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陽區外館東街51號院（董保同東興隆街51號院）

2023-04-20 14:49:53

上北京過年，是我童年時代最快樂的事。每次去北京前和從北京回來後，都能明顯感受到村裡鄉親和小夥伴們的羨慕。回到村裡，母親會高興地分發給長輩和姐妹們帶的新鮮物，我則會按照自己意願排出小夥伴們看我帶回的小人書的優先次序。在大家心目中，北京是十分神秘甚至神聖的，那裡有雄偉的天安門、人民大會堂，寬闊氣派的長安街，商品琳琅滿目的王府井百貨大樓、東風市場……雖然每次去北京，這些地方也只會去一兩次。

東興隆街51號院，是父親當時工作所在的北京市出版局的辦公地，也是我和母親每次去北京住的地方。東興隆街是東西向的，51號院在街道北側，出大門往西走再向北拐，沿著曲曲折折的小巷，可以走到前三門大街，穿過馬路向北是臺基廠大街，再向北穿過長安街就是王府井；街東頭是南北向的崇文門外大街，過馬路是有名的花市大街，花市大街路口南側有家新華書店，我那時經常在那裡轉悠。印象中51號院臨街是三層樓，大門口東側是傳達室，進大門過小院正北是主辦公樓，院子西側有平房，最西頭是機關食堂。在這很平常的小院中，留下了我童年時代許多難忘的溫馨記憶。

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是那個時代農村人描述城市生活的經典說法。有一次，父親的同事逗我玩，問「你們老家住的房子沒有這樓高吧？」我很不服氣地說「哼，沒（MO）了你（「埋沒」的「沒」，我的意思是「反正比你高」)。大家笑著叫我父親，「老董啊，你來翻譯翻譯吧，你兒子說『沒了你』，是什麼意思呀？」住在臨街的樓上，樓梯上鋪著木板，上下樓梯時腳步聲很大，小孩子調皮有時故意跑上跑下，咚咚作響。那時我們村裡還沒有通電，晚上照明還是用煤油燈，從鄉下到北京對電燈的印象很深。長安街上那非常氣派的華燈更是給我了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傳達室有部電話，有時父親在外面打電話回來，傳達室李大爺、黃伯伯會到院子裡喊，「老董電話」，我就會興高採烈地跑去接電話。

吃好吃的，是童年時代的最愛。當時在河北老家，一日三餐都是高粱麵餅子，再熬點玉米面粥，就著蘿蔔醃製的鹹菜，玉米面餅子窩頭都很少吃，白面饅頭就更是過節或者紅白喜事時才吃得到。當時北京城裡也很窮，糧食限量、憑票供應，但單位食堂天天可以蒸饅頭、做大米飯，還有炒白菜、炒蘿蔔，偶爾還有肉包子、菜包子，與農村相比可以說是天壤之別。住的時間長人混熟了，有時還會跑到食堂後廚去看人家洗菜、切菜、蒸饅頭。那時候，副食品也是限量供應的，買芝麻醬、粉絲、葵花籽要拿副食本到副食店去買。我清楚地記得到副食店買芝麻醬，回來路上雙手捧著小瓷碗，一邊走一邊聞。過年自然吃的最好，豬肉、白菜、粉條、豆腐、木耳等燉一鍋，令人垂涎。周末偶爾還會包餃子，父母會讓我給段叔叔家端一碗去，他們家也是外地的，家人到北京探親也住在院子裡。

小院內拍攝的照片，年少時的董保同（左一）

在北京過年經常會遇到下雪。早晨被父親叫醒，「快起來，下雪了！」急急忙忙起床躥到院子裡，小院裡白茫茫一片，看門的、食堂的師傅已經在掃雪或者鏟雪了。上班後，年輕的職員會在院子裡堆雪人，用石子兒或煤球作雪人的眼睛。那時做飯要用煤，食堂用煤球，家裡用蜂窩煤生爐子，要到煤站用三輪車把蜂窩煤拉回來。搬蜂窩煤是個力氣活，大人們圍上藍圍裙，戴上手套，一趟一趟搬，煤灰時常會蹭到臉上，黑不溜秋的。晚上睡覺前要封爐子，這是個技術活，不能讓火太旺把蜂窩煤燒完了，又不能不透氣讓火滅掉了，經常看父親用個鐵夾子把爐子裡最上面的蜂窩煤轉來轉去找合適的位置。

平時，我經常自己在小院裡玩。周末，父親會在小院裡教我打羽毛球。記得每天睡覺前，父親用熱水燙腳，我纏著父親問這問那。我喜歡看地理書，有時翻著地圖冊問父親，哪個國家的首都在哪裡，父親基本上都答得出來，令我非常崇拜。那時父親四十多歲，已經有白頭髮，我會興奮地在父親頭上找白頭髮，然後細心地捏住拔下來。父親每天下班，我會跑上去掏父親的衣兜，有時會摸出一兩個硬幣。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是父親故意放在衣兜裡的，有一分、二分的，偶爾也有五分的。後來，我湊夠了五毛錢，高高興興地去花市商場買了一支紅纓槍。這支紅纓槍，是我童年時代買的唯一的玩具。

父親辦公室書櫃裡整整齊齊擺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著作。因為要講課、寫文章，父親認真研讀過其中很多文章，很多書頁上用紅藍鉛筆做了標註。有一次，父親拿了一本書回來，書名叫《路德維希 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我好奇地問父親，父親說費爾巴哈是個人名，是德國的大哲學家，我覺得很好玩，還有人叫這麼奇怪的名字。父親有時會帶回印製非常漂亮的畫報，記得裡面有樣板戲的劇照，有民族歌舞的劇照，還有中國桌球隊參加國際比賽獲獎的合影照。

