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柳宗元永州八記（會走路的百科全書）

2023-05-20 14:06:19 2

一、「老不糊塗」

　　柳存仁身後，悼念文章頗不寂寞。

　　我訪問柳先生時，他已九十高齡，依然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二〇〇七年，柳存仁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第二十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的講者，三個講題分別為：「《論語》與《春秋》」「中國傳統小說的演變」「丘處機傳」。四月七日，我在中文大學會友樓單獨聆聽柳先生講了整整一天，有時我問一個學術上的小問題，柳先生可以講一個小時。一天下來，我有些精神不濟，但見柳存仁神採奕奕，笑稱自己是「老不糊塗」。幾天後，我去採訪瘂弦先生，瘂弦說起他在威斯康辛大學的老師周策縱：「他是很淵博的學者，教我治學的方法。我問一個字，他能講一個小時。你在走廊上問他一句，他就站在走廊上講一個小時，你又不好意思走，因為是你問的嘛。」我會心一笑，如果不是先見了柳存仁，還以為瘂弦是在說笑話呢。

　　當天陪同在座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任李焯然是柳存仁的學生，撰有《學通古今、博極中外——柳存仁教授的學術世界》一文：「在澳大利亞時，同儕稱他為『會走路的百科全書』（Walking Encyclopedia）。」從一九六二年起，柳存仁就在澳大利亞生活。他談起澳大利亞的歷史：「澳洲跟英國有關係。澳洲自己的土人就等於被徵服的人，今天土人心裡有反感。澳洲今天也幫助土人提高地位，或者幫助他們的教育。但是土人數量很少，澳洲現在各個民族都有，而且大概表面上很平等，對中國人也沒有欺負。」同在澳大利亞的朋友有梁羽生，他說：「梁羽生學問好，詩詞好。」

　　談到老師周作人的文章，他說：「我後來寫的文章都是考證性的文章，跟周作人先生不能比。周先生的文章受到外國散文的影響，我比較中國，因為我外文的東西讀得少，日本的東西讀得少。」又談到比他年輕三歲的張愛玲：「張愛玲我認識，但不是很熟，有些別的朋友可能跟她很熟。她那時候很年輕，也不出風頭。後來出名是從臺灣流行起來的。」近年陸續看到有人談從「柳雨生」到「柳存仁」的文章，我實在不敢置一語。因為我手頭沒有第一手的史料，只能對當天訪談內容有聞必錄。知人論世，殊為不易，每當念及此事，我只能引王國維詩句「人生過處唯存悔，知識增時只益疑」自省。

二、北大感舊錄

　　我得以採訪柳存仁先生，全因香港學者羅忼烈先生引見。當羅先生將柳先生所住酒店的電話給我後，我隨即打過去，柳先生先用粵語跟我聊了許久，我不知為何突然用了一句國語，柳先生馬上用京片子跟我聊起來。我才發現，柳先生的京片子比粵語流利多了。

　　柳存仁的祖上在康熙年間從山東臨清舉家移居廣州，柳父為一八九八年廣東秀才，一九一四年北京海關學校畢業後即在稅務處任職，定居北京。柳存仁的童年記憶裡只有老北京，直到十多歲才到過廣州。他說：「我後來到廣州，接待我的是商承祚、王季思。」

　　一九三五年，柳存仁從上海考入北京大學國文系，受教於錢穆、羅常培、鄭天挺、孫楷第等先生，同年在蘇州出版《中國文學史發凡》。柳存仁回憶大學生活：「北大的課程的富於中庸性，其原因就在於她確是領導你進了比較合乎理想的、不偏不倚的真正的學問的大門。」

《中國大文學史》（上下冊） 柳存仁等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0年版

　　今天的紅樓才是柳存仁心目中的北大。柳存仁說：「國文系的系主任是胡適。老師很多，你願意選誰的課就選，但是也有一些課是必修的。國文系必修的課是文字學、聲韻學，此外的功課都是你自己去選，很鬆弛，並不像現在的大學很緊。很多事情跟後來不一樣，比如說，北大的考試是用毛筆的，作文不是用古文，是用白話文。有些人專門搞文字學、聲韻學，因為北大那時候以這個著名，比如周祖謨就是那時候的學生。另外有些學生是偏於文學的，對文字學、聲韻學很隔膜，勉強讀了一兩年就讀別的東西了。」

