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裕評價曹操（劉運好再論曹操）

2023-05-03 18:20:51

曹操（155—220年）是漢末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這已經是史學界的共識。對於曹操的研究能否真正擺脫純粹的理性批判，悉心梳理歷史和《曹操集》所留下的史料，回歸歷史語境中，以歷史描述的方法還原一個真實的曹操？本文雖也考證史實，辨別疑案，論述思想，闡述貢獻，分析文學的主體特徵，但擺脫模式，脫去桎梏，回歸歷史原點，還原真實的曹操，則是研究的基本出發點。簡要地說，曹操是「命世之才，超世之傑」，也濫殺無辜、清除異己；「攬申、韓之術」，也崇尚經傳儒學；重構「漢官威儀」，也權欲膨脹，陰懷「不遜之志」。正因為思想、性格乃至於歷史貢獻、社會影響多元複雜，才會有說不盡的曹操。

一、還原曹操的真實面目

如果從史籍記載討論基本史實、評價變化及其深層原因會發現：真實的曹操家族因「莫知所出」而不可考；特殊的家庭出身和家族地位，造就了曹操複雜的性格；複雜的性格和史學家的政治傾向，導致對曹操的評價也紛紜複雜。唯有撥開歷史迷霧，才能還原人物本質屬性。

曹操豐富的人生可謂一部漢末風雲錄，然而這樣一位歷史人物，出身家世如謎一般。漢桓帝永壽元年（155年），曹操出生於一個宦官家庭。《三國志·武帝紀》記載：「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曹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曹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操。」雖然史書給曹操的出身攀上了高門——西漢相國曹參之後，然而接下來的記載卻令人啼笑皆非。曹操祖父曹騰是一位宦官，無法生育，收養一位不知「生出本末」的曹嵩，曹嵩生下曹操。這位曹嵩，雖官至太尉，卻並非憑藉才能事功，而是賄賂宦官，花一億萬錢買官所得。以這種方式獲得高官，大約很為世族所不齒，史家所不屑，因此《後漢紀》《後漢書》以及《三國志》都沒有詳細記載。唯有《曹瞞傳》中說嵩是夏侯氏之子，夏侯惇叔父，但是後來曹家與夏侯氏多有聯姻，古代「同姓不婚」（《國語·晉語四》），漢魏依然如此，所以這一說法頗受後人懷疑。陳琳《為袁紹檄豫州》說曹嵩乃「乞丐攜養」，反而多為史學家所取信。若然，曹嵩則是乞丐收養的一位流浪孤兒，後來僥倖被曹騰收為養子，憑藉曹騰的地位和財富才逐漸發達起來。

從血緣上說，曹操與曹騰毫無關係，與相國曹參更無瓜葛。唯一有直系血緣關係的是曹嵩，可是曹嵩身世不明，無法追溯自己家族的真正淵源，不得已只好以曹騰的世系作為自己家族的淵源。後來曹氏修撰家譜時，曹操也就以曹騰一族的嫡傳自居了。這種特殊的家世背景，使曹操的出身既不能說是高門世族，也不能算是寒門庶族；對於曹操而言，祖父曹騰既是家族輝煌的奠基者，又成為「贅閹遺醜」的恥辱標誌。因此，曹操一方面炫耀「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述志令》），另一方面又以士族自居，對漢末宦官專權恨之入骨，自以清流集團為伍；一旦權力在手，對宦官勢力的打擊也毫不手軟，正是出於這種複雜而矛盾的心理。

青少年時期的曹操，性格就相當複雜。《三國志·武帝紀》說：「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所謂「少機警」，按照《曹瞞傳》記載，僅僅是孩童的惡作劇而已。因為家世優裕，少年曹操遊手好閒，「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叔父看不下去，就勸說兄長曹嵩約束曹操。曹操自然不爽，於是想出一條「機警」之策，破壞了父親對叔父的信任。曹操一次外出，途遇叔父，立即佯裝眼斜口歪，欺騙叔父，說自己突然中風。叔父告訴曹嵩，嵩大驚，急忙召喚曹操，卻見其面貌如故，問明緣由，操說：「我本未中風，叔叔不愛我，所以冤枉我。」此後，叔父每有所言，嵩都不相信。這一惡作劇固然可以看出少年曹操機警狡詐，但說「有權數」則未免深文周納。稍長之後，曹操並未改變「遊蕩」習性，不過由頑童轉變為俠士而已。起初，曹操與袁紹也是沆瀣一氣的公子哥們。倆人故鄉並不遠，袁紹自高祖袁安為司徒以下，四代官居三公，曹操雖非世族，畢竟祖父曹騰、父親曹嵩也身居高位，家境相差不大。加之，倆人皆「任俠放蕩」，同氣相求，遊學洛陽，就成為好友。起初，倆人的任俠行為仍帶有少年惡作劇的性質，《世說新語·假譎》所載倆人劫奪別人新婦，即為明證。由於家世背景特殊，歷史給了曹操一次人生轉折。「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徵拜議郎」（《三國志·武帝紀》）。只是後來在皇帝廢立問題上，倆人政治觀點不同，逐漸反目，最後兵戎相見。

