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香港巨星（這一代香港巨星）

2023-05-14 20:41:08

文丨柳青

梁朝偉、郭富城主演的《風再起時》上映半月，票房不足5000萬，沒有發生低開高走、先抑後揚的佳話，冷映已是定局。

它可是有梁朝偉和郭富城兩大巨星壓陣，配角陣容也是星光熠熠，整體豪華程度不可能在春節檔的《無名》之下。

但票房就差太多倍了。

成龍、周潤發等人也好不到哪去，從票房轉化的絕對數字來看，也都被沈騰、吳京遠遠拋在身後。

這些年港星領銜主演電影的票房，基本上過10億就算成功，很難上探30甚至50億。劉德華是有《流浪地球2》，不過誠實地說，那主要是IP本身的號召力帶來的。

很多人都想到了一個不忍深思的問題：難道陪伴我們幾代人成長的香港巨星，終於在大陸市場過氣了嗎？

這是一個以偏概全的結論，因為，明星並非電影商業號召力的唯一核心元素。

回溯到「這三年」之前——2018年，梁朝偉和郭富城各有一部主演的影片進入華語電影年度票房前十的榜單：梁朝偉主演《捉妖記2》，票房22.37億；郭富城主演《無雙》，12.73億，這是兩人過去20年裡在內地電影市場的最優票房。其中，《捉妖記2》得益於IP效應，《無雙》的另一個男主演是周潤發，劇情是懸疑罪案類型。

《捉妖記2》（2018）

多年以前，王家衛對香港電影市場有過一番分析，大致意思是香港電影的繁榮，不是依靠純粹類型片，也不是完全仰仗明星的票房號召力，前者在本地化的語境裡發生了變形，後者並沒有神通到一靈百靈。

這個分析對當下的內地電影市場也是奏效的，在一個消費習慣逐漸分流且清晰起來的龐大市場裡，比起明星/演員的個人魅力，電影的類型和題材屬性有更強悍的力量。

演員的票房號召力，很大程度地維繫於其表演風格或銀幕persona和特定類型片的適配度。

這一點，在過去二十年裡，一度讓一眾香港男演員彰顯了凌駕於內地男演員的競爭力。

隨著內地電影的類型創作和消費習慣的形成，黃渤、徐崢、沈騰、吳京這些男演員先後找到了自己最適配的「類型」，他們的票房號召力輕易勝過了劉德華、周潤發，甚至勝過了周星馳。

2002年，《英雄》上映，儘管張藝謀在多次採訪中表達他對傳統武俠片的興趣，聲稱拍攝《英雄》是出於熱愛。而實際上，當時的中國電影低迷多年，每年進口10部好萊塢電影佔據全國電影票房七成份額，出於工業化和商業化的考慮，張藝謀極為審慎地選定了類型和明星主演。拍年代戲背景的武俠片，是想借勢《臥虎藏龍》製造的轟動效應。

演員陣容中有張曼玉、梁朝偉、甄子丹和陳道明，但演員表排最前以及海報上佔據最顯眼位置的是李連杰，這明確是為了在國際市場獲得最大化的收益。

但李連杰之前並未在香港電影市場拿過年度票房冠軍，2006年的《霍元甲》才是他第一次在香港稱冠。

《霍元甲》（2006）

《英雄》一片的策劃和執行，內在嚴密遵循了「類型—明星」的市場規律。它公映時，中國電影產業剛開始產業結構調整，甚至沒有明確的類型片概念。票房過億的《英雄》開創了一個籠統的概念：中國式大片。

《英雄》的過億票房，喚醒了龐大的中國電影市場。2003年，隨著CEPA籤訂，大部分香港導演和演員開始北上。那時，本土的電影消費習慣，受傳統媒體和評論的影響，仍是圍繞導演中心。

從2003年到2006年，中國電影的年度票房冠軍依次是《手機》《功夫》《無極》和《滿城盡帶黃金甲》，導演分別是馮小剛、周星馳、陳凱歌和張藝謀。

當時，內地觀眾對類型的認知，更傾向於對導演的預判。1998年《甲方乙方》之後的十年裡，葛優是最有票房號召力的男演員，而他在賀歲電影裡的喜劇形象，是和馮小剛導演深度捆綁的。

