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乃武案冤幾年（楊乃武與小白菜案）

2023-04-19 06:51:08 3

今天要講的案子很久遠，它發生在清代同治年間，距今已將近150年。按照清政府刑部的官方稱謂，案名叫作「浙江民人葛品連身死案」，但你一定更熟悉它的另一個稱呼「楊白案」，以及涉案的兩位嫌疑人：楊乃武和小白菜。

這起案件被認為是體現清代司法制度的最典型案例。涉案官員多達300餘名，30多名官員被革職查辦，上至慈禧太后、內閣重臣，下至小小門丁仵作，無不在這場審理大戲之中，扮演著自己的重要角色。而在案件之外，楊白案也因為新型傳媒的出現，成為街知巷聞的民間「熱點」，在正史、野乘、戲曲、影視以及當時和後世的所有媒體中，被不斷地演繹和流傳。

而這些時光蹉跎過的字裡行間，究竟有多少才是真實的楊白案？請諸君聽我從頭道來——

（本文字數：9,593）

*因為疫情，沒能去餘杭實地拍照，文中照片由杭州美女袁小圓提供。

澄清巷中的楊乃武

案子發生的地點，在浙江餘杭縣，按照如今的行政區劃，大約是杭州市餘杭區餘杭街道（俗稱「老餘杭」）一帶。餘杭縣的古縣府在苕溪北岸，在縣衙和學署之間，有一條古老的鬧市街，名字叫作澄清巷，這起震動朝野的冤案男主角楊乃武，就住在這條以「澄清」為名的巷子西首。

（餘杭地圖/《餘杭縣誌》）

楊家世代以務農和養蠶種桑為業，家境小康。楊乃武的父親名叫楊樸堂，有二子一女，長子楊乃文（不是中國臺灣那位歌手哦）早夭，小兒子就是楊乃武。

楊樸堂的女兒名叫楊菊貞(淑英)，是一位頗有見識、性格剛強的女子，楊乃武還在襁褓之時，便由她照看撫養，姐弟兩人感情很深。楊菊貞少年守寡，之後立意守節，搬回娘家居住，楊樸堂去世後，她便和弟弟一家一起居住。

楊乃武字書勳，又字子釗，因為排行第二，人稱「楊二先生」。他出生於1836（胡瑞瀾《招冊》）或1838年（《申報》），案發時38歲或36歲。

和世代務農養桑的祖輩不同，楊乃武從小聰明好學，很早就考中生員（秀才），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楊乃武中舉，成了當時餘杭縣唯一的一名舉人，若不是這起「楊白案」，他大概會成為楊家光宗耀祖之人。

（明清科舉各級考試名稱）

大家知道，從明代開始，中國的科舉制度就開始逐漸走偏，失去了選拔人才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但是參加科舉的人數，卻成倍地增加，而一旦走上「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條道路，科考（做官）就成了唯一的目的，幾乎沒有其他出路，只能終其一生被困科場。

一方面是競爭人數逐年增加，另一方面考試本身有失公平，那麼考場失意的大多數，自然會產生許多怨憤和不滿。格局比較高的人，也許會開始反思制度本身的弊病，但大部分的落榜者，難免就會把自己的嫉恨交加，遷怒在科舉得意的「幸運兒」（比如楊乃武）身上。導致「楊白冤案」的原因之一，也與這種「嫉妒」脫不了干係。

(廣東貢院中的號舍/1873年)

但是，楊乃武的舉人身份，同樣成為他日後平反的一個重要原因。舉人和秀才雖然只差一級，但秀才只是有了「功名」（進入了「文化人」的階層），舉人卻具有了做官的資格，算是進入了統治階級的圈子。

所以楊乃武雖然還沒做官，但已經被浙江籍的大小京官和浙江鄉紳（退休官吏和文化精英），默認為「自己人」，日後浙江士人聯名申冤等一系列的「洗冤運動」，實際上維護的是浙江「士林同類」的共同聲譽。

（1894年會試真題）

楊乃武一共結過三次婚，第一任妻子吳氏早亡，第二任妻子姓詹，後來被稱為大楊詹氏。大楊詹氏在案發當年（1873年）九月初八死於難產，楊乃武又續娶了妻妹詹彩鳳（小楊詹氏），案發之時，詹彩鳳剛剛嫁入楊家未久。

