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萊茵日記中外媒體有多（揚之萊茵日記中外媒體有多）

2023-08-11 01:33:01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人天性喜歡無拘無束和自由自在的生活，但也不乏適應環境的能力：德國人很在意新鮮空氣，無論在家裡，還是辦公室，每天都要多次打開門窗通風，而戴口罩帶來的那種溼乎乎和透不過氣的感覺，讓他們非常不適。但是，形勢逼人，不習慣也要習慣。從上周開始，商店裡和公交車上，德國人也正兒八經地戴上了口罩。

按照此前商定的「兩周一議」的節奏，德國聯邦和各州在4月15日首次決定部分開禁之後，又於4月30日再次商議進一步開放的具體步驟（Zwischenschritte）。這次的基調與上次相比基本無異：審慎的樂觀，緩步地解禁。除了要求整個社會繼續保持社交距離和衛生習慣之外，所有開放的領域都必須制定嚴格的防護措施。

這次新增的開禁領域包括以下幾個：

1.兒童室外遊樂場。這對兒童和家長都是一個不錯的消息，雖然沒有對開放時間做出統一規定，但社區必須制定必要的防護措施。

2.動物園、植物園、博物館、展覽館、畫廊和紀念館等場所。除了遵守既定的衛生規定外，這些場地（特別是面積較小的）還必須控制好每次進入的人數，同時還要避免排隊。

3.宗教集會可以恢復舉行，但教會等舉辦方必須嚴格遵守防控要求。

餐飲業、旅遊業以及其他一些文化設施則還需要耐心等待。聯邦和各州決定5月6日之後再議。其間，相關部長會先制定方案，提出建議，但默克爾強調，何時以及如何開放這些領域，將根據具體情況而定。

在學校和幼兒園如何開放的問題上，聯邦和各州尚無法達成一致。默克爾宣布，5月6日會就此問題再行商議，屆時將明確規定學校和幼兒園開放的順序和方式。

8月31日之前，民俗慶典、有觀眾的大型體育賽事、大型音樂會、慶典活動、鄉村和獵手聚會、年度集市等大型活動將繼續被禁止。至於何時以及在什麼條件下恢復小型或私人活動，這次的聯席會議沒有作出決定。鑑於這類活動（特別是大型活動）的易傳染性，政府將根據疫情未來的發展情況再作決定。

關於夏季度假問題，默克爾指出，夏日歐洲旅行問題這次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外交部針對全球範圍內的旅遊警告已經延至6月14日。這個日期之後不久，德國有些州的暑假即將開始，所以政府將在此前作出決斷。

聯邦和各州的聯席會議只是商定一個大的框架，各州會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制定措施。因此，這次會商結果剛宣布，各州便開始「各行其是」了，其中下薩克森州（Niedersachsen）、薩爾州（Saarland）、薩安州（Sachsen-Anhalt）和薩克森州（Sachsen）解禁的步伐邁得最大最快。從現在的趨勢看，原先的「聯合協商，整體部署」節奏似乎很難繼續保持了。

疫情中採取的限制措施，導致各州企業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企業狀態不好，又意味著地方的財政收入大幅縮水；而財政收入的減少，又會影響各地政府的運作能力。這一連串的因果關係，是解禁過程中各州步伐不一的主要原因。

對權力的不信任

新冠病毒給德國勞動市場的衝擊遠遠超出經濟學家的預計。截至4月26日，德國共有約1000萬人申請「短時工」（Kurzarbeit），而專家們此前的估測最多為300-700萬之間。

「短時工」制度是德國處理經濟危機時屢試不爽的一把「利器」，始於上世紀初的帝國時代。最近一次「短時工」高峰是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時，當時有330萬人提出了申請。

勞工市場有「春季復興」（Frühjahrsbelebung）一說，所以，每年四月一般是失業人數下降的月份，但新冠疫情讓德國經歷了戰後首次「不降反升」的局面，企業的招工人數比去年同期減少了16.9萬。

因此，今年的「五一節」其實有足夠的理由為勞動市場擔憂。換作往年，德國的大城市這一天會出現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可是新冠病毒讓這個有著130多年歷史的國際節日變得無比「安靜」：引領五一遊行的德國主要工會，這次也只能各派一名代表在首都柏林的布蘭登堡門前舉牌「刷存在感」，真正的活動全部由街頭轉入網絡。

在線慶祝五一，圖片來源：推特截圖

沒有街頭遊行的示威活動，有點像觀眾臺空無一人的足球比賽，讓人感覺怪怪的。當然，非常時期要求非常方式，勞工們雖然無法走上街頭，但口號還是少不了的。今年的「五一」口號是：「團結起來不孤獨」（Solidarisch ist man nicht allein）。

