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賢電影三部曲（電影音樂人林強）
2023-08-04 20:03:24 3
歌手、演員、創作人，林強的身份有很多重，最志得意滿的一項，大概要數電影音樂人。
年輕時的他是戴著孫悟空面具打碟的DJ，一曲《向前走》讓他紅透半邊天，1995年為《南國，再見南國》配樂，他又從歌手搖身一變為創作人，成了侯孝賢的御用電影配樂。
從2004年的《世界》，再到《三峽好人》《二十四城記》《天註定》《江湖兒女》，林強與賈樟柯的合作就沒斷過。從劉傑的《透析》《碧羅雪山》到畢贛的《路邊野餐》《地球最後的夜晚》，林強一路身體力行，始終在幫助艱難前行的年輕導演們。
四獲金馬獎最佳原創音樂獎，林強面對音樂的角色不斷在變，看待自身文化的角度也在變。
2016年為雲門2藝術總監鄭宗龍最新舞作《十三聲》配樂，是一次全新嘗試。兩人一個用音樂，一個用舞蹈，一起回顧了自身成長經歷，重新發掘出臺灣本土音樂文化的樸素之美。
10月19日-21日，《十三聲》將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連演三場。很少為電影站臺的林強，為了這部舞蹈，特地來大陸宣傳。
這是林強第一次為舞蹈配樂，「比起電影配樂，現代舞更抽象。電影在有影像之前會先有劇本，可以讀演員的對話、情緒的轉折，這都是固定的限制。你在這個限制中把音樂做出來，再配合導演、影像、美術設計，做些加加減減，但是替《十三聲》配樂是不明確的。」
這種陌生、不明確、沒有經驗的狀態，反倒帶給林強更多創作上的興奮點，更讓他意識到本土音樂文化的可貴。
林強
尋找本土音樂文化的美
澎湃新聞：你和鄭宗龍是怎麼認識的？
林強：我大他一輪，他年輕時有用我專輯《春風少年兄》（1992）裡的音樂編舞，那時候我都不認識他。2016年雲門在淡水的新館開幕，他通過朋友找到我，也沒說要我幫他做舞蹈音樂，只是普通認識而已。這是我們第一次交集。我平常沒在看舞作的，所以見了面我才說，你過去有沒有什麼作品，麻煩讓我看一看。我過去只看過林懷民老師的作品。
澎湃新聞：兩個人是怎麼談起《十三聲》的呢？
林強：認識之後我們就一直在聊天的狀態，喝杯咖啡，聊音樂，聊藝術，聊他小時候，沒有提到任何《十三聲》的事情。後期大概彼此了解久了吧，他才說有沒有榮幸請強哥幫做《十三聲》的配樂。
這是我第一次為舞蹈做配樂，沒經驗。很多時候，我的工作都是在一種陌生的沒有經驗的狀態下去接的，我還蠻喜歡的。我對這個事情不懂，但我有興趣去接觸，從這個過程中去學東西。我從小到大都是從實踐中去學，而不是事先做多少準備，看多少書，知道多少事。壓力肯定會有，因為陌生，但我就去試試看，失敗就失敗，在失敗的經驗中學習也不錯。
澎湃新聞：你們都是分頭創作，各幹各的，怎麼溝通？
林強：我住臺中，他住臺北，基本都是我有工作到臺北才會約他，或者他直接開車到臺中來找我聊天。他會和我說他小時候在臺北萬華的成長經歷，其實臺灣大部分城市大同小異，我也有這樣的經驗。如果去過臺灣，你會知道臺灣廟宇的民俗文化有多濃，中部、南部差不多都是這個氛圍。他說萬華龍山寺怎麼樣，我都是熟悉的，我也親自去走一走看一看。
澎湃新聞：後來聊出了怎樣一個音樂思路？
