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羅佩斯給你的人生啟發（法國歷史學家保羅）
2023-07-08 15:24:40 2
保羅·韋納（1930年6月13日 – 2022年9月29日），羅馬史研究專家之一。主要著作有《古希臘人是否相信他們的神話》《古羅馬的性與權力》《人如何書寫歷史》等，並主編《私人生活史》第一卷《從羅馬到拜佔庭》。
韋納1930年出生於法國普羅旺斯首府艾克斯，1955年畢業於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深受年鑑學派的影響。日後，韋納以研究古希臘、古羅馬文明蜚聲學界，日後成為法蘭西公學院的名譽教授。他曾聲稱，自己選擇歷史和考古為業並非出於任何「人文主義的衝動或者特定的崇拜」，而只是源於他孩提時期的一次與文物的偶遇：8歲時，韋納在卡瓦永村附近的凱爾特遺址發現了一塊雙耳形罐的碎片，這引起了他對羅馬文明特別的興趣。
從巴黎高師畢業後，韋納定居在自己的故鄉普羅旺斯艾克斯，並在普羅旺斯大學擔任教授。在這段歲月裡，他發表了一些有關歷史認識論的文章。在一個計量方法佔據法國史學主流的時代，這些文章表達了韋納對歷史的獨特看法：「歷史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這也預示了他此後對歷史敘事給予特別的關注。
韋納著有《古希臘人是否相信他們的神話？》《人如何書寫歷史》《古羅馬的性與權力》《福柯》等知名作品（這裡提到的作品均已有中譯本）。他的研究顛覆了人們對於歷史的許多固有的看法。韋納關心政治史、戰爭史之外更為廣闊的經濟、社會、心態的歷史。在他看來，不存在所謂「大寫的歷史」，只存在一種「....的歷史」——一種具體的歷史。歷史學家應當努力地講述「以人為表演者的故事」，「歷史學是真實的小說」。從這點來看，歷史學並不是一門有普遍規律的科學。
在2014年接受採訪時，韋納曾表示，一個人從來不會生來就成為一名歷史學家，一個人成為歷史學家，意味著「對自己身處的環境與時代中的偏見作出足夠的反應」。因此，「歷史學家的神聖使命就在於思考如何反對他自己」。在專業研究者的身份之外，韋納也積極關注公共事務。他頻繁參與法國知識分子的辯論，2015年，他出版了一本有關敘利亞古城巴爾米拉（Palmyra）的書——彼時這座古城正遭遇伊斯蘭國組織的破壞。
以下內容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人如何書寫歷史》中《一切都是歷史，因此大寫的歷史不存在》一章，有刪改。
《人如何書寫歷史》，[法]保羅·韋納著，韓一宇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3月。
歷史的不連貫性
歷史的場因此是完全不確定的，除了一種例外情況，也就是所有在那裡的一切都是實實在在發生過的。至於其餘部分，這個場的結構是緊密或是疏散，是完整還是有缺漏的，對它都無關緊要;法國大革命歷史的一頁擁有足夠緊密的構造，以至於諸多事件的邏輯差不多可以被透徹地理解，某個馬基雅維利或是託洛茨基可以從中提煉出某種政治藝術；但是，一頁東方古代史，局限於只是某種簡陋的編年材料，包括我們關於一個或兩個只留下其名的王國所知的全部，也仍然是歷史。這種反常現象已經被列維-史特勞斯（Levi-Strauss）生動地揭示過：「歷史是一個不連貫的整體，由諸多領域組成，每一領域都有其特定的周率來定義。
有一些時代，眾多的事件在歷史學家的眼裡提供了非同尋常的事件特性；而其他的則相反，對他而言（或者，當然，對那些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而言），發生的事情非常之少，或者有時候簡直是什麼也沒有發生。所有這些日期並不組成一個系列，它們從屬於不同的種類。如果在前歷史的體系中被編碼，現代歷史中最著名的插曲，也不再會是恰切的，也許（同樣，對此我們一無所知）除了某些重要方面，從全球規模考慮的人口演變，蒸汽機、電和核能的發明。」一種模式的層次與什麼相對應：「歷史學家的相關選擇，從來只不過是在一種傳授更多而解釋更少的歷史和一種解釋更多而傳授更少的歷史之間進行。
