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監管維護權益（慎言市場權力和）

2023-04-19 15:07:49 1

市場監管維護權益?【財新網】（專欄作家 劉允銘）自從法國經濟學家梯若爾(Jean Tirole)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國內的經濟學家在公共媒體上紛紛表達敬意,至今餘音未歇在兩個月之中,我們聽到了眾口一聲的讚譽,卻幾乎聽不到持保留態度的意見或批評性反思的聲音筆者感到不安,因此不揣淺陋,想在這裡表達一點「不敢苟同」的看法,希望能激發普通公眾對何為恰當的經濟學思考方式以及市場究竟如何運作的思考，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於市場監管維護權益?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市場監管維護權益

【財新網】（專欄作家 劉允銘）自從法國經濟學家梯若爾(Jean Tirole)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國內的經濟學家在公共媒體上紛紛表達敬意,至今餘音未歇。在兩個月之中,我們聽到了眾口一聲的讚譽,卻幾乎聽不到持保留態度的意見或批評性反思的聲音。筆者感到不安,因此不揣淺陋,想在這裡表達一點「不敢苟同」的看法,希望能激發普通公眾對何為恰當的經濟學思考方式以及市場究竟如何運作的思考。

筆者之所以感到不安,首先是因為,主流經濟學遠沒有成熟到不容置疑的地步,未必沒有思考方式的基本缺陷（尤其關於市場實際上如何運作）。兩個月前,本專欄也發表了一篇向梯若爾和拉豐(Jean Jacques Laffont)致敬的短文,不過筆者始終在他們的經濟學家頭銜之前加上「主流」一詞。如今打算從非主流的視角表達在筆者看來或許更正確(或值得深思)的批評意見。

筆者感到不安的另一個理由是,或許由於歷史的原因,人們，尤其是學者和政治文人，經常出於學術爭論之外的目的引用學術權威,這類傾向在人們的無意識中沉澱已久,妨礙了獨立思考和批評性反思意識的生成。加劇這種傾向的另一個因素是,由於長期的閉關鎖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人，無論是國內還是留學海外，一直疲於追趕國際的先進水平,氣喘籲籲,很少有餘力和從容的心態站在獨立的立場上進行批評性的思考。

梯若爾獲獎的理由在於他對產業組織研究的開拓性貢獻,尤其是在市場權力(market power)和監管方面的研究。首先,筆者同樣充分肯定他的經濟學貢獻。在博弈論革命波及政府的產業管制之前,政府的監管往往基於一廂情願,機械地套用簡單的規則,而這類簡單規則背後的經濟學推理往往忽視了監管對象的信息優勢和激勵兼容條件,而且無法針對性地考慮不同行業的具體特性。

以拉豐和梯若爾為代表的新規制經濟學是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在產業組織領域應用的重要部分,並非以監管本身為目的,而是希望更充分地在壟斷行業中引入和發揮競爭的力量,因此在很多國家中更多是與「競爭政策」而不是「政府監管」這樣的提法相聯繫。

新規制經濟學研究的核心環節是機制設計,政府採購合約和針對公用事業、網絡型基礎產業以及其他壟斷行業的監管安排必須滿足參與者的激勵兼容條件。激勵兼容意味著,監管者和監管對象都有足夠的動力來自動執行合約或監管規則,必須允許監管對象從其信息優勢中獲得一部分租金。可見,激勵兼容的概念可謂「納什均衡」概念的具體體現,而新規制經濟學不過是發生在經濟學中的「博弈論革命」的餘波,儘管在這一波浪潮中才獲得了更大的實踐意義。

現在筆者提出的問題是,經濟學中的「博弈論革命」究竟意味著什麼？主流經濟學是否已經從這場革命中領會了充分的啟示？

我們知道,長期以來社會理論中主要的方法論分歧在於「方法論個人主義」vs.「方法論集體主義」。隨著新古典經濟學淘汰了古典經濟學,方法論個人主義在經濟學中(除了處於邊緣的舊制度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學派)基本上得到了確立。這意味著,經濟學家們已經認識到，為了解釋複雜的經濟社會現象,必須從個人的有目的的行動出發,通過對社會互動的考察來進行重構工作；而像「階級」、「國家」和「組織」這樣的集體名詞,不僅不應該是解釋社會現象的出發點,而且本身就是有待解釋的對象,試圖從整體上通過經驗觀察發現社會規律的集體主義思路是誤入歧途。

