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進化論能相信嗎（沒有他的影響拖延症）

2023-05-05 19:41:56

地質學家查爾斯·萊伊爾（Sir Charles Lyell）

編者按

19世紀30年代，達爾文乘「小獵犬」號艦進行了歷時5年的環球航行，對動植物和地質結構等進行了大量的採集和觀察，並於1859年出版了《物種起源》這一划時代的著作。

達爾文首次提出了「進化論」，證明物種的演化是通過自然選擇和人工選擇的方式實現的。進化論被恩格斯譽為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之一，不僅開創了生物學發展史上的新紀元，使進化論思想滲透到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而且引起了整個人類思想的巨大革命，在世界歷史進程中有著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然而，在達爾文的學術生涯中，一個人對他產生了深深的影響，可以說如果沒有他的存在，達爾文可能就寫不出《物種起源》這樣家喻戶曉的著作。這個對達爾文產生深遠影響的人就是地質學家查爾斯·萊伊爾。

撰文 | 梁明月

查爾斯·萊伊爾在蘇格蘭長大，後就讀於牛津大學，表面上是學習法律，然而他的思想不可阻擋地受到自然界的吸引，地質學很快就成了他鍾愛的學科。

在牛津大學，教他地質學知識的教授是威廉·巴克蘭——英國第一位學院派地質學家，也是一位熱衷相信災變學說的人。巴克蘭認為，諾亞時代的洪水是一系列災難中距離我們最近的。

在他看來，這一點再明顯不過了：「在一個並非遙遠的時代，發生過一場全球性的洪水，即使我們從未從《聖經》或其他權威人士那裡聽說過這樣的事件，地質學本身也會幫助我們認識到，這樣的災難確實發生了。」年輕的萊伊爾受到他尊敬的導師的影響，加入了災變論哲學的陣營。

1819年，萊伊爾從牛津大學畢業，搬到倫敦學習法律，但是他又一次受到石頭和化石的引誘。不久，他開始週遊歐洲，想親眼看一下自己在科學報告中讀到的東西。

回到英國後，他在倫敦以南大約40英裡的庫克菲爾德鎮的一個採石場裡發現了奇怪的大骨頭；在懷特島看到白堊紀的海洋地層高高地聳立在海面之上，這是隆起的證據。他去了巴黎，交錯出現的淡水沉積層和鹹水沉積層讓他感到驚奇，這些沉積物看起來似乎不是由突然的破壞造成的，而是由環境的溫和變化造成的，災變論無法解釋這一點。

隨後，萊伊爾遊歷革命後的法國南部地區，在那裡看到清晰呈現地殼抬升和周期性的火山玄武巖與河礫石的（交）疊層結構。當他去義大利，觀念於是就完全轉變了。在臨近那不勒斯海岸的伊斯基亞島上，他發現海岸劇烈抬升的例證：懸崖高處發現了貝殼層，這種情況不應該發生，造山運動的過程被認為處於另一世代，卻在此地出現了。舊有理論是錯誤的，他在導師那裡學到的地質學理論是錯誤的。

萊伊爾意識到：地球是有生命的。地質學不僅是過去之事，而是正在發生之事。他繼續在地中海地區遊歷，強化了自己對於地球的認知: 地球今天的運動與其過去具有聯繫，其線索仍然存在；地球歷史是連續的、可知的。萊伊爾迫不及待地發表了其關於地球（進化）的新理論。

1830年7月，他出版了《地質學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第一卷，試圖以目前地表運動為參考，闡明其早期演變。萊伊爾的觀點憑藉嚴謹邏輯、典雅表達而大行其道，其開放思想所造就的論斷為大多數人所接受。通過其三卷本巨著，萊伊爾實質上終結了基於《聖經》的地質學理論，並且鑄造出現在與過去牢不可破的聯繫。

第二年夏天，當萊伊爾正撰寫其著作第二卷時，22歲的達爾文收到皇家海軍探測船貝格爾號的邀請，成為艦上的博物學家。這給遊手好閒的年輕達爾文的生活帶來了激情。他的父親曾斥責其「除了獵鳥、跑狗、捉兔外無所事事，並且將給自己和家庭帶來恥辱」。

或許達爾文也正在尋找重新開始和證明自己勇氣的機會。最初的反對在達爾文叔父的斡旋下轉為默許，而達爾文抓住了這一機遇。為準備此次航行，達爾文開始儲備更多的地質學知識。他參加了牛津大學地質學家亞當·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穿越威爾斯山脈的科學考察。塞奇威克醉心於野外考察，如同時代其他人一樣也是災變論者，認為世界產生於近期相互關聯的一系列災變，並以大洪水告終。毫無疑問，達爾文與塞奇威克相處的這段時間強化了這位年輕的博物學家關於年輕地球由上帝創造的觀念。

達爾文在出發之前收到了船長羅伯特·菲茨羅伊的禮物：查爾斯·萊伊爾的《地質學原理》第一卷。貝格爾號於1831年聖誕節的第二天起錨離開英格蘭德文波特港。聖誕之夜的狂歡使相當一部分船員倒下了，打亂了他們前一天的動身計劃。20天後，貝格爾號停泊在距非洲西北海岸約400英裡的聖地牙哥島（屬於維德角群島）。