《面對現代世界問題的人類學》，[法]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著，欒曦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
傳記和軼事的歷史，處於最低層級，是一種弱勢的歷史，其自身不包括可理解性，而只有當人們把它整體移 置到比它更強的一種歷史中間時才能夠獲得可理解性；然而，我們要是認為這種嵌合漸進地重構一種完整的歷史，那就錯 了，因為，我們從這一邊得到的，總是會從另一邊失去。傳記和軼事的歷史是最少解釋性的，但是由於它依據個性來考察 個體，對每一個都詳述特點的細微差異，動機的起伏變化，思慮的不同階段，因此從信息的角度來看，它就更加富有。這種信息自行簡化，隨後，在過渡到越來越強勢的歷史時自行消解。
非重大事件的觀念
因此，每個時代的歷史學家都有自由隨意地切割歷史（政治史，博學化歷史，傳記，人種學，社會學，自然史），因為歷史沒有天然的關節；現在該是在歷史事件的「場」和作為體裁的歷史之間加以區別的時候了，這要運用人們在不同的世紀為設想這種區分而形成的種種不同的方法。
因為，在連續不斷的演變中，歷史體裁曾經有過不同程度的擴展，在某些時代，它與其他體裁 分享自己的領域，如旅行史或是社會學。因此，讓我們區別歷史事件的場一它是歷史體裁的虛擬領域——和這一體裁隨著時代變遷在其領域切割而成的各種不同程度延展的王國。古代東方有它自己的國王名錄和朝代紀年；在希羅多德那裡，歷史是政治和軍事，至少原則上如此；它講述希臘人和蠻族的業績；但是， 旅行家希羅多德沒有把它與一種歷史人種志區別開來。在我們的時代，歷史合併了人口統計學、經濟、社會、精神面貌，它憧憬 著成為「總體歷史」（histoirc totalc），統轄它全部的潛在的領域。
《歷史：詳註修訂本》，[古希臘]希羅多德著，徐松巖譯註，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
在這些彼此相續的王國之間，一種具有欺騙性的連續性在我們眼中建立起來；從那裡產生了一個虛構的演化中的體裁，連續性 從歷史這個詞語本身（但是，人們確信必須排除社會學和人種學）和都城的穩定得到保障，這個都城即政治史：然而，在當代， 都城的角色有轉移到社會史或者是我們稱之為文明史的傾向。
那麼，什麼是歷史的，什麼又不是歷史的呢？我們將在下文追問這個問題；但是我們此刻馬上要說，為了區別這一點，我們不能信任以歷史體裁在某一特定時刻的邊界作為其邊界；就像是我們相信拉辛的悲劇或者布萊希特的正劇均體現戲劇的本質。在推理的這一階段，不可能理性地確立在歷史、人種志、傳記和通俗社會新聞之間的區別；不可能說出為什麼路易十四的 生活該是歷史，而17世紀生活在納韋爾的一個農民的就不是；不可能宣稱以三卷敘述路易十四的統治是歷史，而以百捲來敘述它，就不再是歷史了。
人們盡可以嘗試進行區別，嘗試去設置一個定義（歷史是社會的歷史，具有重要性內容的歷史，是對我 們具有重要意義的事情的歷史……）：德國歷史主義已經表明這 一點，而且，它的失敗也不情願地確認了這一點，即，沒有什麼定義是站得住腳的；眼下，僅有的邊界仍然是這一體裁那些變化的 慣例成規。我們頂多能證實，這一體裁，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擁有諸多變化，從伏爾泰時代以來，傾向于越來越鋪開；如同一條河 流在過於平坦的區域，放任地鋪展，而且很容易改變河床位置。
歷史學家最終把建立這種帝國主義作為教義；他們求助於森林的比喻而不是河流的比喻：通過其言論或是行動，他們宣稱，歷 史，即如人們在不論哪個時代所書寫的那樣，不過是一望無際的森林中間一塊經過清理的拓荒地，而這片地，理所當然地完全歸屬於他們。在法國，年鑑史學派，圍繞馬克-布洛赫創辦的雜誌聚集起來，致力於開墾這塊拓荒地的邊界地帶；依據這些拓荒者，傳統的歷史編纂學過於別無選擇地研究那些自古以來為人公認的足夠重要的事件；它所做的是「條約-戰爭史」；然而，還餘留下巨大疆域的「非重大事件」要去開墾，而對於它我們甚至還看不清邊際；非重大事件，也就是還沒有被給予過重要性關注的 事件：各個時代的土地史、心靈史、瘋癲史或是安全保障尋求史。因此，我們將把我們未曾意識到其像那樣存在的這一歷史性稱 為非重大事件；這一短語在本書中將以此含義使用，這是公正 的，因為，這一學派及其觀點已經很好地證明了他們的多產。
