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經典的影視形象（紅色麗人不愛當明星）

2023-07-07 02:03:30

1934年《電通》半月畫報第1期封面，陳波兒

在進入延安之前，陳波兒( 1907-1951)最重要的電影作品有五部：《青春線》(1934)、《桃李劫》(1934)、《回首當年》(1935)、《生死同心》(1936)和《八百壯士》(1938)。

1935年7月19日出版的《電聲》雜誌第4卷第29期上是這樣介紹陳波兒：「陳波兒對於中英文均有根底，長口才，滔滔善辯，在學術方面為電影女明星最有教養之藝人。」

1934年11月21日出版的口袋雜誌《玲瓏》第161期內頁，當時的影壇新人陳波兒與袁牧之在電影《桃李劫》(1934)的外景地

陳波兒曾在格致學院及中國公學讀書，受過很好的教育。

她1934年涉足影壇，加入了明星影片公司，曾主演《青春線》。隨後，陳波兒加入「電通」，主演《桃李劫》。

與其他影星不同，陳波兒從一開始就是主角，成為電影明星。

陳波兒在電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而《桃李劫》又博得各方佳評，遂為全球所聘，遠走香港，主演粵語電影《回首當年》，攝畢回滬，「電通」即以優渥待遇與之籤訂。影壇上這樣順利地短時間內達於成功之境的，環顧影界可謂別無他人。」

在「電通」陳波兒是臺柱明星。「電通」停業後，她再次加入「明星」。

電通影片公司女演員合影於1934年7月，左起藍蘋、吳湄、王瑩、陳波兒

左起：陳波兒、藍蘋、陸露明、王瑩拍攝於1934年10月

要知道「電通」後來之所以聞名於世，讓世人睜大眼睛重新審視，皆因為該公司籤下了三位「赤色之花」——陳波兒、王瑩(1913-1974)和藍蘋(1914-1991)。

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那個藍蘋後來在掌權時，對了解她底細的上海電影人士，進行無情的「清繳」，而和她以姐妹相稱的王瑩更是下場慘烈。

陳波兒和兒子任克

陳波兒在香港從事近3年的革命活動，1934年帶兒子任克重返上海，進入明星影片公司，與趙丹(1915-1980)主演了《青春線》。

陳波兒(右)在電影《青春線》(1934)的片場

《明星·戰士·人民藝術家：陳波兒傳略》這本書的傳記作者王永芳這樣寫道：「1934年12月12日，《青春線》在上海新光大戲院首映。這部影片因其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現實，表現了青年人如何選擇人生道路的問題，且演員大多是由舞臺轉向銀幕的新人，特別是陳波兒，她的表演才能早已為人們所稱道，所以，放映後引起了轟動，影迷們爭先恐後地去看這部電影，到處傳說著「陳波兒槍殺姜尼克』的故事。眾多新聞媒體也做了報導，一時電影《青春線》成了人們議論的熱門話題，大大提高了演員名聲。」

作者:王永芳 出版社:中國華僑出版社 出版年:1994

因此陳波兒參加該片的拍攝，與明星公司籤訂演出都有左翼影人的參與，在民國23年5月17日籤訂的這份合同上，該片的演出薪金為300元。

電影《青春線》(1934)劇照，趙丹和陳波兒

陳波兒的第二部影片即是電通公司的《桃李劫》。這部影片的拍攝，是司徒慧敏(1910-1987)邀約陳波兒參演的。

出演《桃李劫》時，陳波兒與電通籤訂的是演出合同，該合同的服務時限為三個月一一自民國23年5月16日起至民國23年8月15日止，陳波兒拿到的演出薪金為300元，其中150元是籤合同時付的，另150元影片完成後付。

陳波兒在電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桃李劫》是「電通」的開山之作，此片的編劇是袁牧之(1909-1978)，影片寫的是：建築工藝學校畢業生黎麗琳與表兄、同學陶建平相愛、結婚。他們抱著「為社會謀福利」的理想，從學校走向社會，結果卻遭到了黑暗社會一次又一次的打擊，以致造成家破人亡的悲劇。

陳波兒和袁牧之在電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袁牧之是叱吒舞臺的戲劇界風雲人物，在該片中任男一號。女一號則是從「明星」公司借調過來的陳波兒。