楊乃武考中了舉人，但尚未入仕途，雖然家中世代務農養蠶，會有一部分收益，但除此之外，楊乃武還需要有某種與自己文化人屬性相符的「職業」。

關於楊乃武的職業，有兩種說法。他的妻子詹彩鳳在呈控上說，楊乃武「以授業教書為生」，但這一點沒有任何佐證；按照楊乃武女兒的回憶，楊「偶爾替人寫狀書」，相當於一位兼職訟師。

（周星馳的《審死官》就是以訟師為主角的電影）

訟師又稱狀師，類似今天律師的角色，因為中國古代一般老百姓多為文盲，更不通曉法律，所以訴訟需要「有文化」的士人代勞。明清兩代，江南一帶訟師很多，收入也頗為可觀。

但在正統觀念中，訟師被認為是挑撥社會秩序的「訟棍」，朝廷也會刻意打壓訟師。所以楊乃武妻子的呈控，很可能是考慮到這個職業的負面形象，將丈夫的職業改成符合正統的塾師。但實際上，楊乃武對法條和訴訟程序都非常精熟，顯然不是一個「只業私塾」的教書先生能做到的。

那麼，楊乃武是不是後世許多文學作品中的專業「訟棍」呢？楊乃武是「訟棍」的說法，最早源自紹興人李慈銘，他在日記中稱楊乃武為「訟棍無賴」，這本《越縵堂日記》名聲極大，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後來楊白案作品的改編。

但李慈銘與楊乃武雖然是同代人，但從未有過交集。況且李才名雖大，人品卻頗令人詬病，他身為御史對權貴「不敢置一詞」，卻在日記裡「是非顛倒」（文廷式），「看不到真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魯迅）。所以李言之鑿鑿的「訟棍無賴」一說，真實性其實很可疑，楊乃武女兒「兼職訟師」的說法，應該更接近真相。

（拘押訟棍/清《時事報館戊申全年畫報》）

但即使是兼職訟師，也不免和當地官員結怨，因為訟師的所作所為，本質上是對朝廷法律權威的一種挑戰。

與楊乃武同代的文人（比如上面提到的李慈銘），都對這位兼職訟師的舉人相當鄙夷，批評他不守（文人）本分，「好持吏議短長」（對當地官員指手畫腳）。而楊乃武女兒回憶中，楊乃武「性情耿直，平日看到地方上不平之事，他總是好管多說」，無疑對應了這一點。

總結起來，這位新科舉人，和所有以儒家濟世精神要求自己的傳統知識分子一樣，有著很強的社會責任感，性格上剛強孤傲，原則性很強，也有不諳世事險惡的天真。但同時，他和許多江南人士一樣，頭腦靈活精明，很會應付考試，也具有很強的「實戰」能力，可以說兼具「滑頭」和「刺頭」，顯然不是符合封建理想的安分忠順型文人。

這也是冤情昭雪之後，清政府官方和主流文人仍對楊乃武陰陽怪氣地諷刺和大潑髒水的一個原因，其中頗有一點警誡士林的意思。

（清末地方衙門審案，原告被告匍匐於下，訟師沒有資格出庭）

除了偶爾代人寫狀，楊家的另一項收入來自房租，也正因為出租房屋，他和案件的另一位嫌疑人小白菜，才開始有了交集。

倉前鎮上的小白菜

這話還要從小白菜的身世說起。

小白菜本名畢生姑（野史中廣泛流傳的「畢秀姑」是訛名），生於鹹豐五年（1855年），案發時18歲。畢生姑生於餘杭倉前的畢家塘村，父親名叫畢承祥，太平天國佔領杭州時（1860/1861年）死於戰亂，畢生姑的母親王氏帶著女兒貧苦度日，後來改嫁了一個名叫喻敬天的小販（另說是糧差）。

（餘杭倉前老街/袁小圓）

畢生姑相貌秀麗、皮膚白皙，從小就是個美人坯子，但繼父喻敬天卻對這個「拖油瓶」頗為嫌惡。從小開始，畢生姑的日常，就是整日幫助母親做粗活。喻敬天家隔壁鄰居姓沈，家主沈體仁是個木匠，沈體仁的妻子同樣是續娶的，這位後妻也姓喻，是喻敬天的遠親。