可是令人遺憾的是,由於自然科學的權威影響,經濟學家們還遠沒有擺脫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影響,仍然在社會科學中模仿自然科學的方法,結果方法論個人主義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發展中沒有得到徹底的貫徹。徹底的方法論個體主義意味著，經濟學家的首要任務和經濟分析的基礎在於,解釋眾多分散的個體(包括公司法人)的有目的的行動通過怎樣的市場過程生成了經濟體系、市場制度和各種複雜程度不一的社會現象,尤其是市場競爭是如何進行的以及價格體系是如何協調分散的自發行動的；同時也意味著,我們不可以拋開個體的有目的的行動,從整體和總量上直接考察經濟關係,比如歐文•費希爾的貨幣數量論以及凱恩斯的宏觀總量分析和幾個心理規律,更不能以完全虛構的（不以個體行動為基礎的）靜態理想模型(如完全競爭模型)作為經濟理論的基礎參照。關鍵在於,經濟學不能單單考察經濟變量的客觀意義上的相互關係,必須著眼於作為結果的數量關係背後的諸多個體的有目的的行動和市場過程。

從這種方法論視角看,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模型(以及瓦爾拉的靜態一般均衡模型)儘管有不可否認的分析價值,可是終究缺乏人的行動的基礎,也就是說,從現實市場中的個體行動及其互動中不可能出現這些模型所刻畫的理想均衡狀態,因此不能將它們作為衡量和評價現實中的市場競爭及其效率的標準。市場社會主義實踐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將虛構的靜態一般均衡的理想模型當成了經濟體制實際運行的指導原則和標準。

在以薩繆爾森和羅伯特•索羅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進行了經濟學體系的初步綜合，以及阿羅等人奠定了一般均衡模型的嚴格基礎之後,主流經濟學日益轉向針對局部或某一類問題的「情境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這類模型刻畫的是各方參與人約束下的最優化行動及其互動的均衡結果,而博弈論這種模型化策略性互動的通用方法就開始順理成章地進入經濟學了。納什均衡概念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提供了幫助我們判斷模型是否具有現實性的標準,即只有模型中的市場參與者有行動的實際激勵的時候,模型才具有現實的關聯（relevance）。

經濟學中的博弈論革命提醒經濟學家意識到,經濟學理論必須從有目的的個體行動出發,依據實際的市場過程來解釋經濟現象。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幫助人們深化了對實際市場運作過程的認識,開啟了對微觀經濟學和產業組織理論的重寫；拉豐和梯若爾又將信息經濟學和激勵機制設計引入了對政府採購、公用事業和其他壟斷產業的政府監管的研究,創立了所謂的新規制經濟學。從博弈論基礎到針對特定產業的政府規制的應用性研究,梯若爾都做出了廣泛的重要貢獻,因此諾貝爾獎對他來說的確是實至名歸。

那麼,本文依據什麼對梯若爾在「市場權力和監管」方面的貢獻提出質疑呢?筆者認為,儘管博弈論革命以及為宏觀經濟學尋找微觀基礎的努力已經進行了幾十年,可是主流經濟學仍然沒有徹底擺脫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影響,在其理論體系中仍然保留著盲目模仿自然科學方法的基準模型。這種虛構的均衡模型仍然被當作衡量競爭程度和實際經濟效率的標準,尤其是支撐了學界對市場壟斷的界定和政府針對壟斷行業的監管。藉助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經濟學家更深入、準確地考察了現實中市場究竟是如何運作的,可是他們仍然用所謂的「完全競爭模型」來衡量現實中市場的壟斷程度和效率損失,卻沒有意識到,「完全競爭模型」是經濟學家模仿自然科學方法進行的理論虛構,缺乏個體的實際行動的基礎。也就是說,從眾多獨立個體的有目的的行動出發,完全競爭市場永遠不會作為社會互動和市場過程的結果而出現。一句話,這種虛構的「完全競爭模型」完全把市場競爭理解錯了。

經濟學家經常說,競爭很少是完美的,可是他們總習慣於用完全競爭的標準來衡量現實中的市場,而且總試圖幫助政府通過監管將現實中的市場按照完美的標準加以修正。常識卻告訴我們,若是以「天堂」作為標準來改造現實世界,就可能越幹預越糟糕,甚至造就出「地獄」來。

F.A.哈耶克在1946年所作的名為「競爭的含義」的演講中,清楚地說明,主流經濟學的「完全競爭模型」實際上取消了競爭的可能性。假如關於消費者偏好和生產技術的信息被靜態模型的假設所「凍結」,假如眾多商家的產品是同質的,不存在產品差異,每家廠商都面對著具有無限彈性的需求曲線,市場均衡價格等同於商家的邊際生產成本,那麼商家還能競爭什麼呢？扣除了資本的成本之後,商家的利潤率為零,那麼企業家還有動力參與和維持這樣的行業嗎? 即便設想在超自然力量的幹預下,在某個行業短暫出現了這種完全競爭的狀態,企業家們沒有任何動力繼續留在這個行業中。

