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溥儀哪個版本比較好（我的前半生這本書）

2023-04-18 06:42:12

愛新覺羅·溥儀——綿延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位皇帝，他的一生都充滿了傳奇色彩。

1967年10月17日，他永遠地離開了人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仍在為當過最高封建統治者而深深地懺悔，當然他也為最終成為一個公民而感到欣慰。

圖 | 末代皇帝溥儀

臨終前，他留給人間的最後一句話是微弱而令人心酸的：「我還不應該死呀，我還要給國家做事呀！」

作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從天上走到人間的皇帝，與他相關的一切，都在後來成為了「大熱門」，尤其是他寫的《我的前半生》一書，更是給無數讀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這本書在剛出版沒多久，就加印了近200萬冊。這本書在世界各國都十分暢銷，有的日本人看了書後痛哭流涕地說：「八年戰爭中國並沒有打敗日本，但溥儀的《我的前半生》，卻讓無數日本人跪倒在地！」

《我的前半生》這本書其實並非溥儀獨立創作，而是由溥儀口述，作家李文達代筆。

他同溥儀一樣是這本書的作者。當時為了這部鴻篇巨著，他曾近百次前往故宮，循著溥儀在宮中的嬉戲與成長的足跡，冥想小宣統在這裡登基、被朝拜的宏大場面。

他對這裡的一宮一門都是那麼熟悉，乃至與溥儀共同完成這本書後，被朋友們稱為「半個清史和故宮專家」。

李文達曾對執導過電影《末代皇帝》的導演貝納爾多·貝託魯奇說：

「從您的影片中，可以看出，您對溥儀的理解是準確的，但這裡的『龍』並不是『龍的傳人』中象徵一個偉大民族祖先的『龍』，不是封建迷信者或欣賞者心中的『龍』，也不是譁眾取寵，只抓票房價值者口中的『龍』，而是被神化成鬼化了的變形的人。這便是溥儀的『人—龍—人』三部曲。」

但是，令李文達怎麼都沒有想到的是，「人在家中坐，糾紛天上來。」

他從沒有想過，在《我的前半生》一書問世26年後的一天，自己竟會被卷進一場複雜的糾紛案中，他的「作者」之一的身份，早在該書出版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被確認。

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一位名叫李翰祥的導演，以拍《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而被人們所熟知。

他找到李文達，說道：「義大利的導演拍《末代皇帝》這是屬於侵權行為，你可以把版權交我在香港登記，我給你一筆絕對讓你滿意的錢，還有你寫過的一篇有關溥儀後半生的東西，我們也一起籤個合同。」

李文達是一個3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知識分子，他在天津上南開中學時便參加了學生運動和地下革命活動。

1936年，正在上海美專求學的李文達放棄學業，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去前線抵禦日本的侵略，他在江浙一帶多次打遊擊，與裝備精良的日本軍隊浴血奮戰。

後在《淮海報》任戰地記者，在新四軍中做過青年工作和教導員。解放後，李文達一直在重要的部門工作，幾十年的革命生涯給他帶來了極為嚴謹的工作作風，還有永遠不曾泯滅的理想和信念。

圖丨溥儀

對於黨內和社會上的不正之風，他內心是痛恨的，在痛恨的同時也增添了警惕。

面對這樣一筆輕而易舉就能得到的可觀收入，他首先想到的是，一個公民更不要說一個黨員，怎麼有權私自與大陸以外的人籤訂合同呢？

「籤訂合同的事，我不能答應，因為我還有組織。」李文達很有禮貌地謝絕了李翰祥。

幾天以後，李翰祥的侄子又打電話給李文達，再次要求蹉商此事。李文達仍然彬彬有禮地拒絕。

但李翰祥轉而公開宣稱李文達只是拿了稿費，不擁有版權，這使李文達生氣，也極為慶幸；幸虧沒有和他籤訂合同。

對於別人的誤解甚至歪曲，李文達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了。冤屈再大，也不會超過那七年的鐵窗生活了。

