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為什麼推卸責任（民粹主義楊邦榮）

2023-05-06 07:35:15

楊邦榮：民粹主義浪潮與全球治理改進

作者：楊邦榮，管理學博士，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理論與改革》2020年第4期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摘 要】 近代以來民粹主義的興起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三次民粹主義浪潮具有四個方面的新特點：非經濟因素主導推動、反全球化傾向、信息技術的有力支撐、後果具有嚴重不確定性。當今民粹主義者通過設置保護主義障礙、深化參與赤字主體轉換、推進治理成本顯著增加等途徑，對改進全球治理造成巨大負面影響。為持續推進全球治理進程，當前我國應採取凝聚共識意志力量、推進治理體系變革、增加公共產品供給、推動構建疫後格局等策略。

【關鍵詞】 民粹主義；全球化；全球治理

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經濟全球化為主導的全球化進程，超越了戰爭、瘟疫和經濟金融危機，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了最廣泛、深刻的影響。全球化是一個眾說紛紜的概念，但有一個不容置疑的含義便是「全球聯繫不斷增強，人類生活在全球規模的基礎上發展及全球意識的崛起」。正是這一關乎全人類的時代潮流，使一些人類本身就面臨的共同問題成為正式的世界性議題，成為各國政府、國際組織進行跨國交流互動中的一個熱點話題，並通過各國朝野的共同努力，產生了全球治理的強大動力。當然，全球化本身也製造了許多困擾人類的世界性難題，比如氣候變化、恐怖主義、難民問題、金融危機等等，都給人類——尤其是各國政府，提出了一個無法迴避的任務：不斷推進全球治理變革、共同追逐全球治理目標。但是，近幾年以歐美為主體崛起的新一輪民粹主義浪潮，對全球化進程產生了諸多負面影響，導致反全球化思潮和政策取向大行其道。特別是最近在全球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將深刻強化各國的主權觀念，形成新的不確定因素，給全球化進程帶來廣泛消極影響。在全球治理艱難前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治理的熱情日益高漲、渠道逐步拓展、成效漸次顯現的積極局面下，由於民粹主義的影響而使全球治理議程的深化和全球治理方案的實施面臨艱難困境，符合人類發展整體利益和共同訴求的全球化，已然走到了「十字路口」。本文擬著重探討時下民粹主義浪潮對全球化的影響及中國的應對等相關問題。

一、第三次民粹主義浪潮及其新特點

如果說民粹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在拉美、東歐、北美有所抬頭的話，那麼「黑天鵝」事件頻出的2016年，才使人們更加真切、深刻地感受到了這一波以歐美發達國家為主要代表的民粹主義之崛起，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否認、不容小覷又無法迴避的鐵的事實。

民粹主義並不是什麼新事物，事實上它有著十分久遠的歷史。「從歷史上來看，民粹主義是一種常見的政治現象，在古羅馬元老院中就存在民粹主義勢力，他們強調要動員羅馬民眾來主導政治議程。」比如，羅馬執政官蓋烏斯·馬略（Gaius Marius）及著名的尤裡烏斯·愷撒（Julius Caesar）等都強調繞開元老院而直接訴諸羅馬民眾決定重大政治問題。「在中國古代也存在著反對貴族和上層社會的民粹主義傳統」，比如，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都是打著「替天行道」「弔民伐罪」「為民請命」之類的口號而興起一浪又一浪平民革命的。［1］

近代意義上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法西斯主義等一樣，也是政治生活中經常出現的一種現象。俞可平教授認為：「民粹主義是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產物，它內在地具有深刻的反市場、反現代化和全球化傾向。當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中出現某個薄弱環節時，如在現代化和全球化過程中發生認同危機、合法性危機、經濟危機、就業危機、生態危機時，它就會應運而起。」［2］