林強：就是在臺灣民俗音樂裡取材，像廟宇裡的梆子、鈸、罄、鈸、咒、念經的聲音；或者萬華一帶的環境聲，火車鐵軌、平交道、柵欄的聲音記憶；或者是民謠，都是本土的氛圍。
我們都是很崇洋的人，他愛西方古典音樂，我愛西方的搖滾音樂、電子音樂，我們就說要不要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去探索一些新東西作為創作素材，不要一直用西方音樂來表現。我覺得這個有意思才接的。
澎湃新聞：從本土音樂下手，更容易，還是更有難度？
林強：我很怕那種，把過去的聲音拿來拼拼貼貼，比如嗩吶、月琴，拿那些有年代的樂器來拼拼湊湊，就說自己是在用現代的、西方的工具來表現傳統文化，我一直很怕變這樣。
我在意的是，你到底走進自己的文化有多深，你對它的理解有多少，你對它的感動有多少，你對它的認同又有多少。
澎湃新聞：所以你和鄭宗龍達成了一個共識，就是要尋找本土音樂文化的美。
林強：沒錯。「十三聲」的故事是他媽媽跟他講的，取材於他生長的地方。我們小時候的臺灣，只要有廟，就一定會有布袋戲、歌仔戲，那個年代臺灣還沒有電視，你要玩就是在廟會玩，看戲、打彈珠、燒烤、吃豆乾、吃冰棒，小時候的記憶都是這樣的。
澎湃新聞：《十三聲》的音樂都是從你們的記憶裡來，裡面的嗩吶，給人妖氣重生的感覺。
林強：臺灣對宗教信仰是很迷信的，很多事情要問神。早年在臺灣街上遊行的隊伍都是吹嗩吶，不管是什麼神的廟會，都是吹嗩吶。嗩吶在臺灣人的生活裡無處不在。
如果你有空來臺灣看廟會，會發現嗩吶就是高亢的、妖豔的。《十三聲》有一種夢幻感，你在探索時會進入一種未知、一種陌生，連我自己都不確定我在幹嘛，所以別人聽到了陌生、神秘、妖豔的感覺也很自然。作品創作出來就有了獨特的生命，不完全屬於創作人，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
《十三聲》
澎湃新聞：那卡西也是《十三聲》音樂裡的一個重要分支。
林強：是的，日本文化對臺灣文化也有影響。那卡西就是日本的演歌，男生喝酒聊天，藝妓在旁邊唱歌跳舞，到了現代，女生就用電子琴伴奏，用插電的麥克風和鼓鈴唱歌，客人如果高興了想要唱，也可以上去唱。
那卡西算是比較底層的音樂，都是工人、農夫、在酒家上班的、計程車司機這些中下階層的人在聽，一般知識分子是不聽的。
澎湃新聞：音樂裡還用到了兩首民謠《滿州小調》與《牛母伴》。
林強：我們要從自己的土地裡找養分，鄭宗龍提出要找閩南語老歌《雨夜花》，我說《雨夜花》是現代唱片公司發表的，要不要找那些最原始的歌，可以在文化裡追溯得更深更遠，他同意了。
我們閩南人在務農的時候會唱什麼歌？我發現臺灣最南端的恆春有人搜集這些歌謠，就找來了《滿州小調》與《牛母伴》。給舞者唱的時候我還很害怕，怕年輕人唱古民謠沒味道，後來覺得還不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臺灣恆春還有老人家會唱這些民謠，老人家會下到小學或中學去找小朋友學，因為要傳承，不傳就會斷。
澎湃新聞：《十三聲》有很多和臺灣本土文化的勾連，大陸年輕人會不會看不懂，理解不了？
林強：我覺得文化都是一樣的，不會看不懂。沒來大陸之前，我看陳凱歌的《黃土地》、張藝謀的《紅高粱》也是感動得不得了，我又沒來過，我對這裡又不懂，為什麼會感動？文化大同小異，我們對從哪裡來這一部分，都是相似的。
