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濟到底是誰的兒子（這個世界會好嗎）

2023-04-13 05:45:29

1918年11月10日，梁漱溟之父梁濟自殺

圖為梁漱溟像

1912年2月12日，即宣統三年臘月二十五，按照陰曆計算，辛亥年還剩有五天，但這卻是大清朝的最後一個冬日了。這一天裡，北京城南崇文門外纓子胡同，一處普通的宅院內，安靜地坐著一位「肌肉勻滿」「肩膀少寬」、兩臂舒長、顏色腴潤的老者。

這位老者名叫梁濟，已經53歲，在清廷民政部任職，雖「間日一入署」，但已基本處於悠閒無事的狀態。平日裡，梁濟「不近酒，與宴集，不喝拳，不耽滋味」，「生平於博弈之事一不之習」，「都中新闢遊樂之場，猥鄙雜遝，終不一履其地」。因為長久以來莊敬嚴謹的生活習慣，梁濟雖已年邁，精神體力依然不衰，「耳目不失於聰明」。每日必早起，日夕為札記，字跡或小於蠅頭，行列釐然，出門遊散，往往徒步，不假車輿。然而，在辛亥年底的時候，梁濟卻再難以在這樣平淡清靜的生活裡，繼續維持一副從容的心態了。武昌起義數月以來，各地紛紛獨立，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令他不免憂心忡忡起來。

在2月12日那天，即便位高如皇上太后、親貴皇族們，在歷史面前也都束手無策了。身份低微的梁濟，更是絲毫無法影響這個王朝的走向。相反，從這一天起，變蕩的世界卻開始裹挾著他卑微的命運一步步走向絕路。

殉國

如果說，在那一天，國家覆亡的事實，給梁濟帶來的衝擊，還須靜待時日才能完全顯露的話，那麼，對於另一些人而言，對時局反應的結果卻早已顯現，自辛亥革命開始一百多天以來，已有太多「忠義」的人，因黍離之痛的沉重打擊而殉了性命。

武昌起義後，長江下遊為之大震，九江首當其衝，隨即南昌新軍繼之。10月31日，南昌起義後，起義新軍欲推舉最後一任江西巡撫馮汝騤為都督，宣告獨立，被馮汝騤嚴詞拒絕。由於馮在任上頗有聲望，士民多存感激，便不再強人所難，護送馮汝騤離開，然而馮汝騤到九江後，自念去官不守，又無處求援，以圖恢復，便服毒自盡，成為漢人官僚中為清朝殉節的第一人。

在湖南，1912年10月22日，長沙被起義新軍佔領後，衡永郴桂道通令各地輸款平亂，當時嘉禾知縣鍾麟聽聞革命消息後，大為悲慟，隨即集結該縣士紳說：「麟蒞縣經歲，無德於民。今國亡城危，請諸君先殺麟以謝百姓。幸縣城不罹兵禍，死無所恨！」眾人相顧錯愕。11月11日，革命軍包圍縣衙時，鍾麟端坐堂上，吞金自盡。

清廷得知湖北起事後，急調派海軍前往鎮壓，前去支援者共有兵艦十五艘、魚雷艇二艘。當時清軍攻漢陽，海軍助勢，但發炮多不命中。未幾，以煤罄為由，相率駛離。1911年11月11日，海籌與海容、海琛三巡洋艦奉令離漢口，13日抵九江。當時江西九江已響應武昌獨立，海容、海琛遂相約懸白旗，停泊。海籌管帶喜昌知海軍也已起義，便邀幫帶吉升一同逃走，吉升潸然涕下，說：「國家經營海軍四十年，結果乃如是耶？」說完發憤投江而死。

在四川成都，已經80歲的奎榮，是同治十三年的進士，曾先後在峨眉、犍為、彭水、慶符諸縣做過知縣，這時以老告休已有十餘年。當鐵路事發時，總督趙爾豐處理過急，奎榮就曾嘆息說：「損下益上失民心，蜀禍將自此始」，遂避地郊居。11月24日，紳民到總督府逼迫趙爾豐交出政權，又訛傳北京失守，奎榮遂託疾不食。有人相勸，年已老邁，毋過自苦，奎榮慨然說：「國事如此，吾輩尚偷生耶？」不久餓死。

南方各省紛紛革命的消息，令朝野震恐。在北京自親貴達官而下，每日都汲汲於轉移家人到外人租界居住，全不念收拾挽回之計。一位在宗人府當差的諸生張傳楷，見此情景，甚為憤慨，便親到都察院上呈說帖，請代為轉奏。可此時，院內官員已都不在，他便在院門外等候，連哭三日，也未見一官。旋即遜位詔書下，張聞後遂拔所帶佩刀自戕而死，刀上自銘十六個字：「成仁取義，孔孟所垂。讀書明理，舍此何為！」