經濟學教材中經常把穀物作為完全競爭行業的例子,可實際上,以筆者的市場經驗為例,市場裡的大米從2元到10元分多個等級,即便同等價格水平人們也各自偏好不同的產地,與所謂的「完全競爭模型」相去甚遠。

關鍵的問題在於,經濟學究竟應該把競爭界定為一種理想化的「事態」,還是市場參與者持續進行的「過程」？徹底的方法論個人主義意味著,經濟學應該從現實中的個體的有目的行動出發,考察市場參與者(以下以企業家作為代表)究竟出於怎樣的目的來參與競爭,在怎樣的條件下企業家才有參與的動力。從這樣的視角看,不僅完全競爭市場不可能出現,甚至作為市場中的一種理想趨勢或極限概念都是不當的。

無論處於哪個行業,企業家參與市場過程的目的都是一樣的,就是賺取「利潤」。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的）利潤只能是所謂的「意外收穫（windfall）」,有明確歸屬的利益就不會成為利潤,因此日常話語中的「利潤」實際上只能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準租(quasi-rent)」。何謂「準租」呢？準租即商家由於在短期內擁有實際的和潛在的競爭對手無法複製的某種特定優勢，而獲得的高於機會成本的回報。現實中的企業家能成功實現「利潤」的途徑只有兩個,其一是通過政府權力的幹預獲得（真正的）壟斷地位；其二,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通過創造出某種競爭對手無法模仿的優勢來獲得準租。這裡的優勢包括技術、組織和管理上的創新、企業家卓越的判斷力、地理位置、公司文化、對市場需求更細緻而準確的了解和預測等等。為了行文的方便,我們這裡不妨把這些優勢概括為「產品差異」。

可見,競爭從來不是眾多商家提供同樣的產品的狀態,而是實際的和潛在的競爭者致力於創造和盡可維持產品差異的持續競賽過程。「準租」這個術語意味著,商家的某種競爭優勢永遠只能是暫時性的,即便由於某種重要的產品差異優勢(如核心技術專利)某商家成功壟斷了整個市場,潛在的競爭對手總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天通過某種創新將先前的壟斷壁壘成功突破。從人的有目的行動的角度考察,假如不存在政府干預的話,無論處於何種行業,商家參與競爭的動機和途徑沒有任何質的不同。說得更直白一些,任何商家都是為了贏得暫時的壟斷地位才參與市場的,假如政府干預的目的就是消除（以完全競爭狀態為標準的）壟斷,那麼商家參與競爭的動力一開始就被削弱了。

還有,產品差異是普遍性的,因此任何一個商家實際面臨的需求曲線都是向下傾斜的,也就是說,在這個特定的細分市場上該商家享有壟斷地位(即一定的定價權)。再進一步,任何一種新產品問世之初,其商家都是壟斷者,假如政府執著於虛構的完全競爭,總是在政策上敵視壟斷,那麼物質文明就會急劇地倒退。在特定的產品市場上,商家的實際數量並不必然與所謂的「市場權力」有關,任何壟斷者都致力於更好地服務消費者,因為這樣做更有利可圖。一本垃圾書的作者也擁有壟斷性的產權,可是很可能一本也賣不出去；在整個工業史上,人們很難找到由於壟斷地位商家延緩創新步伐的例子,因為沒有政治權力保障的壟斷地位只能是暫時的,而且失去壟斷地位的日子是不可預料的。參與自由競爭的所有行業中的商家,在產量決策中都遵循同樣的規則,即面對著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依據需求彈性的水平來選擇能最大化利潤的產量。公眾中缺乏經濟學常識的人們總是擔心壟斷廠商肆無忌憚地索取高價格,似乎需求完全沒有彈性一般。

受實證主義的誤導,主流經濟學經常以行業中商家的實際數量為依據,來裁斷該行業的壟斷程度,比如,少數幾個商家把持的行業被判為「寡頭壟斷」。實際上,商家的數量少未必意味著競爭的程度低。一要考慮的是潛在競爭的可能性以及未來（尤其是企業家預料中的）技術創新的可能性；二是要考慮需求曲線的性質,比如滿足需求的替代品的狀況。因此,僅僅依據商家的數量,無法準確判斷行業的競爭程度,於是就不應該用這種簡單的方式來界定「寡頭壟斷」,而且這個術語本身沒有多大意義。