澎湃新聞：你曾說，我們越來越西化後，自己的文化就越來越被忽略，其實傳統文化裡有很多寶藏，但是被年輕人忽略了。
林強：那也沒辦法，時代的巨輪比所謂的傳統文化還要巨大，傳統文化就像一個小蝦米，經濟發展的巨輪就是大鯨魚，就是這個對比。
澎湃新聞：你會覺得很可惜嗎？
林強：沒辦法，人活在現代多多少少會有無奈，只要涉及到文化，一定都是無奈的，無奈居多。你眼睜睜看見時代、環境在變，本來覺得古時候有一種美好，但是一直在逝去，這是所有文化工作者都有體會的心聲吧。
澎湃新聞：你是聽西方音樂長大的，但最近這些年你對傳統文化有了更多興趣，開始關注臺灣自己的聲音與民謠，這種轉變是怎麼來的？
林強：因為你再怎麼學西方都學不像。比如我喜歡貝多芬，但我達不到貝多芬那樣的高度，我要學哪個搖滾樂隊，我也學不像。學不像，你就覺得好像低他一等，他是最高的。那不如回到你自己，你去喜愛你自己，相信你自己，不要跟他比。你學貝多芬再像又怎麼樣，你也只是貝多芬第二。
這種轉變是慢慢的。你想做跟傳統文化相關的東西，也有很多矛盾，你要解決矛盾也是需要時間的，不是今天學明天就能做好。
林強第一張專輯《向前走》
從偶像歌手到電影音樂人
澎湃新聞：你小時候是因為什麼迷上音樂的？
林強：我媽是農家子女，小學沒畢業，爸爸是金工匠，用金銀打造項鍊、首飾、印章。我爸經歷過日據時代的末期，對那段文化記憶很深，他會用黑膠唱片教我唱日本兒歌，這是我最早的音樂教育。
媽媽開雜貨店，爸爸做金工，他們也不會期待子女接受什麼文化訓練，沒叫我學鋼琴之類。一直到青少年，我對音樂有興趣是因為每次男生唱歌，女生都會圍過來，我馬上去買了一把吉他學琴，並不是音樂有多高尚。所以我小時候學音樂的動機都不是因為熱愛音樂，青少年荷爾蒙旺盛，腦袋充血，想的都是女孩那些事兒。
澎湃新聞：後來怎麼會走上職業音樂道路？
林強：我學吉他後跟高中同學組了一個樂隊，唱一些西洋老歌，唱著唱著就覺得可以寫歌，唱久了也有點膩。當我開始用自己的方式寫歌，樂隊同學覺得還好啦，也沒有說很差，就是一個鼓勵吧。
我不會念書，高中都沒辦法畢業，就想我出社會怎麼辦。我們家不是書香門第，我爸媽也沒受過什麼教育，他們對我最大的期待就是不要去偷，不要去搶，當個好人，有個正當職業就好了。所以我在想可不可找音樂工作，但音樂工作要求很高，自己又沒有信心。當海軍三年後退伍，我回來就跟爸媽說，我要去臺北找和電影或音樂有關的工作。可是沒有成功過。
澎湃新聞：侯孝賢《風櫃來的人》講的就是年輕人去臺北打拼的故事。
林強：是的，完全一樣。我在臺北找工作，人家說你不是電影科班出身，不要，我又毛遂自薦去唱片公司，最後找到一家唱片行賣唱片，終於跟音樂有關了。
不做店員之後，我下一個工作是在MTV放電影。除了放電影，我還有一個任務，比如廠商拿了200部錄影帶過來，老闆只要150部，50部要退掉，他就叫我挑，因為他知道我小時候翹課都看電影。我就在錄影帶間看，覺得每一部都大同小異，看到有興趣地才停下來。客人挑片要看簡介，我還得寫簡介，我們那個年代都是手寫的，邊看邊寫，男主角最後的結局是什麼樣。我的工作就是看片、放片，他們要去幾號房看什麼片，我就負責拿進去按play鍵。
這都不是主流的工作，所以我完全不是一進音樂公司就做音樂，一進電影公司就做電影。
澎湃新聞：你和侯孝賢是怎麼結緣的？
林強：我其實是非常崇洋的人，從小看的都是美國好萊塢電影，《星球大戰》那種，我不愛看我們那個年代的「軍教片」，那是洗腦，武俠片也不愛看，飛來飛去，瓊瑤的愛情片也不喜歡，愛來愛去的。