　　當年北大標榜「兼容並包」，老師講課的風採如何呢？柳存仁說：「當時什麼老師講課我都去聽。有的時候兩個老師講的東西是不同的，甚至於是衝突的，而且是互相知道的，於是老師常常在課程上駁那個人。比如說朱光潛和廢名，對一首詞，一個說上半好，一個說下半好，但不是太嚴重的衝突啦。廢名真名叫馮文炳，他教我們作文，他自己的文章卻極難讀，所以這成為一個奇怪的事情，學生也有興趣去聽，起碼聽一次看看怎麼樣。有一次，著名的小說家老舍從山東來演講。胡適之先生常常到國外去，代理系主任常常是羅常培，他是很好的語言學家，跟老舍是好朋友，這兩人都是旗人的後代，在一起講話就很逗。」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中收有柳存仁致胡適的信。柳存仁一年級就聽胡適的課：「他的國語不大好，安徽口音，但是比錢穆好多了。北大的女生不多，他對女孩子很客氣，對其他的人也沒有不客氣。胡適上課有時候會議論時局。丁文江在一九三〇年代曾經寫文章主張獨裁，因為國家亂了，有人以為應該共產，也有人以為應該獨裁，當時世界上有幾個獨裁國家，都是希望自己的國家一下子變樣子。胡適之大不以為然，他們是好朋友，但是胡先生絕對反對獨裁，就寫文章很誠懇地表示反對。後來丁文江也不談這種問題了。」

　　柳存仁說，錢穆講「中國通史」，是在老北大的一個戲臺上。「錢先生拿著他的筆記，他絕不看的，不過拿在手裡，我們學生之中大部分是北方人，很難聽得懂他的話，錢先生講到緊要之處，常常用無錫話問：『是不是呢？』不過我很愛聽他的課。」錢穆對著戲臺下的學生講：中國不像人家說的那樣落伍、腐敗，自古也有很多像樣的人。這門「中國通史」的內容後來整理成了《國史大綱》。

　　我問起周作人講課如何？柳存仁答：「有些老師很著名，可是講課的本領並不很高。周作人的學生很少，頂多二十多人，因為他講話聲音比較淡。周作人也寫了很多打油詩，還要依託在佛教的名詞上，把他的心情說出來就完了。周先生用了佛教的話：不打誑語，就是不騙人，但是不騙人其實是不簡單的。同時，周先生嘴裡講的東西跟他書上表述的東西很接近，不像魯迅那樣激烈。魯迅後來跟他弟弟有些衝突，我的印象中魯迅對他的弟弟還是很好的。」

　　柳存仁也去聽了一些比較「冷門」的課。比如餘嘉錫的課，學生只有五個人，柳存仁是其一。「餘嘉錫先生講目錄學，他參加過修《清史稿》。他講湖南話，一開學就可以拿到他的講義，一本訂好的，不用錢。他講的內容如果用心看書也可以明白，都差不多的，不過有時講課會舉點例子。餘先生也研究別的東西，寫過講《水滸傳》這一類的文章，當然全是文言文的。有一天，熊佛西來北大講戲劇，我們一班學生中，居然有一半的人去聽，所以聽餘先生的課的人就很少，我當時覺得很可惜。就劇本來講，我們看曹禺的劇本，當然比熊佛西好多了，雖然曹禺的劇本也有從美國的劇本中得到影響，但是熊佛西那樣的劇本，沒有戲劇性的，不能引人愛看，好像是說教。」

　　北大上課是不點名的，也有外校的學生來聽課，像看戲一樣，很熱鬧。柳存仁說：「我到別的班上去，也是旁聽生，也沒有人問的。但是別的大學的學生來聽，就很高興，因為別的大學聽不到胡適之的議論，又聽不到某某人精彩的演講，他們來得比我們北大的學生還早，所以有時候很好的位置坐的也許是別的大學的學生。」

　　我問：「當時中國的時局已經發生變化，北大的師生在課程上討論時局嗎？」柳存仁說：「也有些老師講時局，講當時國家的情形。我們同學中有一部分可以說是『流亡學生』，從東北下來，就講家鄉的事。雖然是北京大學，但是南方來的人不太多。那時候北大學生沒有穿得富麗堂皇的，幾乎沒有人穿西裝，如果有，大家不會覺得他不對，不過覺得他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人。可是清華或燕京的話，穿西服的學生就不稀奇。北大的女學生也幾乎沒有燙頭髮的，也不會搽粉、搽口紅。」

三、憂慮的時代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北大一路南遷，併入西南聯大。柳存仁則到上海光華大學借讀，認識了那時候在上海教書的呂思勉。一九三九年畢業，他笑道：「拿了北大的畢業證書，冒充北大。」