「口號」不僅是一種高度濃縮後的綱領性表述，也是政治組織及其代表顯示自己存在和作用的「廣告」。

以這次疫情為例，執政黨有足夠的「用武之地」，不必用「口號」來提醒選民和顯示自己並非無所作為；在野黨的處境就不同了，面對政府頒布的「面面俱到」的各類抗疫救市措施（不管是限制性的還是放寬性的），反對黨能施展的空間的確非常有限。於是，他們漸漸告別開始時做出的與執政黨「共赴國難「的姿態，回歸找茬和反對的「老本行」。民主政治也的確離不開反對聲音，哪怕這些聲音有時顯得「蒼白無力」和「雞蛋裡挑骨頭」。

眼下，社會上擔心政府會鑽「緊急狀態」空子的聲音越來越多，也有人開始思考聯邦制和法治體系的種種漏洞，但筆者很難相信，德國聯邦及各州政府會借著疫情大肆攬權，並在疫情緩解後儘量拖延放還為應對疫情而收攏的權力。然而，回顧歷史，人們的擔心或許並非一點道理都沒有。

兩德統一後，德國政府於1991年設立了一個新的稅收名目，並賦予其既通俗易懂又名正言順的名字：「團結稅」（Solidaritätszuschlag ）。顧名思義，一般人都認為「團結稅」只是為了分擔統一造成的巨大財政壓力，其實不盡然。根據當時的決定，該稅還有其他兩個用途：一，填補海灣戰爭給德國財政造成的漏洞，當時德國用花錢（169億馬克）的方式，即所謂的「買單外交」（Scheckbuchdiplomatie），來換取不派兵參加那場由聯合國授權和美國領導的戰爭。二，支援歐洲中部、東部和南部財力不足的國家，但筆者不清楚這是與統一後的德國在歐盟中承擔的義務有關，還是涉及歐盟的東擴計劃。

總之，這個本來只是為期一年的措施後來「稀裡糊塗」變成了「無限期」（unbefristet）。之所以說「稀裡糊塗「，因為大部分人都以為是為了統一大業，因此覺得義不容辭，並無怨言。由此可見，「名目」很重要，該稅因「團結」二字一下子實行了29年，每個有工作的人都必須繳納收入中的5.5%來支援統一和東德地區建設。

有道是，開源容易節流難。這個當時看來「名正言順「的稅收的確給政府增加了不小的財政迴旋餘地，所以，統一後德國的歷屆政府都不願意主動放棄這筆收入。隨著民眾對該稅越來越不滿，現屆聯邦政府才決定從明年（2021）起逐步放棄「團結稅」。

了解了這段歷史，就容易理解人們為何擔心政府有可能不會很快放棄和歸還因疫情而集中在手中的權力，譬如業已擴大了的《感染保護法》（Infektionsschutzgesetz）就強化了衛生部的職權。

西方的政治制度正是基於對人性不善的那一面而設計的，因此，德國人常愛說：「信任是不錯，監督更重要」（Vertrauen ist gut, Kontrolle ist besser）。

西方媒體的報導方式

4月17日，武漢訂正了當地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數和死亡數的統計數據。感染人數從50008上調至50333，增加325例；死亡人數從2579上調至3869，增加1290例。

這個數字變化的原因似乎也不難理解：1)早期檢測和收治能力不足，有些患者未能得到及時治療，死後並未按照新冠肺炎致死病例上報；2)疫情初期一些醫療機構未能與疾病預防控制信息系統實現有效對接，疫情數據統計和信息報送工作沒有與醫療機構擴容收治進度保持同步。

本來，面對如此規模和兇險的瘟疫，官方在上述瓶頸和不足之處得到改善和修正後對數字進行調整是很正常的，也是強化抗疫「透明度」的一個具體體現，但是，中方此舉卻被有些人用來作為質疑的「依據」。

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認為中方此舉「令人擔憂」，並敦促北京「增加透明度」。他在接受《圖片報》（die Bild-Zeitung）採訪時表示，有些問題總要給予回答的，今後幾周內，中國領導人有機會證明自己在疫情中的透明度。德國《明鏡》將報導馬斯觀點的新聞冠以「批評中國」（Kritik an China）的標題，並稱武漢死亡人數的上調「出乎預料」（überraschend）。

4月29日，英國正式將死亡人數從21678上調至26097，增加4419例。原因是此前的數字只顯示在醫院確認死亡的人數，並不包含在養老院和家中的死亡人數。對此，馬斯至今未作表態，是工作忙忘了？還是對自己過早評論武漢數字上調「不好意思」了？筆者先放下不論，只談談《明鏡》的表現。