第一次民粹主義的崛起發生在19世紀中後期至20世紀初期，由於工業革命的有力推動，歐美國家普遍出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蓬勃發展，這就使得傳統的農業鄉村社會面臨急劇轉型的巨大衝擊和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不適應和焦慮感自然呼喚一種以鄉村為基礎的民粹主義勃興。這次民粹主義浪潮主要發生在東歐和北美地區，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兩個案例是1874年在俄國出現的「回到民間去」運動和西進運動後在美國出現的由西南部農場主發動的「平民黨運動」。俄國農村長期實行公社體制，形成了「俄國式的集體主義傳統」，為追趕歐洲的現代化，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1861年進行了暴風驟雨式的農奴制改革，其實質是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支持貴族獲取土地資源，以聚集起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所需的資本力量。這一改革理所當然地引起了掙扎在絕望邊緣的農民的堅決抵制和反抗。於是，一些平民知識分子如赫爾芩、車爾尼雪夫斯基等出於為民請命的目的，發起了「回到民間去」，走人民運動道路的民粹主義運動。［3］美國的平民黨運動和俄國的情況比較類似。由於19世紀後期美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迅猛發展，在西進運動的有力推動下，中西部和南部的農場主和勞工組織面臨工商業巨頭的強大衝擊，導致以反對保守主義放任政策和「鍍金時代」腐朽之風為主旨，以反對壟斷資本對土地資源和農產品市場價格的控制為具體目標的平民黨運動揭竿而起，並迅速形成影響巨大的社會運動。［4］

第二次民粹主義運動崛起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發生的主要背景是，隨著拉丁美洲國家如阿根廷、巴西等相繼獲得政治獨立，其城市化和商業化發展十分迅速，但以產業升級為核心的工業化並沒有同步推進，這使得這些國家傳統的寡頭政治統治面臨諸多危機，國家治理和社會控制方式很難適應快速的經濟社會轉型發展。於是，以阿根廷的庇隆主義、巴西的瓦加斯主義、秘魯的阿普拉黨、烏拉圭的新巴特列主義、委內瑞拉的查維茲等為代表的政治勢力紛紛打出了以城市為基礎的民粹主義旗幟。他們的基本主張是進行大眾動員和反對帝國主義，企圖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尋找所謂「第三條道路」，極力強調實現社會公正、經濟自由和真正意義的政治獨立。由此推動，「民粹主義的旋風差不多刮遍了世界五大洲，它成了一個遊蕩世界的幽靈，從西歐到南美，從西亞到北非，而拉丁美洲庇隆和阿連德等人領導的民族復興運動則被視為第二代民粹主義復興的象徵」。

20世紀末期，人類進入了全球化時代。與此同時，由於一些國家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相繼出現了現代治理體系的失敗，全球化帶來了世界層化和等級化趨勢加劇，加之網際網路與新媒體為大眾動員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導致人們對建制派精英、對社會差距拉大，進而對現有制度產生嚴重不滿，推動民粹主義走上前臺，甚至登上權力巔峰。可以說，近年來在歐美發達國家相繼出現的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所謂「黑天鵝」比比皆是：英國脫歐公投意外過關、義大利憲法公投失利、美國平民代表川普贏得總統選舉、法國右翼勢力風起雲湧等等。這些都充分表明席捲全球的第三次民粹主義赫然崛起。這次民粹主義的崛起，儘管與以往的民粹主義共享著一些政治理念，如相信普羅大眾智慧、訴諸直接民主、強調反精英反建制，但也表現出不同以往的一些新特點：