周星馳以《功夫》風光落地，一掃前作《少林足球》未能在內地公映的陰霾。但其餘香港名導演和巨星們在內地電影市場的著陸，未必有這樣漂亮的身段。

《功夫》（2004）

2005年，成龍主演的《神話》投資1.6億，上映後票房1.3億。以當年中國電影市場的消費能力而言，1.3億票房不算低，這一年的票房冠軍《無極》是1.8億。《神話》的問題在於收益無法覆蓋過高的成本，成龍遭遇了一次嚴重的聲譽危機。

觀眾對成龍的想像與預判，和他在《神話》裡的實際形象，存在很大的落差。他擅長於演喜鬧劇的動作英雄，也能勝任《新警察故事》的悲情小人物，總之不能脫離煙火氣的庶民底色，而《神話》對他的神化，讓他做正劇的高大全英雄，這樣的強制升華是很彆扭的。

《神話》（2005）

歡慶香港回歸十周年的2007年，兩地合拍片迎來一輪浪潮。香港老中青三代導演在這一年推出新作，在中國內地電影生產處在「兩頭大」的尷尬時，港產合拍片以多樣化的類型片填補了中等製作的匱乏，不至於讓華語電影分化成超級大片和文藝小製作兩個極端。

《投名狀》《門徒》《姨媽的後現代生活》《男才女貌》《明明》這些影片在題材、風格和投資規模層面沒有任何共性，可說是百花齊放，但它們分享了一個隱秘的共同點：演員配置的組合是內地女星搭檔香港男星。在影壇的#metoo 運動和「大女主」興起之前，電影票房的權重默認在於男主角。

《投名狀》（2007）

對此，一位香港導演曾說，香港演員、尤其男演員，比內地同行更適應類型片對表演的要求。這其實是中立的表述。即便是能力很高的演員，也很少能做到一人千面。

演員和類型片的雙向匹配，意味著他/她有著最適合自我風格或最被觀眾接受的銀幕persona。這就像古典好萊塢時期，工業對明星的塑造，是要定義某種確定的、甚至是排他的「假面」。

《投名狀》（2007）

「適應類型片」的前期是香港電影在產量銳減、市場萎縮之前，畢竟經歷了繁榮的黃金時代，類型細分明確，一線明星的定位明確。在剛從計劃式國有片廠制轉向市場化的內地電影行業環境中，香港影人帶來的一整套清晰的產業流程，無可爭議地具有專業主義的優勢。

局限也是不可迴避的，就像《神話》之于成龍，這些成熟的、具有票房號召力的港星，他們的積累也會成為負累。要獲得巨大的商業成功，類型片不能完全脫離明星，相應，明星也不能放之類型而皆準，能讓他們最大程度驗證商業能力的，很可能是特定的、有限的類型。

從好萊塢「回歸」的周潤發仿佛踏上職業的下山路，《臥虎藏龍》的李慕白之後，他在不同的電影裡殊途同歸地演著「年邁的王者」。《滿城盡帶黃金甲》是2006年的票房冠軍，但很難把這主要歸功於周潤發。

《滿城盡帶黃金甲》（2006）

張藝謀和張偉平搭檔在那些年的爭議性、張藝謀和鞏俐這對組合遲來的銀幕複合造成的話題性，以及周杰倫的跨界出演——是這種種與電影本體無關的是非推波助瀾於票房。

反而是在《姨媽的後現代生活》中，周潤發演出了可以在他職業生涯中獨佔篇章的「老潘」。這個當代上海的低配拆白黨，帶著自年代和生活中來的幽深莫測的餘韻，電影裡的周潤發，讓人聯想戲曲舞臺上格調高級的文丑，整體的表演提供了一種從歡愉渡入悵然的審美豐滿度。

但這部電影遭遇了徹底的票房失敗，周潤發的表演被埋沒於鋪天蓋地的「外地編劇貶低了上海」的吵相罵。

《姨媽的後現代生活》（2006）

周潤發沒有就此隱退，他職業生涯的「又一春」發生在王晶粗製濫造的《大上海》和《澳門風雲》中，這讓人錯愕，又在情理之中，他在電影裡重上賭桌，就像《上海灘》裡槍聲響過，許文強重回上海灘。

《大上海》（2012）

仍然是2007年，劉德華有兩部影片的票房進入了年度前十，《門徒》和《投名狀》。單看數值，《投名狀》更高，超過了2億。但它和《神話》遭遇的困境是相似的，因投資過高而賠本，以及，導演試圖重塑觀眾對男明星的想像卻不太成功。

