舒緩醫療的提案》中答覆，在民法典起草過程中，國家衛健委曾就尊嚴死、生前預囑相關問題開展專門課題研究，綜合考慮各方意見、現實條件、技術標準等因素，認為目前立法條件不成熟。因此，生前預囑未能進入民法典。

多位受訪者談到，推廣生前預囑的另一難點在於民眾對於死亡話題的接受度。因此，應該從孩子開始死亡教育。去年，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發起了「一人一校」活動，鼓勵機構或個人進入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開展生命教育。

江雪凌8歲的女兒曾問她：人死了會怎麼樣？

江雪凌告訴女兒：「一部分變成魚，一部分變成土，變成花朵，變成風，變成土豆，未來以某種方式又回來了。」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江雪凌、陳薇為化名）

本期資深編輯 邢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