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八大飯莊（老北京南城的仕商）

2023-08-01 21:42:57

老北京南城的戲園和「堂子」

晚清的北京南城

由於起始、定型於清初的，京師內、外城的居民成分不同，因而導致北京內、外城分工、職能不同，使得善於商業構想的漢族人，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就完善了南城的建設，很快就使北京南城成為了京師的商業中心和娛樂圈。

南城成為整個城市的「果實、蔬菜，旁及日用百貨」的集散地，每天忙碌無暇。

南城成為「商賈雲集」「店鋪如林」的處所，行人如梭，車馬如龍。

南城成為飲食聖地，從「滿漢全席」到「茶樓茶館」，豐儉齊備。

南城成為娛樂、休閒場所的集中地，聽戲、打茶圍、走票、看雜耍，絕活層出不窮……

這種情況一直繼續到晚清以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

1. 晚清南城的仕商雲集

清攝政王多爾袞統率清兵進入北京之後的第二天就頒布政令，將「內城」劃為八旗駐地，按照五行定位：鑲黃、正黃駐於城北，鑲藍、正藍駐於城南，鑲紅、正紅駐於城西，鑲白、正白駐於城東。星羅棋布，拱衛皇居。而原來居住「內城」的漢人，在三天之內一律遷往「南城」或者其他地方，實施「滿、漢，兵、民分城居住」。

多爾袞實施「滿、漢分居」的初衷，或許更多是出於「安全」和「管理」的考慮，然而這一政策的結果，是造成了這樣的京城組合格局：「內城」集中了帝王、貴族、官僚、地主、書吏、太監、差役、旗丁等等，而「外城」則聚集了漢官、漢人士紳、文士、商戶、工匠等等。也就是說，「內城」有全國最大量的寄生者，而「外城」則是仕商和百姓。

由於清軍進京實行「滿、漢分居」的時候非常嚴格，「漢官非大臣有賜第或值樞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門外，土著富室則多在崇文門外，故有東富西貴之說」。也就是說，在滿漢分居之初，土著富室（多是商戶）就集中在崇文門外，而宣武門外（宣南）就成為漢官、文士集中居住的地方。

清朝科舉沿用明制，三年一科，「辰、戌、醜、未」舉行「會試」「殿試」。京城是「會試」「殿試」的所在，自然是舉子們赴考的地方，在京城的交友、考試、受聘、遊學、論道……都被視為是書生不可或缺的經歷。康熙年間纂修《明史》，康熙、雍正時編纂《古今圖書集成》，乾隆年間編輯《四庫全書》，……也都曾經被全國的儒生視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因而興奮不已。這些事都使書生、文士對於首都「心嚮往之」，北京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四方學者、文士集中的地方……南方各省文士進京，大多路經盧溝橋進廣寧門（今廣安門），首先到達宣武門外，因此，宣南也就成為漢官、儒生、文士在北京居住地點的首選。

《明史》總裁徐乾學以及纂修施閏章、毛奇齡、姜宸英、朱彝尊等，《四庫全書》總纂紀昀以及纂修朱筠、邵晉涵等，各朝進士出身的達官、同時也是有名的文士諸如錢謙益、孫承澤、吳偉業、龔鼎孳、王士禎、徐元文、田雯、王熙、李光地、朱軾、黃叔琳、沈德潛、齊召南、王傑、畢沅、孫星衍、曾國藩、潘祖蔭、張百熙等，著名文士、學者、詩人諸如閻若璩、查慎行、顧嗣立、顧棟高、胡天遊、趙翼、洪亮吉、魏源、李慈銘等，都曾在宣南居住。嘉慶、道光間「宣南詩社」等獨領京師風騷的團體的成員也曾聚首於此。而孫承澤的「後孫公園」（虎坊橋北邊）、趙吉士的「寄園」（菜市口西南）、王熙的「怡園」（南半截胡同）、朱彝尊的「古藤書屋」（琉璃廠西海北寺街）以及名剎松筠庵等，都曾是宣南士人、達官名流的酬唱、宴集之所。有的「名人故居」，至今還有人可以言之鑿鑿。比如戲曲家孔尚任的故居「岸堂」故地在「海波巷」（今天的「海柏胡同」）、李漁故居「芥子園」舊址在「韓家潭」……