但《桃李劫》拍攝時的最根本問題還在於執導該片的應雲衛(1904-1967)原是熱愛話劇的「孟嘗君」，缺乏拍片經驗。

有一次，司徒慧敏與當時在場的夏衍同男一號發生激烈爭論。

陳波兒和袁牧之在電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袁牧之正演男主角與臥病的女主角生死訣別的鏡頭，堅持要把一大段話講完，為的是展現舞臺演員的本事，結果這鏡頭拍下來就費了700多尺膠片。

司徒慧敏既心疼又好氣：本來拍100多尺就行了，電影有剪接等各種手段。

陳波兒和袁牧之在電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如此運作，該片耗時近半年之久，大大超出一般製片的周期，拿出的樣片故事線索不夠清晰，舞臺表演痕跡太過明顯，語言、動作不夠真實自然，無法面世。

加之當時電通公司資金單薄，《桃李劫》果真成一劫。還是夏衍挺身而出，領著大家共同協助導演應雲衛、攝影師吳蔚雲(1907-2003)、剪輯陳祥興(1910-1993)，進行兩個月的補戲，重新剪輯、配音。秋末，《桃李劫》才起死回生。

陳波兒在電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12月16日，《桃李劫》在金城大戲院上映，大獲成功。

有報導說：「《桃李劫》的大飯店一場……所用電力，竟有五萬瓦之多，實在非同小可。燈光的高熱，沒有影響演員的表演。為了塑造好角色，陳波兒顯得心事重重，進餐時也若有所思，簡直不能下飯。」

陳波兒在電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在影片中，陳波兒的表演優美細膩，感情真摯，貼切入微地展現了黎麗琳由新婚時的愉快到失業後的焦慮以至貧病中的痛苦的感情變化，思想脈絡清晰，層次分明，塑造了一個性格溫柔沉靜、富於理智的知識女性的藝術形象，並觸及了當時普遍存在的青年失業、民不聊生的社會問題，鼓舞青年們起來鬥爭。

陳波兒在電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在電影的最後，這個從樓梯滾下去的鏡頭，當時打動了無數的觀眾

北利在《表演技術隨感》一文中寫道：「陳波兒初上銀幕，在《桃李劫》裡她是最努力的了。在《西線無戰事》裡，她扮演妹妹，在《梁上君子》裡，她扮演律師太太，在《桃李劫》裡，她卻扮演一個從活潑的表妹到婦人的角色。在處女時代，她那羞嗔的態度，結婚後的婦人氣，產後的疲睏，卻很畢肖，至於從樓梯上滾下一景，更是富於感情的壓力……」

《良友》第51期封面，陳波兒

陳波兒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和質樸真切的表演技藝，立即贏得了廣大觀眾的讚賞和歡迎，從而使她成為當時著名的電影演員。

比及《青春線》，《桃李劫》讓陳波兒獲得了更為廣泛的聲譽，這部電影的主題歌《畢業歌》更是傳唱一時。

《影舞新聞》第1卷第12期封面，陳波兒

《桃李劫》的拍攝成功，受到了進步輿論界的一致讚揚，但也引起了國民黨的極端仇恨。他們稱「電通」為「赤色的大本營」，並派遣特務，對「電通」的工作人員進行盯梢。

在電通公司編輯發行的《電通》半月畫報上，在全部13期中，陳波兒是第一期和第十一期的封面人員，其在「電通」當中核心演員的地位毋庸置疑。

1934年12月5日出版的口袋雜誌《玲瓏》第163期內頁，報導陳波兒去香港拍戲的圖片新聞

在「電通」，陳波兒也遇到一件不開心的事，因為香港全球影片公司與「電通」有技術合作關係，即「電通」為「全球」提供「三友式」錄音機和錄音技術，陳波兒作為特派演員被派到香港主演了《回首當年》一片。

1936年《明星》半月刊第6卷第3期封面，陳波兒

該片的導演為關右章，主演為陳波兒、遊觀仁、陸小仙、許曼麗，這部改編自粵劇《鬥氣姑爺》的影片，是部低成本、一兩周就可拍竣的粵語電影，講述了一個丈夫在外尋花問柳，而婦人在家恪守婦道和孝道，丈夫死後還為之守節的故事。