從現實中的個體的有目的的行動出發,從過程的角度來看待競爭,在現實市場中我們很難找到區分競爭市場和壟斷市場的根據。的確,現實中某商家有可能因為競爭者無法複製的獨特優勢長期獨享壟斷地位,可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這裡的豐厚的準租始終是對競爭者的誘惑,激勵著(比如)替代性的產品創新；只要消費者能找到替代性的滿足途徑,壟斷者就不可能索取過高的價格。那些擔心所謂的「市場權力（market power）」的人們不妨想一想,當今時代有那些產品或服務是你離開了就沒法活下去的? 在這些你離開了就沒法活的產品中,有哪個市場某個單一商家可以保持長期的壟斷,除非政治權力創製的壟斷?事實上,只有政治權力能長期將競爭者排斥在局外,因為只有政治權力是以武力強制為後盾的。

我們必須慎言「市場權力」,享有暫時壟斷地位的商家能掌握定價權的前提是,其產品或服務必須有效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而且壟斷者提升效率和改進服務的努力總是有利可圖的,市場交易總是基於自願和一致同意,無論多麼強大的暫時壟斷地位都不可能強制消費者的惠顧。一旦消費者獲得了替代性的滿足途徑，任何看似強大的市場權力都會很快瓦解。

市場競爭如同一場永遠沒有終點的賽跑,永遠會有人跑在前面,有人落在後面,而且參賽的人數並不是固定的,即便某個人長時間領跑以至於後面的人由於無利可圖而退出,也總有這樣的可能,即路邊某個生猛的傢伙突然參與進來,立馬將領先已久的人甩開。市場參與者的行動和市場過程永遠不會造就出完全競爭市場,完全競爭模型缺乏現實的關聯（relevance）,其荒唐就如同只有賽跑的人們齊頭並進才被當作競賽一樣。那麼,主流經濟學家為什麼遲遲不情願放棄將完全競爭模型當作衡量壟斷程度和效率的標尺呢?

原因之一在於經濟學家對自然科學方法的盲目模仿,結果方法論個人主義不能在經濟學中得到徹底貫徹。靜態均衡概念在物理學中是有意義的,因為在自然中人們可以觀察到這種均衡狀態(the final state of rest)。可是在社會過程中,靜態均衡沒有任何可以檢驗的意義,人們總是在行動之中,總是處於通過某些手段來實現某種目的的過程之中,總是處於時間之中。因此，假如我們有必要談及均衡,那麼，有現實意義的均衡概念一定是動態的,即分散的市場參與者各自獨立計劃和預期的相互協調,也就是哈耶克所說的「the compatibility of plans」。我們不可以拿著作為虛構的靜態均衡的完全競爭模式，來衡量現實市場中的效率和競爭程度,這種做法的荒唐如同刻舟求劍。有現實意義的競爭概念是一個過程,不是某種理想化的事態。

筆者樂觀地預期,完全競爭模型最終只是經濟學歷史中一個誤入歧途的插曲。當然,我不否認完全競爭模型的分析價值。在多數古典經濟學家那裡,比如亞當•斯密,壟斷只意味著由政府權力支撐的壟斷,而自由市場中的競爭只是「自由競爭（free competition）」,而沒有「完全競爭（complete competition）」和 「不完全競爭（incomplete competition）」的區別。只有當數理經濟學家們在1870年代開始挪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之後,完全競爭模式才開始得到發展,最終由芝加哥大學的弗蘭克•奈特在其1921年的著作《風險、利潤和不確定性》中做出了經典表述。即便接受或發展了完全競爭理論之雛形的馬歇爾和J.B.克拉克,也明確警告經濟學家們,切勿將這種虛構的抽象模型當作衡量現實的標尺。可是遺憾的是,在博弈論在經濟學中大行其道幾十年之後,研究產業組織和政府監管的經濟學家在更深入地理解了現實中的市場運作之後,卻仍然不肯徹底放棄被他們當作衡量標準的理想模型,總是為「市場競爭的不完美」感到遺憾,進而幫助政府進行幹預。他們沒有認識到,恰恰是由於「市場競爭的不完美」,企業家們才有動力參與市場,市場競爭才成為了可能。

本文的重點不是依據這裡表達的立場對梯若爾的貢獻進行批評性地審查,而是幫助人們獲得一種批評性的思考方式和關於恰當的方法論的意識,然後結合自己的常識對主流經濟學家的政策建議進行獨立的思考。在筆者看來,梯若爾仍然沒有避開主流經濟學由於方法論的錯誤所導致的陷阱,而且由於新規制經濟學在經濟政策實際中的影響力,我們更有必要保持理性的謹慎。■

作者曾供職原中信國際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