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電影趙氏孤兒全(電影到法國戲劇)
2023-07-01 11:17:56 1
京劇《趙氏孤兒》,主要改編自元代雜劇、戲曲作家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大報仇》,還借鑑了《列國演義》第五十七回「娶夏姬巫臣逃晉 圍下宮程嬰匿孤」,以及明代徐元的《八義記》、《曲錄》中的故事素材。
《趙氏孤兒》的故事原型最早出現於《左轉》,在《史記》中也有較為豐富的描述,後經過京劇、秦腔、梆子、豫劇、崑曲、越劇等各類地方戲曲的不斷改編完善,人物形象與故事情節日趨豐滿。
這部作品成功的塑造出中國古代典型的義士形象和驚心動魄又感人至深的悲劇故事情節,這令其與《桃花扇》、《竇娥冤》、《長生殿》並列為我國古典戲劇四大悲劇。
《趙氏孤兒》還是第一部被引進法國戲劇舞臺的作品,而到了現代,其故事內核也受到電影、電視劇、話劇、舞臺劇等表現形式的青睞。
京劇《趙氏孤兒》雖未體現人性複雜,但主題明確《趙氏孤兒》在1959年,由京劇藝術大師馬連良先生復排,聯合了譚富英、張君秋、裘盛榮等京劇名家,演出非常轟動,從此也使得《趙氏孤兒》成為了馬派的代表作之一。
《趙氏孤兒》京劇劇照
這個故事講的是,晉國的無道昏君——晉靈公,多次令屠岸賈刺殺忠心進諫的趙盾未遂,後被「趙穿攻靈公於桃園」。
晉靈公去世之後,趙氏輔佐晉成公繼位,而後趙家地位穩固,晉國也日益興盛。
但是,趙氏家族犯了一個好人常犯的錯誤——因一時心善而沒有除掉屠岸賈。
相安無事數年之後,與晉靈公同樣昏聵的晉景公繼位了。
屠岸賈趁機屢進讒言,終於成功激怒晉靈公,將趙氏滿門300餘口全部誅殺。
只有莊姬剛剛生下的一名男嬰,勉強逃過一劫,但是屠岸賈已經知道訊息,所以滿城搜捕這個嬰兒,想要斬草除根。
於是,趙朔門客公孫杵臼與程嬰一個捨棄了自己的性命,一個捨棄了自己嬰孩和一生的名譽,救了趙氏唯一的根苗——趙武,而趙武也成功的被不知真相的屠岸賈收養為義子。
馬連良先生改編的這版《趙氏孤兒》,因為有諸多名家的參與,促成了精彩的群像戲,其故事情節豐滿,戲劇衝突強烈,作為大師晚年最後一部完整的改編作品,可謂強強聯手,眾星捧月,精彩非常。
馬連良飾程嬰
京劇的特點之一就是程式化,往往人物一出場,就能一眼辨忠奸,所以有些觀眾會覺得京劇過於「臉譜化」。
俗話說「人心難測,海水難量」,人性當然是複雜的。
但是,京劇的表演方式和藝術特色,決定了它必須忽略支線矛盾和過於複雜的人物情感,只著重去刻畫人物重點的核心特質。
京劇表演,重點在於唱、念、做、打等精湛優美的藝術展現,當然也要兼顧情結的豐富合理。
然而一齣戲的完整表演大多是兩三個小時,如果將大量篇幅放在展現人物性格的多樣性上,反而無法表達中心,觀眾也會看得一頭霧水。
《搜孤救孤》
只有做出選擇,著力去表現重點人物的重點特質,才能做到既有清晰完整的故事脈絡,又有精彩唱段和藝術魅力。
所以,所謂的臉譜化和劇情簡單,並不是京劇的缺點,而「複雜性」也從來都不是京劇藝術需要追求的方向。
電影是對原作品重新解構的再次創作電影的表現形式,善於從不同維度,展現不同人物性格的複雜情感與矛盾心理,所以電影註定是大眾藝術。
因為總有一個人物,總有一處細節,可以將你打動,或者引你思考。
2010年陳凱歌導演的《趙氏孤兒》,就是典型的對原作主題進行解構後的再次創作。
不同於以往的相關作品,陳導的這部作品沒有著重強調「忠義」和「復仇」,而是選擇站在新的視角,更加深刻的展現了人性和情感的多樣化與複雜性,並將主題定為「犧牲」。
在京劇版的《趙氏孤兒》中,「託孤復仇」是每個人物統一且堅定的選擇,不曾有絲毫動搖。
莊姬
而在電影版的開篇,莊姬臨死之前的遺願是:
讓孩子做個普通人,千萬不要想著復仇。
這使得莊姬這個僅有幾句臺詞的配角人物,瞬間擁有豐富的母性光輝和悲劇屬性。
一邊是無妄之災血海深仇,一邊是骨肉的一生平安。
在重壓與危急的時刻,莊姬做出了更人性化的選擇:
