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世界一戰和二戰主要知識點（國際史視野下一戰爆發原因探析）

2023-05-28 11:41:14

20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紛紛舉行各種紀念活動，以不同的方式對這場戰爭進行探究和反思。回顧一戰的沉痛歷史，列強逐鹿確實是一戰爆發的重要因素，但C位之爭是不是一戰的全部？本文運用國際史研究方法，跟隨中外學者的研究足跡，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原因進行歸納和梳理，以就教於大家。

一、國際史研究方法

近年來，國內外學術界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研究，運用了一種新的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即國際史的研究方法。國際史是自20世紀後期以來美國學術界逐漸興起的一種史學研究方法，目前已經形成一股潮流並正在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發展。其主要特點是：打破以往歷史研究中「民族—國家」分析框架的約束，以整個國際體系或者文化背景作為研究的參照系；研究範圍涵蓋跨國或多國的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物質、消費、情感等方面；強調利用多國檔案和多元資料，以「自下而上」的方法，以「文化」因素、「弱勢群體」等作為研究的突破口。[1]可以說，史學界運用這一研究方法，「對一戰原因的探索已經擴展到了種族、宗教、大眾心理、戰爭觀念、宣傳輿論等各個方面」[2]，有助於推進一戰史的整體研究向縱深發展。

二、一戰起源

一般而言，中國學者普遍接受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戰爭根源的論點，認為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以及新老列強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競爭，是引爆資本主義世界大戰的根本動因。而目前國外學者則傾向於把以下五種表面上相互關聯的因素並稱為一戰的「共因」：除了顯而易見的帝國主義外，還包括軍事互助體系、軍國主義、民主主義和作為導火索的塞拉耶佛刺殺事件。[3]

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傑克·列維和約翰·瓦斯奎茲合編的新書《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結構、政治與決策》，從多角度對一戰爆發原因和蔓延過程進行了分析，探究了權力、盟國、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公眾輿論以及政治人物等多方因素，對一戰前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軍事決策過程的影響。[4]

在德國歷史學界，「大國分攤責任說」逐漸形成共識，取代了輿論一致的德國「完全責任」說。對此，《法蘭克福匯報》指出：「德國『完全責任』的政治命題從學術角度看是站不住腳的……1914年的主要責任在柏林，也在維也納和聖彼得堡。」[5]

俄羅斯學者雅希莫維奇認為：「戰爭是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衝突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並且是日益加劇的帝國主義趨勢的直接後果。」而列維亞金卻持不同觀點，他指出：「在談論一戰起因時，重要的是不能陷入宿命論，不能認為國際生活或個別國家發展中的某些矛盾（作為戰爭起因來考察）必然要導致悲劇的產生。」[6]

美國肯尼思·華爾茲教授重點從人性、國家特性和國際體系性質等三個層次分析戰爭的起源問題。哈佛大學教授小約瑟夫·奈進一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在國際體系層次上的表現是德國的崛起和同盟體系的僵化……而國際體系中新舊力量的博弈是導致一戰爆發的深層原因；在國家層次上，同樣有兩個重要因素對於戰爭的爆發有影響：一個是奧匈帝國內部的危機，另一個是德國內部的政治形勢，即德國內部社會矛盾緊張導致其領導人過於急切地追求世界霸權。這兩個因素使得民族主義興起以及霸權轉換迫在眉睫；而在個人層面，一戰前各國的軍事領導人都普遍有迷信進攻的觀念，偏愛快速動員和大規模決戰，對戰爭的速戰速決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這加劇了事態向戰爭的演變。小約瑟夫·奈的論述比較全面地勾勒了導致一戰爆發的三個層次的因素，是運用層次分析法解讀一戰起源的完美代表。[7]

本質上講，一戰是各種不同國家、不同力量和各種思潮在全球範圍內的首次衝突和較量，是人類社會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精神心理等方面不協調和不均衡的結果。[8]