1935年《電聲》雜誌封面，陳波兒

陳波兒覺得這部戲思想和情趣都與她相差甚遠，很不想演。

但此片是司徒慧敏與全球影片公司導演蘇怡(1900-1985)牽的線，而且陳波兒與「電通」有演員合約也推脫不掉。

為了入戲拍一場掉淚的戲，陳波兒只好請好朋友王為一(1912-2013)到片場給她放悲愴的音樂聽。

明星影片公司群星合影

1936年第5期《戲劇周報》上，刊登了介紹陳波兒的文圖

陳波兒1934年11月赴港，1935年春節過後返回上海，而這一年的年底，「電通」公司停業了。

「電通」剪輯師陳祥興回憶，公司結束前，正在拍攝孫師毅導演的《街頭巷尾》，該片的主演正是陳波兒。

陳波兒在電影《生死同心》(1936)中的影像

1936年6月1日至1938年5月31日，陳波兒和部分「電通」的創作人員於1936年轉入改組後的明星影片公司二廠，她也與明星公司籤定了為期三年的演員合同，薪酬為每月200元。

陳波兒在回「明星」後的首部電影是反映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影片《生死同心》，她在該片中創造了一個正直、愛國的小資產階級青年婦女的鮮明形象。而在這部電影裡和她搭檔依然是袁牧之。

陳波兒和袁牧之在電影《生死同心》(1936)中的影像——即使放到現在，這也是中國最情意綿綿的鏡頭，而之後，袁牧之讓趙丹和周璇在電影《馬路天使》(1937)中，創造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個親吻鏡頭

而這時的袁牧之同時也在籌備《馬路天使》(1937)，並同時周旋於趙慧深(1914-1967)和陳波兒之間，好在陳波兒志向並不在男歡女愛，一心朝著自己希望的方向而努力。

陳波兒在電影《生死同心》(1936)中的影像

在明星公司1936年7卷4期《明星半月刊》上，陳波兒撰寫了《關於趙玉華》一文，文中稱：「很誠意的向觀片的朋友們、我們的導演應雲衛和劇作者陽翰笙(1902-1993)很抱歉，因為我在這張片子裡沒有很忠實的演出，原因固然是我們開拍的時間太匆忙，沒有工夫把全劇統一去理解它，以致不能將趙玉華這個意志模糊的女性，很細膩的從心理上如何受客觀環境所影響而轉變到她參加革命的階段來演出，只是依靠故事的自然開展而轉移而已。」

陳波兒和袁牧之在電影《生死同心》(1936)中的影像

這部影片相比《桃李劫》而言，顯然也沒有給陳波兒以精神上的滿足，儘管在《明星半月刊》7卷3期奧尼撰文讚美道「陳波兒在這裡是個很典型的女性，她曾為失去愛人而傷感，但最後卻獲得了她的新生命，為更有意義的事業去努力，是值得許多沉湎於愛的酒杯裡之女孩兒們自勉的一個人物。」

左起：袁牧之、陳波兒、英茵在電影《生死同心》(1936)中的影像

陳波兒卻說：「在國難十分艱難的今日，《生死同心》所能指示給我們的，當然是太不夠興奮了。」

陳波兒在電影《生死同心》(1936)中的影像

比及《生死同心》，陳波兒在武漢中國電影製片廠參與拍攝的《八百壯士》，更有一點身份的切合性，因為無論此前的上海婦女兒童慰勞團綏遠前線的經歷，還是在上海為八·一三抗戰服務的經歷，都使得陳波兒在這部影片當中扮演女童子軍楊惠敏這個角色，有非常高的接近性。

電影《八百壯士》(1938)片場，右為陳波兒

影片在抗戰大後方和港澳、東南亞華僑區域的廣泛發行，對正面、全面抗戰的宣傳無疑具有極大的推動意義，而且這部影片無意中促成了陳波兒兩種公眾形象的粘連，使其明星角色和社會角色真正合而為一。

身著童子軍裝的陳波兒不必再在意髮型、口紅、脂粉與高跟鞋，而這些帶有明星特徵的元素，在從前的陳波兒眼中，一直是抗拒的。

生活中的楊惠敏(左)與電影《八百壯士》(1938)中陳波兒（陳在片中飾演楊惠敏)在片場合影

電影《八百壯士》(1938)劇照，左一袁牧之、左二陳波兒

早在1934年期間，陳波兒加入「電通」後，「電通」並沒有像其他的公司給其安排各種活動來增加她的曝光率，而是尊重她的生活方式。

陳波兒(右)在電影《八百壯士》(1938)中的影像——目前還沒有高清修復版

當時有媒體報導稱，陳波兒「深居簡出，埋頭寫作，一張寫字檯上，簡直不像女明星的雅座，堆滿了凌亂的參考書，原稿紙，一本疊一本，一張接一張，雜著許多剪貼的報紙。人坐在裡面好像被埋在裡面的一樣。據說將根據她銀幕上舞臺上的經驗，寫一個電影劇本和一個話劇。在電影界有她這樣努力的女性，她個人的成就，倒是另一件事，對目前風氣的糾正，卻是有益的開端」。

