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的人文特色（溫州是我童年到過的最大城市）
2023-07-12 17:51:01 1
來源：溫州新聞網
那時我做夢也沒想過要去杭州遊覽西湖美景，溫州這個地名對我來說意味著一種幸福。
——題記
人物簡介：蔡天新
浙江大學數學學院教授，詩人、作家。本文選自三聯書店新近出版的童年回憶錄《小回憶》增訂版。蔡天新出生在台州，溫州是他童年到過（三次）的唯一的城市。書中展現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南方鄉村生活風貌。棋藝精湛、喜歡手繪地圖的「我」童年孤寂而無助，但蘊藏的好奇心和想像力終究在荒蕪的土壤裡撒播下種子，並在作者成年後伴之漫遊四方。作者對於童年所處的環境、故鄉的人物風情和家族的遷徙進行了細緻的刻畫和歷史溯源。他的家族南渡以後的祖居地黃巖平田在東晉時屬於永嘉郡，二始祖蔡邵是王羲之與謝靈運之間的永嘉（溫州）太守。
· 01
我在黃巖樊川小學念書的那兩年正值上個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美國人阿姆斯特朗率先登上了月球（隨後中國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二是中蘇在黑龍江（阿穆爾河）上的珍寶島發生了武裝衝突。同樣，我的家庭裡也出了兩件大事，一是哥哥未名支邊去了東北，二是溫州的小姨父病故。
小姨父原是溫州公路運輸段的一名機關幹部，家庭成分是工人，憑藉這個關係小姨得以在甌江的碼頭上做臨時裝卸工。在外婆親生的四個兒女中，小姨家的經濟條件最差，子女卻最多（一男三女）。不幸的是，姨父剛過四十歲，便得了癌症去世，留下沒有正式工作的小姨和四個未成年的孩子。自那以後，母親和江蘇的四姨每月都要從有限的工資裡省出五元十元的寄給小姨。
小姨父去世前後，我曾多次隨母親去溫州探望小姨。那是我童年時代最遠的旅行了，途中的勞頓非今天可以想像。首先，啟程就是一樁艱難的事兒，無論我們住在城南的委羽山，還是後來遷到城北的王林施村，我們都需要在頭一天步行到黃巖縣城，入住車站附近的小旅店。這不僅僅因為路遠，更因為黎明前走過田野不安全。
其實，從黃巖到溫州的直線距離只有一百多公裡，可是，早晨六點鐘就要發車。因為那時的浙東南有許多盤山公路，途中還需兩次輪渡，分別在樂清的清江灣和溫州的甌江（如果是早些年，還要經過大荊的水漲渡口）。甌江的擺渡需一個多小時，輪船要繞過一座名叫「七都」的島嶼。值得一提的是，那會兒母親和多數中國人一樣沒有手錶，卻根本不用擔心誤點，因為天剛蒙蒙亮，車站四周的小販們就開始吆喝了，以賣橘子的農民和小吃攤主居多。
溫州留給我最初的人文記憶是：方言十分獨特，非溫州人不能聽懂。表妹們教過我不少溫州話，但今天我只記得十以內的阿拉伯數字的發音。這與嶺南的粵語境況相似，成為使溫州人得以相互認同，並區別於其他地方的文化密碼，也為溫州人獨闖天下創造了條件。即使在海外，他們也很容易形成一個個組織或團體。
這一點，不由讓人想起操希伯來語的猶太人，後者同樣以經商和聚財能力聞名於世。上個世紀80年代初，當人們仍在為搞計劃經濟還是搞市場經濟，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爭論不休的時候，溫州人率先與「主流」分道揚鑣，走上發展道路。而在文化和科學領域，溫州人也出過不少優秀人才（尤以數學方面最為突出）。
· 02
隨著一陣清脆的電鈴聲，去往杭州和寧波方向的汽車首先駛出黃巖站，然後就是溫州、金華的班車。每座城市每天只發一輛班車，也就是四十來人，且有不少中途就下車了，由此可見當時中國人口極少流動。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在我這個持半票乘客的小腦瓜裡，目的地的遠近與否成了某種決定性的因素，我內心的感覺要比那些到鄰縣去的旅人神氣得多。