避亂

後來的歷史已經證明，對於篤信儒家道德教義的梁濟而言，我們絲毫不必懷疑其以身殉國的勇氣，但2月12日還不是梁濟最為絕望的時候，至少他還並不知道清帝當日遜位的消息。

儘管如此，在那一天，梁濟還是被一種憂憤的心境所圍困著。不僅是那一天，也不僅僅是梁濟，那段日子裡，整個京城，大清的官員士人們都籠罩在一種悲觀的心境裡。雖然那時的革命之火主要還在南方各省，但騷動卻已令人們終日惶惶起來，許多朝官已開始紛紛避走他處。

武昌起義僅僅五日之後，京城便陷入了一片恐慌。鄭孝胥在日記中寫道：「大清銀行取銀者數萬人，市中不用大清鈔票，金價每兩五十餘換，米價每石二十元，銀圓每元值銀八錢餘。訛言廿八有變，居民出京者相繼，火車不能容，天津船少，不能悉載。出城，過叔伊（陳衍）、琴南（林紓），琴南亦欲送眷暫避於天津租界。」

那時，本來作為湖南布政使的鄭孝胥奉命要回湖南穩定局勢，但船行到塘沽時，鄭孝胥便接連得到來自湖南的噩耗：嶽州稅務司有電至京，言「長沙失守，餘撫臺已逃去」；又傳言餘撫臺被亂黨拘禁；長沙新軍已叛變，蕭協統自殺等等。那時，鄭孝胥感到湖南已是危險之地，便決定到上海「租屋移住以避其鋒」。

到上海後，鄭孝胥在日記中寫道：「北京朝事危機，外省則……亂者四起，無乾淨土。而餘獨袖手海藏樓上，似有天意不令入競爭之局者。在湖南則驅之至北京，在北京則驅之至上海。冥冥之中，孰主張是？人生種因得果，類由自取，餘之造海藏樓，遂適為避世之地，此豈吾所及料哉。然餘居樓中，昧爽即起，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運思操勞，絕非庸庸厚福之比……」每一個遺老的生活會各不相同，但每個人的身上，或許都擺脫不掉這種失落惆悵的情緒。

幾乎同時，離京避亂的還有嚴復。1911年10月14日，嚴復在日記中寫道：「京師頗騷亂，南下者多。」到了11月，一連數日風聲甚惡，那個時候，江浙等省紛紛宣告獨立，消息傳來，在京資政院民選議員如鳥獸散，嚴復也隨之出京赴津。到天津租界後，嚴復見到前來避難的人們如此眾多，以至於連借宿的去處也難找到了。除了暫避在天津租界外，由天津乘船逃亡青島、上海的人也絡繹不絕。那時，天津碼頭早已熙熙攘攘，自天津到上海，黑市船票的票價甚至高出去日本的數倍。

而也是大約這個時候，在清廷學部做參事的羅振玉，受到來自日本京都大學諸教授的勸告和邀請，也匆匆整理好自己辛勤收羅的書籍，從天津乘船去往日本避居。與之同行的則是當時在學部圖書館做編譯員的王國維。

有趣的是，這些紛紛出走的「遺老」們，在此之前還都曾是西方文化的積極追求者，在一段時期內，也還是新思想的先鋒，然而，在革命的大勢面前，這些人物卻無一例外地變成了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

這樣的轉變無疑反映了他們對於革命的態度。在他們看來，一旦徑言兵亂，則綱常隳壞，社會失序，勢必會造成嚴重的禍患，後果不堪設想。當然，他們也絕非嚴格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只是當主張全變、速變、暴變的「激進派」出現時，這些主張漸變、緩變的人物相對而言變成「保守派」而已。

反對革命

與這些遺老一樣，在那個革故鼎新的時代，梁濟的思想歷程也幾乎是同樣的節奏與脈絡。雖然從小便受到儒學的嚴格訓練，但梁濟絕非是一位冬烘先生，反倒是一位眼光突出、不為時局所囿的人物。

事實上，早在甲午之前，他已是一位深切關心中國命運的改革主義者，並決心研習西學。那時，西學「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但梁濟卻在1892年5月的日記中寫道：「洋務西學新出各書，深切時事，斷不可不看。蓋天下無久而不變之局，我只力求實事，不能避世人譏訕也」。

1898年，梁濟當時僅是一位內閣中書，但卻積極贊成維新運動，為此，他曾草擬了千餘言的奏章，主張傳播新知識，變法圖強。然而稿成還未呈上，政變即已發生。雖然如此，但他依然將維新的主張化為了自己的行動。就在當年，離清朝廢除科舉還有7年時間，梁濟便已決定不要兒輩準備舉業。