在小院中我鬧過一件糗事。那時，大人們每天都要到鍋爐房打開水。這天，我搶著要去打開水，母親堅持不讓我去，耐不住我反覆央求，父親同意了。我一路小心翼翼的，拎著暖壺慢慢往回走，一切都很順利。踏上木樓梯，拐彎看到家門了，一心想著趕快回家討個誇獎，一腳踩滑就趴到了樓梯上，砰的一聲暖水瓶碎了，開水灌到了袖子裡。我哇的一聲大哭起來。父母開門出來，看到事故現場，母親又急又氣連聲罵我。父親忙帶我到街東頭的小醫院檢查包紮處理燙傷。裹著繃帶回到家，母親還在那裡生氣，不理我們倆，也沒有做中午飯。父親讓我去求母親別生氣了，母親和父親又吵了起來，一邊罵我逞能，一邊埋怨父親，一邊心疼那摔碎的暖水瓶。

還有一次，我跟著父母走路去王府井買東西，那年我大概是7歲左右。東風市場人特別多，母親要給村裡的姐妹買條白紗巾，用力向櫃檯前擠。我在後面等著，過一會兒見不到父母心就慌了，來來回回跑了幾圈，找不見父母。一路哭著跑到商場門口，好像還聽到有人議論，「這小孩兒找不到大人了」。這麼多人，到哪裡去找父母呢？自己回家吧。依稀記得是從南面來的，就一路哭著往南跑，看到了寬闊的長安街。跟著人群過了馬路，再一路向南，又過了一條大街，走進了小胡同。找不到來時走的路了！越走心裡越慌，嚇得都忘了哭。跟著一輛小蹦蹦車，在小巷裡拐來拐去，忽然進入一條街，看到了熟悉的東興隆街門牌。順著號碼跑，終於看到了熟悉的51號院大門。到了大門口，我哇一聲又哭起來，坐在傳達室哭著敘說。李大爺安慰我，爸爸媽媽在商場找不到你會回來的。等了好半天，電話鈴終於響了，李大爺大聲喊著，「老董啊，別著急了，你兒子自己回來了，在傳達室哭呢。」後來才知道，父母在商場來來回回找不到我，母親急壞了。父親找到商場播音室廣播找人，播放了半天沒有消息，父親也有點慌了手腳。最後實在沒有辦法，才打電話給單位傳達室，沒想到我真的自己摸回去了。

記得好像是1974年的一天，父母帶我乘公交車去首都體育館，聽小學生黃帥做報告。體育館坐滿了人，現場亂鬨鬨的，小黃帥一點不怯場，在那裡振振有詞地發言。結束後，隨著散場的人流走出體育館，父親向母親感嘆說，還是城裡的孩子見過世面，那麼小的孩子，多厲害啊！我很不服氣地跟在後面走，從坐上公交車到回到家，一句話也不跟父母說。

1976年到北京那次住的時間比較長，一直住到了清明節，趕上了著名的「天安門事件」，後來也稱為「四五運動」。那年我不到十周歲，上小學四年級。記得北京市出版系統的青年職工在樓上排練節目，好像主題是「反擊右傾翻案風」，一幫帥哥靚女反覆練臺詞、走臺步，說到「革命群眾堅決不答應」時一起跺腳亮相。我跑上樓躲在門口、幕後偷偷看他（她）們排練，印象很深刻。快到清明節了，聽說天安門廣場上很熱鬧，很多人去悼念周總理。我和父親一個同事的孩子約著一起去了天安門廣場。廣場上人山人海，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有很多巨大的花圈，很多花圈上掛著紀念詩詞，很多人拿著小本在那裡抄錄。有人在激動地演講。廣場上有許多大氣球吊著巨幅標語，我清楚記得有一幅標語是，「赫禿再演紅場戲，奮起斬來祭周公」。回到家問父親這標語是什麼意思，父親也不給解釋，只是淡淡地說以後你會知道的。又過了幾天，在小院聽收音機說是「反革命事件」，也不敢再問了。

在小院中，曾見到過一位名人，是當時著名的作家，寫《陽天》《金光大道》的浩然。印象中高高瘦瘦的，不怎麼說活。還記得周秉華叔叔，父親悄悄地告訴我們，那是周總理的親侄子，要求自己非常嚴格。

長大後到北京上大學，畢業後在北京工作多年，再沒有去過東興隆街。到雲南工作後，到北京出差經常住在東便門附近的雲南省駐京辦。有一天早上從辦事處出來散步，忽然看到花市大街的路牌子，沿街信步向西走，看到熟悉的老槐樹。令我十分驚喜的是，那家新華書店居然還在！再往西望，看到了東興隆街白底紅字的路牌子。東興隆街已經拓寬，路兩邊建起了現代的小區。街西頭不知是哪一年修通的寬闊的祈年大街，祈年大街南頭是天壇公園北門，往北一直通著臺基廠大街和王府井商業街。（小時候，天壇和王府井都去過多次，但直到那天我才意識到，原來王府井正對著天壇祈年殿，正南正北。）我童年經常玩耍的東興隆街51號院早已經不存在了，原來小院所在的位置可能就是現在的新怡家園吧。我無意評論老城改造的是非得失。鬥轉星移，滄海桑田，這是很正常的事，當然也很無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獨特生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難忘記憶。只是那老院子如果還在，無疑會激活我更多鮮活溫馨的記憶。好在不管時代怎麼改變，生活在繼續。父慈子孝，真善美在傳承。我們每代人獨特珍貴的人生體驗也將通過我們留下的文字和影像而延續、傳播到久遠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