達爾文渴望去探索並立即徒步出行。他遊覽了普拉雅小鎮，吃新鮮橙子並品嘗了他並不喜歡的香蕉。在返回的長路上，達爾文徜徉於異域風景中，生命中首次充滿了興奮之情。在接下來的三個星期裡，他將花時間探索這個島。聖地牙哥島的風景很荒涼，但沒關係。

「哦，對任何一個只習慣於英國風景的人來說，」他寫道，「一片完全貧瘠的新奇景象反而具有一種宏偉的氣勢，更多的植物可能會破壞這種氣勢。」他一定覺得自己像個真正的博物學家。這是一個重塑自我的機會，表明自己不是父親眼中的懶散之人。他一定覺得自己像個成年人，第一次踏上了人生道路。

達爾文與萊伊爾在伊斯基亞島大開眼界的經歷驚人的相似，他們都觀察到「在一個海崖的表面上有一個完美而水平的白色帶」懸於海面上大約英尺的地方。為了看得更清楚，他還爬了上去，看到了「許多嵌在裡面的貝殼，像如今存在於鄰近海岸的貝殼」。貝殼層從上到下被熔巖層包圍著。達爾文指出，貝殼層最上層的幾英寸已經被熔巖的熱量烤成堅硬的巖石。

達爾文探索聖地牙哥島之前或期間的某個時候，就已經接納了萊伊爾書中的觀點。當他考察此處露出地表的巖層時，他看到了其運動周期和抬升的歷史，看到了地球在不停地運轉。他從詹姆森和塞奇威克那裡學到的地質學知識無法解釋這一點。海洋生物在海底的火山巖架構上繁衍生息。海平面下的貝殼被熔巖流掩埋和炙烤。隨後，整個區域抬升為45英尺的海崖。達爾文認為不必用「奇蹟」來描述這一地表現象。他開始以萊伊爾的觀點詮釋這片巖石。

達爾文認為，這些地球歷史的篇章是由現存的原因和時間的緩慢作用力所寫就的。面對相反的證據，達爾文能夠敏捷地轉換其根深蒂固的觀點，這讓我們看到其敏捷靈活的思維。他對聖地牙哥島巖石激進甚至褻瀆神靈般的解讀，預示著其具備成為一名科學家的最大品質：願意相信證據，無論證據可能指向何方。

1832年7月20日，貝格爾號駛離烏拉圭海岸，駛近拉普拉塔河口。就在此時，英國蒂爾蓋特森林中的採石場工人點燃了裝在粉砂巖峭壁上的火藥。當爆炸的灰塵散去時，礦工們注意到一些奇怪的東西：一堆亂成一團的骨頭嵌在巖石中。

消息傳到了吉迪恩·曼特爾的耳朵裡。他認出這是另一隻最為完整的大型蜥蜴。但這個標本顯示出驚人的特徵，無論是在與斑龍還是與禽龍有關的骨骼上都沒有發現—它有寬大的板甲和可怕的尖刺—一種身披鎧甲的巨蜥! 曼特爾將這種新生物命名為「披甲森林蜥蜴」。這是其命名的第三隻不為其所知的恐龍。

1832年秋天，達爾文在烏拉圭蒙得維多收到了一個包裹，裡面裝著萊伊爾剛剛出版的《地質學原理》第二卷。毫無疑問，達爾文定是滿懷期待地研讀了一番。在達爾文穿過南美洲最南端的麥哲倫海峽，航行於巴塔哥尼亞附近之前，他實際上是在轉述，甚至是「剽竊」萊伊爾的觀點。

達爾文在航行中的貝格爾號上思考海峽的產生，寫道：「我們必須承認，年復一年，潮起潮落，只有在巨浪的作用下才能侵蝕出如此巨大的區域。」他顯然是從《地質學原理》中引出這段話的：「努力去思考在不知不覺中淹沒整個陸地所需要的無窮時間，人們的想像可能會枯竭到令他們難以忍受。」

達爾文現在是一個激進的均變論者。在南美西海岸旅行時，他給表哥威廉·達爾文·福克斯寫了封信，後者是一名牧師和業餘博物學家。信中表示：「我已成為萊伊爾觀點的信徒，在美洲從事地質學研究時，我甚至某些方面比他走得更遠。」多年以後，萊伊爾去世時，達爾文對他進行了謳歌，並寫道：「他徹底改變了地質學，因為我還記得一些前萊伊爾時代的事情。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在科學上所做的一切，幾乎都歸功於對他偉大著作的研究。」

達爾文徹底改變了一個科學領域，為何還那麼重視萊伊爾的成就? 說來簡單，萊伊爾迫使思維範式發生了轉變，創造了達爾文構建新科學的思維空間。

達爾文1859年的傑作《物種起源》牢牢地根植於均變論的知識體系中。達爾文對人類思想進步的開創性貢獻——自然選擇和普遍的共同進化，與年輕地球創造論格格不入。在一個有著6000年歷史的地球上，從一代到下一代的變化將微乎其微。因為在災變論的世界裡，進化是一種軟弱的力量，無法產生巨大的變化。沒有了「鑿子」和「錘子」，大自然就不可能塑造生物圈。由於物種是在一次集中的創造中固定下來的，所以其後續發展是一條直線。

相比之下，達爾文提出的進化需要大量的時間——地質時間。萊伊爾所提倡的均變論——「現存因素的緩慢作用」，同樣是地質或生物變化的驅動力。這就是達爾文所建立的、由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所闡釋的「任何人所擁有的唯一最好的想法」的基礎。沒有萊伊爾，達爾文或許就不會成為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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