同年，梁濟次子梁漱溟5歲開蒙讀書，梁濟便囑咐老師不要讓他背「四書」，而代之以《地球韻言》，以了解世界大勢。梁漱溟8歲時，被父親送到「中西小學堂」學習英文，成了北京第一所新式小學首批入學的學生之一。

1902年，為了啟迪民智，梁濟贊助朋友彭翼仲創辦《啟蒙畫報》《京話日報》《中華報》，這是在北京發行的最早的白話報紙。由於過於新奇的緣故，北京的居民常以「洋報」呼之。

林毓生在《論梁巨川先生的自殺》一文中評論說：「從上面對梁濟在家中與公共活動的描述，我們得到的印象是：他是一個堅決的改革家；在許多方面，梁濟是站在清季改革運動的前線。」

在梁濟的薰陶下，他的次子梁漱溟在十四五歲的時候，便極關心國家大事，平素不重書本學問而有志於事功，愛讀梁啓超《新民叢刊》《德育鑑》《國風報》等書報。這些都與梁濟年輕時的志趣所為極為相似，因而，梁濟還為梁漱溟取了個名字叫「肖吾」。

梁濟喜歡與兒輩議論，往往任人直言，一無所禁，而梁漱溟也好論時事，於是父子兩常常討論「大局政治」「新舊風俗」的話題。討論時，梁漱溟手拿《新民叢報》或《國風報》一本，肆為議論，與父親的觀點也頗為相合。

然而，到了1911年，梁漱溟在中學堂即要畢業的時候，結交了一些革命黨的朋友，每日討論「革命或立憲」的問題，開始梁漱溟是傾向立憲的，後來見到清廷一天天失去人心，也「跟著朋友跑革命了」。

於是，父子間的爭論也多了起來。梁濟向來厭薄革命黨人，而梁漱溟卻極為袒護。梁濟痛嫉議員，並疑其制度，而梁漱溟則力護國會，諸類於是，不可枚舉。梁漱溟在《思親記》中寫道：「時局多事，倏忽日變，則日夕相爭，每致公不歡而罷。然意不解。則旋復理前語，理前語，則又相持，當午或為之廢食，入夜或致晏寢。既晏寢矣，又就榻前語不休。其間詞氣暴漫，至於喧聲達戶外者有之。」

那時汪精衛被清廷釋放後，在東單二條胡同暗中組織起京津同盟會，是北方最大的革命團體，梁漱溟也參加其中，「鬧了些手槍炸彈的把戲」，另外，當時所有刺良弼、刺袁世凱和在天津暴動的事，也都出於這一組織。

梁濟知道此事後，便告誡兒子說：「立憲足以救國，何必革命？倘大勢所在，必不可挽，則疇不望國家從此得一轉機？然吾家累世仕清，謹身以俟天命可已，不可從其後也。」不難看出，對於國家的前途，梁濟更為贊成漸進改革的道路。

觀望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詔書》正式向外頒布，而此時，在纓子胡同的梁宅內，也許梁濟與兒子梁漱溟依然在為「革命與立憲」的話題，爭執不下。他們還不知道，大清朝已經不存在了。

2月13日，清晨，梁濟一如既往地早早起來，他敏感地覺察出北京城內有一些異樣的氣氛。原來，今天北京的各大報紙毫無例外地全文登載了清帝退位的詔書，剛剛上市的報紙很快便被一搶而空，北京城內一片沸騰。街頭巷尾，人們見面後紛紛拱手相告：「皇上退位了！共和了！」商家們也樹起了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街巷樓閣、酒館茶肆一片彩旗飄展，街頭巷尾到處都有人在剪辮子，被剪掉的辮子則被丟棄一地。

在熱鬧喜慶的歡騰聲裡，梁濟突然感到徹骨的寒冷。他拿到報紙，上面即是分毫不假的遜位詔書，當讀到「以政權還諸國民，長受國民優禮」一句時，梁濟無比悲涼地說：「誠得如此，亦是好事，然來日大難，負荷伊誰？」

那一天，與清朝的覆亡相比，令梁濟感到更為絕望的，則是中國千年以來道德精神的全面崩潰。在他所見，辛亥、壬子之間，自親貴皇族八旗官員以至全國大官小官臣庶人等，竟無一因清亡而死者。他說：「辛亥革命未及百日，共和之理人多未明，清國之亡，無一殉者，此非人不殉清之徵，而實中國立國之道將絕於人心之徵也。」「立國之道」的斷絕，實是當日「國將不國之大因」。

清帝遜位後，為覆亡的前朝自盡的意念即已盤踞在梁濟的心中，然而，對於新的民國的幻想，令他推遲了自己的死期。在梁濟看來，沒有比道德精神的重振與復興更重要的事情了，而君主退位，國體改更之際，正是中國前所未有的奇事，若乘此機會，徹底澄清，必將「使吾國人心奮發，躋躍於上等強國」。