陳波兒和前夫任泊生

而且陳波兒在那個時候就對外宣稱自己和任泊生結了婚，年齡已經25歲，每月的生活費不到一百塊，以至於引起媒介的感嘆「波兒還不夠女明星資格。」

之後的陳波兒決然離開上海電影界，投奔她嚮往的「紅色之旅」。

1937年，陳波兒在海關俱樂部演講《百靈廟勞軍之經過與感想》，講述了率領上海婦女前線慰勞團赴百靈廟慰問抗日前線戰士時的所見所聞

陳波兒的入黨介紹人正是李克農與葉劍英，王永芳說李克農已經收到了潘漢年的「介紹」。

李克農1928年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時，就在上海藝術劇社與陳波兒相識，穿著裙子搖著小扇子的陳波兒還在街頭營救過地下黨員，所以陳波兒很順利在南京入了黨。

陳波兒與聶榮臻

陳波兒與周恩來的接觸是1937年9月陳波兒與袁牧之、錢筱璋(1918-1991)等一行抵達武漢後的交往。

但在1938年11月，陳波兒即步袁牧之後塵抵達了延安，陳、袁前後抵達延安的時間只有三個月，而這一段時間陳波兒的「緋聞男友」，正是和她共同主演過《桃李劫》、《生死同心》、《八百壯士》的袁牧之。

陳波兒與朱德

1940年6月陳波兒率領戰區婦女兒童考察團在重慶舉行報告、座談活動。

這段時間，也正是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巖的休養期，也是陳波兒與周為時不多的接觸期，從1940年3月26日周恩來由蘇聯回抵重慶，到1940年8月底周恩來安排戰區婦女兒童考察團返回延安，周與陳的接觸時間並不長，但陳波兒對周恩來非常崇拜。

由陳波兒的新女性路途，反觀她的明星經歷，心有不甘肯定是非常明顯的一個特徵，但無可迴避的是，如果沒有明星這個路徑，要成為社會活動的新女性代表的陳波兒，其影響和光耀度必然大打折扣。

反觀回到延安後的陳波兒，如魚得水，入馬列學院三部學習，後加入延安業餘劇團，排演了《馬門教授》、《新木馬計》、《俄羅斯人》、《同志，你走錯了路》等劇，1944年11月獲評為「陝甘寧邊區甲等文教英雄」。

陳波兒(右二)在延安

1944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黨校編輯出版的《群英報》曾為此發表專題報導，「經過大家討論，公認她，在參加《同志，你走錯了路》的導演上，採取了群眾路線，與工農幹部打成一片，尊重他們的意見，在群眾中改造自己，因而在手法上打破了洋教導，在舞臺上衝破了舊形式，使工農幹部能夠根據自己的生活，很自然地在舞臺上表演，演得像八路軍像共產黨人！大家認為她在這個劇上有創造，有成績，且博得群眾的喜聞樂見；並認為她具有刻苦耐勞，切實樸素的作風，沒有舊文化人的那種古怪高傲的習氣。她帶著病編導《同志，你走錯了路》，曾經昏倒兩次，但始終不請假不休息，這種對工作的認真的精神，值得學習。大家一致通過她為文化事業上的勞動英雄，並希望她今後針對著黨的需要，多創作，多排戲，堅持並發揚群眾路線，更加和工農兵結合起來。」

左起：張聞天、吳印鹹、陳波兒、劉英、袁牧之拍攝於1947年東北電影製片廠

顯而易見，陳波兒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延安評語」，尤其是她「沒有舊文化人的那種古怪高傲的習氣」，為她日後被描述為「人民藝術家」奠定了基礎。