　　後來在香港，柳存仁先後任教皇仁書院和羅富國師範學院。一九五七年，柳存仁以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佛道教影響中國小說考》）的論文獲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柳存仁說：「倫敦大學有個制度，如果要得到這個學校的博士，第一種是到學校裡做研究生，第二種是可以在校外做研究。當時海外有幾個地方可以考試的，像香港、新加坡。我在香港，倫敦大學指定你用什麼書，就可以報名考這個學位。因為香港政府不承認北京大學的文憑，一九五四年我在香港一邊工作一邊考倫敦大學。何以讀倫敦大學呢？因為別的大學費用很貴。到了一九五七年，我就做了我的論文，這個考試一定要到英國去考，還有口試，然後得到哲學博士學位。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中國小說，主要是關於《封神演義》作者的考證，因為書中涉及到佛教和道教，所以後來論文出版時，就叫『佛道教影響中國小說考』。」

《道教史探源》 柳存仁演講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版

　　一九六二年，柳存仁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文系任教，繼瑞典漢學家畢漢思和馬悅然之後，出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第三任中文教授，也是第一位華人學者擔任中文系「學術帶頭人」。因為他的學術成就，一九六九年獲倫敦大學頒發文學博士學位，此後獲世界各地多個榮譽博士學位。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八二年，柳存仁擔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文講座教授、中文系主任。柳存仁說：「我主要教語文，我不教白話，因為有些同事更適合教現代的東西，我教古典的東西多一點。有時候講一下我那幾個月特別感興趣的題目。比如我這次在香港中文大學做三個講演，是關於《論語》與《春秋》，當然有很多種講法，我自小念這些舊書，但是我的準備是很詳細地分析孔子的環境，所以我講出來，聽眾會覺得很明白，又很特殊。《春秋》很長，孔子只是很小的一段，裡面有許多事情，比如說，『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這句話非常有意思，可是孔子沒有想出怎麼樣選舉。」

　　據李焯然的文章介紹，柳存仁潛心道教的研究，在一九六〇年代花了兩年的時間把一千一百二十冊的《道藏》看完，並寫了五十冊的筆記。柳存仁則自述：「我曾經有若干年對道教有興趣，猜想洋人對道教感興趣，大概同我也有關係。因為外國朋友研究道教的人不多，古代這些書不容易讀懂。很多書又不是道教，比如《老子》《莊子》哪裡是宗教呢？不能說《老子》是宗教吧？但是到漢朝時就有太上老君，這是從民間產生的，不是做學問的人造出來的。民間的東西只能作為社會學、人類學的材料來研究了。道教又託了很多佛教的東西，道教的很多經跟佛教在一起，改兩個字就是了。我研究道教的起源就是研究明史，明朝歷史上有些皇帝極糊塗，幾十年不上朝。還有其他糊塗得不得了的皇帝，自己封自己為大將軍。明朝裡道教的人做了大官的很多，能夠幫助祈禱。我從讀明史開始，要找出其他的旁證，又要看唐朝的歷史。唐朝自稱姓李是老子的子孫。唐朝、宋朝、明朝，道教都是很昌盛的。今天還有養生的東西。所以魯迅講，中國的事情，道教可以作為一個引子。有很多道教界的朋友以為這是魯迅讚美道教的話，可是你讀讀《魯迅全集》，魯迅什麼時候提倡道教呢？周氏兄弟都不提倡道教。我對道教的研究就是道教裡每一本書我都寫一篇文章，但都是文言文的。」

　　我問：「寫學術著作有什麼心得？」柳存仁說：「我的書都是很舊式的，因為我都是以一篇東西為主，當然題目要像樣，如果題目太大，就真的不能包括那麼多東西。文字不可太難，如果太淺，看看又不大像有用的東西，也不容易。自己寫文章一定要有風度，喜歡的句子，要講明是抄的。」

四、漢學何以「發光」

　　柳存仁在文藝創作、小說和道教研究、版本學、翻譯方面的成就受到學術界的認同。學者湯一介認為：「現在有些人動不動就想創造出能夠解決一切宇宙人生問題的理論體系，或者寫一些時髦的東拼西湊故作高深的文章，譁眾取寵。這是很不好的學風，應該受到批評。而柳先生寫的論文則是通過解決具體學術問題來樹立一種良好的學風。」

