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徵中的食譜

2023-11-07 05:17:22

　麥麵疙瘩湯、野韭菜、野蒜、臭蒿子、豌豆苗、蘑菇湯，青稞、牛皮帶、舊牛皮鞋、犛牛肉、苞谷、小米、南瓜、蕨根……

　　這是從各種回憶紅軍長徵的記載中找來的部分食物單子。長徵一路上從東南行軍到西北，沿途移風易俗，紅軍的胃口也在不斷地調整，而最重要的卻是紅軍的胃口不得不一再縮減，這是由於紅軍是一支非政府補給的部隊，長期在外行軍，給養完全跟不上，所以食不果腹地行軍作戰，成為經常的事情。

　　在長徵中，「吃」，毫無疑義是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包括「吃什麼」和「如何吃」。幾萬人馬，糧食自籌。在不同的地區，還得入鄉隨俗，適應新的飲食環境，甚至還得親自動手收割糧食，採摘野菜。

　　長徵初期，紅軍將領蕭鋒聽到戰士們議論：在白區作戰，比在蘇區吃得還好一些，就是糧食無保障，老是飽幾頓餓幾頓。在紅軍的部隊進入西南地區之後，將士們的日記或回憶錄裡，關於缺糧少食的內容逐漸增多，可見食物已經越來越成為心頭大事。

　　當時擔任周恩來警衛員的顧玉平回憶說，長徵中大家吃的是「包子飯」，就是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恩來和他吃的都是同一種菜，一樣的分量。長徵途中只有李德有專配的炊事員，其他領導人與士兵吃的都一樣。

　　最有意思的細節是南方的廚子到了少數民族地區全都一籌莫展。長徵中擔任炊事員的大多是江西出來的老戰士，在此之前他們從沒見過青稞麥，也沒做過玉米飯，於是只好動腦筋、想辦法，學習新的做飯技術，於是炊事員每到宿營地，首先就忙著到處找碾子推磨。

　　紅軍自從進入黔藏地區，吃大米的機會就越來越少，紅三軍團四師政治部科長謝扶民在日記裡寫到與苗民購買糯米的事：「買到的都是糯米，有的單位不願意要，一來因為米好花錢多，二來有人說吃了糯米腿發軟，走不動路。但經過了解，原來這裡只產糯米，別無他糧。大家只好說，『好吧，就算過一個年節吧!』」籍貫來自東南地區的戰士，只有在過年過節的時候才會吃糯米。紅軍這段路程多以苞谷、青稞麥為主食，一直到了渭河南岸，才吃到久違了的大米。

　　有一個用行政命令解決水土不服的故事：長徵剛進到藏區時，部隊裡主要吃的是酥油糌粑，這是一種把青稞炒熟後磨成粉，用酥油拌和，盛在木碗裡用手抓著吃的食物。開始，來自江西、湖南等外省的紅軍戰士都吃不慣那股腥味，不願吃，各部隊政治機關只好專門發了材料，解釋說藏民的這種食物其實對身體健壯是很有好處的，鼓勵大家吃下去。

　　除了沿途打土豪接濟部隊，紅軍還從打敗的敵人那裡獲取食物。有則關於食物的笑話在路上流傳：紅三軍團在渡金沙江前繳獲了一些鐵桶餅乾和罐頭，時任11團政治部主任的王平不知道罐頭是何物，就隨手扔掉了。結果被懂些外文的政委張愛萍揀到，認出是果醬就打開來吃，而王平怕上當，怎麼也不敢吃。

　　1936年四五月間，紅軍行軍至西康爐霍縣境，準備三過草地。但此地人煙稀少，連部隊眼前的供應都很困難，如何籌備糧食?富有野戰經驗的朱德請來當地通司和老百姓，問清這一帶有哪些可吃的野菜，獲知了許多野菜的形狀和名稱。朱德甚至借來鏟刀、提簍和口袋，親自率領一個由炊事員、警衛員共十餘人組成的小組去採野菜。一個沒有食物的部隊，食物與打仗都是將領的頭等大事。

　　朱德的野菜小組很快就識別出了十幾種野菜，裝在口袋裡帶回到宿營地。翌日，朱德就把辨別野菜知識在直屬隊和附近部隊推廣起來。各路部隊都派來了代表，帶來他們採摘的六十多種可吃的野菜。朱德派人將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養起來，整齊地排列在學校的操場上，舉辦了一場古今中外從未有過的野菜展覽。它們有野韭菜、野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黃等等各種奇形怪狀的野菜，紅軍戰士們排著長長的隊伍，參觀他們未來一段時間的食物。

　　指揮作戰的朱德對食物事必躬親。一個紅軍戰士拿來一些豬下水(一個豬肝和一個豬肚子)，大聲地問戰友：「這些東西怎麼做呀?」正在和戰士們講太平軍故事的朱德，停了下來，轉身答道：「切一切，等一會兒我來炒，這個我會。下次你要再搞到豬肚子，找點醋和辣椒，我幫你炒。」這些如同一個農民家庭廚房裡的溫馨對話，讓現場的戰士印象深刻。

　　1936年6月20日，在懋功勝利會師後，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專門為食物的問題通電各個軍團，電報講了如何節省及攜帶糧食的辦法，規定了各軍團的籌糧地區，以及每人每天的食量，攜帶乾糧數量，宣傳節糧，嚴懲浪費糧食的現象。規定每人每天食量為：麥子1斤4兩；苞谷、什糧1斤2兩；牛羊豬等不作菜，應烤成肉乾代替糧食，每1斤鮮肉按半斤算。還要求部隊「每天改成兩餐，一稀一幹」。

　　從爬雪山開始，糧食的情況日趨惡化。在藏區，紅軍本來還是想按照沿途打土豪分田地的辦法，取得藏民的擁護，然後籌糧，準備北上的物資。然而現實卻令紅軍一籌莫展，藏民要麼逃得不知去向，家裡的糧食物品都藏匿一空，要麼就不斷地進行騷擾，國民黨的宣傳更加劇了少數民族和紅軍之間心理上的隔閡，並對賣糧食給紅軍的當地人處以死刑，以示懲戒。紅軍雖然有買糧食的錢，但當地沒有人賣糧，也沒有糧可賣。

　　當時曾專門發了《總政治部關於糧食問題的訓令》，要求在徵集糧食時，「嚴禁侵犯群眾尤其是番人、回人的一點利益，絕對禁止強買糧食、買糧食不給錢、群眾不在家不給錢。」

　　為了生存，紅軍被迫違犯自己的紀律。他們搗碎了寺廟裡的泥菩薩，因為在這些偶像裡裝滿了善男信女多年來供奉的糧食，他們把這些多年陳糧麥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味同嚼蠟，但畢竟是糧食。

　　紅軍也不得不收割了藏民耕種的青稞，但他們留下了金錢或借據。楊定華在《雪山草地行軍記》中對這段割麥經歷有這樣的描述：「此時真有『不割麥不得食』之勢，除了少數擔任勤務部隊和傷病員之外，上自朱德總司令，下至炊事員，都一起動手參加割麥的運動。」對此毛澤東在1936年曾對埃德加·斯諾說：「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將來我們一定要把這筆我們不得不從他們這裡搶奪過來的給養償還給苗人和番人。」

　　最慘的一幕發生在草地。由於先頭部隊的戰士們飲用了草地上有毒的水，大都患上腹瀉和痢疾，粗糙的整顆的穀粒和麥粒通過腸道排洩出來時仍帶著血汙。面臨著飢餓威脅的後衛部隊，挑揀著這些穀粒，把穀粒洗淨煮沸後再狼吞虎咽地吃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