經過延安淬鍊的陳波兒於1946年7月乘機飛抵東北，並轉往興山，協助袁牧之管理東北電影製片廠。

不難理解，始終與進步同步又經過延安歷練後的陳波兒，在1946年8月抵達興山對袁牧之的重要意義，據說「按波兒的意思辦」是袁牧之在領導崗位上，很經常使用的一句言語。

1947年，呂班(右)與陳波兒(左二)、袁牧之(左一)等參加「東影」籌備時留影

袁牧之給東北局宣傳部和中央宣傳部撰寫兩份《關於電影事業的報告》也凝聚了陳波兒的心血。

對於陳波兒，人們多把她看做鋼鐵女戰士，對於她的情感經歷談得都比較少。在她身上自然有緋聞，而且她還是一位十分漂亮的女性。

1947年的夏天，陳波兒與袁牧之結婚了。可惜的是，兩人結婚僅僅4年。

電影《桃李劫》(1934)劇照，陳波兒和袁牧之

其實，陳波兒在袁牧之身上給予了一些希望，畢竟在她內心也是希望得到一些改變的認可，但作為一個女性革命者，在那個時候始終還是要往後站的。

陳波兒對「東影」方略的歸納，也深深影響了袁牧之對新中國電影的定調，他在1951年6月17日寫就的《黨論電影·寫在前面》就是最為貼切的事例。

不僅如此，把「工資都給老袁買咖啡喝了」的時任電影局藝術處處長的陳波兒，在袁牧之就任中央電影局局長後，對新中國電影事業的布局，以及在分別疏通來自延安、國統區、舊上海等多方面人脈方面也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

而袁牧之當時的很多想法，也不難看出受到陳波兒的深刻影響，比如，在北京建設一個類似好萊塢的電影基地，全國所有的電影廠均設在北京一個地方，便於管理和統籌，而這個想法被周恩來總理制止，認為不利於各地電影的發展，同時也會讓電影的多樣化沒有了。

電影《中華女兒》(1949)中國版海報

陳波兒在電影局擔任藝術處處長領導工作時，領導電影人拍攝出《趙一曼》(1950)、《鋼鐵戰士》(1950)、《白毛女》(1951)等26部故事片，奠定了人民電影宏偉殿堂的基礎。

1950年，我國第一次參加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討論參賽影片時，有的權威人士竟反對《中華女兒》(1949)參賽，理由是「這部片子不是藝術片」。

1952年5月，《新電影》雜誌社出版《人民藝術家陳波兒同志紀念特輯》

激辨中，陳波兒指出，人民電影是穿開檔褲的時候，雖然還不盡如人意，可畢竟是拓荒之果。

她厲聲擺著理由：「《中華兒女》講的是抗聯戰士『八女投江』的悲壯故事，再現中國人民氣壯山河的抗日決心和視死如歸的民族氣節，這難道不真實、不感人嗎？」最後，她憤而說道：「如果象《中華兒女》這樣的影片都不準參賽，我們何以向黨和人民交代，那我這個藝術處處長就只好辭職！……」

陳波兒在開國大典時留影

在陳波兒的力主之下，影片得以參賽。在電影節上，《中華女兒》大獲好評，榮膺電影節「自由鬥爭獎」，此乃新中國電影在國際影壇摘得的第一頂桂冠。

同時，她思謀新中國電影事業的長遠發展，為培養人材，不僅苦心經營電影劇本創作所，培養編劇；而且，還創建表演藝術研究所，即爾後的北京電影學院。

1951年4月，陳波兒到廣東出差，當時她的心臟病已經很嚴重。這次出差的主要任務，就是有關關停廣東的電影製片廠的事。

1951年11月9日，陳波兒拖著久病之軀，應鐘敬之(1910-1998)的邀請從廣州乘坐火車抵達上海，參觀完上影廠晚上在張家花園出席座談會，在講話的過程中心臟病發作，於次日零時三十分病逝於同濟醫院。享年45歲。

為料理殯葬事宜，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全國婦聯、全國文聯等單位共同決定，由鄧穎超、胡喬木、周揚、丁玲、陽翰笙、沙可夫、陳沂、田漢、李伯釗、江青、袁牧之、蔡楚生、史東山、章泯、田方、石聯星等組成治喪委員會。

陳波兒的靈樞上覆蓋著黨旗，11月13日，在首都電影院舉行了追悼會。周恩來總理、鄧穎超同志分別送了花圈。鄧穎超致《悼念陳波兒同志》悼詞。

鄧穎超致《悼念陳波兒同志》悼詞全文

田漢宣讀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軍委總政治部、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聯合祭文。

陳波兒的離世，也使袁牧之背後的力量徹底消失，也令他在「揣測」和「管理」方面出現了不當，最終在多方的角力下，被組織上安排離職療養。

陳波兒和藍蘋拍攝於1934年10月

在其治喪委員會中，有一個名字——江青——她就是陳波兒在「電通」的同事藍蘋，那個時候的藍蘋經常看著陳波兒手裡的資源羨慕的不得了——不論是電影資源還是革命活動，有一些活動都是陳波兒帶著藍蘋出席。

如果陳波兒沒有走得那麼早的話，不知道江青會如何對待她？

1935年《電通》半月畫報第11期的封面，陳波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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