我看侯孝賢的電影很感動，《戀戀風塵》《童年往事》《風櫃來的人》都看哭了。我後來有找侯孝賢電影公司的工作人員，請他吃飯，問我不是科班的，可不可以幫大家打雜、掃地、遞煙之類。他說，不是你樂意就能進，科班畢業生也樂意，好幾個人在排隊，沒機會了。
澎湃新聞：侯孝賢早年的電影很鄉土，你那麼小就能靜下心來看？
林強：我就是看到這個才知道，他的電影跟我的生命、成長經驗、這塊土地有聯繫。看他的片子有一種真實感，感覺跟我的生命是相關的，就像講我的故事一樣，他拍的空間、光線、氛圍都讓我很有共鳴。
澎湃新聞：你是先演他的電影還是先幫他做音樂？
林強：先演電影。我演的第一部電影是《戲夢人生》，1991年，演臺灣布袋戲大師李天祿年輕的時候。我敢演侯導的電影是因為他的片不是娛樂片，鏡頭都是遠遠的，演員不是太重要，主要是氛圍。所以我沒有太大壓力，不需要很用力去演，不需要哭，不需要情緒很激動，自然就好，對我來講就很輕鬆。
澎湃新聞：侯導當時怎麼會挑中你？
林強：我在拍《黑輪伯仔》MV，公司找李天祿演一個推小車賣黑輪的大伯，剛好侯孝賢要拍《戲夢人生》，講李天祿的故事。
他來現場探班，我們這邊就把我叫過來，我多激動啊，可我不敢顯示激動，我很鎮定，壓抑著激動和他握了手。他是為李天祿來的，我跟李天祿坐在一起，他不曉得看出什麼端倪，隔天老闆就問我，侯孝賢要找你演李天祿年輕的時候，你要不要？當然要啦，我都快跳起來了。
人的機緣就是這樣的，你要的時候要不到，沒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機會就來了。
澎湃新聞：你那時候在出哪張專輯？
林強：《向前走》（1990），第一張專輯。我的音樂事業和電影事業同時都起來了。
和侯孝賢認識後，有機會泡茶聊天，我就跟他說當初看他的電影有多感動，什麼都敢講了。《戲夢人生》之後，我又演了《好男好女》《南國，再見南國》，順便幫他做了電影配樂。我後來的機遇和發展，完全是因為侯孝賢一手提拔的。
澎湃新聞：你演了好幾部電影，早年的形象也挺好的，後來為什麼沒有走演員這條路？
林強：1995年，我的第三張專輯《娛樂世界》慘遭滑鐵盧，我自己也很失望。
侯導問我想不想拍電影，讓我進劇組，看看拍電影的過程是什麼樣。他也沒有給我職位，我說我喜歡的還是音樂，他說那你來做配樂，我說我沒有經驗，也不是科班出身，管弦和鋼琴都不會，他說你用你的方式做就好了。
我第一部電影配樂是《南國，再見南國》，聽了你就知道，我都是用歌曲的方式配樂，而不是用大家理解的方式來配。
澎湃新聞：當演員對你來說是插曲，但你最好的時光都留在那幾部電影裡了。
林強：是的，拍戲也很有趣。我們拍《戲夢人生》的時候，劇組都是到福州、泉州去拍，那時候大陸的經濟還沒有這麼開放，南方還保留了相當古樸的生活方式，時間就像凝結了一樣，很慢。
侯孝賢是藝術導演，人家也不會催促，他就慢慢拍，我們就在那邊慢慢生活。沒戲的時候，我就在片場旁邊拿本書，爬到樹上看，陽光照下來，很像拍電影。
澎湃新聞：你不是科班出身，作曲是怎麼一步步摸索過來的？
林強：不是摸索，而是從工作的實際經驗中去學習，我所有的成長經驗都是邊做邊學，沒人教我。
澎湃新聞：你作曲大部分是靠直覺、靠靈感，而非邏輯性的思考？
林強：那肯定的，要不然怎麼做？我沒有太多的知識積累，邊做邊學，肯定都是挑戰和陌生。