初入官場的曹操雖然還帶有俠士的性格，但與早期「遊俠放蕩」已有不同，屬於「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荀悅《漢紀·孝武帝上》）之類。任洛陽北部尉時，為整治洛陽城的秩序，造五色棒懸掛於公廨大門，「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一個掌管京城北門治安的小官，竟敢棒殺頗受靈帝寵愛的宦官叔父，不畏豪強的凜然正氣已初露鋒芒。被徵拜議郎之後，有兩件大事可見曹操早期的性格。第一件，靈帝即位初期，竇武、陳蕃因為謀誅宦官，事洩被宦官所殺，曹操上書，陳述竇武等人「正直而見陷害，奸邪盈朝，善人雍塞」，言辭慷慨激切，要求重新審理竇武、陳蕃冤案（《上書理竇武陳蕃》）；第二件，靈帝下詔，敕令三公，罷免州縣不合格的官員，然而「三公傾邪，希世見用，貨賂並行，強者為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毀」，曹操對此痛心疾首，上書切諫，直指三公「舉奏專迴避貴戚」（《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雖兩次上書都未被靈帝採納，後來也因政教日益混亂，曹操見無力回天，「遂不復獻言」，但「救時難而濟同類」的俠士性格卻畢露無遺。所以，遷官濟南相後，見屬縣官吏「依附貴戚，髒汙狼藉，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奸宄逃竄，郡界肅然」。因權臣專朝，貴戚橫恣，曹操不願違背道義，取容權貴，屢屢忤逆，又恐遭到陷害，於是在中平四年（187年）託疾歸鄉，自稱「築室城外」，以「習讀」「弋獵」自娛。這次歸鄉時間十分短暫。中平五年（188年）十一月，曹操被朝廷徵為典軍校尉。後來董卓入京，專權亂政，朝綱不可收拾。於是曹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招募兵馬，舉義兵討伐董卓，從此走上別樣的人生道路，並最終登上政治舞臺核心。

曹操初入官場敢言敢為的通脫性情，嚴厲嚴酷的執法風格，以及後來唯才唯功的人才觀念，輕上輕君的處事風格，實際與他早期的俠士性格有一定關係，也導致當時人們對曹操褒貶不一。太尉橋玄初見曹操，就「玄見而異焉」，並謂之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後漢書·橋玄傳》）後來在《祀橋太尉文》中，曹操深情回憶說：「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這時，曹操已經入道做官，但資歷尚淺，影響有限，橋玄竟然看出曹操是亂世中安寧天下蒼生的人才，確實眼光老辣。因為橋玄的社會地位和威望，這一讚譽提高了曹操身價，引起了社會精英的注意，即「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直至曹操已經身居宰輔、叱吒風雲之時，仍然感慨「士死知己，懷此無忘」。所以在進軍官渡、駐軍於譙時，回望橋玄墓陵，悲愴之情難以自抑，祭奠墓陵，親作祭文。

曹操由文官成為武將，由入諫君主、整治州郡的廉正官吏成為掃清天下、匡正漢室的股肱重臣，也得力於友人幫助。曹操「間行東歸」時，途徑中牟，當地亭長懷疑他是逃犯，將其拘捕，送至縣衙，一位功曹知是曹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俊，因白令釋之」（《三國志·武帝紀》注引《世語》），從而使之逃過一厄。《三國志·武帝紀》記載曹操東歸故鄉後，「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其實，在曹操募集義兵，衛玆對曹操影響也至關重要。曹操初至陳留（今河南開封境內），拜見當地俠士衛玆，衛玆一見，就認為「平天下者，必此人也」（《三國志·衛臻傳》）。立即勸說曹操募集兵馬，安邦靖國，「以家財資太祖，使起兵，眾有五千人」（《三國志·武帝紀》注引《世語》），並且追隨曹操徵伐天下。以上事實說明，當時上至太尉，下至小吏、俠士，都認為曹操是能夠安定天下的豪傑之士。

然而，事情也並非如此簡單，爭議的評價也接踵而至。當時以善於識人著稱的許劭、許靖兄弟創立了著名的「月旦評」，品評當代人物。許劭品目是「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該評價影響極大，與東晉孫盛《雜記》記載曹操殺呂伯奢一家時所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構成了後代評價的主線，後者影響尤為深遠。事實上，曹操殺呂伯奢一家，背景十分複雜，各家記載也不相同。《魏書》記載是伯奢家人劫掠曹操馬匹、器物，操不得已而自衛殺人；《世語》記載是操懷疑伯奢家人慾加害於他而殺人，二書均無「負人」「負我」之言。《世語》《雜記》都屬於小說家言，史料並不可靠。但該事件經過《三國演義》的渲染，後人誤認為歷史真實，成為曹操永遠無法洗刷的罪名。後來，隨著「挾天子以令諸侯」政治策略的成功運用，曹操迅疾登上歷史舞臺中心。伴隨軍事紛爭，政治上的誅伐也蜂擁而至，最典型的是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橈折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為嫋雄。」於是，「名為漢臣，實為漢賊」的標籤從此牢牢粘貼在曹操身上，幾乎成為定評。

在歷史著作中，曹操也是一個特別具有爭議性的人物。褒讚者謂之「非常之人，超世之傑」，如《三國志·武帝紀》說：「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視四州，強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陳壽評價集中於三點：一是運籌帷幄，以武力平定天下；二是因材施任，對人才既往不咎；三是總攬帝王政務，最終成就曹魏大業。陳壽的史學觀雖然體現了西晉統治者以曹魏為正統的政治取向，但從宏觀上說，這一評價大體上還算允當。東晉袁宏《後漢紀·獻帝紀》，雖對曹操也有微詞，對曹丕禪漢尤其不屑，但記錄有關曹操的史實，大抵依據《三國志》。到了範曄《後漢書》，情況發生了逆轉。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六詳細比較了《後漢書》和《三國志》記載的不同，發現《三國志》所記載的獻帝對曹操的所有封官賜爵，到了《後漢書》，一律改為曹操自我加官進爵。如此一改，就坐實了「名為漢臣，實為漢賊」。到了唐代，劉知幾《史通·探賾》甚至認為，曹操比歷史上田常、王莽的罪惡不啻上百千倍。此後，宋代蕭常、元代郝經分別著《續後漢書》，在《曹操傳》中口吻雖有不同，但「大奸」身份卻確定不移。蕭常稱「蓋其假大義以欺世盜國」，「自古閹寺之禍莫慘於此」；郝經稱「至其臨終，涕泣咿嚶以託兒女，分香析履，衣服組綬，無不付畀，乃不一及禪代。此其大奸，以一死欺天下後世者也」。我們關注《三國演義》的「擁劉反曹」現象，殊不知歷史學家的「反曹」傾向比小說家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歷史學家和文學家的雙向推動下，真實的曹操被其製造的層層迷霧遮蓋了。

