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的歷史和故事（集體記憶與歷史想像）
2023-07-20 16:48:46 1
紐約，美國猶太人最多的一個州，有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派猶太教堂，布朗克斯（Bronx）位於紐約北部，小說的第一人稱敘述者魯本·布魯姆 (Ruben Blum) 就出生於此。作為紐約科爾賓學院研究美國稅史的歷史學家，布魯姆也是本校有史以來第一位猶太籍教職工。1960年，為了防止歷史系囤積的資金被挪用和重新分配，系主任莫斯決定招人，並派給布魯姆一個任務，即審核前來求職的一個布魯姆的「自己人」 —— 流亡的以色列學者本宗·內塔尼亞胡 (Ben-Zion Netanyahu) 。該學者專門研究中世紀伊比利亞猶太人歷史。內塔尼亞胡實際上是個用學術來滿足自己宗教愛好的修正派猶太復國主義者，他的到來，使布魯姆開始經歷一場思想觀念和身份認同的對撞，並重新審視了自己的生活。
作者約書亞·科恩（1980- ）是猶太裔美國小說家，年輕時曾在東歐做過幾年記者。2013年，約書亞·科恩被授予以色列「馬塔內爾猶太作家獎」，2017年被評為「格蘭塔最佳美國青年小說家」。繼二十世紀的索爾·貝婁、伯納德·馬拉默德、約瑟夫·海勒、菲利浦·羅斯等人之後，科恩赫然名列二十一世紀的美國猶太小說作家群。
約書亞·科恩。
2021年，《內塔尼亞胡一家》在被十二家出版社拒絕之後，得遇紐約書評的青眼，並意外地獲得2022年度普利茲小說獎。「意外」是科恩自己說的，畢竟，很多時候政治正確這個詞和保守、僵化、審查、矯枉過正和避重就輕、隔靴搔癢甚至糖衣炮彈聯繫到一起，被貼上這個評語屬實不能引起驕傲。所以得知自己獲獎，連作者自己都略感不安，不確定評審組在做決定的時候使用了何種政治機制。自己是掉進了反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政府的新反猶主義的陷阱，還是被解讀為實際上曲線救國的義士之舉，或婉轉低唱美國的讚歌，或勇當巴以和平的大使，或暗諷唯恐天下不亂的政客呢？
撰文｜劉子君
難以啟齒的記憶
普立茲獎近年來的政治正確和奧斯卡的一樣，已經是公開的秘密，2021年的獲獎作品《守夜人》取材於美國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實行的印第安人終止政策（Indian determination policy），一樁強迫文化同化的舊案；2020年《尼克男孩》是一個親歷事件的非裔美國人和一段充滿性侵、虐待、種族歧視的少年犯管教所的塵封過往之間的故事；2018年《萊斯》有關性取向和衰老，2019年《樹語》講述環境與人；2017年的獲獎作品《地下鐵道》的歷史背景是南北戰爭和奴隸制；2016年的《同情者》紀念西貢陷落四十周年，有關越南戰爭在國際文學中的美國化問題。一個蘿蔔一個坑，什麼樣的書被評獎的概率更大，並不是讓人絞盡腦汁的難題。
其實《內塔尼亞胡一家》的主題並不新穎，有所有少數族裔作家都涉筆過的老生常談的身份認同問題，有受國際社會關注的政治運動，甚至有人批評科恩為了迎合主流審美，僅僅是討巧地發揮了主場優勢，因為他本就處在一個自索爾·貝婁以來就形成的巨大的猶太美國文學傳統中。而且小說敘述者布魯姆的原型本身就是一個隱喻象徵：一個再典型不過的浸淫西方正典的猶太裔美國精英知識分子。
美國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
的確，這本書取材於美國著名學者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晚年向作者口述的與本宗·內塔尼亞胡一家相遇的往事。本宗的次子就是1996年以色列鴿派總理拉賓被刺殺後隨即上任的班傑明（人稱比比）。歷史小說的魅力在於，它和公眾耳熟能詳的真實人物的經歷有關，就不得不引人注意向現實生活，乃至目光投向遙遠的約旦河和地中海，翻開或者複習厚重艱難的歷史書，雖然《內塔尼亞胡一家》短到不足以充當強硬派總理班傑明及其祖上的心靈秘史，畢竟副標題也說了，這只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家族歷史上一個小小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的插曲」。而且這本來是虛構與現實難分彼此的小說。