第一，不同於以往的民粹主義主要源於經濟因素，這次民粹主義崛起的非經濟因素髮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正如波蘭前副總理和財政部長羅斯託夫斯基指出的那樣，波蘭和英國已經屈服於當前的民粹主義浪潮，但其經濟表現卻遠好於歐洲平均水平。波蘭是歐盟的經濟之星，2007年至2015年期間其GDP增長了28%。與「社會民主主義的論述」相反，波蘭的不平等程度有所減輕。處於中間60%的波蘭家庭的實際收入增長了30%以上，失業率按照歐盟協調定義計算處於6.3%的空前低點。幾年前英國的經濟表現也相當好，它擁有德國式的GDP增長，同時失業率僅為5%。幾年前，掀起民粹主義動蕩的國家非美國莫屬，而從經濟上來看，自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經濟表現卻遠超歐洲。［6］2010年至2017年的8年間，美國GDP的增長率有5年超過2%的良好水平，特別是川普上臺以後，美國曾出現了連續的經濟較高增長，2018年第二季度達到了3.9%、第三季度更達到4.1%的較高速度。

第二，把反全球主義作為重要目標，具有極端民族主義傾向，是對全球化的反動，也是對西方國家一貫政治主張的反動。本來全球化是由西方發達國家首先倡導並極力推動的，但是，由於人們特別是西方國家民眾對全球化的誤解誤讀，把全球化僅僅看作一種經濟現象與過程，看作是全球的資本主義化，混淆了全球化的本質與現象，忽視了全球化的過程性與階段性，從而導致了全球化的實際情況與這些國家及其民眾主觀期望大相逕庭的巨大落差，產生了他們對全球化的整體性否定。川普就任美國總統以後，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對全球化的悲觀情緒極速上升，「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或甚囂塵上的全球化終結論、死亡論，是2016年評判全球化的主旋律，幾乎遍及國內外政治界與學術界，更充塞於大眾傳媒」。［7］而2017年以來的情況則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也許西方民眾希望通過反全球化重建地緣政治格局，恢復西方世界昔日的輝煌與驕傲，但國際關係的現實卻是地區保護主義的抬頭，和地緣政治對抗的加劇——任何國家都無法從中獲益。

第三，以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為社會動員的強大技術支撐，形成了傳播即時化和跨國聯動性效應。人類社會近三四十年來的另一個極其重要的深刻變化就是進入以網際網路、移動網際網路為標誌的信息社會。信息社會「激發起整個社會對未來的廣闊想像力，電子信息網絡把整個人類統合在一個信息網絡平臺之上，成為只有依賴網絡才能正常高速運轉的所謂網絡社會」。［8］信息技術革命和全球網絡化趨勢，既為各國民粹主義進行社會動員提供了強大的技術可能性，又為全球範圍的民粹主義相互傳播和支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途徑與手段。這使民粹主義具備了傳播與社會動員的即時化、全時化、全覆蓋和跨國聯動性特點，可以在瞬間方便地形成強大的社會力量，改變政治力量的對比結構，產生難以預料的政治後果。比如，2018年10月份出現的浩浩蕩蕩的美洲難民大篷車隊，最初只有100多人的規模，像是一群偷渡者團夥。正是利用移動網際網路這一方便條件，發起者迅速動員起赴美難民的「滾滾洪流」，在不到10天的時間裡，這支隊伍就超過1萬人之巨。諸如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法國「黃馬甲」運動、智利地鐵票漲價引發民眾抗議等社會動蕩，網際網路都起到了極其巨大的作用。當然，川普的當選也是這一特點最生動的體現，就連川普競選團隊當年也對其當選始料未及。

第四，多種作用相互交織，影響十分複雜，其後果具有嚴重的不確定性。和以往的民粹主義主張比較明確、目標相對單一相比，由於各國的情況千差萬別，當今普羅大眾的想法也呈現出異常多元化、複雜化的特點，這就使得各國民粹主義的政治綱領本身具有高度的模糊性，並同時向左和右兩個方向整合力量。雖然在西方國家，由於受比較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強約束，其傳統的負面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但由於在網際網路發布各種意見的高度自由性、隱匿性、交互性，導致民眾的參與性極其廣泛而深刻，各種思潮與目的相互交織影響，使民粹主義勢力的政治追求呈現多變性、易變性特點。比如正在歐美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從某種意義上看，就是因為歐美各國政府為了討好民眾「不受限制」的偏好，錯失了中國為疫情大流行贏得的充足時間、空間和系統經驗，導致如今疫情迅速惡化、前景可怖的災難性後果。以上這些，都決定了新一輪民粹主義的發展趨勢和結果，被多重目的驅使，受多種因素影響，必然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