評價曹操差異如此之大，與史學家所處的時代及其在歷史敘述中寄託的特殊政治傾向有關。當時的評價有兩種：一是人物品評，如橋玄、許劭，倆人從曹操早期的才華、個性和行為中得出的結論大致相同，許劭雖有「清平之奸賊」的負面評價，但曹操終其一生也沒有迎來「清平」之世，因此不可能呈現出「奸賊」的一面，後人引申，謂之「奸雄」，恐怕也是許劭始料未及的。二是史書記載，如《魏書》《雜記》，前者是魏末官修正史，後者是人物雜記。官修正史體現統治者意志，記載曹操以正面為主；人物雜記追求表達的藝術效果，記載曹操不乏文學之筆。因此對兩者的記載和評價都必須作具體分析，不可不信，不能全信。還有一部特殊的野史《曹瞞傳》，雖然敘述語氣不恭，卻能基本尊重史實。後代史書《三國志》時代最早，系私修史書，雖因陳壽仕於晉而帶有西晉意識形態的特點，但是陳壽有良史之才，在為統治者回護中仍能秉筆直書，記載的史實基本可靠。

袁宏《後漢紀·獻帝紀》涉及曹操的史實多同於陳壽，然而對於魏移漢鼎，直接採取批判的態度。範曄《後漢書》通過曹操「自領司隸校尉」「自為司空」，乃至後來「自為丞相」「自立為魏公」「自進號魏王」等行為，凸顯了曹操操弄權柄、慢君輕上的不臣之心。後來史家更進一步拉黑曹操形象，其慢君輕上的不臣之心又逐步演變為亂臣賊子、欺世盜國的奸雄，究其源頭實由範曄開其端，蕭常、郝經揚其波，劉知幾則走向極端。再經過《三國演義》的渲染，到京劇的臉譜化，曹操逐步成為一個「奸雄」的文化符號。

其實，還原曹操形象最為簡捷的方法，仍以《三國志》為基本史籍，以《曹操集》為認知對象，脫去符號化的思維認知方式，庶幾還原一個真實的歷史上的曹操——「非常之人，超世之傑」應該是曹操的基本屬性。

二、曹操的思想特點

從後世評價以及自我行為看，曹操的思想是十分複雜的。然而，陳壽僅用「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概括其思想的特點，既抓住本質，又過於簡略。曹操一生戎馬倥傯，其價值取向在於「立功」而不在於「立言」。因此，除了《述志令》以外，我們很難看到他關於自己思想的直接表述。如果考察行履，鉤沉詩文，則可看出曹操的思想有三個基本特點：一是以儒家思想為底色，二是以申韓法術為核心，三是治亂與治平採用不同的治政方略。

通經為吏，是兩漢既定的舉官方針，經學教育一直是兩漢官學和私學的主要內容。萬繩楠依據亳州曹氏宗族墓群，考定曹操十四歲之前在譙縣曹氏宗族田莊度過，主要學習小學和武學，打下了文才武略的基礎。又依據《續漢書》，考定曹操十四歲以後，遊學洛陽，入太學，為諸生。年二十舉孝廉，為郎官，所走的「也正是東漢給太學生安排的一條做官的道路」［1］。無論是宗族小學，還是國家太學，都以經學為主。《曹操集》今存「好學明經」（《失題》）的殘句，也能證明曹操早年以通經為學習目標。曹操被舉孝廉後，先後任頓丘令、議郎。光和元年（178年），因為堂妹夫彊侯宋奇被誅，連坐免官而隱居故鄉。光和三年（180年），靈帝詔命公卿舉薦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者，徵拜議郎。曹操因為「能明古學」，再次被徵議郎。可見，曹操少年以學習經學為主，青年也因為博通經學而被舉薦為官。無論從早期教育還是立身之本上說，曹操的思想都是以經學為根基。

曹操後來的軍旅生涯中，也孜孜向學。《魏書》記載曹操「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三國志·武帝紀》注引）。曹操博覽群書，如「武策」之類，「經傳」始終是閱讀的經典，奠定了以儒學為底色的思想特點。他雖出身宦官之家，卻努力躋身於清流士林。青少年在洛陽期間，也是清流士大夫和宦官集團鬥爭白熱化時期，他毫不猶豫參與同宦官集團的鬥爭之中。上文列舉的上書靈帝，或要求重審竇武、陳蕃被宦官所殺的冤案；或揭露「三公傾邪，貨賂並存」，或切諫「三公所舉奏專迴避貴戚」，足以說明，青年曹操以仁人志士的儒學精神立身，行為的本質也與清流士大夫集團並無二致。這一時期，他創作了《度關山》：「天地間，人為貴，立君牧民，為之軌則。車轍馬跡，經緯四極。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鑠賢聖，總統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獄。有燔丹書，無普赦贖。皋陶甫侯，何有失職？」渴望恢復上古社會君主聖明、大臣賢明、百姓休養生息的和諧社會狀態，雖其中浸透道墨二家思想，但上古大同、以民為本的思想則又屬於儒家。而《對酒》：「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鹹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谷滿盈，班白不負戴。」突出「仁政」「教化」「推恩」，則幾乎完全出自孟子仁政思想。

