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柜說歷史喜馬拉雅歷史欄目主播（喜馬拉雅的絲綢之路與古國風俗考）

2023-10-31 19:53:27 4

喜馬拉雅絲綢之路（唐代絲綢之路「東道」）的開啟是以一系列高原王國（吐谷渾、吐蕃、泥婆羅、大羊同）之間、高原王國與唐王朝之間的和親為背景展開的。王玄策官方使團通過高原絲綢之路往返印度，並對高原王國大羊同、小羊同有了深入的了解。穆斯塘薩木宗墓地和浪卡子縣漢晉墓葬的發掘提供了研究大羊同和小羊同喪葬習俗、文化交流的實物材料。唐代絲綢之路「東道」的鑿通對青藏高原的文化交流模式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改變了喜馬拉雅地區僅通過西藏西部與新疆南部的絲綢之路進行「物」交換的局面，貫通高原南北，成為連接中原與印度的主動脈，並成為官方使團經過的重要通道，實現了「人」的直接交流。

青藏高原的山脈河流多為東—西和西北—東南走向分布，在吐蕃時期以前，除了橫斷山區之外，高原交通與交流多是以東—西方向為主導。因此南—北方向縱貫整個高原的交通路線，註定是所有路線中最為困難和充滿挑戰的。在青藏高原西部地區，古代人群沿東—西方向的跨區域溝通和交流早在青銅時代晚期已經開啟，來自中亞和歐亞草原地區的巖畫要素通過拉達克的獅泉河通道向東深入影響到藏西阿里地區。漢晉時期，漢文化沿河湟谷地向西延伸到青藏高原的東北緣，這一通道的影響力進一步加劇，來自遙遠的中原漢地的絲綢、茶葉、漆器等物品，輾轉輸入到西喜馬拉雅山脈的北麓。吐谷渾時期青藏高原北部地區東—西走向的絲綢之路完全打通了，柴達木盆地周緣作為東西方連接紐帶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北部的河西走廊，成就了該地區在古代歷史上的初次繁榮。青藏高原的北部和西部這兩個在地理上最接近絲綢之路主幹道的區域，均表現出以東—西方向的文化交流為主導、並在發展程度上領先於高原其他地區的態勢，這是青藏高原吐蕃之前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特徵。而吐蕃時期縱貫南北方向通道——唐初文獻稱之為「東道」——的打通，毫無疑問是青藏高原古代人類活動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因為它打破和跨越了自然形成的多重高山峽谷屏障，並非簡單地沿河流、山谷形成人群遷移和文化交流的通道，這與晚期沿東西方向打通橫斷山脈而形成茶馬古道的情形非常類似。由於難度太大，它必須是由官方組織、投入大量的資力、並由多方共同合作才能夠開通和維護。而一旦開通以後，其產生的影響必定是極為深刻的：一方面，「東道」為東亞的官方使節、僧侶和商隊開闢了一條除以往的陸路和海路之外第三條通往南亞的通道，而且這條通道的距離大大縮短了；另一方面，從整個人類的探索史來看，這也是首次由官方組織完成的穿越喜馬拉雅山脈峽谷通道的壯舉，是人類挑戰極端惡劣環境、打通最難逾越的天然屏障以實現跨文明交流所創造的奇蹟。

一、「和親之路」的開啟

縱貫高原南北的絲綢之路，以往習慣被稱為「唐蕃古道」或「唐—蕃—尼古道」，這一稱謂將重點放在了唐朝與吐蕃的溝通和交往上，實際上忽視了這條路線所發揮的連接東亞和南亞文明的作用。與陸地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有所不同，穿越喜馬拉雅的高原絲綢之路的開通，實際上是當時東亞和南亞文明互相慕求接觸和互聯互通的時代產物，是絲綢之路的兩端及其經行區域多個統治集團的通力合作才得以實現的。

在公元640年前後，東亞和南亞地區發生的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對穿越喜馬拉雅交通路線的開通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其緣起當是640年玄奘與摩伽陀國王尸羅逸多（戒日王）的會晤，玄奘「言太宗神武」，戒日王遂遣使通大唐。641年使節至長安，唐太宗命雲騎尉梁懷璥持節慰撫，戒日王復遣使者隨入朝。這是中印之間首次互通使節，但其具體路線缺載，無法確知雙方是否穿越了青藏高原。但自此以後王玄策的三次銜命出使印度（643年、647年、658年），都經青藏高原往返，並在第三次出使期間，在今西藏吉隆縣阿瓦呷英山嘴留下著名的「大唐天竺使之銘」碑刻。

