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朱熹理學文化書信
2023-08-01 05:03:13 1
朱熹作為中國封建社會13世紀以來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以他為代表的理學思想在中國社會、東亞各國家民族，乃至世界華人社會有著相當的影響及作用。
弘揚朱熹理學文化書信一：
朱熹是很難走近的，不僅僅是他那深奧的思想，不通俗的文字，更多的因為感情的因素。相信有很多人認為朱子可敬而不可親。朱子理學以天體為本體，動靜無端和理一分殊為並證思維，格物窮理則是認識論，但它們都與道德政治一體化。所體現的文化精神是倫理理性。朱子理學沒有更多的向自然邁進，而被歷代統治者作為治國方略加以實施，成為泛道德的命題。高掛「存天理、滅人慾」旗幟，推出了「三綱五常」。朱熹成了不食人間煙火、沒有七情六慾的聖人偶像。
讓我們克服情感上的好惡，先讀讀他的詩詞。臺灣學者錢穆曾感慨地說，「朱子倘不入道學儒林，亦當在文苑傳中佔一席地，大賢能事，固是無所不用其極也」。朱子詠梅，把早梅比做佳人，自況多情劉郎，「巡簷說盡心期事，肯醉佳人錦瑟旁」。相信有了梅花仙子相依，「人間何處有冰霜?」他描海棠，「春草池塘綠，忽驚花嶼紅」。他狀秀水，「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他寫春日，「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童心大發時，「書冊埋頭無日了，不如拋卻去尋春。」興之所來日，也曾「酒笑紅裙醉，詩慚雜佩酬」。這樣清麗活潑的詞句，高蹈出世的意境，能出自「道長」、「神父」和「冬烘先生」的筆下嗎?至於那膾炙人口的十首「九曲棹歌」，早已成為武夷山水的最佳導遊詞。
我們再看看他的仕途所為，民本思想。朱子為官之日不多，突出的政績是修理荒政。在他成長的故裡武夷山下五夫鎮，發生百年未見的水災，他出面請求建州知府借用官粟600擔，又親自動員富戶和米商平糶應急。善於思考的他認為要從根本解決救災問題，當設社倉。青黃不接時，將社倉之糧借給農民，收成時連本帶息收回，遇災之年則以輕息或免息支持災民，這樣就可以免除災民飢餓。如今五夫社倉磚雕匾額仍然安在，他親自撰寫的《建州崇安縣五夫社倉記》還是那樣暖人心房。任職提舉浙東茶鹽公事時，恰逢天災，他一方面賑糶救災，一方面呼籲朝廷減免賦稅。他對危害災民的貪官唐仲友怒不可遏，不顧其與宰相姻親的關係，連上六篇彈劾狀書，最後自己落得個辭官返回武夷。他把官府催收賦稅喻作「椎鑿」，「催科處處急，椎鑿年年侵」;水災連天，他抗議老天爺，「仰訴天公雨太多，才方欲住又滂沱。九關虎豹還知否，爛盡田中白死苗。」福州西湖觀賞荷花，湖光山色才上心頭，那邊卻「酬唱不誇風物好，一心憂國願年豐」，真箇民間疾苦一枝一葉總關情。
我們還可以看看他的為人交友之道。朱子一生，舉凡士子儒生、騷人墨客、羽士釋子、三教九流、巫醫百工、田夫野老都有他的朋友，不少與他情投意深。「野人載酒來，農啖日西夕」。朱子為山路崎嶇、老農來往不便過意不去，一再叮嚀「歸去莫頻來，林深山路黑」。朱子至交更多的是賢士文友。作為理學同仁志同道合自不必說，但他對於水火不相容的論敵，仍能視為已出，情意篤篤，實屬難能可貴。著名的「鵝湖論辯」是場主客觀唯心主義的爭論，唇槍舌劍，你來我往，但朱子返回武夷山途經汾水關時，笑聲朗朗的吟出，「地勢無南北，水流有西東。欲識分時異，應知合處同」。任職浙東時他官居五品，理學永康學派的陳亮僅為布衣，找上門來圍繞「王霸義利」一下便理論十天。隨後又以書信形式進行長達11年的論辯，後人可以從雙方書信中發現不乏刻薄反唇相譏的詞句，但相互問安祝福又處處可見。朱子建成武夷精舍後，還濡墨致函邀請陳亮前來，「承許見故，若得遂從容此山之間，款聽奇偉驚人之論，亦平生快事也」!更讓後人傳為佳話的是朱熹與陸遊、辛棄疾之間的友誼。三人都富有愛國之心，堅持抗金主張，胸藏濟世致用之才，先後又都任過武夷山下衝佑觀提舉。平時相互唱酬，砥礪志向，噓寒問暖。陸遊被貶回紹興之時，同在病中的朱熹託人千裡贈送武夷紙被，放翁為此賦詩兩首，詩云「紙被圍身度雪天，白於狐腋軟如錦」。辛棄疾認識朱子後便記住了他的生日，雖然遠在他鄉，還特為朱子寄來壽詩一首。朱子去世時，垂垂老矣的放翁，用顫抖的雙手寫下悲痛的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髦，神往形留。公歿不亡，尚其來享。」辛氏作詞一首親往弔唁，哭之日，「所不朽者，垂百世名。孰謂生死，凜凜猶生」。朱子對自然、對百姓、對朋友的親情由此可知一二。
朱熹不知是為了論證他的學識需要，還是早知後人可能誤會，他對「存天理滅人慾」早有解釋。「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常情，君子小人來嘗不同」。他以極為平常的穿衣吃飯現象為例說明天理人慾。「如夏葛冬裘，湯飲飢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必欲精細，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超過實際過分追求才是不正當的人慾。他認為天理人慾是根本對立的，當天理和人慾發生矛盾之時，應當滅掉作為惡的人慾，復歸到「本然之善」的天理。從理欲之辯的初衷和聯繫朱子限君民本的言行，他的這一主張更主要是為了規諫統治者，針對達官顯貴的。相當於現今對領導幹部廉潔自律的要求。能說這沒有必要嗎?有人說過朱熹對儒學發展的貢獻，有如康德之於西方哲學。於是你我都會想起康德墓碑上那句著名的話：「位我上者燦爛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弘揚朱熹理學文化書信二：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誌著封建社會更趨完備的意識形態。元朝皇慶二年(1313)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取士，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說，也對後來明朝王陽明的心學有深刻的影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學基礎上的突破。朱熹的學術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響。