董卓之亂，關東舉義兵討卓，然袁紹、袁術之流卻躊躇不前，坐失良機，唯有孫堅、曹操與董卓死戰。故王夫之說：「天下皆舉兵向卓，而能以軀命與卓爭生死者，堅而已矣。其次則操而已矣。」（《讀通鑑論》卷九）即使兵敗汴水，為流矢所中，曹操仍勸說張邈等不得遲疑不進，喪失天下復興漢室的期望。可見，曹操實則繫心王室，意在清君側，靖天下，恢復漢官威儀。王夫之又說：「當是時，操固未有擅天下之心可知也。以操為早有擅天下之心者，因後事而歸惡焉爾。」（《讀通鑑論》卷九）當然，最受後代史學家誤解的莫過於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接獻帝，建都許昌。無論對漢室還是曹操而言，都是歷史的轉折。事實上，曹操當初未必包藏禍心，僅僅為「令諸侯」而「挾天子」。「挾天子」固然可以獲得政治話語權的優勢，但是平定天下，勤心王室，的確是曹操前期的人生志向，這可以在《善哉行》（其二）中得到旁證。這年正月，曹操準備迎天子於許昌，因為董承、袁術的阻難而願望成空。「雖欲竭忠誠，欣公歸其楚」，欲盡忠朝廷而不得，卻仍然為天子回到洛陽而欣慰。但是，「快人由為嘆，抱情不得敘。顯行天教人，誰知莫不緒。我願何時隨？此嘆亦難處。今我將何照於光曜，釋銜不如雨」。按照曹操通脫率直的個性，不見天子的銘心刻骨之痛，顯然是發乎心而出乎誠，這一時期的曹操是儒家「君君臣臣」政治倫理的堅定恪守者。即使勢力煊赫之後，也反覆以儒家所稱道的周公自比，恐怕也難說是掩人耳目的謊言。即使在被封魏王之後，也不願代漢自立。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孫權上書稱臣，曹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火爐上邪！』」孫明君說：「從史實看，曹操代漢的條件已基本成熟：一是三國鼎立局面已形成，一時間三國無法互相吞併。二是在北方，曹操即戎30餘年，經營日久，早已是實際統治者。三是妨礙他文王事業的人物已被剷除(如荀彧、孔融)，幾起圖謀興漢的事變被及時撲滅。……而曹操卻寧願終生只作周文王。」［2］顯然，儒家政治倫理觀念始終對曹操具有重要影響。

簡要地說，曹操在教育背景、文化取向上，始終以經學為主體；在社會理想、政治倫理上，也以儒家為指歸。所以，他的詩歌及文章都滲透著大量儒家思想，幾乎涉及全部經學著作。雖已「攬申韓之術」治軍，卻能不株守傳統，著力處理好兩種關係，也仍然保留有儒學的底色。

第一，富國與足民的關係。建安元年定都許昌後，曹操的身份由一位為國討逆的軍閥轉變為國家的實際執政者，思考問題的角度由原來重視擴張勢力、掠奪戰爭資源轉變為如何治國御民。曹操執掌國家政權之後，推行的第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舉措就是屯田制。建安元年曹操下《置屯田令》，將其作為「強兵足食」的「定國之術」，並取得了極大成功。於是又由「軍屯」推行「民屯」，由政府配給土地、耕牛及其他生產工具，按照所配給的耕牛數目，交納租糧。推行的第二項具有戰略意義的舉措是抑制兼併。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下鄴城，佔領整個冀州。冀州過去一直在袁紹統治下，土地兼併嚴重。東漢末年採用「戶調製」（按戶徵收賦稅），豪強世族兼併土地，再租給農民耕種，農民既要向豪強交納地租，又要為豪強交納政府稅糧，雙重賦稅使農民「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另外招攬流民，窩藏罪犯，使這些流民或罪犯由國家人口變成私人奴隸，豪強通過隱匿人口，逃避政府徵收賦稅，剝削奴隸的剩餘勞動價值。曹操在打擊土地兼併的同時，採取按畝徵收的措施，「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絲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抑兼併令》），杜絕了「弱民兼賦」的現象。既保證了國家稅收，又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由於當時連年徵戰，百姓流離失所，產生了大量流民，實行屯田，抑制土地兼併，既解決了流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打擊了豪強世族勢力，也增加了國家稅收。這兩項治國方略，客觀上具有富國、足民的雙重意義。

第二，唯才和唯行的關係。不重德行，唯才是舉，是曹操用人的一大特點。然而，要利用賞罰為槓桿，建立合理高效的人才隊伍，就必須處理好唯才與唯行的關係。曹操是漢代以來公開宣稱「明揚仄陋，唯才是舉」的第一人。他三次下令招納賢才：第一次是建安十五年（210年），赤壁之戰失敗後，曹操反思原因，固然有瘟疫、北方軍士不習水戰等客觀因素，但缺乏明斷直諫、運籌帷幄的英才也是重要原因。曹操數次遺書荀彧，追思郭嘉，甚至認為假使郭嘉在世，不會遭此敗北。於是下《求賢令》強調「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同時又注意籠絡荊州北歸人才，宣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短歌行》）。第二次是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被封魏公之後，希望魏國內部建立一套完整的等同於朝廷的官僚體系，於是又下《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敕令有司選擇「進取之士」，不可因為「士有偏短」而棄之不用。使「士無遺滯，官無廢業」，將魏國打造成能夠超越漢室的獨立王國。第三次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被封魏王后，烏桓、匈奴單于立刻遣使朝見魏王，魏王已儼然乎天子。歷史發生了轉向，曹操的心態也隨之轉向。雖然終身沒有代漢自立，但不臣之心卻開始膨脹。於是又下《求逸才令》，舉才標準一如既往，舉才範圍則進一步擴大。

對於曹操來說，舉才的目是為我所用，一旦人才入我彀中，考察的標準唯在於「行」，即人才的實際行動能力。不尚浮華清談，聽言責事，舉名責實，或可運籌帷幄，或能攻城野戰，或堪牧民治政，是曹操考察人才能力的基本準則。

在他的麾下，荀彧、郭嘉、田疇等以運籌帷幄勝；夏侯惇、曹仁、徐晃等以攻城野戰勝；棗祗、任峻、呂虔等以治政牧民勝。功利主義是曹操根深蒂固的人才觀，不問來歷，唯論事功。夏侯淵平定隴右，《褒夏侯淵令》讚美說：「宋建造為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甚至謙稱自己也有所不及。然而，淵守漢中，失地喪身，《軍策令》又貶之說：「淵本非能用兵也，軍中呼為『白地將軍』。」曹操明確告誡其子：「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諸兒令》）這是典型的「一斷於法」法家觀念。可見，曹操雖「攬申韓之術」，但又有汲取與揚棄。其採取的強兵富國方略，不是建立在掠奪百姓而是「足民」的基礎上，使其法家思想浸透了「民本」色彩，而其輕德重才的觀念也不是用人主調，只是生遭亂世採用的戰時政策而已。