王玄策在二十年間數次往返印度，這在古代中外交流史上是極為罕見的。這說明雖然青藏高原自然環境惡劣、充滿挑戰，但相比「自古取道迂迴，致成遠阻」的傳統陸地絲綢之路，不能不說是一條直通南亞的捷徑，而尤其重要的是，他的成功得益於當時高原諸國之間及其與唐王朝之間所創造的睦鄰友好的政治環境。青藏高原北部的吐谷渾和南部的吐蕃分別與大唐通過和親建立了甥舅關係，吐蕃與大羊同（象雄）、泥婆羅（尼泊爾）也分別以和親政策加強了交往，因此縱貫高原的絲綢之路實際上是一條「和親之路」。

639年，吐谷渾國王諾曷缽親自到長安迎親，640年唐太宗令宗室女弘化公主嫁於諾曷缽，令淮陽郡王李道明和右武衛將軍慕容寶持節送親。弘化公主是唐朝外嫁少數民族、實行和親政策的諸多公主之中的第一位，在高原上產生了一系列聯動反應。在同一年，松贊幹布派遣吐蕃大相祿東贊前往大唐求親，於次年（641）迎娶了文成公主，李道宗持節送公主到吐蕃。與送親隊伍同行的很有可能有前述大唐派遣出使印度的雲騎尉梁懷璥。639年，也就是吐谷渾向唐朝求親的同年，松贊幹布迎娶了泥婆羅國王鴦輸伐摩的女兒尺尊公主（布裡庫蒂）。再加上在644年之前，松贊幹布的妹妹薩瑪嘎嫁於象雄王李迷夏，此後松贊幹布又迎娶象雄王妃黎娣緬、弭藥（党項）王之女茹雍妃潔莫尊等，到7世紀40年代初，青藏高原諸國之間形成了一個彼此交融、和合為一家的歷史局面，從大唐經吐谷渾到達吐蕃和羊同，再跨越喜馬拉雅山脈到達尼泊爾和北印度，必經之路上的幾個政權之間和睦相處、友好合作，打通高原通道的人為障礙已經不再存在了。643年，當玄奘完成取經偉業從北印度啟程返回大唐之時，王玄策作為副使從長安踏上了出使北印度的旅程。可以想見，王玄策的使團在一開始便可能具備了安全和後勤上的充分保障，並在第二次出使中遇到突發危機時能夠順利獲取吐蕃和尼泊爾的軍事支持。

和親之路使得自長安經吐蕃、尼泊爾到達北印度的路線全線貫通，此後唐蕃雙方使節在長安和拉薩之間頻繁往來，基本都經由這一通道。在634-842年的209年間，唐蕃使節交往共290餘次，其中唐王朝派往吐蕃使節100餘次，吐蕃使唐180餘次。這一路線的開闢也使得喜馬拉雅地區諸王國與唐王朝之間建立了直接的官方往來：641年，大羊同國「聞中國威儀之盛，乃遣使朝貢，太宗嘉其遠來，以禮答慰焉」；646年，喜馬拉雅山脈深處的一個王國——悉立，遣使至唐貢方物；同年，悉立國西南的鄰國章求拔「因悉立國遣使者入朝，玄策之討中天竺，發兵來赴，有功，由是職貢不絕」；647年，毗鄰的泥婆羅國向唐王朝「遣使獻波稜菜渾提蔥」；同年，「墮婆登、乙利、鼻林送、都播、羊同……等遠夷十九國，並遣使朝貢」；651年，泥婆羅王「尸利那連陀羅遣使朝貢」。

由於這一高原通道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等條件和優勢，大唐高僧多取此道赴印取法。根據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太宗、高宗和武后三朝，計有60高僧沙門到印度求法，確定經陸路赴印的19人中，12人經青藏高原至印度或返回內地，包括玄照、慧輪、道生、玄太、道希、道方、末底僧訶、玄會等人。而取道西域和中亞地區往返印度的僅有6人。