應當說，「宣南」不愧是「人文薈萃」！

北京城中的手工業者和商人聚集到「南城」以後，迅速地把這一地區建設成為繁盛的商業區和手工業作坊的集中地，負擔起內、外全城的日用所需。

到了一個半世紀之後的晚清，北京「南城」已經成為商業生產和商品流通的重要集散地點。從道光至光緒年間，都有對於「南城」商業繁華景況的描述：

京師最尚繁華，市廛鋪戶，裝飾富甲天下，如大柵欄、珠寶市、西河沿、琉璃廠之銀樓緞號，以及茶葉鋪、靴鋪，皆雕梁畫棟、金碧輝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樓飯館，張燈列燭，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處所可及也。

京師百貨所聚，惟正陽門街……暨外城之菜市、花市，自正月燈市始，夏月瓜果，中秋節物，兒嬉之泥兔爺，中元之荷燈，十二月之印版畫，煙火、花爆、紫鹿、黃羊、野豬、山雞、冰魚，俗名關東貨。亦有果實、蔬菜，旁及日用百物，微及秋蟲、蟋蟀。苟及其時，則張棚列肆，堆若山積。賣之數日，而盡無餘者，足見京師用物之宏。

可以說，北京「南城」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商業中心。

2. 晚清南城的會館興旺

在北京的歷史上，會館始於明代，盛於清朝，衰於清末。

京師最具流動性的人員是「仕」和「商」，包括了官員、文士和商人。各地官員要定時進京述職、辦事，各省文士要進京應試，外埠商人要到京城尋找商機。這三種人進入京城之後，都有解決食宿、聯絡鄉誼、維護利益的問題，因而「會館」就應運而生。

紹興會館在宣武門往南約一公裡

「會館」從一開始就大多建造在南城，而且儘量靠近前三門。一是因為外城的空地多，地價也比內城低；二是明清的中央機關吏部、禮部、戶部都設在正陽門內東西兩側，會館設在前三門外左近，於進京述職、辦事的官員比較方便；三是明清時期，舉行考試的「貢院」就在今天建國門內大街北側（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側），會館當然也是距離前三門外越近，對於進京考試的舉子就越方便；四是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代，北京的重要商業中心，地點從原來的鼓樓、地安門一帶，南移至前三門外，會館設在附近，方便商業活動。這些原因造成了南城會館的建築從正陽門、宣武門、崇文門外向南發展和輻射。

《宸垣識略》統計：「東城會館之著者」計82所，「西城會館之著者」計100所（這裡所說的「東城」和「西城」，都是「外城」亦即「南城」下屬的「東城」和「西城」），共計182所。這應當是乾隆末的會館數字。

這一時期，直至嘉慶年間，是京城會館發展最快的時期。乾、嘉時代的汪啟淑，在他的《水曹清暇錄》中說：「數十年來，各省爭建會館，甚至大縣亦建一館，以至外城房屋基地價值昂貴。」

光緒六年刊本《都門紀略》卷2，記載了全國各地的會館名稱和所在地址。16省的「省館」「府館」「州縣館」354所，還有行業會館7所，共計361所。比乾隆末的數字，翻了一番。

徐珂《清稗類鈔》說是：「或省設一所，或府設一所，或縣設一所，大都視各地京官之多寡貧富而建設之，大小凡四百餘所。」這應當是清末的數字。民國時期北京尚存會館的統計，亦即：22省會館402所，與徐珂所言相合。