喻氏的亡夫名叫葛奉來，兩人有一個獨子，名叫葛品連（訛名葛品蓮），乳名小大，出生於1845年前後。葛奉來去世很早，喻氏獨自撫養葛品連，太平軍攻打杭州時，葛品連被太平軍擄去，當時無夫無子的喻氏於同治二年（1861年）改嫁木匠沈體仁。

然而第二年（1862年），葛品連從太平軍那裡逃了回來，繼父沈體仁便推薦他到豆腐店當夥計。沈、喻兩家當時是鄰居 遠親，又各有一個「帶過來」的孩子，兩家便為他們訂了親。這樁婚事的主動一方，是葛品連的母親喻氏，訂婚時葛品連大約17歲，畢生姑只有7歲。

（1990年電視劇《楊乃武與小白菜》中的畢生姑，陶慧敏飾）

一晃到了同治十年（1871年），畢生姑成年（15歲），出落得亭亭玉立，因為她喜歡穿白衣綠裙，所以人稱「小白菜」（然而這個綽號，並不見於當時的官方文獻和新聞報導，只是在民間廣為流傳）。此時葛品連也已經二十五六歲，他找來母親喻氏，到準丈人喻敬天家商量成婚事宜。

喻敬天雖然對繼女頗為嫌惡，討要起彩禮卻絕不馬虎，他要葛品連建造新房，並拿出洋錢（銀圓）80元做彩禮。清末物價波動大，購買力也與現在不同，折算出一個具體的等價數值有點困難，但80銀圓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更別說除彩禮外，還要再拿出一套新房。

身為豆腐店小夥計的葛品連自然無力籌措，他只好求一位姓許的乾媽說情，兩家最終講定，葛品連先借用嶽父家房屋作為婚房成親，除彩禮80元外，再拿60元洋錢作為「宴席費」，也就是說，喻敬天總共索要了140元洋錢（後來翁同龢在批改供狀時，稱此為「巨款」），終於同意讓繼女出嫁。

當時喻敬天一家，已經搬到澄清巷居住，楊乃武家因為祖宅毀於戰火，也暫時租住在一家姓姚的人家裡，姚家和喻家相鄰，楊、喻兩家算是成了暫時的鄰居。後世野史中楊乃武與小白菜「為近鄰早有私情」的說法，大約源自於此。但其實，楊家在喻家隔壁暫居不過數月，祖宅修繕完畢，楊家便搬了回去。

葛、畢兩人於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成親，婚後兩人先是住在喻家，但喻敬天很快便藉口房屋狹窄，催促兩人趕快搬走。

葛品連的繼父沈體仁，是楊乃武家重修祖宅時聘用的木匠，楊家新蓋的屋舍有三層三底（每層三間屋子，一共三層），頗為寬敞（這也說明當時楊家經濟狀況不錯），還有幾間閒房。

葛品連的母親喻氏便託人和楊乃武籤訂租約，月租800文，葛、畢兩人於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成婚一個半月後），正式入住楊乃武家。

畢生姑的身世和她與葛品連的婚事，是這個案件中資料最翔實的地方（很多都精確到月日），然而諷刺的是，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世，新聞報導還是文學創作，畢生姑的早年經歷，卻恰恰是與事實出入最多的地方。

一個比較盛行的「改編」是，畢生姑是葛家的童養媳（由婆家從小養育，待成年時圓房，一般也無須彩禮），這種說法雖然與事實嚴重不符，卻流傳廣泛。

將畢生姑寫成童養媳，除了會令她的身世更加悽苦（類似的還有畢是被拐賣的孤女等等），更有「看點」外，更深層的原因在於葛、畢二人婚姻的「不般配」。

畢生姑聰明伶俐、年輕貌美，葛品連則「肥矮痴醜」，成婚時已年近三十（按清末社會標準，絕對屬於大齡剩男），加上「童養媳」這個身份，可以很方便地解釋「笨伯得喜耦，巧妻伴拙夫」（清黃南丁氏《楊乃武與小白菜》）的不合理之處。