治亂與治平採取不同謀略，是曹操思想的本質特點。曹操恪守治亂和治平的不同謀略，集中在舉薦人才和意識形態兩方面。從舉薦人才上說，「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功德論》）。國家安寧，用人重德；多事之秋，必先事功，這是曹操總結得出的結論。管仲愛財好色，寧戚出身微賤，協助桓公成就霸業；酈生高陽酒徒，陳平身負汙名，輔佐高祖奪取天下。這種人才觀，後人也多有認同，貞觀六年（633年）魏徵回答太宗如何選才時也說：「亂代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貞觀政要》卷三）此外，尚須說明兩點：一是曹操麾下真正道德虧損者並不多見，令人切齒者唯有郗慮、路粹。郗慮雖非曹操麾下，在政治上卻屬於曹操死黨。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為丞相，郗慮為御史大夫，郗慮望風承旨，立即著手打擊曹操政敵孔融，先「以微法奏免融官」，然後又構陷孔融，竟夷其族。建安十八年（213年），又親手替曹操除伏皇后、鴆殺太子，皇后家族死者數百人。路粹是曹操軍謀祭酒，為人雖沒有郗慮毒辣，但人格卑下卻毋庸置疑。構陷孔融的奏表正是出自路粹之手，孔融《臨終詩》曾用「三人成虎」的比喻，表達對路粹深文周納、羅織罪名的憤怒。路粹這種鑿空坐實、顛倒是非的手段，令當時士林頗為不齒，乃至韋誕以「性頗忿鷙」即本性狹隘兇狠評價之。但是，遍檢《三國志》，在曹操陣營中如郗慮、路粹者並不多見。二是曹操取士始終堅持雙重標準，如《表稱樂進于禁張遼》「質忠性一，守執節義」；稱讚荀攸具有「溫良恭儉讓」的品質（《又稱荀攸令》）。特別具有代表性的是崔琰和毛玠。崔琰少學鄭玄，早年被袁紹所闢，曹操破鄴，闢為從事別駕，後為東曹掾。曹操《授崔琰東曹掾教》說：「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由此可知，崔琰以儒學立身，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時。所以任為東曹掾，就是希望為天下士子樹立楷模。毛玠與崔琰同掌東曹掾者。玠少為縣吏，即以清廉公正著稱，後來避亂魯陽，曹操闢為治中從事，後擢為東曹掾，與崔琰共掌官吏選舉。二人所舉薦官吏，都是以儒家為立身的清廉公正之士，因此「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曹操感嘆：「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三國志·毛玠傳》）重用崔琰、毛玠，讚賞舉官以儒學文士為主，深刻反映了曹操後期取士制度的微妙變化。

不拘一格的用人制度，是曹操磊落胸襟的重要表現。其《薤露詩》追述漢亡的歷史教訓，「惟漢廿二載，所任誠不專」，所任非人，是漢室式微的重要原因。唯因如此，曹操治理軍政，以用人為首。其用人也，據其大節，不拘小謹，且持正公平，不因私廢公。《三國志·郭嘉傳》記載：「初，陳群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群能持正，亦悅焉。」郭嘉是重要謀士，曾在北徵烏桓時，建立奇功，不幸早逝，曹操憂傷不已。《與荀彧書追傷郭嘉》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但郭嘉生前因不重操守品行，數次遭到陳群彈劾，曹操既推重郭嘉的坦然通脫，又欣賞陳群的執法持正。尊重人才的個性，秉正法律的嚴明，是曹操用人和治政的一貫作風。他曾高調宣稱：「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曹植私開司馬門，他憤怒地說，「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今「另吾異目視此兒矣」（《曹植私出開司馬門下令》）。曹操求賢若渴，又不求全責備，曾三次下求賢令。取士的標準是「有治國用兵之術」，且勇於「進取」。不論出身，「明揚仄陋，唯才是舉」；不論德行，不僅「被褐懷玉」者可用之，「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者亦可用之。我們對曹操的用人政策，曾產生諸多誤解，認為唯有曹操取士重才輕德。其實，曹操乃鑑於「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的歷史教訓，汲取歷代亂世帝王取士經驗而做出的基本判斷。稽之史實，前代亂世中的帝王、諸侯用人無不重才輕德，漢高祖也不例外。前人用而不言，唯有曹操開誠布公地頒布了取士「告示」而已。這是其膽略過人處，也是其性格通脫處。

總之，無論從官僚隊伍的人員構成，還是後期舉官政策變化看，曹操的實際行為與所宣稱的人才政策，都有不小的錯位。不僅注重「賞事功」和「尚德行」二者並舉，後期還由「賞事功」逐步向「尚德行」位移。實際上他已經為治平之世的到來，做好了官僚隊伍建設的準備，為後來曹丕禪漢自立留下了豐厚的政治遺產。

從意識形態上說，「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拜高柔為理曹掾令》），是基本建構模式。漢末亂世，雖然儒學從意識形態的主體上跌落下來，但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卻積澱於社會心理中。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成為國家的實際統治者後，不僅明確宣稱效法前賢，效忠王室，如《述志令》曰：「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而且採用「治定」「撥亂」的不同治國方略，筆者對此曾有專門論述①。所謂「治定」，正是曹操試圖從意識形態層面復興儒學。為此採用了四種基本方式：一是從行為層面推行儒家倫理。《讓禮令》說：「裡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斯合經之要矣。」曹操引用裡諺，說明謙讓從自我做起，才能獲得他人的尊重，提倡禮讓是儒家的基本倫理精神。二是從出處層面倡導儒家道德。《讓禮令》又說：「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雖然儒家並不否定「名」，「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然而這裡的「名」是道德之名，而非浮華之名；儒家也不否定「位」，「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然而前提是「為政以德」。曹操強調，無論是出世還是入世，都必須以義為先，以德為本。三是從社會層面樹立儒家人格。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徵烏桓，途經盧植故鄉涿郡，立即命令丞掾祭奠盧植，重修墳墓。曹操如此推重盧植是因為他「學為儒宗，士之楷模」，是國家貞正耿直之臣（《修盧植墳墓令》）。四是從教育層面復興先王之道。社會動亂破壞了國家教育體系，時局稍安，曹操就馬上興辦學校，推行儒學。建安八年（203年）頒布《建學令》，對於動亂所造成的儒家倫理道德的毀頹痛心疾首，「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