三、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及愛國主義熱情的推波助瀾

關於種族主義對一戰的全方位影響，美國的麥可·艾達斯通過探究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和充滿偏見的制度框架是如何以多種方式釀成了這場遍及歐亞的戰爭[9]，證明種族主義也是一戰爆發的原因之一。

俄國Б.Л.哈夫金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俄國戰線( 1914—1918 年) 》一文中也指出，俄國是在「捍衛東正教和斯拉夫民族」的口號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10]Л.B沃洛布耶夫則強調了戰爭起源中的民族主義因素：「我們的史學研究傳統上認為小民族是列強的犧牲品。這種立場未必完全正確。首先，不能降低他們的民族解放鬥爭的積極意義(塞爾維亞人、捷克人和愛爾蘭人等)，但同時也不能忽視他們是歐洲本來已經爆炸性局勢中的不穩定因素。」[11]

俄羅斯歷史學家認為，各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感和愛國主義熱情，對各大國決策者的決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而加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比如Е. Ю.謝爾蓋耶夫在《一戰研究中若干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一文中指出，一戰的爆發伴隨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當時參戰國的大部分居民都被這種情緒浸染……士兵、軍官、女護士和神職人員在前沿陣地表現出來的英雄主義，以及包括俄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掀起的志願軍運動，都證明了民眾情緒的高漲。[1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越來越狂熱的帝國主義、民族利己主義、沙文主義和軍國主義宣傳面前，要求和平的呼聲十分微弱，遠不足以對現實政治產生重大影響，而當時的大多數政治家和軍事家也信奉用戰爭手段解決爭端。[13]山雨欲來風滿樓，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即。

四、歷史文化傳統和心理因素被關注

20世紀初期，民族主義情緒和愛國主義精神因工業化導致的民族國家發展而得到了加強。伴隨高度物質文明而產生的西方民族的優越感同普遍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結合，使歐洲社會文化和心理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暴力觀和戰爭觀。[14]

社會戰爭心理和戰爭情緒對戰爭的爆發起了極大的推進作用。參戰各國普遍存在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遠遠超出了人們以前所了解和想像的程度。這種民族主義情緒與其說是戰前各國政府宣傳煽動的結果，不如說是幾個世紀以來以民族優越性和自豪感為特徵的歷史文化傳統的產物。[15]

德國歷史學界關注政治、軍事人物的心理及其與戰爭的關係，威廉二世的戰爭責任問題已經爭論了100年。帝國首相貝特曼—霍爾韋格的角色定位也被普遍接受，現在的學者更關注的是「皇帝身邊的人」。米歇爾·伊普肯漢斯編輯出版的《阿爾伯特—霍普曼的日記、信件和筆記：1901—1920年間威廉二世不平常的生活》；阿夫勒巴赫出版的莫裡茨·馮·林克和漢斯·馮·普利森等人的日記和文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這些人物都是「皇帝圈內」的核心人物……學者們試圖通過描述皇帝周圍高層人物戰前和戰爭中的言行、舉動，他們扮演的角色、所處的歷史位置、與皇帝的個人關係等，尋找與戰爭爆發有關的重要線索。[16]

澳大利亞學者傑弗裡·布萊內在《戰爭的原因》中強調了心理因素對於戰爭決策者的影響。他注重強調對決策者的心理層面分析，指出：事實上，導致戰爭的重要的常被忽視的因素是樂觀的看法，即國家領導人懷抱對戰爭前景的樂觀看法發動了大多數戰爭。總之，決策戰爭的人對於戰爭的未來前景抱有錯誤的樂觀態度，是導致一戰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17]

美國教授史蒂芬·范·埃弗拉認為，一戰前歐洲各國普遍流行進攻優於防禦的信念，這使得各國政要對於打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盲目樂觀乃至作出錯誤決策，這是導致一戰爆發的重要原因。[18]