二、民粹主義對深化全球治理的負面作用

根據全球治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的有關定義，所謂全球治理，是一個持續協調改進的過程，其中，衝突或多元利益能夠相互調適並能採取合作行動，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因此，可以得出這樣幾點結論：全球治理的實質是以全球治理機制為基礎，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權威為基礎；全球治理存在一個由不同層次的行為體和運動構成的複雜結構，強調行為者的多元化和多樣性；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參與、談判和協調，強調程序的基本原則與實質的基本原則同等重要；全球治理與全球秩序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繫，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發展階段中的常規化安排，其中一些安排是基礎性的，而另一些則是程序化的。

應當說，隨著全球化的持續深化發展，數十年來，全球治理得到了有效加強，比如，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多邊治理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多種形式的多邊治理機制如G20、金磚國家共同體等日益呈現出良好的治理效果；同時，圍繞解決困擾人類生存發展的世界性難題，在應對氣候變化和疾病威脅、共同打擊恐怖主義、防範網絡安全問題等方面，有關國際協調機制也取得了積極成果。但是，與人類理想的目標相比照，當前全球治理的力度和成效還僅僅是初步的，面臨的問題複雜而多樣，遇到的矛盾困難十分尖銳，持續深化推進全球治理可以說既舉步維艱、又任重道遠。在所有這些矛盾、問題和挑戰之中，民粹主義的崛起無疑成為一個極其重要的「隱身變量」，各國許多政界人士和學者專家甚至擔憂它不僅妨礙全球治理的深化推進，而且可能消解、侵蝕全球治理的現有成果，形成逆向過程。第三次民粹主義崛起對深化全球治理的威脅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民粹主義支撐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空前膨脹，將給全球貿易自由化、經濟技術交流合作、人口自然和被動性流動等設置新的保護主義障礙。從國際範圍來看，這一波民粹主義浪潮的突出特點就是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其深刻的背景是以歐美發達國家為主體的全球化的「始作俑者」，由於其國家治理的無力而不同程度地陷入了經濟發展遲緩、貧富差距加大、外部競爭壓力劇增的尷尬境地。由此推動相關國家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反映在國家行為上，就是貿易保護主義明顯抬頭，經濟技術交流合作推進困難、人口自然的和被動性流動（難民收納）障礙重重。比如，川普明確反對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勝選後即宣布廢除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修改已經生效多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甚至威脅退出WTO，並迫使WTO仲裁機制『停擺』。美歐由於各自內部壓力，在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談判中都很難讓步，德國經濟部長加裡布爾坦稱TTIP已經失敗」。［9］再比如，人口流動是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深化全球治理的一個重要條件，但有目共睹的是，西方各國由於國內民眾的強烈反對，在接納難民方面都表現出極大的消極被動性，乃至明確主張採取限制移民的政策。美國川普政府上臺伊始就連續頒發「禁穆令」，甚至執意要在美墨邊境加修隔離牆，以阻止穆斯林進入美國。此前為防止「難民大篷車隊」進入美國，更是調動數千名軍人陳兵美墨邊境，成為世人皆知的事情。總之，在民粹主義的衝擊下，發達國家的對外政策備受壓力，以至於英國《經濟學家》雜誌認為，區分政黨的標誌已經不再是傳統的左或右，而是開放還是保守，如歡迎移民還是拒之門外、開放貿易還是保護國內產業、支持文化交流還是進行文化保護。