可見，無論在意識形態的建設上，還是在君臣觀念的認同上，曹操的思想根基仍然建立在以儒學為意識形態的層面上，只是不再株守傳統的禮法之用，因時適變而已。即使後期，權力膨脹已失去制約，不臣之心也潛滋暗長，曹操始終沒有代漢自立，其中儒學思想的潛在約束力量也是原因之一。劉振東認為：「曹操並不像某些割據者那樣僅僅引用一些經典條文作為虛飾，而是把自己從法家那裡吸收來的行為原則與儒家的基底結合起來，以原始儒家的觀念作為法家行為的依據。」［3］46簡言之，將申韓之術疊加在儒學的底色上，唯才是舉的口號仍然包裹著儒家道德準則。曹操的思想雖錯綜複雜，然以儒為體，以法為用，則是其顯著的特點。這對後代統治者的治國御民產生了深遠影響，也是曹操的歷史貢獻之一。

三、曹操的歷史貢獻

從歷史橫斷面上考察，曹操的歷史貢獻主要在於極力維護漢末國家統一。他雖然有強烈的政治利己主義傾向，後期也有明顯的不臣之心，但安邦定國、統一天下卻是其矢志不渝的人生理想，表現在維護漢室穩定、重建國家制度、平定軍閥割據三個方面。所謂「奸雄」，只是後人強行貼上的政治標籤而已。在維護漢室穩定上，曹操始終如一。雖也崛起於漢末動亂，但並非如二袁、劉表、孫權、劉備那樣，企圖割據一方，覬覦王權，而是始終以「周公吐哺」的熱忱，重構「天下歸心」的政治向心力，維護漢室穩定，追求國家統一。曹操政治生涯集中於靈帝和獻帝兩代。東漢自和帝之後，外戚、宦官交相把持朝政。到了桓靈之際，再經過兩次黨錮之禍，「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後漢書·黨錮列傳》），靈帝光和七年（184年）爆發黃巾起義，漢王朝走向衰落。這一歷史過程中，曹操始終堅定地維護漢室穩定，至少在形式上為保持國家完整做出了傑出貢獻。

中平五年（188年），冀州刺史王芬等人密謀趁靈帝北巡之時，廢靈帝、誅宦官而另立合肥侯為君，並企圖拉攏曹操，結成政治聯盟。曹操作《與王芬書》，嚴詞拒絕，表現了他對漢室的忠心，也顯現出政治上的遠見卓識。王夫之指出：「王芬……廢帝立合肥侯，使其成也，亦董卓也，天下且亟起而誅之，其亡且速於董卓。」（《讀通鑑論》卷八）初平二年（191年），袁紹、韓馥又謀廢獻帝，立幽州牧劉虞為帝，曹操又作《與袁紹書》再次嚴詞拒絕。後來，袁紹得到一枚皇帝玉璽，公然向曹操炫耀，曹操看清了袁紹企圖僭越稱帝的政治野心，立即與之分道揚鑣，並生滅袁之心。官渡之戰就是為阻止袁紹企圖舉兵攻打許昌，滅袁本質上也是清除政治異己，維護漢室穩定。此外，建安二年（197年）袁術在淮南僭越稱帝，曹操親自率兵徵討，破軍斬將，袁術被迫取消帝號，窮途末路而死。其《述志令》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雖然語氣倨傲，卻也符合基本歷史事實。即使勢力鼎盛、獨斷朝綱之時，曹操仍然堅持維護漢室穩定和國家統一。他常自比周公、齊桓，對他們始終如一奉事周室讚賞不已（《短歌行》其二），所奉行的乃是「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述志令》）的人生理想。而天下分崩的形勢下，維護代表著秩序的漢室完整，對於有效阻止國家進一步分裂具有非常積極的歷史意義。曹操畢生追求國家統一，雖統一之志不遂，然所開創的曹魏基業，則在政治上、軍事上和制度上奠定了西晉統一的基礎。

在重建國家制度上，曹操貢獻突出。建安元年，曹操迎接天子，建都許昌。此前，學界多強調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一面。用一「挾」字凸顯曹操的政治野心，似乎迎天子、都許昌，唯在獲取壓倒其他軍閥的政治優勢，忽略了曹操此舉對重建漢末王朝國家制度的意義。中平六年（189年），靈帝崩，少帝劉協即位，何進專權，漢室已經衰微。何進志大才疏，優柔寡斷。謀誅宦官不成，不僅自己身死宦官之手，而且少帝也遭宦官張讓、段珪劫持，奔走小平津，經盧植奮力救駕，才狼狽不堪地返回京城。然而，回到京中，旋即遭到董卓廢黜，另立陳留王，是為獻帝。董卓狼戾不仁，濫殺朝臣，淫亂宮闈，朝政更是混亂不堪，王權已經完全旁落。初平元年（190年），關東起兵討伐董卓，卓弒殺少帝、皇后，焚毀洛陽宮室，發掘漢室陵墓，遷天子於長安。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殺，其部下李傕、郭汜又攻陷長安，互相殘殺，致使吏民死者萬餘人。更有甚者，李傕竟然將天子扣押軍中，作為人質，「燒宮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三國志·董卓傳》）。後來，靈帝雖僥倖出奔楊奉營中，並與楊奉、董承返回洛陽，途中又兵敗於弘農曹陽，李傕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最後天子恓惶進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被荊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飢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採，或飢死牆壁間」。正是在這時，曹操「乃迎天子都許」（《三國志·董卓傳》）。