可見，玄奘與戒日王的會晤最終促成了中印之間的官方往來，而青藏高原諸國因和親形成的和平穩定的政治環境，是這條通道得以貫通的前提和保障。玄奘通過傳統的陸路經中亞最終到達印度，如果其所經行的路線被稱為「絲綢之路」無疑問的話，王玄策等唐代使團和僧侶跨越高原諸國到達印度的通道，自然也是沒有任何理由不被稱為絲綢之路了。這一條高原通道可以說是傳統陸地絲綢之路的發展和延伸，是絲綢之路的一個分支，它的開拓和使用也是順應時代發展的歷史必然。

二、王玄策與大、小羊同

道宣在《釋迦方志》（成書於658年前後）中將途徑青藏高原到達印度的通道稱為「東道」，詳細記載了沿途所經地點和具體線路：「其東道者，從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嶺，減四百裡至鄯州。又西減百裡至鄯城鎮，古州地也。又西南減百裡至故承風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減二百裡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餘裡。海西南至吐谷渾衙帳。又西南至國界，名白蘭羌，北界至積魚城，西北至多彌國。又西南至蘇毗國，又西南至敢國。又南少東至吐蕃國。又西南至小羊同國。又西南度呾倉法關，吐蕃南界也。又東少南度末上加三鼻關，東南入谷，經十三飛梯、十九棧道。又東南或西南，緣葛攀藤，野行四十餘日，至北印度泥婆羅國（此國去吐蕃約九千裡）。」即經今天的天水、臨洮、蘭州、樂都、西寧、日月山、恰卜恰、溫泉、黃河源，越巴顏喀拉山，由清水河鎮至玉樹，逾唐古拉山經那曲入藏，然後經日喀則、吉隆宗喀到達尼泊爾加德滿都谷地。

值得注意的是，道宣（596-667）並未親自遊歷過西域和吐蕃，《釋迦方志》中對西域諸國的記載多來自於同時期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而《大唐西域記》中未見關於「東道」的記載，連兩《唐書》及同時代的其他書中都未提及，《釋迦方志》的《遺蹟篇》中還提到王玄策和李義表之事，也不出於《大唐西域記》。因此當是依據王、李二人口述或從王玄策《中天竺行記》（今軼）來補充的，「東道」即為王玄策使印經行之具體路線。尤其是其中關於「吐蕃國……又西南至小羊同國。又西南度呾倉法關」的記載，與「大唐天竺使之銘」碑刻的發現地點完全吻合。

大、小羊同國位於青藏高原西部的腹心地帶，是喜馬拉雅北麓的重要古國。喜馬拉雅通道的貫通，使唐人了解到它們的存在及其方位和風土人情。「大唐天竺使之銘」碑文顯示其所在的吉隆，「界於小楊童（即羊同）之西」，而小羊同又位於吐蕃西南，可見其地理位置在邏些和吉隆之間，即今日喀則、江孜、定日一帶。既然有小羊同，必定已知有大羊同國，故以大、小來加以區分。「大羊同」之名，同樣最早出現於道宣的《遺蹟篇》中。較之於對於同一國度的記載，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稱之為「蘇伐剌拏瞿呾羅國（唐言金氏）……即東女國也」，而道宣在參照玄奘的記載時，新增補一句「又即名大羊同國」，他大概是參考了當時王玄策的見聞和記述，將兩者聯繫起來。

杜佑在8世紀後半期編纂的《通典》，對大羊同國有更加詳細的描述：「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至于闐，東西千餘裡，勝兵八九萬。其人辮髮氈裘，畜牧為業。地多風雪，冰厚丈餘。所出物產，頗同蕃俗。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刑法嚴峻。其酋豪死，抉去其腦，實以珠玉，剖其五臟，易以黃金，假造金鼻銀齒，以人為殉，卜以吉辰，藏諸巖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殺牛羊馬，以充祭祀，葬畢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國事。自古未通，大唐貞觀十五年，遣使來朝。」

對於一個地處喜馬拉雅深處的遙遠國度，如沒有親自遊歷考察過，對其疆域四至、風土物產，尤其是具體的喪葬習俗，很難了解到如此全面、詳盡的程度。而縱觀唐代杜佑所記羊同可知，能夠親自途徑大羊同，並對其進行調查和記述的，非王玄策使團莫屬。727年慧超在《往五天竺國傳》中也提及到「楊同」國，但未見有大小區分，也未記其詳細情況。由于慧超的返程路線不必經過羊同，因此可能是僅聞其名。王玄策658年所撰《東天竺行記》，宋代已散軼，但其個別章節存於《法苑珠林》《諸經要集》《釋迦方志》等書，其體例多記載自唐朝至天竺路線所經諸國的風物人情。《通典》中這段關於大羊同的內容很有可能便是出自王玄策的行記。