（傳統花轎1870s-1880s /湯瑪斯·蔡爾德/ Sidney Mishkin Gallery）

雖然畢生姑的繼女身份以及繼父討要的大筆彩禮，也能解釋通這種「不般配」，但是童養媳的身份（婚姻不自主），卻能為楊、畢二人的「自由戀愛」，賦予某種情感上的合理性。所以這類作品，一般都走才子佳人路線，渲染的是楊、畢二人的「孽緣」。

還有一種和事實違背的「再創作」，就是讓畢生姑婦德有虧。因為這樣的敘述，在「名節大於天」的社會裡，葛、畢二人婚姻的天平，便會向「老實人」葛品連無限傾斜。比如楊白案同代人編寫的《清代野記》和《清朝野史大觀》，就大肆渲染畢生姑的「土娼出身」，出嫁前便「醜聲早著」，這樁冤案也變成了豔情獵奇故事。

其實，在案件初始階段的主流輿論中，楊乃武「風流放宕」（《申報》）、「好漁色」（《餘杭大獄記》），是這起桃色案件中的「引誘者」，這也無疑更符合社會敘事的「邏輯」（楊年長、社會地位高，更有情場經驗）。然而隨著輿論逐漸向楊乃武傾斜，他身上的「汙點」被洗刷成了「清白」，那麼，要如何解釋一位貧苦的新婚少婦，能夠成功誣陷一個比她年長、比她社會地位高許多的舉人呢？

（1963年邵氏電影《楊乃武與小白菜》）

於是畢生姑的「屬性」，便被不斷地「加碼」，從一開始那個婚姻不如意、被引誘的「水性」弱女子，變成了寡廉鮮恥、謀害親夫後誣陷正人君子的蛇蠍毒婦，不但擁有龐大的姦夫團（「據其自述，所私者可坐四五席」），而且姦夫中全是知縣兒子、縣衙仵作、衙役這類能夠左右判案的人物。

實際上，這個案子從頭到尾，從未有過一項證據，能夠證實畢生姑和任何人有私情，然而畢生姑的「不清白」卻從來毋庸置疑。就像她的婆婆喻氏在供詞中講不出兒媳的出軌證據，卻反覆強調畢生姑「生得好」，知縣劉錫彤在審判中說「你如此年輕貌美，怎麼可能沒有姦夫？」，畢生姑的美貌，就足夠成為罪證本身。

那麼，楊乃武和畢生姑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關係？我們不妨先來看一下，這起案件中關於兩人「私情」的證據。

（1963年邵氏電影《楊乃武與小白菜》）

「私情」與流言

葛、畢兩人於同治十一年（1872年）四月二十四正式入住楊乃武家，葛品連因為需要凌晨起來做豆腐，常常住在作坊裡，很少回家。楊家當時的女主人是楊乃武的第二任妻子大楊詹氏，楊乃武的姐姐也和他們同住，畢生姑常常幫忙做家務，楊家人都很喜歡她，經常叫畢生姑與他們同桌吃飯，畢生姑也常請楊乃武教自己識字。

畢生姑幼年喪父，繼父喻敬天用她賺取一大筆彩禮之後，便催促新婚夫婦搬走（在房子尚未有著落的情況下），在日後所有事件中，全都處於「事不關己」的狀態，他對這個繼女的嫌惡冷漠可見一斑。

楊家的家庭環境，則和畢生姑的原生家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楊乃武和姐姐楊菊貞感情很好，嶽丈家不僅家產豐實，對這位女婿也頗為欣賞。楊乃武受冤被判死刑後，楊家人不惜傾家蕩產進京告御狀，足見家人之間有著深厚的信任（要知道楊可是「與人妻通姦謀害人夫」這種嚴重傷害夫妻和嶽家感情的罪名），即便以現在的標準來看，也稱得上一個相當難得的家庭。

（楊乃武教畢生姑讀佛經/餘杭楊乃武與小白菜奇案展示館）

畢生姑未嫁和初嫁時，經常遭受市井無賴的調笑騷擾，自從搬入楊家租住，因為楊乃武性格強勢剛直，無賴們不敢再招惹畢生姑。畢生姑在這個家庭裡，可以說第一次感受到某種安全感和溫情。