兩宋時期，學術上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朱熹。他總結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思想，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成為宋代理學之大成，其功績為後世所稱道。其門人黃斡曾總結曰：「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論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行狀》)又曰：「自周以來，任傳道之意，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日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宋元學案.晦翁學案》)這些評價雖屬溢美之辭，但真實地反映了朱熹在學術界的地位及其影響。朱熹死後，被諡為「文公「，贈寶謨閣直學士，又追封徽國公等。其思想被尊奉為官學，自元朝始，朱熹關於經學注釋著作成為科舉考試的依據。而其本身則與孔子聖人並提，稱為「朱子「。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朱熹之言，則成為不能更改的、絕對的權威。易學更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義》列河洛、先天圖於卷首，又與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編撰《易學啟蒙》篤信和詮釋河洛、先天之學，後世皆以此立言，闡發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講，朱熹真正確立了河洛之學和先天之學在學界的地位而為後世大多易學家所認可。
朱熹十四歲，父親去世，遵父遺命，他從學於父友胡原仲、劉致中、劉衝。後劉致中以女許嫁朱熹。紹興十八年(1148年)，十九歲朱熹登進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羅從門人李侗為師。始知釋老之說為非，學問而就平實。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棄官回故裡，致力學術，歷二十餘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辭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歲的朱熹出知南康軍，八年，改除提舉浙東常平鹽公事。光宗即位後，又知漳州、潭州。寧宗即位，除煥章閣待制兼待講。
總之，朱熹一生自舉進士至死，凡五十年，經歷了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仕於外者共九年，立於朝者四十日，為寧宗講《大學》。其餘四十年過著講學著書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四書或問》、《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楚辭集注辨正》、《韓文考異》、《參同契考異》、《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等。此外，還有《文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閡人輯錄的《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其易學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義》、《易學啟蒙》、《朱子語類》等書中。按朱熹《年譜》，《周易本義》成書於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啟蒙》成書於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據今人朱伯昆考證，「《本義》於《啟蒙》前，並未成書。」(《易學哲學史》中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年)此說可謂精確。需要說明的是，《易學啟蒙》雖列朱熹名下，而並非他一人所為，是他與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結果。蔡元定學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記載道：「晦庵疏釋《四書》，因先生論辨有所啟發者非一。……六經、《語》、《孟》、《學》、《庸》之書，先生與之討論講貫則並馳其功焉。《易學啟蒙》一書，先生研精覃思，屢年而後就，晦庵復刪潤之，始克成書。」(《蔡氏九儒書》卷首《蔡氏諸儒行實》)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關於《易學啟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刪潤而成的記載，在《宋史》中有同論。《宋史.蔡元定傳》曰：「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畢竟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這一點同時在未熹的言論中可以得到印證。朱熹在給蔡元定信中說：「《啟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說：「《啟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節，與天數五地數五相連，此是程子改定，當時不曾說破，今恐亦當添程說，乃明爾?」(《文集續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啟蒙序》中也明言：「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雲。」此「同志」即蔡元定。「為書四篇」中「書」即《啟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記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