觀察一下光緒六年的會館，它們的所在地點都集中在前三門以南、天壇以西和東北。361所會館，坐落在這一狹長地帶的將近150條街上，這150條街包括了116條街道和它們的東西街、南北路、前後巷、大小胡同以及胡同所屬的分支（例如頭條、二條、三條……）。從崇文門外向南延伸，直至天壇東北的驢駒胡同，西北的紫竹林、興隆街。從宣武門外向南延伸，直到虎坊路、法源寺南的珠巢街、官菜園、盆兒胡同。

會館最集中的地區，還是正陽門外、宣武門外、崇文門外左近。比如：宣武門外的椿樹上、下，頭、二、三條，就有8所會館；教場頭、二、三、四、五、六條，建有10所會館。崇文門外的長巷上、下，頭、二、三、四、五條，集中了22所會館；而草廠頭條至十條，修建了會館24所……這都是會館建築密度最大的區域。

會館相當於今天的「某某駐京辦事處」，由同鄉集資修建，是社團性質的公產，進京外地人的諸多問題，如食宿、聯絡、集會、酬酢、慶典、救濟、殯葬……都可以在那裡尋求幫助。

會館之中，還有一些行業會館。比如上述光緒六年的361所會館中，就有7所行業會館，它們是：「書行」的文昌館、「玉器行」的長春館、「顏料行」的顏料會館、「藥行」的藥行會館、「銀號」的正乙祠、「廣行」的仙城會館和惜字會館。據道光八年華胥大夫《金臺殘淚記》中所言：

文昌會館、財神會館在宣武門外，天和會館、浙紹鄉祠在正陽門外，梨園館在綠壽堂之北，燕喜堂在宴匯堂之東，相去約一、二裡。諸貴人宴集三會館，二徽班（春臺、三慶）為盛介眉設醴結髮飛觴之外，大抵停雲祖道，舊雨洗塵。

可見，會館（特別是行業會館）除了接待同鄉之外，還會受理一些與禮儀習俗相關的集會，其中，筵宴、演戲是當然的節目。晚清時，南城作為全國各地駐京辦事處——三四百所會館匯集的所在，天天都會有不知多少處宴會舉行，天天都會有不知幾多堂會舉辦，這也成為南城「繁華」「娛樂」的一道特別風景。

3. 晚清南城的飯莊和苑囿

晚清京師南城是娛樂業最發達的區域，它的娛樂設施也最集中、最完備。

宴集和野遊是傳統的交際方式和娛樂方式：歲首團拜、遊春踏青、春秋修禊、僧俗善會、中秋祭月、重陽登高、冬日消寒……不同的節令，都有不同的理由舉行不同規模的宴集；家人、友朋、同鄉、同年、同寅、同好、同調……不同的集團，亦有不同的題目進行各種慶祝筵宴；結髮、結婚、生子、祝壽、發喪……就更要聚集親朋友好、大宴賓客了。這些宴集多在飯莊、會館舉行。南城會館集中，飯館也特別多，因此也是京城中宴集最繁盛的所在。

清人楊掌生在道光二十二年所寫《夢華瑣簿》中說：

尋常折柬招客者，必赴酒莊，莊多以「堂」名。陳饋八簋，羜肥酒藇，夏屋渠渠，靜無譁者。同人招邀，率爾命酌者，多在酒館。館多以「居」名，亦以「樓」名，以「館」名。皆壺觴清話，珍錯畢陳，無歌舞也。間或赴酒莊小集亦然。

清人藝蘭生寫於光緒四年的《側帽餘談》記載：

都門酒肆，向推四大居。近年煤市橋頭，新起泰豐樓。地甫三弓，室近十座，皆精雅有致。正廳尤勝，廳旁植竹數枝，顏其堂曰：「解虛心」。室中懸古畫一、聯一。置天然機上，供秘色瓷瓶一、鏡一、罏一，它物稱是。旁室置博古廚，杯箸酒具及招友之簡，悉貯其中。遊春餘興，且住為佳。顧客常滿座，非預定不得焉。