那麼楊、畢之間是否存在某種情愫？也許。楊乃武恐怕是畢生姑從小到大，唯一對她表現出一點和善憐惜的男人，她和楊乃武同桌吃飯、請楊乃武教她習字這些舉動，看起來也的確有些曖昧。

按照當時正統的禮法，年輕少婦不應與「外男」有這類的接觸（哪怕有旁人在場）。但這樣的規矩，更多是中上層的行為準則，窮苦人家就不會這樣「講究」（畢竟很多時候，婦女不得不拋頭露面維持生計），畢生姑很可能沒有這方面的意識。

受西方文化影響，清末的社會風氣漸漸開放，「男女授受不親」這樣的「鐵律」，在實踐中不免發生了鬆動（比如《老殘遊記》中，未婚女子會自己招待陌生的男客人）。

楊乃武性格「落拓不羈」，與三教九流接觸得多，大概不太在乎這些「規矩」。況且畢生姑習字的目的，也不是「共讀《西廂》」式的調情，而是讀佛經。

明清兩代佛教在平民婦女中非常盛行，信佛本不稀奇，但一個新婚妙齡少婦主動學習佛經（而不只是儀式上的拜佛敬香），這一點還是頗為反常。她對宗教的「求知慾」，更多的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方式和精神解脫，來補償從小就匱乏的溫情，一個女人要對幸福有多麼絕望，才能在最美好的年華嚮往空門呢？

（電視劇中的畢生姑和楊乃武/1990年《楊乃武與小白菜》）

另外畢生姑的真實性格，也遠遠沒有社會輿論裡那麼「鮮活」，有關她的證據裡，畢生姑永遠沉默木訥，被丈夫毒打時也一言不發，實在被逼急了便剪斷頭髮打算出家。這實在和那個被塑造出來的有手腕有心計的蛇蠍毒婦相去太遠。

事實上，案發時畢生姑成婚未久，葛品連又常不在家，年僅18歲的她，很可能對男女情事依舊很懵懂，對人心險惡和世俗「禮法」也知之甚少，比她年長一倍的楊乃武，也許更接近她嚮往已久的父親形象。在楊家這個她從未擁有過的和睦家庭裡，畢生姑偷偷享受著一點善意和安寧，然而好景不長，謠言很快便接踵而至。

前面說過，楊乃武為人厲害，無賴們不敢上門，於是開始炮製「羊(楊)吃白菜」的謠言，據說還畫了張「羊吃白菜」，夜裡張貼到楊家門牆（此事真實性存疑）。但這樣的謠言也能從側面說明，對畢生姑，無賴們未能得手。

另外，如果畢生姑真的「醜聲早著，街坊皆知」，注重名聲、馬上就要參加鄉試的楊乃武，豈能同意讓她做房客？

（北京曲劇《楊乃武與小白菜》）

據楊乃武的女兒回憶，這類流言蜚語傳播時，「我父親母親尚不知道」，不過謠言倒是很快傳到葛品連耳中（很有可能就是故意讓他聽到的）。

葛品連屢次看到妻子與楊乃武「同桌共食」（注意這裡的「同桌共食」並非只有楊、畢兩人，還包括楊的妻子和姐姐），於是懷疑兩人有姦情，連續幾個晚上悄悄潛回家中，躲在屋簷下竊聽，不過只聽到楊乃武教畢生姑讀佛經。儘管如此，葛品連還是把這些傳聞匯報給了母親喻氏和丈人喻敬天。

喻氏於是也偷偷潛入楊家觀察，看到畢生姑和楊家人同桌吃飯，便向街坊鄰居大肆談論此事。後來楊家要漲房租，葛品連又找到母親「商借」，喻氏便對兒子說外面閒言很多，勸他另行租屋居住避嫌，葛品連於是攜妻搬到了喻敬天表弟王心培家隔壁居住，楊、畢二人從此再未見面。