《明鏡》在報導英國數字變化時倒未寫「出乎預料」。結合它對武漢新數據的評論，一般人會立刻認為這是《明鏡》「雙標」的表現，可以理解，因為《明鏡》在過去的確做過「雙標」的事情，但這次並非如此。它對英國上調數字一事之所以未寫「出乎預料」，因為它的確沒有感到意外。

早在4月16日，《明鏡》就專門針對英國政府的疫情報告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滯後的受害者」。文章導讀一針見血：「在整個歐洲，養老院的居民深受新冠病毒之害，唯有一個驚人的例外：英國。但是，官方的數據正在欺騙和掩蓋幾十年來的疏忽。」文中詳細分析了英國在這方面的癥結所在，並未因為與英國的價值觀相近而「筆下留情」。

圖片來源：報導截圖

那麼，《明鏡》對武漢上調數字感到意外，是否就意味著它此前對中國官方提供的數據一直深信不疑呢？如若真是這樣，那就該輪到筆者感到「出乎預料」了。

眾所周知，西方媒體看中國時一定是戴著「意識形態」眼鏡的。但是，僅僅知道這點還不夠，還應該去了解它為何如此。這點很重要，因為了解差之毫厘，結論就可能失之千裡。

對西方媒體的有些觀點作出反應是可以理解的，有時甚至是非常必要的，關鍵在於如何反應。快速反擊很容易，也很過癮，但過快扣動「扳機」，也容易打偏甚至誤傷。

德國媒體的主要讀者群是德國人，而作者絕大多數也是德國人，因此，無論是封面，插圖還是文字，難免會帶著德國人看世界（包括看中國）的視角、觀點和立場。無論作者的發心是惡意的，還是調研粗糙疏忽，還是出於傲慢與偏見，都屬於「可預見」範疇，一時恐怕也很難改變。

筆者在德國工作生活了不少年，但對這個國家的了解依然還有許多漏洞。西方駐外記者在海外駐地的時間有限，可以想像，這種「暫時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深入了解所在國的文化精髓和思維方式。更何況，他們獲取的知識養份多是經過自己文化圈過濾過的信息和認知。所以，他們在報導異國事件時，必然會在「主觀鏡頭」之上再加上一副「有色眼鏡」。有鑑於此，出現「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等現象也就不奇怪了。

各國的媒體其實主要面對本國國民，不少標題也是為了吸引國內讀者的眼球。寫到這裡，筆者在想，西方媒體中的「反華」言論都是外文信息，中國國內的百姓又是如何大面積獲悉的呢？這是否與華文媒體對西方言論「事無巨細」和「有來必往」的批駁有關呢？反過來，筆者很少看到德國媒體將中國對西方的「負面報導」搬到自己的平臺上來逐一駁斥，因此，德國人並不知道中國對他們的看法和評價。

以《方方日記》為例，筆者去網上搜索過，除了預購廣告外，德文直接報導該書的媒體文章寥寥無幾；反觀海內外華文媒體，對《方方日記》的關注「經久不衰」。對這樣的結果，最高興的恐怕是那些書商了。

還有，西方的有些作者和編輯對所謂「事實」的把握和拿捏相當老練，一般不會輕易被人抓到「把柄」。再以《明鏡》為例：它的專欄作家庫茲馬尼（Stefan Kuzmany）前一陣就「新冠病毒」寫過一篇文章。筆者把其中涉及到中國人的一段文字翻譯過來，以「饗」讀者：

「如果您對中國人久存狐疑，那現在不妨可以好好宣洩一下自己的情緒。 現在不是克制的時候，畢竟，拜這些黃皮膚的小眯縫眼所賜，我們很可能不久於人世。他們幹嘛總要喝蝙蝠湯，咬斷蛇頭，並在集市上用耗子血洗澡？他們若不生病，那才叫奇怪呢。」

這些作者大多很「油」，如果文中含有刺眼的詞語或指桑罵槐，他們會在標題下標明是「諷刺文」（Satire）。意思就是，我事先聲明了，如果你看了不舒服，千萬別來找我。「褲子罵你」（作者姓氏的「諷刺」譯法，咱也來幽默一把）使用的就是這個手段。

為了客觀起見，筆者專門請兩位德國人來讀這篇「諷刺文」，結果，他們的讀後感大相逕庭：其中一位覺得，作者是用諷刺的手法，故意「強化」那些偏見，以此來告訴讀者不必那麼誇大；另一位則認為，作者用詞太過分，竭盡侮辱之能事，一派胡言，讀後令人反感。