但《通典》中關於大小羊同相對位置的記載出現偏差，東接吐蕃的大羊同無論如何是無法「西接小羊同」的。因為根據《釋迦方志》和「大唐天竺使之銘」的記載，小羊同在吐蕃西南，因此有不少學者已經正確指出，「西接」當為「南接」之誤，小羊同在吐蕃和大羊同之間。

三、羊同國風俗的考古實證

《通典》《唐會要》等書中關於大羊同國風土物產、喪葬習俗的記載，近些年來得到考古新資料的一一印證。自2010年以來，中外考古學者在西藏西部及周鄰地區，發現和發掘了一系列重要墓葬和遺址，這些墓地包括：西藏阿里的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加嘎子墓地、皮央·東嘎墓地、桑達隆果墓地等；北印度喜馬拉雅山地的馬拉裡墓地；尼泊爾穆斯塘的薩木宗墓地等。這些墓地主要分布於喜馬拉雅山脈南北麓的河谷地帶，以象泉河及其支流為中心，呈東西向條帶狀分布，最東至尼泊爾穆斯塘地區，最西為北印度斯皮蒂地區。該地區海拔普遍較高，在3700米以上。墓葬年代跨度較大，最早為公元前2世紀，最晚可至公元5-6世紀，但其文化面貌具有較多的共性，包括：黃金喪葬面具較為流行；大部分墓葬為洞室墓，少數地點為豎穴土坑石室墓；多使用箱式木棺葬具，大部分為側身屈肢葬式；多以羊、馬、牛等動物殉葬；流行同樣風格的銅質器皿、帶柄銅鏡、青銅短劍、鐵質兵器和工具；飾花瑪瑙珠、紅玉髓、玻璃珠、貝飾等飾物較為豐富；在公元2世紀以後的墓葬中多出現漢地絲綢。從這些墓葬的形制和出土遺物可以看出，在喜馬拉雅山脈西段的南北麓河谷地帶，至少自公元前2世紀起一直到公元5-6世紀，這一地區的文化面貌保持著較多的共性和明顯的連續性，彼此之間存在比較密切的聯繫和交流，非常接近於一個享有多元因素、具有個別地方類型的文化統一體。

這一文化統一體與文獻記載中的大羊同國（藏文獻象雄國）在地理位置上是比較吻合的。在時代上，由於唐初王玄策鑿空喜馬拉雅通道之前，內地對這一區域所知甚少，因此唐以前的漢文記載較為模糊，且混淆嚴重。但至少《北史》《隋書》中已經記錄了蔥嶺和于闐之南存在「女國即羊同」，可知大羊同至少在5-6世紀已經是西藏西部的一個王國。藏文文獻中存在大量關於象雄國的記載，但其存續年代充滿爭議。上述考古發現中，年代與文獻中大羊同國最為接近的是尼泊爾穆斯塘地區的薩木宗墓地，其碳十四年代分析為公元400-650年。由前文分析可見，王玄策所經行的吉隆「界於小楊童之西」，而小羊同地處大羊同與吐蕃之間，因此可知吉隆以西地區為大羊同國。而穆斯塘薩木宗墓地北與西藏仲巴縣毗鄰，地處吉隆以西且距離非常接近，當屬王玄策時代「大羊同」之境，至少在文化面貌上與大羊同國具有較多的相似性。

從薩木宗墓地的考古發現來看，在不少方面都印證了關於大羊同國喪葬習俗的記載，尤其是剔骨葬習俗。考古學者在海拔4000米的薩木宗墓地發掘了10座帶有垂直墓道的洞室墓（圖3），墓室深入巖層，地表無任何封土地標，由於地震或侵蝕導致崖面垮塌，墓洞才得以暴露，是為「藏屍巖穴，他人莫知其所」。墓室內發現有箱式木棺，墓主人側身屈肢蜷臥於棺內。在數具屍骨上發現有黃金面具（圖4），面具上用紅黑顏料勾畫出眉眼口鼻，額部裝飾有成排的彩色玻璃珠，背面以絲綢作襯底，覆蓋包裹於屍骨面部，這毫無疑問便是文獻中記載的「金鼻銀齒」。屍骨周邊也發現有大量珠飾。在薩木宗墓地出土的屍骨「76%帶有確定無疑的刀痕，並且這些痕跡很明顯是在死後產生的」，不是出自亂砍或猛擊，很可能是在死後為製作乾屍而剔除皮肉、分解屍體所留下的，西方學者認為這是西藏實行天葬的開端，可見其埋葬之前對屍體進行了一系列潔身儀式和美化裝飾。此外，墓室內隨葬較多牛羊馬骨，當為動物祭祀。動物骨骸之間蜷臥有兒童屍骨，不見葬具，應該為人殉現象。

