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教化過程（孔子的仁義之路）

2023-04-16 13:56:43

孔子的教化過程? 《史記》所記載的孔子是宋國人周公平定紂王之子武庚聯絡管叔蔡叔「三監」叛亂之後，遂將殷商遺民遷到了宋國，孔子的先祖正是殷商遺民但他生於魯國又長於魯國，從小接受魯國的制度洗禮，殷商制度是其祖先推崇奉行的制度西周制度的奠基人周公被周武王封為魯侯，魯國就成為西周制度的典範孔子耳濡目染、互相對比之下，孰優孰劣，他從中選擇了周朝的禮儀制度尤其對輔佐周成王治理天下的周公，更是頂禮膜拜，畢生以周公為榜樣，追求「仁義禮智信」的價值觀大聲疾呼「鬱郁乎，吾從周」，認為這種禮樂制度，它圈定了人心，遏制了人性肆意妄為，為是非善惡界定了標準、劃定了方向，是最理想的治國大道，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於孔子的教化過程?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孔子的教化過程

《史記》所記載的孔子是宋國人。周公平定紂王之子武庚聯絡管叔蔡叔「三監」叛亂之後，遂將殷商遺民遷到了宋國，孔子的先祖正是殷商遺民。但他生於魯國又長於魯國，從小接受魯國的制度洗禮，殷商制度是其祖先推崇奉行的制度。西周制度的奠基人周公被周武王封為魯侯，魯國就成為西周制度的典範。孔子耳濡目染、互相對比之下，孰優孰劣，他從中選擇了周朝的禮儀制度。尤其對輔佐周成王治理天下的周公，更是頂禮膜拜，畢生以周公為榜樣，追求「仁義禮智信」的價值觀。大聲疾呼「鬱郁乎，吾從周」，認為這種禮樂制度，它圈定了人心，遏制了人性肆意妄為，為是非善惡界定了標準、劃定了方向，是最理想的治國大道。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是人的行為標準、人的價值自覺。義是對君子的普遍要求。古往今來，一切仁人志士，都背負道義、正義之責，捨身忘我，不計名利，闖出了一條犧牲自己、利國利民的人生之路，萬眾敬仰、青史留名。這種思想的源泉，思想的象徵，就是要做鐵骨錚錚的硬漢，豪氣衝霄雲天的義士。

這種「義」氣，這種慷慨，這種犧牲。是因為這些賢人志士，時時處處心懷一顆「仁」心。「仁心」現於身、力與行，凸現為「義」氣。「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他們瀟灑地跳出自我利益的圈子，修身養性，眼光高遠，自立自強，將自己的心力、身力全交給社會、交給民族、交給國家。擇善而流，充滿博愛，事業高尚發達，心胸宏偉明亮。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只要仁在心堂、仁在頭腦，毫無一己私利，人間的是非善惡，就會分辨清楚，就會行俠仗義、主持公道、大義凜然、大愛大恨、愛憎分明。

區分仁義二字，仁是前提，也是鋪墊，仁是日積月累，是內心修為。而義是結局，是外溢，是人的氣象，仁是前因，義是後果。沒有仁心，何談義氣慷慨。都是蠅營狗苟，私心作祟，滿腦袋圖名圖利，置他人死活於不顧，置民族危難於不顧，甚至落井下石，坑人不淺。何談仁義。這是孔子最敵視、最反對、最看不起的。

怎樣才能做到仁？學生顏淵與孔子的一段對話，顏淵問「何謂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問：「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從此番對話中分析。第一，仁的境界很高尚。只有克制私慾膨脹，時時處處矯正自己，才能做到品行端正。第二，人人需要禮儀約束。遵禮而行，有禮有節，層次分明，社會才能井然有序。大家見面都是謙謙君子，意味著「天下歸仁焉」。第三，守禮是行為的一把標尺。一言一行，禮是底線，禮是規矩，要自我恪守，不能隨心亂性，丟失立場，授人以柄，讓人嗤笑，讓人蔑視，做出「非禮」的舉動來。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說明仁義是自我薰陶、自我修練出來的，只有天天做，不停頓，滲透到口食服飾、生活小節，一舉一動，樣樣遵守，漸行漸進，變成習慣，形成自律，就會自然知書達禮、仁義滿懷。

孔子說：「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理解這句話：「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二字，核心是竭力成全他人，千萬別傷害他人。這樣就會達到達仁義境界。忠，是心中敬仰、心中誠懇、心中誠實。恕，是心中寬容、心中諒解、心中大度。將仁義作為畢生信念追求，用禮儀來匡正言行舉止，用忠恕凸現做人的高端大氣，這就是「一以貫之」。

孔子說：「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論語》。表達了知識與仁義並非絕對相向而行，有時恰恰會適得其反。嚴格區分了意志與知識、仁義與學識。知識說到底，本質是為仁義服務、為社會服務的。但如果品行不端、仁義喪失，即使學富五車、才高八鬥，它只能作為謀取私利、禍害他人的工具，最終會害人害己、聲名狼藉。因此，守住仁義極其艱難，得到仁義，實屬不易，不要讓仁義二字在自己的指尖瞬間滑落，無從找尋。人生匆匆，不去珍惜，不去保留，失而不復還。猶如滔滔江河，東流浩蕩，「逝者如斯夫」。