文化因素也是戰爭爆發的原因之一。加拿大學者莫德裡斯·埃克斯坦斯在《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現代的開端》中認為，要證明大戰的重要性，當然一定要談到捲入其中的利益集團和情感。他從寬泛的文化史角度來探討這些利益集團和情感。在試圖從寬泛的和比較的角度去評估戰爭與文化的關係時，無名士兵處在前沿和中心，對普通士兵的精神狀況和行為動機也應當關注。[19]

現任英國國王學院戰爭研究系國際政治理論教授、美國學者理察·內德·勒博在《國際關係的文化理論》中，引證了大量的具體史料，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做出了紮實、詳細的案例分析。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經常性被描述為預防性戰爭。這一論斷的基礎是所謂德國對於俄國的恐懼，這一觀點是長期受到爭議的。事實上，歷史上任何主要的戰爭都是具有多重和互補的原因。[20]

A．B．列維亞金考察了社會文化和心理方面因素在戰爭起源中的作用：「無疑，有關為了社會的(民族的、階級的和國家的)利益而使用暴力是正確的和合法的觀點，促使歐洲列強政府和社會輿論去用軍事手段解決20世紀初期國與國關係中所積累的矛盾。這種觀點很大程度上是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的革命、革命戰爭和民族戰爭經驗的影響下形成的，並且到2O世紀初期己經深深地融入歐洲各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中」。[21]

綜上所述，中、德、俄、美、英等國歷史學者大都從國際視野出發，認為列強逐鹿、C位之爭確實是一戰爆發的重要原因，但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及愛國主義的推波助瀾也不容小覷，而當時已經深深融入歐洲各民族中的文化和精神因素——戰爭心理和情緒，則是更深層次的原因。

自從有了人類的利益交往關係建立及其制度化過程，以利益矛盾與衝突為最高表達方式的戰爭就如影隨形，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兩次世界大戰是歷史上人類文明交往過程中的典型代表。導致戰爭的因素從來就不是單一結構的，在一戰結束百年這個歷史節點，我們再次回望這段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歷史進程，持續不斷地開展深入研究，就是因為殷鑑不遠，需要認真總結反思歷史經驗，深刻汲取歷史教訓，進而了解、掌握戰爭規律，尋求維護和平的正確之道和有效方法，打造人類和諧共存的「地球村」，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紮實有效的歷史邏輯支撐。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網採編中心編輯）

注釋：

[1] 徐藍：《國際史視野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研究》，《光明日報》2014年7月9日第15版。

[2][3] 梁佔軍：《一戰歷史給現實的啟示》，《北京日報》2018年5月14日第15版。

[4]《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結構、政治與決策》，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hqxx/xsh/201404/t20140404_1057747.shtml。

[5][16] 轉引自徐健：《21世紀德國學界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責任和起源問題的討論》，《世界歷史》2015年第6期。

[6] 轉引自張盛發：《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若干思考》，《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5年第1期。

[7][17] [18] [20]轉引自梁佔軍：《國際關係理論視角下的一戰起源研究》，《歷史教學問題》2014年第3期。

[8][14] [15] 張盛發：《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若干思考》，《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5年第1期。

[9] [美]麥可·艾達斯著，王申蛟譯：《種族主義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史學集刊》2016年第3期。

[10] 轉引自粟瑞雪、李志東：《俄羅斯學者關於一戰問題的最新研究》，《國外理論動態》2014年12期。

[11][21] 轉引自張盛發：《從遺忘的戰爭到重要的戰爭》，《俄羅斯學刊》2017年第4期。

[12] ［俄］葉夫根尼·謝爾蓋耶夫著，張丹編譯：《一戰研究中若干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國外理論動態》2014年12期。

[13] 徐藍：《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歐美和平運動的發展》，《世界歷史》2014年第1期。

[19]侯麗：《【新書推薦】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現代的開端》，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gj/gj_qkzz/201808/t20180828_4550146.shtml。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崔蕊滿

聲明：本文圖片來源於「東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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