　　法國學者戴密微認為，柳存仁是當代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我問：「所謂『漢學』是一個什麼概念？」柳存仁說：「在洋人看來，就是東方的學問，但是東方又可以包括日本、韓國、朝鮮、越南，這些有文化的國家都有些特殊的東西。『漢學』是十九世紀引來的，外國人研究中國。研究中國有兩個意思，一個是好的，像明朝利瑪竇到中國，並沒有意思要徵服中國，只是想把他的教宗解釋給中國人看，希望多一些教徒。洋人在中國辦學校、辦醫院，乃至於用武力作後盾，那是後來的事情，利瑪竇的時候是毫無武力的。後來英國的東西是隨著鴉片戰爭來的，來的時候就有做主人的意思，倒不是真正要做主人，是文化性地影響你，但是背後有武力。這種情形之下，無聲地影響我們中國一百幾十年，如果要念外國的東西就要到國外去，再不然就到租界裡辦的學校去念。開始研究『漢學』的人，大概是鴉片戰爭以後，所以我們一直認為跟武力有關係。那時候只有很少的洋人研究中國的東西，那些洋人如果是有宗教背景的，知道的東西多了，對他傳教有用處。如果有政治背景當然就複雜了。十九世紀以後，有很多傳教的人，在中國是傳教，回到英國、荷蘭就變成大學教授了，比如最初翻譯四書五經的人就有宗教背景。洋人研究『漢學』，如果要出名，首先翻譯的東西是好的。『漢學』之中，一定要有人把各種翻譯的書出版，於是有德國人出了英文的『漢學』的書，其中有一些是標準的書，因為大家引用的一樣，所以討論起來就方便。」

　　柳存仁的學術成就，餘英時先生為柳存仁《和風堂新文集》寫的長序已有公允的評價。有意思的是，柳先生和我談起餘先生：「他是錢賓四的學生，但錢先生不看外國書。當然，餘先生到哈佛大學之後，就受楊聯陞先生的影響。餘先生是頂聰明的人，我聽說他在美國得了一個圖書館的獎，那是中國人很高的榮譽了。他會寄書給我，有時候我寫的文章如果還可讀的，我也會寄給他。他太太是陳雪屏的女兒。你要是到國外去，可以去找他聊聊天。」幾個月後，我真去美國普林斯頓找餘先生聊天了。

　　柳存仁又提到：「楊聯陞是我的朋友，他是清華大學經濟學出身，學了日文，多看漢學的書，什麼地方對，什麼地方不對，就不會盲從日本人。日本研究漢學的人很多，其中也有我很佩服的人。但是我想，日本人研究中國的東西是用極笨的方法，不怕用時間去做；中國人怕，而且很聰明，等他們做了，改一改就出版，我當然希望中國不會有這麼多的東西。楊聯陞請我去哈佛大學教書，我答應跟他合作寫一本書，後來楊聯陞有頭腦的病，就很痛苦，我去了那裡半年，楊先生可能有三個月在醫院裡。楊先生很用功，最大的名氣是寫書評，能夠批評西方人的書，而批評得一定是比較得當，比較靠得住。」

　　我問：「您跟饒宗頤先生常有學術上的交流？」柳存仁說：「我們原來在香港常常見面，還有書信來往。但是現在年紀大了，我還每天做一點工作，饒先生我就不知道了，因為香港的社會比我們那裡複雜多了，要應付東南西北的來往，還有學生的關係。還有，香港是一個商業文化的城市，所以有時候香港也需要一個讀書人在那裡做一個招牌，饒先生就不可以離開香港。」

　　我對柳存仁在「饒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出的：「二十一世紀漢學將成為顯學」一說心存疑問。柳先生似答非答：「因為饒先生的學生們替他編了一本《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而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他們叫我來開會，我本來是想做一個論文，論文就不必讚美主人了，做一個特別題目的論文需要很多時間，如果講慶祝的話，大概一兩天就可以寫好了。所以我就想，說一點慶祝的話吧，恭維最要緊是得體。會上還有一本小冊子，有一個日本學者就寫道：二十世紀上半葉是王國維，下半葉是饒宗頤。二十世紀做漢學研究，是中國人的漢學，當然中國人就應該研究得好，比如說陳援庵、陳寅恪。王國維何嘗吸引人？大家知道他，就是民國十六年投湖而死而已。還有陳寅恪，他平常也不願意批評國家的事情，也不願意見國家的要人，就有一些有趣味的事情。我接觸過許多中國年輕的學者，也許他們不大看西方的書，如果看西方的書，有一個好處，就是知道自己可以比得上別人了，也可以知道別人某一方面特別好。如果中國學者認真做下去，總有一天是能夠吸引人的。但是，我們大概還需要十年八年，才可能研究出大家一看就為之一驚的東西，所謂『發光』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