因而，自2月13日那天起，梁濟便深藏起心中深切的不安，開始「忍死以待國會之開」。到時，他將「以最苦心事愬之全國代表」「求全國最賢明之人齊心挽救民生民德，剷除世上不公不平，使吾國躋於高尚優美。」

那時的梁濟，腦海裡想像出一幅美好的幻景：「共和國勢力最大者莫過於國會，賢才之最盛者亦莫過於國會。昔日有苦欲言，則伏闕上書，訴之於君，求吾君設法；今有苦心欲言，則泣血請願，訴之於國會，求國會主持。」他說，「國會為吾國數千年未有之曠典，五六年來請求國會之聲喧闐洋溢。今既實現有期，不可不旁聽三次」。待參觀盛舉後，然後便可死而無憾了。

絕望

轉眼，新一年的春節已過，梁濟頻頻向兒子們詢問國會究竟何時召開，皆說癸丑年（1914年）三四月間必開。不料國會一開，梁濟的幻想便徹底破滅了。議員們「全不以救民救國為心，搗亂行私，不成事體，凡吾國所最尊重之道德，皆彼輩之所賤視」，而且「私慾迷心，躁囂悖謬，除黨爭兼縱慾外，一無所知」。幾乎舉國上下都對議員大失所望。

不僅如此，梁濟在民國所有的日子幾乎都是令他失望的。在清季，人人以官員為詬病，到了民國，各部雖重新組織，但風氣依然沒有挽回。官員「不以品誼節概為衡，依然煦煦噢咻，惟位置私人是計」，「以為千年舊弊可以習而安之，大局危險，漠不關心，個人私圖，驟萌奢望。」

令人感到痛心的，還有道德淪喪、秩序崩潰。梁濟說：開國以來，「人心縱恣，從惡如崩，竟有一瀉千裡之勢」。他在《遺筆匯存》中寫道：「人民無判別是非之常識，信以為共和國但取人生行樂，無須檢束準繩，於是舉國若狂，小人無復忌憚。……據現今人民現況，舊道德已厭棄，新道德未發明，法紀蕩然。」當時，民德民生糟到極點，至此，眼前的世界再無值得梁濟所留戀的。

但一次次的絕望之後，死亡被梁濟賦予了更多的意義。他常常自念豈可白白死去，「當看明世局弊害，遺留言語」，以希望自己的死能夠警醒世人。

1912年6月，梁濟參加粵西老館同鄉團拜，在關帝、文昌兩殿及先賢位前行禮，在自己父親的靈位前，梁濟再一次默默堅定了自己的殉清之心：「必將死義，以救末俗」。同年，他辭去了在政府內務部的職務，從此退隱在家，「對於民國諸事，時時撏扯雜記」。

1913年，兒女們覺察到梁濟的異常，開始對其時時防察。為了躲避兒女們的防範，避免親朋打擾，梁濟在城北隅積水潭購置兩間舊屋作為書齋，以「構思遺筆」。甚至，看戲的時候，梁濟也都在戲園的節目單上寫著自己的「遺書」。他說：「人見我出入戲園，以為我優遊無事，真箇尋樂也，豈知我如小學生之忙功課，須將國家變幻情態逐條寫出，俟完竣而後，瞑目以去。」

「不料世事紛紜，愈出愈奇，應接不暇，萬寫不完。」等梁濟將自己的遺言全部說盡，已是1918年11月，這時他已經總共寫出了六七本雜記，而距清亡已過了近七年。

1918年11月7日，梁濟告訴兒女要到積水潭彭翼仲先生家小住三五日便回。臨行前，他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能好就好啊！」說完便離開了家。

一到積水潭彭宅，梁濟就緊閉門窗握筆疾書，彭有時中夜見屋內燈光不息，亦不知所為。9日晚，梁濟留給朋友、兒女的遺書都已寫完，因為淨湖主人（彭翼仲）將宅院重門緊閉，不得外出，只好坐等著天明。10日寅刻，一夜未睡的梁濟，呵出一口熱氣，將硯臺中凝結的墨汁融解開，又草草寫了幾行臨死再告世人的話，然後以「巨川末筆」四字作了終結。天一亮，梁濟便出門，到積水潭大柳根一帶投水自盡。此時距離他的60歲生日還有三天。

在書案上，梁濟留下了十七封遺言和近幾年寫的所有的札記稿冊。在遺稿中，梁濟第一次向包括親友在內的世人坦白了自己的心思。他說：「此身之死，係為清朝而死。絕非反對共和，而且極贊成共和，因辜負清廷遜讓之心，不實行共和愛民之政，故憤慨而死。」他又說：「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

在梁濟去世九年後，另一位遺老王國維也在昆明湖投水自盡。其實，這些「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自殺，與其說是對前朝的效忠，毋寧說是對於民國的失望，是對文化中國的殉葬。

文/劉永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