回顧這段歷史可以看出：第一，經過何進、董卓、李傕和郭汜之亂，兩京傾覆，天子顛沛，如此狼狽，何曾有半點「漢官威儀」？第二，兵敗曹陽之後，唯有「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朝廷官僚體系摧毀殆盡，何曾存在半點「國家職能」？第三，朝廷官員回到洛陽，居食無著，宮中官吏竟然餓斃於殘牆斷壁之下，天子也命不保夕，何曾能行使半點「皇權意志」？第四，天子幾乎深陷絕路，朝廷幾乎徹底崩潰，而「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即使出身四世三公的袁紹，也不願聽從部下郭圖的建議，迎天子都鄴，何曾有一人真正「赴身國難」？此時的漢王朝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距離滅亡僅一步之遙了。正是危急時刻，曹操擊破汝南、潁川的黃巾軍，迎天子於洛陽，才使天子絕處逢生，王朝免於覆亡。後來，因洛陽殘破，不得已遷都許昌，曹操一方面將家中所收藏的宮中器物奉獻朝廷，以恢復天子的漢官威儀（《上器物表》《上雜物疏》）；另一方面又著手重建朝廷的官僚體系，「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三國志·武帝紀》）。可以說，董卓亂政之後，是曹操將漢王朝從垂死的邊緣拉回到正常的國家軌道，恢復了喪失殆盡的國家制度和皇權意志。王夫之論曹操說：「出天子於棘籬飢困之中，猶得奉宗廟者二十餘年，不但以折群雄之僭，即忠義之士，懷憤欲起。」（《讀通鑑論》卷九）

建安十八年，獻帝冊封曹操為魏公，將「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作為「此又君之功」，稱讚「君有定天下之功」（《三國志·武帝紀》），恐怕不僅是公文客套，也陳述了一個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如若沒有曹操，漢朝王室恐怕早已萬劫不復了。後來，因為曹丕禪漢建魏，歷史學家或因史識有限，或因時代原因而別有政治寄託，將曹操這段歷史貢獻也一筆抹煞了。

在平定軍閥割據上，曹操無人可比。一生戎馬倥傯，親冒矢石，九死一生。早年起兵討伐董卓，舉身奔赴國難。建安以後，徵袁術，討袁紹，擒呂布，降張繡，北徵烏桓三郡，南下荊州劉表，西取漢中張魯，雖有赤壁之敗，其志不遂，最終形成三國鼎立格局，但在統一北方、結束軍閥割據上，仍是他人無可比擬的。尤其是曹操北滅烏桓，兵平涼州，單于請和，北夷來朝，不僅統一了北中國，而且平定了漢代以來一直棘手的北方邊患。在討伐逆賊、平定軍閥的戰爭中，曹操取得輝煌成就，主要有三點超越群雄：

第一，高屋建瓴的戰略眼光。曹操能夠在漢末群雄中脫穎而出，主要取決於其高遠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軍事才能。歷史轉折的緊要關頭，他都能以超卓的政治睿智，洞察軍事發展的戰略走向。他分析軍事態勢，能擺脫單純軍事的視野，從整體戰略著眼。董卓亂政，關東舉兵，推袁紹為盟主。然而各路軍閥各懷野心，造成「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的延宕局面。曹操勸紹說：「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國志·武帝紀》）董卓的戰略失誤在於：不能以王室為核心凝聚政治向心力，不能依憑歷代賴以存國的山川之險，反而「焚燒宮室，劫遷天子」，造成天下動蕩，摧毀了皇帝偶像，喪失了士民依附皇權的政治凝聚力，從而自蹈險境，故可「一戰而天下定」。然而，袁紹色厲內荏，外強中乾，當斷不斷，喪失了擊敗董卓的良機。縱觀之，曹操分析董卓必然失敗的結局，能從戰略位置、政治資源、人心向背上洞察軍事大勢，何其高屋建瓴！非大政治家不可識之。

第二，師出正義的戰爭策略。曹操徵戰大多所戰必捷，並非僅在於善用奇謀，也在於深諳人心向背，故每次舉兵至少在名義上師出有名。建安之前，曹操絕少為搶奪地盤人口而同室操戈。舉義兵討伐董卓，最初挑起內訌者雖是公孫瓚，卻由袁紹引起。袁紹巧奪韓馥統治的冀州，首開軍閥搶奪地盤、割據為主的災難。所以鮑信憤怒地指責袁紹自生禍亂，罪同董卓。曹操則不然。建安之前，從不同室操戈，在袁紹脅迫韓馥巧奪冀州時，黑山賊寇於毒、白繞、眭固等率十餘萬人進攻魏郡、東郡，曹操親自率兵先破白繞，次年又大敗於毒、眭固。曹操所徵討對象是漢室逆賊，所佔領地盤是逆賊的巢穴，與袁紹的軍事行為有本質不同。建安之後，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奉辭伐命。在戰爭方略上，曹操往往善於利用對方的不義之舉而興兵徵討，未戰而佔據了戰爭倫理的正義制高點。官渡之戰，袁紹的慘敗乃因為「是時袁紹……眾十餘萬，將進軍攻許」（《三國志·武帝紀》）。袁紹雖是曹操勁敵，但名義上仍是朝廷命臣，所以紹不舉兵犯境，操也按兵不動。此次袁紹悍然率兵攻打天子之都，顯然師出無名。雙方未戰，正義的天平已經向曹操傾斜。王夫之說：「紹導之，操乃應之；紹先之，操乃乘之；微紹之逆，操不先動。雖操之雄傑智計長於紹哉！抑操猶知名義之不可自我而幹，而紹不知也。」（《讀通鑑論》卷九）將政治策略有效地運用於軍事，正是曹操的高明處，豈止於縱奇兵火燒烏巢！