事件沒有絕對的尺寸
在這個拓荒地的內部，每個時代的觀念或是慣例在歷史性的場域中進行剪裁，各省之間不存在穩固的等級制；任何一個地帶既不管轄另一個，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能吞併另一個。最多不過是，人們可能認為某些事件比其他的更重要，但是這種重要性本身完全取決於每個史學家取捨的標準，並沒有絕對的分量。區別經濟史、政治史、技術史等等，是方便的，但是沒有哪一個方法的規則可以告訴我們，這些歷史中哪一個領先於其他的；若它會告訴我們這一點，馬克思主義將會是被證實的真理，它也將是非常柏拉圖式的真理，並不會影響講述歷史的方式；技術不會使經濟消失，經濟也不會使社會消失，因此，可以照慣例去描述的社會事件、經濟大事和技術大事總還是存在。有時，一個身手靈活的導演裝置了一個巨大的布景：勒班多戰役，整個16世紀，永遠的地中海和沙漠，真主在那裡是唯一的存在；這是建立了一個有景深的舞臺裝置，而且以巴洛克藝術家的風格，各種不同的時間節奏並置，而不是歷史決定論的系列化。
《古希臘人是否相信他們的神話：論構建的想像》，[法]保羅·韋納著，張竝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6月。
對一個柯瓦第（Koyrc）的讀者，即使物理學在17世紀誕生可以用上升的資產階級對技術的需求來解釋的觀念不是靠不住的或者甚至是荒謬的，科學史並不會由於這樣被解釋而消失；事實上，當一個歷史學家堅持科學史對社會史的依賴性時，經常的情況是，他在寫一部有關整個某一時代的一般史，而且順從一種修辭的規則，這種規則要求他在關於科學的章節和有關社會的章節之間搭建一些橋梁。歷史就是並置的王國。
然而，印象仍然是，1914年的戰爭畢竟是比巴黎慈善市場的火災，或蘭杜事件（Taffairc Landru）更重要的大事件；戰爭是歷史，其餘的只不過是社會新聞。這只是一種錯覺，它讓我們混淆這些事件中每一個事件的系列，以及它們在系列中的相對尺寸；蘭杜事件比起戰爭造成的死亡人數要少，但它是否與路易十五外交方面的一個細節或是第三共和國治下的內閣危機不成比例？而且，該怎麼講述希特勒德國曾玷汙人性臉面的恐怖，怎麼講述奧斯維辛巨大的社會新聞？蘭杜事件在一本犯罪史中佔據第一位的重要性。但是，這部歷史不如政治史重要，它在大多數人的生活中佔據較為次要的位置？對於哲學史，人們也可以說同樣的話，對18世紀之前的科學也是如此；它有較少的現實後果？路易十五的外交真的有更多現實後果嗎？
然而，還是嚴肅一些吧：假設一位天才允許我們在十頁篇幅中去了解一個迄今不為人知的文明的過去，我們會選擇什麼?我們會優先了解高超的犯罪，還是去搞明白這一社會到底更像什麼，是像美拉尼西亞部落制，還是不列顛的民主制？很顯然，我們首先想知道它是部落的還是民主的。只不過我們剛剛還是混淆了歷史事件的尺寸和它們的系列。犯罪的歷史只是社會史的一小部分（但是非常有暗示性，在一個高超的歷史學家手中）；同樣，常駐性的外交機構，這一的發明物，是政治史的小部分。必須要或是比較犯罪的大小和大使的規模，或是比較社會史與政治史。我們想要優先了解什麼，這一未知文明是民主的而不是部落的？還是想要知道它是工業化的還是仍處於石器時代？可能是這二者；除非我們會寧願糾纏不休於確定是否政治比社會更重要，是否大海比去山裡度假更好？一個人口統計學者突然出現，他宣稱人口統計學必定拔得頭籌。
讓我們頭腦混亂的是俗稱通史（Thistoirc dit gcncralc）的這一體裁，它的標準也還是心照不宣的：這種情況並不少見，而且也並不少主觀性。這種通史的主軸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曾經是政治史，但是，今天則更多地是非重大事件的：經濟，社會，文明。這並沒有我們的報告比例失調，還是談論對於最大多數亨利三世治下的法國人最重要的東西；政治史將不再具有重要性，因為國王的大多數臣民除了作為納稅者與罪犯之外與權力機構毫不相干；我們將尤其要談論好人雅克（Jacques Bon hommc）的勞動和生活；一個簡短的章節勾勒文化生活的圖景，但是精明人將會尤其在那裡談論曆書，到處傳播的小冊子和比布拉克（Pibrac）的四行詩。