她選擇遵從內心作為一個普通母親的對孩子簡單質樸的期待。
但是,此時這個簡單的心願已經是一種奢求,悲劇意味就更加濃厚。
電影《趙氏孤兒》
影片除了表現了程嬰作為一個小人物內心的忠義之氣外,還著力刻化了他在後期對於「復仇」的偏執。
尼採在《善惡的彼岸》中說:
「想要戰勝惡魔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惡魔。當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你。」
親眼看見自己的親生兒子被殺戮的程嬰,在一無所有的後半生,似乎純粹是為了復仇而活,而暫時對仇恨一無所知的遺孤趙武也幾乎成為了他的復仇工具。
趙武雖然替代程勃獲得了活著的權利,但是卻失去了一切生而為人的快樂。
與京劇中趙武果斷的復仇相比,電影的處理也複雜得多。
趙武得知真相之後,並沒有向程嬰期盼的那樣快意恩仇,舉劍復仇,而是陷入了久久的迷茫和痛苦的掙扎。
得知真相之後,在「義子」趙武被困性命攸關之時,只因一聲呼喚,屠岸賈仍舊本能的回身營救,所以,最終趙武也放棄了復仇。
電影《趙氏孤兒》
上一代的恩怨情仇,以程嬰和屠岸賈的同歸於盡畫上了句號。
雖然電影的再創作會偏離原著的情感主題,但是通過新的解構獲得了更為豐富的新主題,引領觀眾突破姓氏與血緣的歷史限制,從新的角度思考了愛恨情仇的複雜成因。
這也是影視劇的時代屬性。
「義」是古今中外戲劇舞臺的永恆主題與《趙氏孤兒》成熟期的「多人一境」不同,在京劇演繹初期,是以《八義圖》的故事脈絡進行的,用「一人一境」的形式,獨立展現不同情境下,義士群體的道德精神和高尚情操。
八位義士中,有為救趙盾金殿打死藏獒的武士,有忠心不二威武不屈的侍女卜鳳,有為了保忠臣觸槐而死的刺客鉏麑,有放走程嬰後為保密而自殺的禁衛軍首領韓厥......不同身份的八個義士做了相同的選擇——捨身取義,重諾輕生。
「義」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之一。
有一句來自孟子的名言我們都聽過:
「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
伏爾泰
18世紀30年代左右,《趙氏孤兒》的故事,就有法、英、德、奧等譯本出現。
當《俄狄浦斯王》、《查伊爾》的作者,法國文學家伏爾泰看到《趙氏孤兒》的譯本之後,創作靈感被觸發,他將其改編為全新的劇目《中國孤兒》。
1755年,《中國孤兒》在楓丹白露宮上演,這部悲劇獲得了極高的評價,也將剛剛在歐洲流行的「中國熱」推向高潮。
《中國孤兒》的創作體現了伏爾泰對於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的想像和嚮往,他甚至認為中國文化體現和印證了他自己的啟蒙思想的美好和正確。
伏爾泰在書中寫到:
「最有趣的故事,如果不描繪風俗,也是等於零的;而這種風俗的描繪,雖是藝術的最大秘訣之一,如果不引起人們的道德感,也還只是一種無謂的消遣。」
所以,他將故事背景改為宋末元初,也就是《射鵰英雄傳》的故事發生的年代。
這一設置的改編非常關鍵,伏爾泰認為,宋朝代表成熟的人類文明,而元朝代表比較野蠻的文化。於是,故事的愛恨情仇在文明與愚昧、正義與偏執、理性與野蠻等等更為激烈的衝突中拉開帷幕。
《趙氏孤兒》魏絳
其實,「復仇」與「道義」的抉擇,包含著人性巨大的矛盾與衝突,古今中外各種題材的劇作家,自然都非常偏愛此類故事。
人性的光輝與不堪,會在這種大衝突中被壓縮或放大,從而體現出不同尋常的情感與思想衝擊,令觀眾不由自主的沉浸其中。
而千百年來,《趙氏孤兒》一直被人們樂此不疲的改編展演,除了跌宕起伏的情節,還因於慘案之下的千古忠義。
中華文化中的「義」,便如同魏絳對程嬰的唱詞:「好比蒼松翠柏萬古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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