這兩則筆記，描述了當時南城飯館的豪華、眾多，各種檔次飯館的不同名稱、不同食客，不同食客構成的不同氛圍，以及飯館生意的火爆……

宴集常常和野遊相連。南城可以野遊的苑囿也很多，常常被提起的野遊勝地有：陶然亭、尺五莊、小有餘芳、三官廟、棗花寺、憫忠寺、龍爪槐、極樂寺、天寧寺……記載文字之中，道光間人華胥大夫、蕊珠舊史和光緒年間藝蘭生的敘述極有色彩：

右安門俗曰「南西門」，陶然亭在門內一裡許，康熙間江某所建。「尺五莊」在門外一裡許，乾隆間旗員所建。秋前春後，莊角亭頭，水碧衣香，花酣馬醉，殆無虛日。莊外宴遊之地，即「小有餘芳」，水榭竹籬，頗似江南村落。每於東風三月，遊絲送燕，碧荷一雨，返照傳蟬，使人渺然有天涯之感……

去「小有餘芳」一裡而近，三官廟在焉。海棠十四、五株，高四、五丈。花時移尊，半士大夫。若乃香車載至，絳雲墮衣，風燕亦雙，洞簫不獨，爛醉司空，固亦閒事。有醒眼而過之者，倍增惆悵耳。

棗花寺三月牡丹，憫忠寺九月菊花，皆極盛。以寺僧禁酒，故無醉臥綺雲香雪下者，然班騅則亦駸駸矣。

丁酉初秋六夕，同人修秋禊於尺五莊，歸，夜集其家，觥籌交錯，皆已半酣。餘笑請文蘭撥四弦為我解酲，則笑而應曰：「諾，君如能更浮大白者，當奏將軍令為壽。」即起滌冰碗，滿注陳釀，強餘三爵……同人鼓掌和之，促絕瀝，哄然相視而笑……

豐臺芍藥，在昔為勝遊。今則二、三月間，南西門外三官廟海棠開時，來賞者車馬極盛。城內龍爪槐，城外極樂寺，皆遊春地也。遊人皆自攜行廚，惟陶然亭、小有餘芳二處有酒家。陶然亭暮春即掛簾賣酒，小有餘芳則遲至入夏乃開園……每歲例以秋禊為期，買醉者日不暇給……

出西便門裡許，有天寧寺，浮屠高矗，梵宇深沉。禪房花木亦饒明瑟，而塔射山房尤勝。入寺者鮮事隨喜，惟野眺以滌煩襟。春秋佳日，姝子集焉。老僧烹調餚菽，亦多適口。若飲酒茹葷，須挈行廚。

……

南城作為京師飯館、寺廟、苑囿最多的角落，一年之中，歲時節令的慶祝、婚嫁喜慶的儀式、結伴宴遊的興致、友朋野遊的樂趣，都會在南城出現。

本文節選自《晚清戲曲的變革》，人民文學出版社

麼書儀《晚清戲曲的變革》

人民文學出版社

傳統戲曲今天通常被視為高雅藝術。然而，溯洄至明清尤其是清乾隆以後直至民國，戲曲只是其時一種社會娛樂形式，承擔著與今日影視業、娛樂圈相同的功能，離不開票房經濟的考慮，也少不了對「明星八卦」的炒作。本書鉤沉晚清戲曲種種細節，以豐富的材料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描述，對以往戲曲史所忽略的諸多問題進行了考察，還原戲曲最繁榮之時的原生狀態，重新構建了一個活生生的戲曲環境。

沒有細節的歷史和沒有故事的人生一樣，乏味而無趣。晚清社會史、娛樂史和文化史，從未如此生動。

麼書儀，1946年1月生於北京，1963年畢業於北京師大女附中，196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元明清專業，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代室，研究方向為元代文學、清代戲曲，2006年退休。主要著作有《元代文人心態》、《中國古代文體叢書——戲曲》、《元人雜劇與元代社會》、《兩意集》（與人合作）、《兩億集》（與人合作）、《晚清戲曲的變革》、《程長庚·譚鑫培·梅蘭芳——清代至民初京師戲曲的輝煌》、《尋常百姓家》、《見聞與記憶》、《中國戲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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