況且，現在和過去的確不可同日而語，自己完全可以公布事實讓天下人明白真相。

如果這一次再不說清楚，受到損害的不僅僅是自己，而是中國出版界的聲譽。

李文達在書房裡提起了擱置多日的筆，回想起20多年前那個戴著深度近視鏡，既有著獨一無二的複雜經歷又像不諳世事的孩子，既有點可笑又有點可憐的老夥計——溥儀。

圖丨溥儀

那是20多年前了，李文達剛到群眾出版社就擔任編輯室主任，一位五十開外動作有些遲鈍的人來到辦公室，他對屋內所有人都點頭招呼，畢恭畢敬，他就是李文達首次見到的溥儀。

「你們說要給我出書，太謝謝了。我也不太會寫，原來那個簡單的油印本是我弟弟主要執筆的。」溥儀顯得很誠懇。

出版社另一位同志說：「老李，你手上事不多，你幫助他修改一下吧。」

李文達說：「我花上個把月的時間試試吧。」

溥儀高興地走上前去，握住李文達的手說：「謝謝您！」

幾天後，也就是1960年4月，李文達帶上幾本新印出的灰色封面的《我的前半生》，又帶著編輯準備大刪大改時用的剪刀和漿糊，來到香山腳下的植物園。

此時，溥儀在技術員指導下，學習溫室下種、育苗、移植等工作，李文達在溫室裡找到他時，他正幹得津津有味。

「我們領導很支持我寫書，讓我以後上午勞動，下午和您一同研究。」溥儀頗為知足地對李文達說。

李文達在香山飯店包了一個小房間，每天午睡過後，總是看見笑容可掬的溥儀腋下夾著手提包站立在房門口，他頭一句話也總是「您睡醒了？」

然後每人各佔一張沙發椅，李文達攤開上午寫下的各種構想的筆書本，溥儀像例行公事似地從書包裡取出「看書眼鏡」，摘下「走路眼鏡」。

溥儀的經歷太複雜了，往往為了一件事情的回憶和核對，就要佔去一個下午的時間。傍晚，他們共進晚餐，從飯堂出來，李文達順山路而下，一直把溥儀送到植物園。

植物園的空氣太好了，有時候他們忍不住坐下來繼續長談，直到夜色把眼前的大山吞沒。

李文達回到住所，還繼續將溥儀談話的內容整理出來，直到凌晨一、兩點入睡。

一個月的時間過去了，李文達不僅沒有完成任務後的愉悅，相反卻增加了更多的憂慮。

他感到原來那本簡單的灰皮書遠遠容納不了溥儀的前半生。

寫的太過簡單不說，對於他思想變化的脈絡也很模糊，整本書都是以罪人的口吻痛罵自己。

關於這一點，李文達已經聽說毛主席希望溥儀不要把這本書寫成悔過書，不要通篇都是檢查。

李文達覺得，溥儀的筆是難以寫透他自己的，正像很多經歷豐富而奇特的人都是無法寫出豐富而奇特的自傳一樣。

完不成任務的心情是沉重的，李文達來到植物園，對溥儀說：「老溥，我答應您一個月修改完，可越談頭緒越多，容量越大，看來不能不延期了。」

溥儀邊用手中的小鏟一邊鬆土一邊說：「那就延期吧，能弄得更好點。」

李文達向溥儀提議，可以換換主題，不要只是認罪，可以寫一個封建皇帝是如何變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一個花木工人的。

當「工人」兩個字剛說出口，溥儀猛然抬起頭，異常激動地抽泣起來，他不是為皇帝變為工人而感傷，而是覺得從罪人變為公民太感動了。

李文達看著溥儀的樣子，心中也在思忖：這樣的皇帝古今中外找不出第二個，若不把他從「天上」到人間的經歷寫出來，就對不起人民，對不起歷史，也對不起這位到晚年真心熱愛國家的老人。

李文達決心再留下幾天，讓溥儀重新提供素材。

尤其是撫順時期的材料，在宮中、張園及偽滿的大量歷史事實和細節。具體到人物，就要有形象，但不管李文達怎麼提示，溥儀還是講不細。

從詢問中得知，溥儀基本上沒有看過文學作品，甚至連《紅樓夢》也沒有讀，這個問題還不是很大。

更麻煩的是一個養尊處優，生來就百事不操心的皇帝，對他所做過的事的歷史背景和有關人物也不甚了解。

通過多次談話李文達發現，其實只要先將事情的背景給他講清楚，然後再提問，溥儀就會滔滔不絕，說個不停。

為了模仿溥儀的口吻，李文達要讀兩遍四書五經，要尋訪已剩不多的在宮中呆過的人，要找他乳母的舊址並與她乾兒子長談。

這項工作是太浩繁、太複雜了，若要寫出一本像樣的書，別說個把月，就算是一、兩年都是絕不可能完成的。

李文達在香山延期住了一個月，每天工作十餘小時，假日也從不休息，但仍整理不出一份全面的提綱。

看來修修補補和動大手術都無濟於事，只能另起爐灶了，李文達把這個想法向領導做了匯報，領導也認為要寫出一本在國內外產生重大影響的真實的書，而決不應僅僅是一份悔罪書。

幾天以後，李文達來到東北戰犯管理所及溥儀去參觀過的幾個地方，戰犯管理所對這件事非常支持，特別把老所長請回來，把當時離開的監管幹部調回來。

李文達向他們了解了溥儀當時在戰犯管理所時的心理狀態，以及他剛進管理所時，他身上的皇帝習氣表現在哪些地方。

他們長談了幾天，使他對皇帝的性格，皇帝的所為和生活的環境有了進一步了解，他覺得回去後起碼可以向老溥提上幾百個問題。

接著，李文達又找到與溥儀共同生活過的戰犯，偽滿時的「皇娘」李玉琴，還找到溥儀參觀訪問過的老大娘、勞模、農民、工人，他們都向他提供了溥儀未能講出的許多生動的細節。

東北之行的調查僅僅是一部分，更困難的是年代久遠的晚清史料與溥儀的宮中生活。

李文達到北京圖書館查閱了清史稿，大清會典，讀了攝政王載灃日記、鄭孝胥日記、《紫禁城的黃昏》，到中央檔案館查閱了從溥儀入宮到1924年出宮這一段時間的大部分檔案資料。

許多資料尚未清理歸檔，還用當年宮裡的黃布包裹著。由於內容太多，出版社不得不派一些同志做助手，把有用和無用的進行分類。

李文達還找到了首領太監張謙和，在天津張園時期的英文翻譯蔡存耆，他們提供了許多珍貴的資料。

李文達又按提供的情況查閱了檔案和秘籍，僅溥儀在張園做寓公時期的檔案就看了差不多十平方米一屋子，李文達還翻閱了全套的《北洋畫報》、看了大量的顯微照片.....