早期我都是用歌曲配樂，後面慢慢開始用電子音樂來表現，因為管弦我不會，電子音樂方便許多。
澎湃新聞：和侯孝賢合作，你印象最深的是為哪一部電影配樂？
林強：《南國，再見南國》《最好的時光》《千禧曼波》《刺客聶隱娘》，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
我當初不曉得電影配樂是怎麼一回事，只知道電影大概的氛圍，請幾個朋友各做兩首歌曲，在剪輯室看片，我也不曉得音樂要放在哪，是導演決定的。最後，音樂和影像產生的化學變化，和我在錄音室想像的完全不一樣，我很驚奇，原來可以變成這樣，很有趣。這是我做電影配樂最早的啟蒙，是在一種陌生、懵懂、不清不楚的狀態下產生的效果，我很受益。
澎湃新聞：侯孝賢對配樂有具體的要求嗎？
林強：沒有，全是我自由發揮。人家是一個國際大導演， 1989年就靠《悲情城市》在威尼斯電影節拿了金獅獎，他找我做配樂，我說你要想清楚了，他就說你用你會的方式做就好了。他在提拔我，所以我一路都是感恩。
澎湃新聞：如果那時候他沒找你做配樂，你會做什麼？
林強：我那時候有考慮，要不要回去開餐廳賣豬腳，因為我們在臺中家裡是賣豬腳的。我的音樂事業陷入低潮，公司叫我回去做《向前走》那樣的歌，我又回不去，我整個人的狀態就是《娛樂世界》那樣的狀態，回不去了。
所以，當臺灣年輕人迷茫的時候，我拉他一把，就是對侯導最好的回報。他也不需要我回報什麼。
侯孝賢《南國，再見南國》
只對文藝電影有感覺
澎湃新聞：你花那麼多精力和年輕導演合作，也是受侯孝賢影響？
林強：肯定是侯導的影響。我一直想報他的恩，又不知道用什麼方式，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他的方式去照顧年輕人。他一直在做這個事，臺灣金馬電影學院就在照顧那些新晉的年輕人，大陸和港澳臺地區的都可以報名。
澎湃新聞：所以畢贛拍《路邊野餐》找你，你也答應了。
林強：當然，肯定有這一部分我才願意接的。北京宋莊有一個獨立電影製作單位，執行長王宏偉（《小武》男主角）說我們那有一個小朋友想拍電影，你願不願意幫忙，我就問他拍了什麼片子，有沒有作品可以看看，他就把他過去拍的《金剛經》給我，我看還不錯，有自己不一樣的觀點，才開始跟他合作。
澎湃新聞：他那時候剛起來，也沒什麼錢給你吧？
林強：肯定的。年輕人誰有錢？我過去也沒錢，侯導也願意幫啊。
也不是公益，年輕人有困難，你覺得不錯，就幫幫忙，這也是你喜歡的電影類型嘛，偏藝術片。如果拍娛樂片，資金很多也不需要你幫忙。
澎湃新聞：《路邊野餐》裡的音樂都是你一手包辦的？
林強：當然啦 。他也有自己的想法，放了很多他小時候聽的流行歌曲，比如《小茉莉》，都是他的想法。我做配樂，只要不是歌曲，都是我做的。
他的新片《地球最後的夜晚》也是我幫他做，歌曲都是他挑，音樂我寫。這是很好的緣分，畢贛也不錯，知道過去有人在幫他，他還是會繼續找你，給的片酬也多了。《地球最後的夜晚》之後他變成了矚目的導演，有很多人找他投資合作。
澎湃新聞：他的起點太高了，一下就得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你當時跟他接觸有什麼印象？