然而，宗教呢？就16世紀而言是極大的空白。但是，我們是致力於描述這一時代日常生活的平均線，還是其情感的頂點，它無疑同時是強烈而短暫的？還有，我們是一般地敘述16世紀，還是講述它與之前或之後世紀的區別？地理學家們熟知這種困境：在以漁民著稱的某個沿海省份中，人們卻發現，漁業只佔其人口比例很小的一部分；而這一省份的獨特性的的確確歸功於它；同樣真實的是，漁業是敏感的因素，是其經濟上最弱的戰略要點；那麼，是選擇平均、差異還是戰略要點？又冒出來另外一個歷史學家，在他的眼裡，最重要的是被選擇事件的持續長度：深度的結構，緩慢的脈搏，數百年的循環；量化的標準。第三個歷史學家偏愛作品勝於事件：17世紀，這是物理學、巴洛克、笛卡爾主義和絕對王權的世紀。對於一個研究古代文化的歷史學家來說，一個同樣可接受的原則是可理解性：不是提供給讀者一個有空白缺漏的歷史，就像薩福的集子一樣，他選擇把歷史縮減為一個事件的選集，以此來比其他做法較少殘缺；龐貝的地方史和政府組成人員的人物研究將會比羅馬城邦和整企3世紀佔有更多的篇幅°或者還有，他會以它的高峰來定義廿個文明，而不是以它的總量來定義：維吉爾的虔誠因此將是切入如此難於了解的羅馬虔敬的一種視點。
《福柯：其思其人》，[法]保羅·韋納著，趙文譯，河南大學出版社·上河卓遠文化，2018年2月。
不可能決定一個事件是歷史性的，而另一個事件是軼事插曲只配被遺忘，因為所有的事件都進入一個系列，只是在它的系列裡才有相對的重要性。那麼，是產生後果的規模大小使一個事件顯得比另一個事件更重要，像人們所說的那樣？那些能夠把公元前404年雅典的失敗的後果分離出來，而且一直追蹤到我們時代的人是幸運的；而後，正如人們所知的那樣，「起源極少有美好的'此外，那些後果必將使它們本身成為一種選擇的對象；這裡就會插入那個令人生厭的「歷史的意義」問題，人們通過選擇給予歷史的意義：維吉爾和羅馬的命運，馬克思和資產階級，奧古斯丁·梯葉裡（Augustin Thierry）和第三等級，拉維斯（Lavissc）和法蘭西的統一。
不管怎樣，後果重要性的準則不過是一種嚴肅的頭腦激發的虛構：歷史講述路易十四的戰爭為了其自身，而不是為了它可能擁有的遙遠後果。不是更應該根據那一時代本身的價值標準來判斷每一個事件的相對重要性嗎?這是好心地把當事人的主觀性當作了客觀性；不幸的是，價值標準本身也屬於事件的性質。我們不是為了同時代人曾經對它的關切而講述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如果這個條約產生而未被人們注意，這種漠不關心本身也是一個額外的事件。
人們並不是以羅馬人對其感興趣的精確程度來對競技場發生興趣，但是，人們也對羅馬人對競技場的興趣感興趣。那麼，是否那些不是個性化的東西，那些有關人作為社會性存在的東西，才會是歷史的？那些自認為能夠做出這種區別的人，或是那些自認為能夠給它找到一種意義的人有權發言。
路易十四得的一次流感，即使是國王的，不是一個政治事件，但是它有關法國居民的衛生史。事件的場是各個系列的彼此交織。因此，我們看到歷史編纂學轉向怎樣的調節性觀點：朝向一種總體歷史，對於它，只要是事件就不再可能是無關的；事實上，沒有人再會感到吃驚，在期刊目錄裡，發現一種時間觀念的歷史或是色彩分辨（或者分類）的歷史。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不再能夠清楚地看到，一部關於路易十四治下的社會史，一種龐貝的繪畫史，或者13世紀託斯卡納的鄉土史，與對巴布亞紐幾內亞特羅布裡恩群島當下社會的描述，對巴黎郊區北非裔勞工或是對作為大眾藝術的攝影的描述之間，有什麼根本性的區別：在歷史、描述性的人種志和作為當代文明史的社會學之間的區別，純粹是傳統的，或是建立在大學教學體制之上。
原文作者/[法]保羅·韋納
摘編/劉亞光
編輯/青青子
導語部分校對/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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