從西藏西部及周鄰地區的墓葬來看，二次葬雖很普遍，但剔骨習俗並不多見，目前僅在薩木宗墓地發現。很有可能當時唐人便是以穆斯塘周邊地區所見的葬俗作為大羊同喪葬習俗的代表，也許正是因為它完全迥異於漢地，令人印象深刻，唐人才不吝筆墨對此進行了詳細描述。這一考古發現也反過來印證了唐代文獻記載的清晰度和可信性，為確定大羊同國的方位提供了有力佐證。

薩木宗墓地除了剔骨之外的諸多特徵，在西喜馬拉雅南北麓的其他墓地中都是普遍存在的。這些墓地類似的黃金面具一共發現了5件（圖5）；墓葬形制、葬具、葬式、隨葬遺物，大都與薩木宗墓地相同；人殉並不常見，但在3-4世紀的故如甲木墓地出現過數例；殉牲較為普遍，基本上存在於每座墓葬之中，動物多為羊、馬、牛等。雖然這些墓葬的年代均早於薩木宗，但彼此之間的時序傳承非常明顯，可見這一區域文化的發展具有較強的穩定性。

關於大羊同風土習俗的相關記載在西藏阿里地區的墓葬中能夠得到更多印證。曲踏墓地II區（公元前2世紀）和加嘎子墓地（3-4世紀）均保留有墓主人的髮辮，前者還見有較多氈子之類的服飾，可見確實為「辮髮氈裘」。墓葬內發現大量動物骨骼，同時還發現一些青稞、粟、稻米等穀物種子。粟和稻米顯然是從喜馬拉雅山脈南麓海拔較低的區域輸入的，青稞在當地僅有小規模的種植，因此其生業基本上以「畜牧為業」。此外，從迄今為止的考古發現來看，西藏西部在吐蕃之前並沒有發現文字，曲踏墓葬內壁發現有類似巖畫的刻劃圖案，木棺上也發現有簡單的拼接記號，但都沒有出現文字。即便在整個青藏高原西部地區的早期巖畫中，也從未見過可以確定為吐蕃時期之前的文字。這也與文獻中「無文字」的記載相符。

關於小羊同的詳細情況文獻中缺乏記載，僅能根據其所在方位結合考古資料進行大致的推測。既然同名為羊同，大、小羊同國在族群和生活習俗上至少會存在一些共性。依前文分析，小羊同在吐蕃西南，大致為今日喀則、江孜與吉隆之間。這一地區由於考古工作開展太少，迄今為止尚未有吐蕃以前墓葬和遺址的相關報導，因此對其喪葬習俗無法給予準確的描述。但在東部臨近的浪卡子地區，發現有兩處吐蕃時期之前的墓葬，姑且可以作為參照。一處為查加溝墓地，墓葬地表無明顯的封土，殘存有礫石圍成的梯形邊框。墓葬形制為砌石邊框，墓葬遺物種類有成套的黃金飾件、銅馬具飾件、鐵劍和箭鏃、陶器、紅玉髓珠飾、海貝（飾件）、絲織物、動物骨頭等108件，其中黃金製品17件，包括馬形飾牌、圓形額飾、管形髮飾、耳飾、戒指等（圖6、圖7）；另一處為多卻鄉墓地，墓葬使用木棺，墓主人為仰身直肢葬式，頭部背後發現1件金管，可能為束髮之用，額部有黃金製作的圓形飾，面部罩一層薄金片，頸部環繞好幾排用黃金、珊瑚及玻璃等製作的裝飾品，其中有十幾件黃金製成的盤羊形飾牌。墓主人右側腰部系掛一件青銅短劍。查加溝墓地發掘者推測該墓葬年代為距今2000年左右，有學者認為可晚至吐蕃時期，霍巍教授認為這兩座墓葬相當於中原的漢晉時期，與中國北方草原遊牧民族匈奴、鮮卑大體相當的時期，考慮到墓葬形制特徵、出土馬形飾牌與鮮卑地區流行的馬形飾牌非常相似等因素，此推斷較為可取。從墓葬形制和出土遺物來看，它們與西藏西部及其周邊所發現的墓葬具有一些共同特徵：地表無封土；使用木棺葬具；有較多的黃金製品；隨葬青銅短劍、鐵劍；發現絲織物。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多卻鄉墓葬的人頭骨面部罩有一層金箔片，其功能似乎與西藏西部及周邊地區發現的黃金面具存在一定的關聯性。浪卡子地區處於我們所推測的小羊同的東端，穆斯塘地區處於其西端，從理論上講，它們之間的這些共性應該可以代表小羊同的喪葬習俗。但詳細的情況需要更進一步的考古工作來揭示。