林強：沒錯，他也有才華。我還沒跟他見過面，不知道他長什麼樣，跟賈樟柯一樣。賈樟柯當初找我，我也不知道賈樟柯是誰呀，也沒看過他的片，他給我寄《小武》《站臺》《任逍遙》，我看了很喜歡，2004年才開始跟他合作《世界》。
所以我對這些東西有興趣，獨立的、小眾的、藝文的電影，我特別喜歡。那些娛樂的、大量資金的，我完全沒有工作經驗，平常也不愛看。
澎湃新聞：你們都是從網友做起來的，他們有一個共同點是喜歡用懷舊老歌。
林強：是的，都是網友。當初在用電子郵件溝通的時候，畢贛跟賈樟柯蠻類似的，就說他需要來一段什麼音樂，在電子郵件上寫著。
他們都喜歡用流行歌曲，肯定是他們年輕的時候常聽，那時候也沒有這麼開放，他們唯一可以盜版買到的，就是港臺音樂嘛。
澎湃新聞：畢贛受過賈樟柯影響，賈樟柯又受過侯孝賢影響，你覺得他們三人之間有沒有什麼一脈相承的地方？
林強：都不願意變成他，他雖然喜歡他，但不願意變成他。他要表達他自己，前人只是啟發而已，他要走自己的路。
澎湃新聞：你眼裡的賈樟柯、畢贛是怎樣的人？
林強：賈樟柯很有智慧。他要拍藝術片，一直拍到現在，理想和現實的拉扯，要有多大的能力，才能在這樣的圈子裡以這樣的方式拍？他的片子又不賣錢，大家對票房那麼在意，他還可以拍片，所以啦，要很聰明，要很有能力。
賈樟柯很確定知道他在幹嘛，畢贛還有一點在摸索，藝文片很多個人色彩，有時候也不需要觀眾懂。
澎湃新聞：侯導又是怎樣的人？
林強：亦師亦友，他現在找我做任何東西對我來講是命令，我也很樂意報恩。
《刺客聶隱娘》就是命令，從頭到尾我就不知道我要做。開鏡後拍到中間，有一段張震和瑚姬跳舞，過十幾天就需要音樂，他就說你來做，我說我不會，他說你不會去問？跟《南國，再見南國》一樣是命令。我真的不會，古琴我怎麼會？我又沒受過訓練，劇組開始聯絡臺南藝術大學、臺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所的老師，我就趕快補習。我一路都是很多事情不確定，邊做邊學，絕大部分都是這個狀態。
澎湃新聞：人的潛力是無限的。
林強：肯定是。所以不要自怨自艾說才華不夠，只是你不願意去學，每個人都有潛力。
老祖宗有教一件事情，人之初，性本善，人最開始都一樣，最後為什麼會不一樣呢，因為性相近，習相遠，你的習性慢慢離你最初的本善越來越遠，這是你後天學習所造成的，最初那個善呢，是你的潛力、你最美最好的東西。儒家說得很清楚，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最當初的善是人人都具備的，學習就是回到最當初的善。
澎湃新聞：這麼多導演找你合作，你在挑選合作夥伴時有什麼標準嗎？
林強：你要做的事，包括看劇本或故事大綱，我要有感覺。我擅長文藝片，小眾的、不賣錢的、獨立電影的。商業大片我沒辦法，我會說你要想清楚，可能會不賣，因為我挑動觀眾情緒的能力很差，另一方面我也不愛看，我不喜歡情感這麼直白這麼灑狗血的。
只要我有感覺，我就接著做，賈樟柯的《江湖兒女》、畢贛的《地球最後的夜晚》、萬瑪才旦的《撞死了一隻羊》都是這一類，我就愛做這一類。愛做這一類的前提是因為我不會，沒有在娛樂商業片裡操練，我也不愛花時間去操練，沒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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