德國人的讀後感尚且存有雲泥之別，更不用說讓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和體制之中的華人去「正確」理解了。

我們必須承認，同在華夏大地生活的中國人之間都有很大的區別，同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日韓之間都存在那麼多的不同，同一部《古蘭經》都能讓穆斯林分成遜尼派和什葉派，同為耶穌基督的信眾，還會分裂出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更何況中國人和歐美人的彼此認知呢？

面對不同的「解讀」，特別是面對惡意的攻擊，我們在必要的情況下當然要提出抗議和批駁，以正視聽，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的溝通和交流。這次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向外界提供的中德雙語版的《新冠肺炎疫情中關於中國的16個謠言和真相》就非常好，有理有據，不打「口水仗」，讓事實說話，包括引用外國知名專家的觀點等。

官方信息如果一時不易被採信，那就多通過民間來加強接觸，增進理解，譬如，促進並支持人文社會學方面的學術研討和項目；在西方國家內多與記者交朋友，提供更多的採訪和了解中國的機會；促進學生和年輕人之間的互訪；爭取知名學者的理解和認同，還有那些已離職或轉行的政治名人，他們雖然不在位，但影響力尚在。

西方必須適應中國崛起的「新常態」

在中國的國際份量越來越重之後，西方媒體就加大了關於中國的報導。這次疫情中，筆者明顯感到，雖然德國媒體或避談中國抗疫的成功經驗，或用自己慣有的視角去分析和評論「中國現象」，但無論涉及工業產品的供應鏈，還是各種抗疫物資的生產和援助，還是對國際組織的支持，中國其實「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這次疫情中國首當其衝，西方當時「隔岸觀望」，覺得病毒離他們還遠，甚至根本就不會到來。這種過早和過於樂觀的心態造成的結果，現在正在令歐美人傷透腦筋。不僅如此，關於抗疫中的經驗教訓，就因為它們源自中國，西方要麼不接受，要麼認為不合適，這也是歐美一些國家延誤「戰機」的原因之一。

德國這次抗疫中最突出的成功和失誤是：「疑似」和輕症在家自我隔離，避免出於恐慌而湧向診所，造成醫療擠兌（成功）；嚴重低估了口罩的作用，造成這一抗疫「戰略物資」的嚴重短缺（失誤）。而這兩個方面似乎都有中國的「影子」：前者汲取的是武漢的教訓，後者是承認了中國人戴口罩的益處。

面對西方媒體的某些「反華」言論，用智慧和事實去駁斥反擊當然需要，但有時幽默的效果或許也不錯。

《明鏡》1977年第31期的封面標題為「度假勝地義大利——綁架、勒索、街頭搶劫」，配圖是一盤義大利麵條上放著一把左輪槍。

圖片來源：《明鏡》

面對如此貶低和輕賤的「封面故事」，平常比較容易情緒化的義大利人卻沒太在意，或許他們知道無法和患有「潔癖」的德國佬講道理吧。義大利《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的回擊頗為幽默：「在這件事情上，《明鏡》只犯了兩個錯誤，第一，封面上那把左輪槍和文中描述的不一樣。第二，那盤麵條煮得太爛啦。」

根據筆者的觀察，在西方社會中，經濟界是最現實的，有錢掙就行；政府是相對現實的，因為它要解決涉及國內外的各種棘手問題；學術界是最超脫的，因為來自那裡的建議基本上都標明「僅供參考」；最投機的是議會中的反對黨，因為他們的首要任務就是把執政黨拉下馬，然後自己上臺；唯有「第四權」媒體最「油鹽不進」，因為它幾乎不受任何權力利益的牽制和捆綁。

由此不難理解，給政府穿「小鞋」的為何主要是後兩者。譬如，去年的香港亂局中，美國共和黨總統川普開始並不熱衷於介入，但國會中的反對黨卻積極推動幹涉香港事務法案的通過。德國總理默克爾吸取了2015年難民潮的教訓，不再輕易開啟國門，媒體卻又借著前一陣埃爾多安打開通往希臘（歐盟）的邊界而頻頻報導難民生活如何不堪，指責政府缺乏人道精神。

實際上，西方媒體最愛「折騰」的對象並非外國政府，而是國內的當權者。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與媒體關係好的政治家鳳毛麟角：川普沒少罵媒體製造「假新聞」（Fake news），德國前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直接稱《明鏡》是「狗屎刊物」（Scheißblatt）。