這段「避嫌移居」看似合理，但有幾個地方相當奇怪：一是喻氏向街坊談論畢生姑這件事。前面說過，無論是葛品連還是喻氏，都沒有發現楊、畢「私情」的真憑實據。

那麼喻氏為何在毫無確鑿證據的情況下，不顧兒子的臉面，宣講兒媳的「不檢點」呢？（試想一下，如果你發現兒媳和房東有點曖昧，會不會轉頭就和街坊鄰居八卦自家兒媳出軌了？）

（1990年中國臺灣電視劇《夢斷江南》，畢、楊分別由俞小凡和張晨光飾演）

另外就是葛品連搬家的時間點。按理說，如果喻氏真的覺得兒媳和楊乃武有私情，或是為了避免流言蜚語（雖然她自己就是流言的一大源頭），那麼就應該儘快勸兒子搬家。同理，如果葛品連真的懷疑妻子和楊乃武不清白，自然也會想要儘快搬走。

葛品連母子二人暗中偵查的事情，發生在同治十一年七八月間，然而直到同治十二年閏六月，葛品連才攜妻搬走，也就是說，從謠言出現到葛品連搬家「避嫌」，中間隔了將近一年，搬走的真正觸發事件，卻是楊乃武要漲房租（另說葛品連欠租數月，楊乃武向他討要）。

我們再來看葛品連的性格，楊乃武在京控的供詞中，稱他「兇狠好鬥，樹敵眾多」，主審的胡瑞瀾則援引據地保王林供述，說葛品連「盛（素）行懦弱」。

考慮到楊乃武更像是為自己脫罪而擴大嫌疑人範圍（若葛品連真是如此暴徒，楊乃武會把他招為房客，和妻子、姐姐同住嗎？），地保王林的證詞大抵上更接近事實，但若說葛品連完全懦弱可欺，倒也未必如此。

從葛品連能從天平軍中獨自逃回、曾經聚眾打群架（但他沒敢像其他人一樣咬斷手指，地保便以此作為葛「懦弱」的證據之一）、懷疑妻子不貞便暗中窺探、託人監視，之後又對妻子痛罵毆打等等事情來看，此人並非完全沒有「心眼」和「脾氣」。

與其說他懦弱可欺，不如說是「沒主見」和「沒分曉」，比如，他會選擇相信無賴的謠言（雖然這些人連楊家的門也不能靠近）而不相信自己妻子，雖然沒有發現妻子任何出軌跡象，還把此事向母親和丈人「匯報」等等。

（電影《小白菜》1955年）

葛品連搬家後的行為，也能體現這種性格。搬家之後，葛品連請王心培代自己監督（監視）妻子（文藝作品裡負責監視的「葛三姑」是杜撰），以防她再和楊乃武往來。

畢生姑在楊乃武家居住時，葛品連不但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除了偷窺和打報告），還在楊家又住了將近一年（每天仍然上夜班）。等到搬家之後，明明偷情機會大幅度降低，葛品連卻在此時開始嚴加防範，這番操作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更有可能的是，讓葛品連想起「提高警惕」的，是母親喻氏「外面閒言很多」這番話。葛品連看似奇怪的態度，其實是幾度起伏的結果，即：聽到無賴的謠言——懷疑妻子——潛回家偷窺卻沒發現證據——疑心未消——向母親、丈人匯報——又住了將近一年——聽喻氏說起流言——疑心又起——拜託王心培監視妻子。

葛品連搬家之後，王心培兢兢業業地履行自己的「監督」任務，沒有發現畢生姑與楊乃武（以及其他任何男性）往來。那麼畢生姑的「本分」，有沒有讓葛品連稍微安心了呢？

答案是沒有，不僅如此，在八月二十四這天，葛品連以家裡沒有醃菜為由，對妻子痛罵毆打，畢生姑難以承受，剪斷了頭髮想要出家。這件事甚至驚動了喻氏和丈母娘王氏，當王氏斥責他「怎麼能因為這種小事打我女兒？」時，葛品連才辯解說，自己只是為畢生姑和楊乃武之前的事出氣。

這種說法很令人困惑，所謂楊、畢「之前的事」，就是「教授佛經」和「同桌共食」。這在當時的確算是「不檢點」（私德有虧），按照當時的社會規則，葛品連也的確有理由生氣（打老婆）。但問題是，這兩件事情發生在同治十一年的七八月間，葛品連「隱忍」了一年多，此時卻突然義憤填膺，想起來為自己出氣嗎？