那時我做夢也沒想過要去杭州遊覽西湖美景，溫州這個地名對我來說意味著一種幸福。不過，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對我又是一次嚴峻的考驗，我的腸胃要經過一段翻江倒海的洗禮，直到抵達樂清境內的小鎮白象，才感覺到豁然開朗。那裡不僅有美味可口的小白蝦（我們在那裡用午餐），且從此以後就是一馬平川了。
在我的記憶裡，溫州乃孩提時代見過的最繁華的都會。雖說五馬街還只是石板路，但兩側的商鋪和熙熙攘攘的人流讓人興奮，感覺就像十年後我走在上海的南京路上，或者二十多年後我走在紐約百老匯大街上一樣。
可是，就歷史淵源來說，五馬街卻非南京路或百老匯可比。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出任永嘉（溫州）太守時就有了五馬坊，不過那時的馬路寬六米，僅夠五匹馬通過。七個世紀以後，北宋詩人楊蟠出任溫州知府，他留下一首詩：「相傳有五馬，曾此立躊躇。人愛使君好，換鵝非俗書。」此詩寫的是王羲之，並用了他書換白鵝的典故。到了南宋，出現了著名的永嘉學派，其中年長的鄭伯熊還曾擔任黃巖縣尉，代表人物是葉適。
不過，那會兒我年幼無知，既不知道王羲之、楊蟠和永嘉學派，也沒聽說過謝靈運。說起這位列溫州十大文化名人之首的詩人，他在王羲之死後二十四年出生，而當他去世時，數學家祖衝之已經在世。謝靈運被認為是我國山水詩的開拓者，生性放浪、桀驁不馴，深得後輩同道欣賞，但由於其作品尚未完全擺脫玄學，過去、現在均未出現在中小學的教科書中。
除了五馬街以外，溫州留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停泊在甌江碼頭上的船隻，其中的一艘輪渡把我從江北帶到了溫州。回想起來，那個車站碼頭應設在永嘉和樂清的交界處，而非楠溪江西岸的甌北鎮。那時我以為，凡是通注入大海的河流都是黃色的。同時還以為，溫州就在海邊了。這一點直到二十年後的一個夏日，我從廈門乘輪船穿過臺灣海峽來到溫州才得以糾正。
第二次到溫州正好是我八歲那年的春節，有一天，表姐妹們陪我們母子到中山公園遊玩。結果因為遊人太多，加上我好奇心比較重，和她們走散了。母親和表姐妹們的著急可想而知，苦苦尋找我半天，甚至驚動了警察。待到她們筋疲力盡地回到垟兒路家中，卻發現我早已安然歸來。第一次，我見到向來倔強的母親破涕為笑，看來我認路的本領從小就有了。
我記得垟兒路上有一座垟兒橋，橋邊有個嶽王廟，橋下的水流流向甌江。事實上，垟兒路離甌江已經不遠，步行可以去碼頭，那裡有渡船去江心嶼。那是溫州最有名的景點，岸上便可見島上有東西雙塔。我只記得上過島，卻沒有其他記憶。多年以後我故地重遊，才知道島上19世紀便有英國領事館，且舊址保存完好。1130年，宋高宗趙構南逃時，也曾上島駐蹕普寂禪院。而那兩座北宋舊塔作為航標遺產，已列入世界百座歷史燈塔。
雖然後來我去過的地方越來越多，幾乎走遍了這個世界上的所有名城，可溫州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仍無法替代。最初的也是最美麗的，溫州留存在我的記憶裡，她不僅是我童年唯一造訪過的城市，也是唯一有交通崗哨和紅綠燈的地方。對穿制服的警察的天然崇拜，一直延續到今天坐慣轎車的孩子，連童車都沒有玩過的我更不會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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