喜馬拉雅南北麓墓葬中發現不少黃金製品，說明這一區域黃金蘊藏豐富，比較流行，這在中外文獻中都得以印證。玄奘《大唐西域記》：「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剌拏瞿呾羅國（唐言金氏）。出土黃金，故以名焉。」《法苑珠林》卷六十三引王玄策《西國行傳》：「從吐蕃國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國。云：從此驛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山中土石並是黃金，有人取者，即獲殃咎。」悉立在吐蕃西南，一般認為今亞東一帶喜瑪拉雅山谷地區。向北九日行程，當靠近小羊同之境。10世紀的伊朗地理學著作《世界境域志》記載，「Rang-Rong（讓絨）是吐蕃的一個省，與印度和中國相毗連。在吐蕃沒有比這更窮的地方了。居民住在帳篷中，其財產為綿羊。吐蕃可汗向他們爭取人頭稅以代地稅。其地長為一月的路程，寬亦如之。據說其山上有金礦，山中發現金塊，狀如幾個羊頭拼在一起。不管是誰，如果收集到這種金子並將其帶回家，死神就要降臨，除非他把這金子送回（原）處」。東西和南北各為一個月路程，能滿足這些條件的只有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了。且從敘述次序上看，Rang-Rong之後為博洛爾（巴爾蒂斯坦）和瑪域（拉達克），依照本書慣例，可知三者地理位置上必相鄰近，再加上其讀音也基本吻合，因此Rang-Rong當為羊同或象雄（XangXung）無疑。本人認為這是漢藏文獻之外關於羊同（象雄）國的唯一確切記載，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發現。其中關於其地富含黃金、隨意採掘會招致災難的傳說，與王玄策所記寶山黃金一致。古希臘希羅多德的《歷史》、麥加斯梯尼的《印度志》和古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等文獻中也記載印度北部山區「螞蟻金」的傳說，採掘者一旦被發現便會被螞蟻追擊、殺死，這一傳說的源出地被定於西藏西部和拉達克地區。可見黃金在羊同國被賦予了某種神秘功能，與喪葬面具的流行有一定關聯。

四、王玄策「鑿空」之前的漢文化因素

從文獻記載來看，643年的王玄策使團應該是第一批出現在喜馬拉雅地區的中原人。405年，法顯從中亞地區輾轉到達了佛祖誕生地——藍毗尼（今尼泊爾布德沃爾南部），該地向北正與尼泊爾穆斯塘地區對應，兩地間通過卡利幹達克河谷相聯，只有200公裡之遙，這是當時中國人通過絲綢之路到達的距離喜馬拉雅山中段最近的地方。而早在法顯取經求法之前的公元2-3世紀，來自於中原地區的絲綢、漆器等物品，已經從另一條通道輸入到喜馬拉雅山脈深處了，這就是自南疆至藏西的絲綢之路支線。