第二，民粹主義鼓吹「要回國家主權」，嚴重削弱了政府參與全球治理、承擔國際責任的能力和積極性。全球事務的「參與赤字」和「責任赤字」將由傳統的發展中國家進一步擴大到發達國家經濟體，甚至一些發達國家可能成為「赤字」的主要製造者，從而對全球治理產生重要負面影響。二戰以後，尤其是冷戰以後，對全球問題的處理往往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並推動，發展中國家一般來說參與的積極性和參與程度都不高，發揮作用也相當有限，這就造成了所謂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參與赤字」和「責任赤字」。但是，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發展中國家自身的努力，一批欠發達國家逐步改變了昔日境況，比較深入地加入到全球治理的多邊框架和國際機制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以金磚國家共同體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既注重在全球和地區治理機制中發揮作用，又通過建立共同體深化多邊協調與合作，為全球和地區治理髮揮著明顯作用。與此同時，由於國內民粹主義的盛行和逼迫，發達國家在全球和地區治理機制中卻更多採取了收縮甚至退出政策，從而相對降低了其在全球和地區治理中的地位作用，形成「參與赤字」和「責任赤字」主體的「逆向轉移」。更有甚者，發達國家常常視新興經濟體為全球化的「搭便車者」或「不公平競爭者」，紛紛採取一系列遏制新興經濟體的政策措施，形成全球治理的新的負面因素。比如，川普不顧世界普遍的質疑和反對，執意要對中國和墨西哥、加拿大、歐洲的貨物徵收高額的懲罰性關稅，從2018年開始強行發起的中美貿易戰，不僅給中美兩國造成巨大經濟損失，而且引起了世界貿易的劇烈震蕩。歐盟2016年6月發表的《對華新戰略要素》，公開指責中國新近的立法，與市場開放、公平競爭相悖，並認為中國產能過剩對歐洲經濟形成衝擊。［11］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都有損於全球治理共識的凝聚和行動的展開。

第三，受民粹主義的深刻影響乃至綁架，發達國家謀求國際機制利益補償和遏制新興經濟體發展勢頭等不平衡心理，將使全球治理中集體行動的困境進一步加深，推動治理成本有增無減。全球治理的一個重要的和基本的條件是世界各國，尤其是各個主要大國在解決全球性問題方面具有充分的積極性採取一致的行動，或者說世界各國採取一致行動的參與性、積極性構成推進全球治理的現實性動力。但是，無論是個人組成的集體（集團），還是由國家、地區、國際組織構成的某種形式的「共同體」，形成集體行動都具有其內在一致的邏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在其《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對此進行了詳細解析。社會科學家一般認為，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群體，一定會為實現這個共同利益採取集體行動。但奧爾森卻發現，這個假設不能很好地解釋和預測集體行動的結果，事實是許多合乎集體利益的集體行動並沒有發生，與此相反，個人自發的自利行為往往導致對集體不利甚至極其有害的結果。奧爾森的解釋是：實現共同利益就等於為集團所有成員提供了公共物品，由於任何人都不能被排除在共同利益的分享之外，理性的集團成員將儘可能地避免承擔集體行動的成本，而試圖分享由他人提供的集體收益。因此，集體行動並不是一種自然現象，在很多情境下，「集體不行動」（collective inaction）才是自然的結果。民粹主義的反建制主義、反全球化傾向，不只是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西方國家參與國際體系、國際機制建設的理念基礎和主動意識，甚至為各國政府參與全球治理行動設置了較高的門檻，形成了事實上的一系列障礙。這不僅會極大地鼓勵「集體不行動」的行為自然強化，而且會給已經做出的努力——已經做出的或承諾將要做出的有益的全球或地區治理行動釜底抽薪，導致西方一些國家的「集體反行動」。

三、積極謀求推進全球治理的應對之策

雖然全球治理面臨著民粹主義崛起等一系列不利影響，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方也在發生變化，傳統發達國家的作用急劇萎縮，新冠疫情流行構成新的巨大負面影響，但我們仍有理由相信，只要世界各國，尤其是主要大國和地區性重要國家堅定信心，積極穩妥地謀求全球治理的應對之策，就一定能夠跨越民粹主義的藩籬和影響，推動全球治理與時俱進，進入新階段。從中國自身來看，當前要關注以下主要問題：