當然，這反過來會讓人產生另外一個問題：以「針砭時弊」和「監督權力」為己任的西方媒體為何只盯著當權者個人，卻很少質疑或思考「體制」問題？其實，這是個誤區。

首先，在西方，無論「當權者」還是新聞媒體，都在一個公認的體制內各司其職。也就是說，媒體基本上不會質疑給予它自由發聲的憲法框架和價值體系（如自由、民主、人權等）。相反，媒體認為，維護這個體制不受權力、金錢、欲望等因素的侵蝕，是自己的神聖責任，因此，他們會緊盯那些有可能犯錯的政治家和政黨。

其次，西方人雖然對自己的體制頗自信，但也深知體制和人性的缺陷。因此，一旦出現問題（違法違紀案例、大的政治和金融危機），媒體在不觸動「憲法框架」的前提下，也會揭露體制中出現的種種具體漏洞。

2008年始於美國的金融危機席捲全球，歐洲也深受其害。當時輿論就熱議過放任資本帶來的害處（金融和經濟體制）。在輿論的壓力下，政府也意識到國家以往對資本的監管過於鬆弛，並做出了相應的補救措施，如加強對金融的監管，銀行必須有「風險儲備」等。

1999年，已經退出政壇第一線的前總理科爾被揭在任時捲入「黑金」醜聞（Schwarzgeldaffäre），媒體不僅對其本人大加鞭撻，也質疑當時的「政治獻金」規則（政治體制的一部分）。最後，政府對規則進行了調整（譬如降低申報義務的額度等）。

最近，美國著名「深夜秀」（Late-Night-Show）節目主持人梅耶斯（Seth Adam Meyers）在談到本國疫情中救死扶傷還漫天要價的現象時說：這是「資本主義最糟糕的一面」（「This is capitalism at its absolute worst」）。

最後，所謂「西方媒體」是個比較籠統的概念，因為即便在西方世界裡，國與國的體制也不盡相同，譬如，在英美兩國，強調市場和資本運作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及「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盛行；而德國實行的「社會市場經濟「（Sozialmarktwirtschaft）體系當初在設計時就已經剔除了美式資本主義的「糟粕」，強化了社會保障等元素。這兩種體制也反映了德國人和美國人不同的「民族」個性：前者注重保險和安全，後者敢於冒險和創新。因此，他們彼此其實都「看不慣」對方：德國人一聽不少美國人要打幾份工才能養家就唏噓不已，也不理解怎麼能選川普這樣的「瘋子「當總統；而美國人則對德國人那副亦步亦趨的「死翹翹「的樣子頗為不屑。但是，兩邊擁有同樣的價值觀，彼此也就多了一份尊敬與合作的基礎。

綜上所述，「體制」問題在西方並非媒體的「禁區」，他們捍衛或不質疑的其實只是憲法框架和價值體系。而在中國，某些媒體人骨子裡可能是質疑中國的憲法框架與價值體系的。

有些扯遠了，現在回到德國的疫情上來：

在上周五聯邦和各州的商討會上，默克爾總理不得不公開維護遭到「非議」的科學家。

背景情況是這樣的：從抗疫開始到現在，面對「新冠」這個至今尚未完全了解的病毒，科學家和諸多專家在專業問題上始終未能達成一致看法，可他們偏偏又肩負著向政府提供諮詢的責任，政府的許多決策都仰仗他們的知識和判斷。目前，聯邦政府有自己的專家班子，各州的政府又有各自的專家班子。科學家們意見不一，勢必導致民眾無所適從，政治家決策的難度也因此而增加。

那麼，各州自行決定究竟是聯邦制的決策短板，還是因地制宜的優勢呢？這是德國輿論目前熱議的話題之一。現在，民眾中已有人開始質疑「無所不能的政治家和無所不知的科學家」，並將此質疑引申到政府措施是否得當和正確的問題上。

毫無疑問，專家們之間不僅存在業務上的意見分歧，也還有顯而易見的個人競爭和角力。已有專家公開抱怨默克爾過於相信某位科學家的看法，這裡所指的是柏林的病毒學家德羅斯騰（Christian Drosten）。

冷靜而耐心的德羅斯騰本人對此的感受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他所承受的壓力是可以想像的。這份壓力不僅來自政府的信任和同行的「相輕」，甚至還包括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

根據德羅斯騰本人透露，他收到過各種仇恨信息以及死亡威脅。他在接受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採訪時說：由於他對開禁持審慎態度，並警告第二波疫情可能帶來更大的衝擊，所以被許多人視為經濟癱瘓的「罪魁」。這段時間，他常常睡不好覺，因為很多人給他寫郵件述說他們對未來的擔憂。

責任越大，壓力越大，德羅斯騰的日子不好過啊。

- 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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