在西藏阿里的故如甲木墓地、加嘎子墓地、曲踏墓地II區以及尼泊爾穆斯塘的薩木宗墓地都出土了確定來自於中原漢地的絲綢。故如甲木墓地、加嘎子墓地和曲踏墓地II區三處墓地年代相當，約為公元2-4世紀，出土絲織品包括「王侯」文鳥獸紋織錦（圖8）、幾何紋織錦（圖9）、黑色和紅色方目紗、棕色絹等。大部分為平紋經錦和紗、絹，屬於典型的漢地紡織工藝，產地應該是在中原內地。有一部分為幾何紋平紋緯錦，根據紡織工藝特徵推測可能為新疆本地所產。「王侯」文織錦在新疆塔裡木盆地發現較多，一般被認為是中原官服作坊織造、賜予地方藩屬王侯的標誌性物品，是貢納體系的產物，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這類織錦在西藏阿里地區的高級貴族墓葬中出現，說明本地區對它所蘊含的政治意義有一定的了解。穆斯塘薩木宗墓地也出土有絲織物，這些絲織物主要為絹類平紋織物，經緯線光亮、未加捻，帶有硃砂，是明顯的中國絲綢（圖10）。從墓地所出的其他來自於印度次大陸的物品來看，當時絲織品很有可能通過卡利幹達克河谷通道輸入到南亞次大陸了。浪卡子查加溝墓地出土的絲織物雖未見詳細分析鑑定，但應該也是中原漢地所產，從墓葬的整體文化特徵來看，其來源渠道也可以追溯到西藏西部和新疆地區。

除了絲織品外，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出土的茶葉和漆器，應該也是來自於中原內地的物品。此外，馬蹄形木梳、一字格鐵劍、刻紋木牌、四足木案等器物，受到新疆地區漢晉時期墓葬的強烈影響，一些器物帶有濃厚的漢式風格。這些漢地物品和漢文化因素的出現，得益於藏西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塔裡木盆地的絲綢之路主幹道，它的一條支線從和田和葉城一帶向南延伸，翻越喀喇崑崙山口到達克什米爾的拉達克，然後再沿印度河而上到達阿里地區。當然也不排除從和田地區通過桑株古道或克裡雅古道直接通往高原的可能。在吐蕃時期，這幾條路線成為吐蕃進軍中亞和和田的捷徑，被稱為「吐蕃—于闐道」。

除了來自遙遠的中原漢地的文化因素，漢晉時期喜馬拉雅北麓地區還匯聚了不少來自於南麓低海拔地區和印度次大陸的物產，如稻米、粟等穀物，銅器、木器、染色的毛織物等生活用品，以及玻璃珠、飾花瑪瑙珠、貝飾等裝飾品。它們的出現同樣是經過喜馬拉雅的河谷通道實現的。

由此我們可以認識到穿越喜馬拉雅絲綢之路的發展階段和文化交流模式：漢晉時期中原地區的物產和文化因素經南疆地區輸入、影響到喜馬拉雅山北麓地帶，這主要是通過東—西方向的獅泉河通道實現的，屬於「物」的傳播；吐蕃時期打通了沿南—北方向縱貫整個高原的「東道」，使中原人得以直接穿越喜馬拉雅山脈通道到達印度次大陸，印度和喜馬拉雅山脈深處的諸王國也直接遣使通唐，實現了「人」的直接往來。

結語

本文提出的新觀點和新認識可以歸納如下：

一、喜馬拉雅絲綢之路（即唐代絲綢之路之「東道」）的開啟是以一系列高原王國之間（吐蕃-泥婆羅、吐蕃-大羊同）、及其與唐朝之間（唐-吐谷渾、唐-吐蕃）的和親為時代背景的，睦鄰友好的國際環境是王玄策可以多次順利跨越青藏高原往返印度的重要原因。

二、唐代關於大、小羊同的區分及其風土習俗的詳細記載可能是源自王玄策的行記。

三、從時空關係上看，穆斯塘薩木宗墓地可以作為大羊同國喪葬習俗的一個典型代表，它與文獻記載中的大羊同國實行剔骨葬、使用黃金葬面的喪葬習俗契合度極高；浪卡子縣的兩座漢晉時期墓葬可以考慮作為小羊同國喪葬習俗的代表，它們與藏西及周鄰地區的同期墓葬有不少共性。

四、10世紀伊朗地理學著作《世界境域志》中所載吐蕃的「最窮的一個省」——Rang-Rong，即為從屬於吐蕃的羊同（象雄）國。其中關於私採黃金可招致殃咎的傳說與王玄策行記中的記載吻合，也與西方和印度古代文獻中記載的喜馬拉雅地區「螞蟻金」傳說存在關聯。

五、在王玄策的官方使團鑿通「東道」之前，喜馬拉雅地區主要是通過西藏西部與新疆南部的絲綢之路相連接，輸入中原的絲綢、茶葉等，在公元3-5世紀的物質交流已經非常興盛，是「物」的通道。「東道」在唐代成為縱貫高原南北、連接中原與印度的主動脈，最終實現了「人」的直接交流。

作者仝濤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於《中華文化論壇》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