第一，不斷凝聚全球化共識和推進全球治理的意志力量。推動全球治理深化發展，離不開理念引領和意志支撐。近年來，中國提出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打造遍布全球的夥伴關係網絡，踐行正確義利觀，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等一系列新理念，既與中國的務實行動交相輝映，又順應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引起國際社會廣泛共鳴。只要我們講好推動全球治理變革的中國故事，闡釋好中國理念，不斷尋求最大公約數、引導各方形成共識，就能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匯聚各方積極參與的行動力量。

第二，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發展。2016年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首次全面闡述了中方的全球經濟治理觀。指出，全球經濟治理應該以平等為基礎，以開放為導向，以合作為動力，以共享為目標，共同構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開放透明的全球貿易投資治理格局、綠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包容聯動的全球發展治理格局，使這次峰會留下了深刻的中國印記，也標註著全球治理的新起點。［13］「加強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是大勢所趨，我們要抓住機遇、順勢而為，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更好維護我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營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條件，為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更大貢獻。」［14］

第三，努力提供更多更好的全球治理公共產品。「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貢獻者。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為全球經濟穩定和增長提供了持續強大的推動。中國同一大批國家的聯動發展，使全球經濟發展更加平衡。中國減貧事業的巨大成就，使全球經濟增長更加包容。中國改革開放持續推進，為開放型世界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動力。」［15］中國和許多國家共同推行的「一帶一路」合作規劃，是推動全球經濟繁榮的中國方案，也是中國倡導的全球治理新主張的最好實踐。要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深化上海合作組織合作，加強亞信、東亞峰會、東協地區論壇等機制建設，不斷為全球治理變革激發新動能、開拓新空間。

第四，合力構建新冠疫情後的全球治理新格局。當前正在全球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二戰以來人類面臨的一次最大的災難。可以肯定，它不僅會奪取數以萬計的生命，嚴重阻礙各國經濟社會發展，而且將耗費人類難以估計的資源和財富，形成巨大福利損失。但是，這些還只是可以直觀的明面上的問題，從更深層次看，這次疫情的大流行，將深刻地改變全球經濟政治格局，改變人們和各國政府的信仰和理念，進一步助長民粹主義甚囂塵上，對疫情後全球治理產生前所未有的影響。鄭永年教授認為，疫情衝擊或超大蕭條，全球化可能退回「經濟主權時代」，［16］有人甚至估計，這次疫情將成為壓垮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成為「全球化的終點」。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對這次疫情給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作出充分估計，但也不能對全球化絕望，畢竟全球化是人類的共同福祉所在、是人類發展不可逆轉的世界性潮流、是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作出的理性選擇。我們現在要做的：一是把握好我國疫情最早得到控制的先機，率先積極籌劃疫情後全球治理的主題和議程，切實彰顯全球治理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有利因素，充分發揮我國負責任大國在推動新一輪全球化進程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二是繼續創造性推進現有全球治理議程的深化，面對新情況新問題，突出疫情可能倒逼的全球產業鏈的大調整大整合，實時優化完善以經濟治理為核心的全球治理公共產品及其實施策略，並著眼疫情後的應急之需，迅速推出新的替代性全球治理公共產品；三是強化建設性思維與鬥爭性思維的有機結合，針對疫情過後西方受民粹主義影響而可能掀起的新一輪反華浪潮，既充分展示我國在抗擊疫情上的貢獻和經驗，堅定不移地推動全球治理，大膽提出建設性的新思路新方略新舉措，又積極團結一切國際的進步力量，不失時機、堅決有力地同一切可能出現的惡意詆毀與民粹主義反全球化逆流做堅決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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