仁的境界看似抽像，實際浸透到一言一行，得「一日三省吾心」。那些名不副實，那些依花偎翠、燈紅酒綠，那些掩耳盜鈴、欺上瞞下，那些消極逃避、敷衍塞責。要心知肚明，心有定見，不為所誘，不為所動，大貶大抑。仁義的光輝，現實的世界，像陽光一樣照耀的時候，也會有陰暗、有死角，穿不透、照不到。新事物、新問題，層出不窮。普遍的仁義觀，就像一面鏡子，也有無法照耀的地方，也無法逐一判斷和定性剛出現的新鮮事物。

柏拉圖《理想國》中提到「何謂善」？最後得出莫衷一是的結論，感嘆還是「在相應的情境，去做該做的事」。葉公問孔子：「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孔子認為「仁心」通天理，禮法不能背離天理，該縮則縮，該讓則讓。父子間相互隱瞞犯罪，這是親情與仁愛使然，與天理相合。它引發一般規則與特殊範例的衝突。個人倫理道德往往超越了一般公共準則，且有所突破，流淌了千年，人們見怪不怪，以為情理之中，深為同情。其實，這是對公共規則的挑戰褻瀆。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個人都應按各自的名分做事，不得玩忽職守，不得越俎代庖。孔子強調的政治，是客觀的、普遍的、有規則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要建立這樣的秩序，立這樣的規矩，明晰個人的權力界定、權力配置（類似於權利義務的分界線）。大家各司其職、各盡其責。這既顯示名分的高端尊貴，也暴露人的自私愚昧，它既引發了讚譽，也引發了辯論、引發了指責。孔子言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在名分已定的情形下，告誡大家齊心協力，修身養德，公平待人，遵守禮制，造就一個公正安全、國力強勁的社會。這樣，就會不戰而屈人之兵，外人心服口服，紛紛歸順，這就是孔子要創建的社會構成、社會體系。

「仁」的概念，本是道德自覺範疇，孔子卻賦予法律要求。這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有機結合。子路曾遇到一位隱者，譏笑指責孔子師徒，不識時務，周遊列國，處處碰壁，抱負一無施展。而孔子則信心滿滿回答子路說：只要「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君子行大道、走正道，這已經足夠了。縱使「知其不可」，也要執著信念、努力奮鬥。「明知不可為，也要不懈「而為之」。這條道，儘管走得艱難，甚至「累累如喪家之犬」，但還要不辱使命、不負天命，昂首挺胸，毅然前行。

孔子高舉恢復周禮的大旗，而周禮本身存在一定的狹隘性。滿以為人人心懷「仁義」，外表就會高端大氣。滿以為「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整個國家就會雅致端莊、文明禮性。但現實並非這樣，繁瑣的交往禮節，並不能代表人的內心本質。那些胸膛懷仁者自然會一一守禮儀，而內心無情無義的人，往往會生拉硬拽、生搬硬套、做作禮儀，成為毫無教化意義的「殭屍」。那些心懷叵測者，甚至玩弄禮節，成為欺人、殺人、吃人的陰險工具，成為愚弄人的一片幌子。因此，不從「禮」的本心本義出發。行為與思想、意志與智慧，畢竟是兩個領域。雖有互通，但邏輯不通。一味把思想改造的結果，寄托在表象禮節上頭，無疑只觀其表，沒有洞察內心。連孔子本人也難料自己的思想，往後被極度亂用、誤用，叢生出許許多多偽君子、愚夫子、假善人。

他一心想做一個完美的人，但知識領域是那樣的遼闊宏偉，絕不可能面面俱到、樣樣精通的。尤其生產生活方面的知識技巧，大有學問，可他胸懷偏見，不管不顧，置之不理，一味輕視敵視，這就少了自身完美。樊遲在孔子面前請教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對自己學生虛心請教，態度傲慢，甚至說是小人，非君子所為，擺出倡導的「禮義信」，認為這是研學精華，弄通這些，四方百姓就會踴躍前來。老農、老圃種田栽花，那是小人所為。堂堂君子只管做人，只管治國理政。無疑把自己置於統治階層，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而老百姓的生產生活，眾多技巧要領，不知根知底，奈何替君執政、為民執政呢？恐怕嘴尖皮厚腹中空，根基不穩，誤傷民心。柏拉圖《理想國》中借蘇格拉底之口，也顯示同樣的思想，哲人和武士，不允許他們接觸詩歌、悲劇以及抒情音樂，防止墮落。凡是越實用的知識、越情感化的東西，就認為就越下賤，越不值得在大眾面前炫耀推廣。這與孔子的思想，如出一轍。

孔子不合時代浪潮的思想主張，只能迎來到處碰壁的結局。因為春秋戰國時期，並不是個體的行為的偶爾失範，而是整個經濟社會大環境普遍失禮失序。也不是人心突然變壞，而是時代因襲的一套禮儀制度，大大落後於形勢飛躍發展。政治經濟領域滋生出多重勢力交織爭鬥，都想爭得統治地位，取得話語權、主導權。尤其到了戰國時期，早已「君不君，臣不臣」。孔子的後生們，無法拿出殺手鐧來遏制紛紛爭鬥的局面，無法止戰止戈。所以，他只不過是生於春秋末世的德行達人、完美的教育家。而政治並不是其專長、擅長。要發表獨家政治觀點，必須拿出很專業、很務實、符合時代要求的從政方案，而不從實際出發，不像法家學習，依舊照抄照搬西周的禮樂制度，這明顯不符合窮兵黷武、爭雄呈霸那個風雲激蕩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