雖說可以忽略不計，其實並非就真的如此。要欣賞作者的妙語連珠，我們不得不對該家族乃至猶太人的大流散多做了解。比如小說借角色之口闡述了現實生活中的歷史學家內塔尼亞胡的部分觀點，他最受爭議的研究結果是，十五世紀西班牙領導人為了對付不聽話的貴族、驅逐用財力支持後者的猶太人，便宣稱猶太人的血統決定了他們即使皈依基督教也還是猶太人。所以中世紀裁判所秘而不宣的真正目的是遣返儘可能多的已經皈依基督教的原猶太教徒，因為統治者需要一個被仇恨的民族來當政治上的替罪羊。內塔尼亞胡所提出的純正血統論是二十世紀種族理論的範例。修正派錫安主義者認為，只有擁有自己的國家和領土，猶太人才會免遭一直以來的外部勢力的迫害，否則從羅馬人到阿拉貢的斐迪南德二世到希特勒，遲早有捲土重來的一天。
儘管這個目標建立在血腥暴力的民族衝突之上。
從真實歷史中生長出的紀實畫風
被詛咒的地球之臍
世界文明裡有一個著名的概念叫地球的肚臍眼（the navel of the earth），也就是人間的中心。對於肚臍眼在哪，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古希臘人說是聖殿德爾斐，印加人說是秘魯的庫斯科，拉帕努伊人的祖先說是復活節島，佛經說是印度摩訶菩提寺的菩提樹，亞伯拉罕三教說是在死海邊上，具體來講是巴勒斯坦地區錫安山耶路撒冷城圓頂大教堂中心的巖石，據說上帝在此創造了亞當。而內塔尼亞胡的全名大有來頭，意譯就是錫安之子。三個孩子的名字也取自摩西五經：喬納森、班傑明、伊多，他們頑劣異常，粗野不堪。錫安之子攜家帶口，來布魯姆家做客，就如脫韁的野馬闖進手工玻璃製品作坊。
西奧多·赫茨爾，奧匈帝國猶太裔記者，現代政治上錫安主義的創始人。
內塔尼亞胡之父出生在靠近立陶宛邊境的白俄克列沃(Krevo)，哥薩克人不斷挑起衝突的1879年。他在著名的猶太學校接受拉比教育，從小便受到了猶太復國主義的影響，而且是被追隨者奉為更古老、純潔，同時也更激進、極端的修正派猶太復國主義，在這面鏡子照耀下，以色列國父、幫助起草《以色列獨立宣言》的本·古裡安只能算馬克思綏靖主義者，溫順懦弱，只知道發表激動人心然而無用的演講，最後低聲下氣地求回本屬於自己的東西。
老內塔尼亞胡一輩子都在世界各地奔波遊說，籌集建國資金和武器裝備。缺少父親的陪伴，但深受父親思想觀念的影響，內塔尼亞胡所繼承的猶太復國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好似一個父性的夢，他仿佛要安頓下來，他要替自己，也替全猶太族，彌補父親缺席的不完整童年，結果極端地走向與阿拉伯人勢不兩立的鐵腕鷹派。與半生飄零如蓬轉的內塔尼亞胡相比，布魯姆是一隻已經拋錨停岸的船，安居樂業於即使規模小小的紐約科爾賓文理學院。對於布魯姆來說，內塔尼亞胡建國大業的藍圖，遠不如他不斷累積的高等學歷和穩定的中產階級白人生活觸手可及，後者似乎說明，美國已完成了傳說中應許之地的現實功能。當個人經驗和民族想像衝突時，人就會被一種無法視而不見的撕裂感尾隨。
正是內塔尼亞胡的到來，使布魯姆回憶起自己的童年，那個在世俗和宗教之間、在不同的例外主義之間、在「能夠選擇」的美國條件和「只能被選擇」的猶太條件之間來回拉扯的成長經歷。布魯姆是一大群生長在美國的自由派猶太知識分子的縮影。
小說開頭就奠定了全書黑色幽默的基調。布魯姆的父母是來自基輔的猶太移民。布魯姆與妻女在一起生活，跟有色人種比起來，一家人一直受到另一種有色眼鏡的注視，一種孕育著麻煩、黏著了好奇和偏見的另眼相看。刻板印象自然不會缺席，比如猶太人都是大鬍子，都會鑑別寶石，布魯姆聞此言之無奈仿佛中國男人聽說自己留長辮和戴清朝的帽子。甚至「一輛車能裝下多少猶太人」這樣的地獄笑話他也不少聽見，但是布魯姆自嘲道，這沒什麼，畢竟歷史上，「希臘人用臍帶勒死了猶太新生兒；羅馬人用熱鐵刷子和梳子剝猶太聖人的肉；宗教法庭用的是絞刑架和刑架；納粹用的是毒氣和火」，跟這些真實的傷害比起來，語言的攻擊力不值一提。
小說的時間背景是1959年的秋天，恰逢美國從極度墨守成規的、繁榮和平的、白人基督教社會的50年代向叛逆動蕩、文化多元的60年代過渡的時刻，在歷史系主任辦公室這個小小的空間內，充滿了權力關係和身份政治悄無聲息的緊張焦慮。猶太人美國化的悖論就是，在努力融入的過程中，你會顯得更加像猶太人：主動、勤奮、謹慎，滿是顯而易見的想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欲望。而沒有這些氣質的，是對面那個輕鬆愉快、自滿又安於平庸的莫斯，一個典型的WASP（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淡然、平靜、舒適、不受困擾。明明是上下級同事，交談起來卻有一種東道主和遠客喝下午茶的感覺。
六日戰爭中的以色列士兵。