第三，艱苦卓絕的奮鬥精神。自徵討董卓算起，直至去世，曹操在馬背上整整度過三十春秋。在讀曹操北徵烏桓凱旋途中所作的《觀滄海》，我們感嘆其「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的吞吐日月、包舉星漢的壯闊境界，何曾想過北徵烏桓過程何其艱辛備至！為了不引起烏桓注意，必須掩其不備而突然襲擊，曹操選擇了一條艱難的行軍路線。自東漢以來，這條道路就已陷壞斷絕，近兩百年無人通行，曹軍鑿山填谷五百餘裡，才進入烏桓境內。大軍直至白狼山，才被烏桓發現，倉促應戰，大敗而逃，直搗柳城，平定三郡。戰果無疑非常輝煌，然而如若還原其歷史場景，其徵戰過程的艱難幾乎難以想像！從《苦寒行》也可以看出，建安十一年（206年）正月北徵高幹途經壺口關的艱險歷程。「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何其險象環生；「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何其艱辛備至。此外，東徵孫權的赤壁之敗，南徵漢中的得而復失，今天我們所見的歷史漣漪，在當時無不是裂石崩雲。可以說，每一次戰爭都是一次歷險，既有九死一生的生命危險，又有披荊斬棘的徵戰艱辛。

曹操之所以超越群雄，在於平定內亂的理想，維護漢室穩定；重整山河，實現國家統一。可惜，赤壁之戰折斷了曹操理想的翅膀，使其壯志未遂。但其後形成三國鼎立的政治格局，雖沒有結束戰亂，卻相對結束了軍閥混戰的局面，各自建立相對寧靜的內部環境，促進了社會發展。而曹操所開闢基業的曹魏，以政治上的血統優勢、疆域上的相對遼闊、經濟上的發展壯大、軍事上的雄厚實力，超越吳蜀，為後來西晉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這是時人無與倫比的歷史貢獻。簡單地給曹操貼上「奸雄」的標籤，實在有失公允。縱觀曹操出仕之後，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熹平三年至中平六年（20—35歲），先後除洛陽北部尉、頓丘令，拜議郎、典軍校尉，董卓進京，上表遷驍騎校尉，曹操棄官，變易姓名，間道東歸。這一時期，曹操在官執法嚴厲，不避豪強；表奏時政，辭正義剛；廉潔正直，忠心朝廷。第二階段，初平元年至興平二年（36—41歲），舉兵討董卓，先後代理奮武將軍、東郡太守、領兗州牧。這一時期，為國討逆，奮不顧身；拒絕廢立，心系王室。第三階段，建安元年至十七年（42—58歲），先後封大將軍、武平侯，遷官司空、領冀州牧，後罷三公，為丞相。這一時期「挾天子以令諸侯」，徵袁術、討袁紹，北徵烏桓，南徵劉表，掃蕩天下，統一北方，雖專權朝政，卻無不臣之心。第四階段，建安十八年至二十五年（59—66歲），先封為魏公，加九錫，後封魏王。再是獻帝詔令魏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又命操冕用十二旒，備天子乘輿。這一時期，曹操逐步走向國家政治舞臺的核心，獻帝才逐漸被傀儡化。

可以看出，前兩個人生階段，曹操志在王室，始終以恢復和維護「漢官威儀」作為政治核心。後兩個階段，曹操政治取向逐漸偏移，迎接天子建都許昌，掃蕩天子，仍然志在恢復國家秩序，雖然在宮廷之爭中殺戮異己，手段殘忍，但其志不在遷移漢鼎。其中的歷史細節特別值得留心：因為曹操濫殺朝廷異己，一次（建安十九年）曹操因事入見獻帝，「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舍。』」曹操聽後大驚失色，「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請」（《後漢書·獻帝伏皇后紀》）。這說明：獻帝雖弱，威嚴猶在，曹操也唯恐成為漢室「逆臣」，此後不再入朝面君，就是因為懼怕獻帝洞穿他的不臣之心。後來，情況卻發生了逆轉。曹操被封魏王后，獻帝的一次次詔命，將其抬到準天子地位。對獻帝來說，這固然有不得已的原因，但是平庸暗弱的個性，苟且偷生的心態，駕馭能力的匱乏，使獻帝最終放棄了「名義馭之」的機會。不僅如此，獻帝詔令「設天子旌旗」「備天子乘輿」之類的賞賜，實際上默認甚至縱容了曹操的不臣之心，直接導致了其政治野心的膨脹。從某種意義上說，曹丕的江山乃是獻帝拱手相讓的。

其實，許劭當年以「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評價曹操，語雖不恭，也並未否定其雄傑的一面。在中國的封建時代，對於玩弄政治權術者而言，所謂「奸」，小則為狡，是亂世的生存策略；大則為智，是隱蔽於政治背後的方略。何以「奸雄」一直成為曹操揮之不去的陰魂？如何評價曹操，田餘慶提出了兩條基本標準：「第一，主要看他比他的先輩多做了哪些好事？而不是看他做了哪些別人都做過的壞事；第二，主要看他所作所為的客觀作用，而不是看主觀動機。」［4］129僅此而言，在漢末動亂中，唯有曹操堪稱扭轉乾坤的人物。評價歷史人物必須有一個基本維度：是以歷史發展為基點，而不是以道德評判為準繩。誠然，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於歷史的解讀，不可避免地會接受當代意識形態的深層影響，以及由此而衍生的道德倫理的評判；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除了上述既定的影響外，又往往抽去了歷史人物的生存環境和活動空間，從純粹理性批判的角度，有意或無意地將歷史人物的某一方面加以「放大」，結果豐滿的歷史人物成為一個歷史符號，致使我們在研究歷史人物時，永遠無法回到歷史的「原點」上。要準確評價歷史人物，就必須剝離觀念的桎梏，回歸歷史的語境，在歷史場景的有限復原中，捫及歷史的真相和人物的靈魂。

注釋

①詳見劉運好：《魏晉經學與詩學》（中編），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891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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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