圖丨《我的前半生》手稿

這樣地花費心血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然而這些工作僅僅是動筆前的準備階段。

溥儀和李文達共同進入了創作階段，通常都是溥儀坐公共汽車到東交民巷李文達的住所，二人你一言我一語地進行探討。

溥儀有時會為一個生動的回憶而高興得放聲大笑，有時想起自己的罪過，會淚珠縱橫。

每當李文達整理出稿子，溥儀總是三番五次地看，有時當面向李文達提問，有時在旁邊畫個記號或寫上幾個字。每次談完，李文達便拿出下次提問的提綱交給他，讓他回去思考和回憶。

隨著二人合作的步步深入，溥儀與李文達的友情也日漸加深。

溥儀自有記憶以來，便在萬人之上。從未嘗受過朋友間的友情。直到後半生才開始交友，李文達便是他無話不談的摯友。

他信任李文達，很多事情都讓他當參謀。比如他常接見外賓，他問李文達：「你看我說得對不對？」

李文達便說：「你從頭至尾，總是感謝共產黨，人家不一定愛聽。你要把你的經歷告訴人家，通過對比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了結論，這比口頭上感謝更感人。」

溥儀聽完後認真地點了點頭。

溥儀還詳細地向李文達講過自己的婚姻，他說他這些年特別渴望建立一個家庭，他的條件只要求女方是一位農村公社社員。

後來有人給他介紹了一個護士，溥儀與她接觸幾個月就結婚了，李文達記得舉行婚禮就是在五一節前一天，也就是那本50萬字的《我的前半生》送印刷廠付排的兩個多月。

以這個日期推算，李淑賢所說的在婚後常見溥儀寫《我的前半生》是難以令人信服的事。

最終，在兩個人的共同努力下，直到1964年3月，《我的前半生》先後在北京和香港正式出版，外文出版社也很快出版了有英、德文字的譯本，定名為《皇帝到公民》。

對於李文達作者的身份，溥儀沒有否認過，出版社也沒有否認。

《我的前半生》第一筆稿費一萬元，溥儀和李文達各得5000元，而且就署名問題，出版社負責人曾徵求過李文達的意見。

全國政協負責文史資料的申伯純同志也建議署上李文達的名字，但李文達認為從宣傳效果和做統戰工作出發，還是署溥儀一個人的名字更好。

二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一件清清楚楚的事情，卻成了人人各自評說的糊塗帳。

想到這裡，李文達的眼角忍不住流下幾行淚水.......

李文達一邊回憶一邊從家中走出，不知不覺走到當初溥儀和自己工作之餘經常散步的地方。

那時從這位「皇帝」到自己，從來沒有想到把這本書當作撈取任何實惠的手段，兩人一心想做的是從一個別人不可能有的角度反映新中國和中國人民的變化。

李文達回到家中，立刻提筆寫下了《我對歷史負責》的標題，他寫了一頁又一頁，有時會激動的站起來在屋內來回踱步。

圖丨溥儀在植物園工作時的場景

老伴擔心地三次催促他入睡，但他一直寫到第二天黎明。寫到結尾，他的筆不由地顫抖起來：

都是中國人，愛國應見諸行動。溥儀有一次聽完周總理同他推心置腹的講話後，曾含著熱淚對我說：「總理講得真好啊！我們愛我們偉大的祖國，我們祖國實在偉大，實在不能不愛它！」

我們每一個當事人都應捫心自問，我們的覺悟是否比得上當年的溥儀？

這件糾紛不得不交由相關權威機構來裁決了。他們依照國家有關版權規定，做了大量的調查核實工作，許許多多事實證明，李文達是作者之一。

李文達當年的上級，後曾任國家安全部部長的凌雲同志說：「我了解李文達同志與溥儀共同寫作的過程，我還告訴李文達，既要寫書，也要幫助溥儀先生，歷史上的許多事他不明白，寫完書後他就清楚了。此事我可以作證。」

溥儀的胞弟溥傑也在報刊上撰文：「第一種版本，確實是我執筆的，由大哥口述.....這份材料，只能說是一份自傳性的自我檢查....現在社會上公開發行的《我的前半生》，並不是我寫的那一本，而是由李文達同志執筆寫成的....大哥，我和我的親友們都積極提供材料，介紹情況，然後由文達同志執筆，三易其稿....文達成了我們家族親友中熟悉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