布魯姆的家是另外一個見證「不同」的空間，則明顯充滿火藥味。布魯姆的烏克蘭、俄國猶太裔父母和德國萊茵猶太裔嶽父母之間在飲食、觀念和品味之間處處存在世俗化差異。布魯姆的父親幼年目睹雙親被殺，大半輩子為生計疲於奔命，他和過著舒適安穩生活的、成績優異的大學生孫女朱迪之間有一場關於公平的激烈爭論。顯然，即便是一家猶太人，出身、階級、教育、經歷、代際，無一不是生出分歧的溫床，兩個猶太人，三個觀點，作者給我們安排了眾口難調的好戲。語言之有趣，需讀者親臨小說，此處不再多提。
本書在接近尾聲時達到高潮。布魯姆和妻子在雪地裡邊聊天邊步行回家，妻子伊迪絲不想再談猶太人而只想談自己，當她心滿意足地說自己沒有任何執著信念地變老了，一進家門，女兒被玷汙的遭遇立刻把她拉回現實，這似乎預示著她永不可能和猶太民族扯斷聯繫、獨善其身。布魯姆在雪地裡找到了凍得瑟瑟發抖的強姦犯喬納森，可面對治安警長，最後布魯姆也只能忙不迭地與內塔尼亞胡一家撇清關係，對「外人」說他們「是瘋狂的土耳其人」。那一刻布魯姆後知後覺地，像一隻箭被射在了系主任莫斯說的「自己人」的靶子上，也證實了內塔尼亞胡之前的論斷：「我知道當一個猶太人在非猶太人面前與另一個猶太人打交道時，他只能表現出最大的團結或最大的背叛。」著實令人哭笑不得。
更有意思的是，小說出現了另一種聲音，即，我們都是人，本質上沒有區別。這似乎在回應作者前文提到過的弗洛伊德在《文明與缺憾》中所說的「微小差異自戀」（der Narzissmus der kleinen Differenzen）：出於對微小差異的極度敏感，擁有毗鄰領土和親密關係的族群特別容易發生摩擦。的確，在很多民族主義衝突中，最深的仇恨卻表現在表面上看起來差異不明顯的人之間。其實，根據希伯來聖經，猶太人是亞伯拉罕嫡次子以撒的後裔，阿拉伯人是亞伯拉罕庶長子以實瑪利的後裔，所以說起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打仗屬於相煎何太急。小說附錄結尾的郵件中，和小說人物毫不相干的朱迪的「原型」年輕人（她只是Harold Bloom的一個也叫朱迪的親戚）回信給作者說，不如關心關心環境汙染和科技進步吧！你們悲悼的過去的黃金歲月既然導向了這樣的現在，可見也並不是什麼偉大的日子。或許可以理解為，朱迪代表了厭倦基於種族差異的戰亂紛爭的美國年輕人，她不但磨平猶太人之間的差異，還磨平全人類種族的差異，幾乎體現了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天下大同的思想。這種觀點當然有市場，但卻因為太理想而沒有出路，因為現實很嚴峻。
假想與歷史交織的現實
小說表面在假想歷史，其實更意在指涉當下。川普上臺後，此前就已經開始的美國國內對全球化、大規模移民和經濟不平等的普遍焦慮逐漸被安放到白人至上種族主義上，反猶主義情緒作為其組成部分也順勢重新抬頭。2021年，也就是該小說出版這一年，美國的反猶主義事件達到了驚人的2717起，比2020年增長了34%，是自有記錄以來（1979年）的歷史最高水平。特別是5月，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組織哈馬斯為期11天的衝突（傷亡三千多人）期間，反猶事件激增，作者生活的城市紐約就有207起。在美猶太人被極端分子無差別對待，當街毆打，要他們為幾千英裡外的猶太國家所做的事情集體負責。難怪《紐約時報》的猶太裔女記者塔菲（Taffy Brodesser-Akner）說，這是本每當以色列和加沙矛盾升級時，想說什麼又不知道說什麼，也沒幾個人可以談論的時候，就可以拿出來看一看的書。
《內塔尼亞胡一家》沒有著重涉及非猶太人針對猶太人的種種「外患」，而更是一本猶太人討論猶太人的「內憂」小說，通過一樁內塔尼亞胡家族的往事挖掘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建國的淵源，可以說，科恩用歷史、宗教、政治的複雜糾纏諷刺了當下部分人對種族問題反智般的極簡化。當社會陷入危機，找邊緣群體當替罪羊，發洩情緒，方便省事，但卻愚蠢而危險，因為對一種不公正的寬容終會滋生更多的不公正，最後嚴重威脅到靠共同努力才維繫起來的民主與自由，該現象不能不引起任何一個清醒的公民的擔憂。
但小說的基調並不慘澹悲戚，而是充滿黑色幽默。每一次觀念和立場的碰撞都以笑話的方式呈現，或許作者想用自嘲消解嚴肅又荒誕的事實，在某種程度上自救於困惑和焦慮，但不管怎樣，科恩為時局奉獻的這本書，的確觸到了猶太種族問題的關鍵部分，值得深思。
作者/劉子君
編輯/袁春希
校對/賈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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