在《投名狀》裡，李連杰和劉德華的角色分配可能出發點是他們在國際市場的人氣，李連杰更強勢，拿了男一的劇本，而結果是演員和角色的錯配。耿直的功夫小子李連杰成為城府極深的大哥，劉德華卻要演一根筋的憨漢。

《投名狀》（2007）

《門徒》裡劉德華扮演心思縝密的毒販，為此得到了香港金像獎最佳男配角獎。出演《流浪地球2》之前，劉德華票房最高的兩部電影是《拆彈專家2》和《掃毒2》，都超過了13億；王晶執導《追龍》，劉德華時隔三十年再演「五億探長雷老虎」，票房也過了5億。

市場給出了和行業評獎一致的結果，作為超級明星的劉德華，扮演遊走於正邪之間的銀幕硬漢是最有信服力也最能被認同的。

《門徒》（2007）

《流浪地球2》在內地票房36億，是科幻類型片和劉慈欣作品的粉絲創造的，即便劉德華在有限的表演裡釋放了他作為演員的能力和魅力，但這不構成電影商業成功的決定因素——影片在香港上映遭到的冷遇驗證了這點。

《流浪地球2》（2023）

在港產合拍片掀起第一輪浪潮的同時，內地導演寧浩以《瘋狂的石頭》《瘋狂的賽車》接連獲得驚人的票房成績，正是在2008年前後，內地觀眾逐漸確立類型片消費的觀影習慣，電影的宣傳和營銷也從導演中心轉向演員/明星中心。

《瘋狂的石頭》（2006）

《長江七號》在2008年上映，周星馳仍是自導自演。而之後的《西遊降魔篇》《美人魚》和《新喜劇之王》，周星馳不再出演，男主角是文章、黃渤、鄧超和王寶強，都是以諧星著稱的內地男演員。周星馳不僅是天才的演員和編劇，他對市場的敏銳感知以及判斷，始終優於他的大部分香港同行。

《西遊降魔篇》（2013）

內地和香港之間，在表述方式和審美訴求的層面，存在地域差異是不可避免的。與其說是黃渤、徐崢、沈騰和吳京等接二連三取代了劉德華、梁朝偉和周潤發，倒不如說，這是一個龐雜市場逐漸細分的結果，他們之間不是排他的非此即彼，更傾向於有重疊交集的共生。

決定一個演員市場地位的因素，往往是演員自身。比如黃渤，他在2008年到2018年的十年間被視為喜劇之王，最近五年間他的「盛極而衰」，並不是因為觀眾移情別戀沈騰。在《瘋狂的石頭》《鬥牛》《心花路放》這些電影裡，黃渤的吸引力在於底層的喜感。

《心花路放》（2014）

當他渴望掙脫「渺小的諧星」這個形象時，在《被光抓走的人》和《外太空的莫扎特》裡，即便這些電影帶著喜劇的憂傷，可是讓黃渤演出「中產的苦悶」，等於抽乾了他表演的生命力。

《被光抓走的人》（2019）

吳京同理，雖然坊間調侃「含京量」決定電影票房的「含金量」，但是吳京一旦脫離「戰狼」的persona，就像在《攀登者》裡，他的票房號召能力也泯然眾人。發生在香港演員身上的行業規律，對內地演員同樣奏效：類型片和明星/演員之間，適配時事半功倍，錯配時事倍功半。

《攀登者》（2019）

《風再起時》在內地的票房固然是遺憾的，可換個思路，導演翁子光在拍攝中最大程度地呵護了梁朝偉和郭富城的表演。《流浪地球2》在香港不及大陸火爆，但劉德華在有限的戲份裡給出低姿態的、飽滿的表演，突破了他長久以來的局限，也是可圈可點的。

並不想感傷這一輩六十歲的男演員們被翻篇，要說後來者取代了他們，倒不如說，他們完成了自我迭代——此時此刻在銀幕上看到這些人，他們能以什麼樣的姿態拓開類型、角色和表演的邊界，比具體的票房數字更有看頭。

就像梁朝偉在最近那則短片裡鬆弛釋然的告白：在人生的半山腰往山頂去，意義側重過程而非登頂。

回到本文開始的那個命題：香港巨星真的過氣了嗎？至少2023年還沒有。

但大陸電影市場翻篇了，進入了一個類型、題材、本土話題性更重要的時代，任何明星都需要與之適配得當，才能激發出票房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