如果之前是因為在楊家隱忍不發，他完全可以在搬家之初就「教訓教訓」畢生姑，如果畢生姑有新的「不檢點」，他完全可以說「你怎麼又和楊乃武如何如何」，無須另找一個蹩腳的藉口。葛品連以醃菜為藉口打妻子，其實也說明他的「理虧」。

（楊乃武手書，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那麼讓葛品連如此痛打老婆的「氣性」，究竟是從何而來呢？

我們之前說道，葛品連是個很容易被他人言辭左右、不會理性思考並且多疑的人，所以這次「痛打老婆」事件最有可能的導火索，不是葛品連時隔一年才「反應過來」，而是市井中新的流言。也就是說，關於楊乃武和畢生姑的流言蜚語，在八月末這個時期，又重新興盛起來，葛品連聽在耳裡，於是「新仇舊恨」一起湧上心頭，回家便痛打了妻子一頓。

可我們都知道，關於男女情事的謠言，大約是這個世界上傳播最快的東西，可楊、畢兩人之間的「八卦」，卻「按捺」了一年多，才開始廣為流傳，這難道不也很奇怪嗎？所以更有可能的是，雖然謠言的內容沒變，但傳播者卻換了。從頭到尾，楊乃武和畢生姑的謠言，其實至少經歷了三波「發酵」。

第一波謠言發生在同治十一年夏天，製造和傳播者是未能染指畢生姑而眼紅的無賴們，這波謠言影響力一般，緋聞男主角楊乃武和重要相關人士大楊詹氏全都一無所知；

第二波謠言的主要貢獻者是葛品連的母親喻氏，傳播範圍大約比之前的大一點，但影響範圍依舊有限；

而第三波謠言，參照葛品連痛打妻子的時間點，發生在同治十二年八月末，到九月初楊乃武妻子大楊詹氏難產去世，街坊便又流傳出大楊詹氏是因為與丈夫發生口角（發現了兩人姦情）去世，楊、畢二人之間的謠言也達到了最高峰。

葛品連搬家之後，楊乃武和畢生姑再未見面，根本也沒有新的互動，按理說不應該引發新的「爆點」。那麼八月末到九月初這段時間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導致兩人之前的「黑歷史」被重新扒了出來，一下子成了「熱點」新聞呢？

唯一的變化，就是楊乃武中了舉。

（同治十二年癸酉科江南鄉試題目）

江南的鄉試，多在八月初舉行（所以叫「秋闈」），一般要考九天六夜，閱卷時間則規定為10天，故而放榜日（要擇日支）在八月末或九月初，正和流言甚囂塵上的時期重合。實際上，當時關於楊乃武的流言，不止「楊吃白菜」一種，楊的「緋聞對象」，也不止畢生姑一個。比如《申報》關於楊白案最早的這篇報導中，就提到楊乃武的醜聞，不僅包括家暴妻子，還說他早就和前小姨子、後來的妻子小楊詹氏有不倫關係：

「禹航某生者，素以風流放宕自豪，不拘繩檢，其軼事常流布人口。相信其閫君失歡於生,遭其毆斃;接腳夫人則本屬小姨，冒提鞋劃襪之嫌而蹈南唐故轍者也……」

(申報《記禹航（餘杭）某生因奸謀命事細情》1874-1-6)

實際上，楊乃武續弦妻妹是由丈母娘力主的，考慮到大楊詹氏死於難產（傳言中卻是楊家暴毆打致死），楊乃武丈人家很可能也是為外孫考慮（如果楊乃武續娶別家女子，大概率不會像親姨媽那樣疼愛遺孤）。

當時的社會，小姨嫁給姐夫的情況，並不少見，但隨著楊乃武風光中舉，他就陡然擁有了許多「生活作風問題」。他和畢生姑的「私情」，其實只是當時眾多流言之一。然而不幸的是，就在這個當口，葛品連暴斃而死。

葛品連不會知道，他的死亡不僅會徹底改變畢生姑和楊乃武的命運，並將在浙江官場掀起驚濤駭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