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守敬書法用筆（楊守敬翰墨三境界）

2023-08-03 01:32:48

楊守敬《仁軒書札》

釋文：

仁軒大兄足下：得書，問劉裕伐南燕，先過大峴，後至東莞。而東莞在大峴之南，於形勢不合，此《通鑑》之誤。《宋書·武帝記》但言進軍琅邪及

梁父、莒城二戌，莒城即在東莞之東南，而後言公既入峴，初無先入峴而後至東莞之文。《晉書》載紀則明言：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

賀賴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云云。是劉裕先過東莞，而後入大峴，至審。《通鑑》採之，先後倒置，遂乖地理。今本《十六國春秋

》又從《通鑑》採輯，亦因其誤，不足據也。足下雖未能核其致誤之由，然致疑於形勢不合，可謂善讀書者矣。大抵《讀史兵略》亦未能訂正此誤。凡汪

梅村所治《漢志》、《水經》，多所謬誤，餘撰《晦鳴軒稿》，曾痛詆之。今以一部呈覽，知足下有心人，必不以老學究相疵也。即頌

晚佳，不莊。

守敬頓首 十九日燈下

楊守敬《行書研朱飲酒五言聯》

楊守敬書法名譽傳播四海，起自日本，正是四十不惑之後。而弱寇(20歲)之前，他卻是一位文章燦爛而寫字潦草的學生，故幾次考試「屢不得」榜。他的同學告訴他，你的文章再好但字跡潦草，是不得中榜的，因為主考老師是一位小楷大家。於是從18歲起，楊守敬勤奮練字，一生不輟，經歷了摹《碑》、臨《帖》、學《書》三個階段。總結他一生學習書法的經歷經驗，有益啟迪後學，，我們把它歸納為「楊守敬翰墨的二個境界」。

境界一：尊《碑》。以考證為上，玩其書法次之。

楊守敬找到因書法草率而落榜的原因後，自此與宜都學友黃士翰、黃士琳，枝江學友曹廷杰一起切磋筆技，重字學工小楷，四人常以雙鉤楷帖為好，楊守敬畢竟經商出身，常以一紙而書數遍：正寫、反寫、紅寫、墨描，惜紙如金。楊守敬家臨清江，堂右有一井。一日，四人以井水當墨，石板為紙，即書即幹，瀟瀟灑灑，好不盡懷。自是時時不愁練筆缺紙。1862年楊守敬24歲時考中第八十名舉人。

楊守敬以摹《碑》為學習書法的根本。認為《碑》「皆古人精意所留」。古人稱碑體為楷法，「楷法之稱」最早始於《晉書•衛恆傳》。宋代洪适撰《隸釋》、婁域著《漢隸字源》、劉球撰《隸韻》、清代顧藹吉撰《隸辨》，都是依韻分篇，便於檢尋；而於偏傍錯雜，不足以見八法之變：即俗稱「永字八法」，以「永」為例，明漢字筆法有側(點)、勒(橫)、努(直)、攫(鉤)、策(斜畫向上)、掠(撇)、啄(右向撇)、磔(捺)等八種，為摹《碑》他與師友集古碑六百四十八種。上始漢時磚文，下迄五代《韭花》，限斷在「漢、魏之少波磔者」，為其源頭，以「晉以後始稱楷書，楷法之興其在魏晉之間，如《鄧太尉祠碑》、《爨寶子碑》、《中嶽靈廟碑》及兩晉磚文」，皆隸、楷不分，「蓋楷書之權輿矣」。直至李北海之《雲麾》、《麓山》，宋儋之《道安禪師》、《鐵元始贊》、《吳文斷碑》等之行、楷並用者，都在「楷書」範疇。楊守敬的這種斷限，使後人可上見其源而下知其流，是歷史學家兼考證家對《碑》學研究的卓越貢獻。

楊守敬《六言詩軸》

楊守敬摹《碑》，以雙鉤之法，在師友潘孺初(存)原輯的基礎上，與同學分工鉤校《楷法溯源》，分卷第一東湖饒敦秩(季音)、第二東湖王鴻達(子上)、第二宜都黃士翰(浩卿)、第四宜都黃士琳(昆城)、第五東湖王宏進(子石)、第六枝江曹廷杰(彝卿)、第七東湖饒敦秩、第八恩施尹壽衡(翰樓)、第九東湖楊之閎(瑞卿)、第十嘉善鄧承惰(鐵香)、第十一江陵鄧承渭(定臣)、第十二大埔何如璋(子峨)、第十三南海倫五常(夢臣)、第十四遂溪陳喬森(一山)，眾手之力，由宜都李宏讓鐫刻，光緒三年七月楊守敬刻本成。楊守敬摹《碑》，悟到一個心得，所謂書為心畫，即書法之變：一變者，摹古《碑》要理解碑的歷史文化變遷， 「使學者知世運之升降」。各個時代，古碑「各出新意，始足見書之變」；二變者，摹古《碑》要理解古碑各自的獨有體格，「使學者通書法之變」。學古《碑》「可以兼擅諸家之長」，但不能「一字北朝，一字唐碑」，這樣「豈復成章法?」要學《碑》成功，必須心到，「其胸中各自有書，方為作手。筆筆求肖，字字求合，終門外漢」。

楊守敬以古《碑》集字為書」概念，對古人所稱「秦隸「漢隸」、「八分」、「今隸「楷法」等概念用歷史《碑》文化的眼光作了科學的界定。故所編《楷法溯源》，是一部以金石為主的「小學」經書，能把「楷書」一體之歷史變遷原委留跡清楚，實在是書法史上一大歷史之功。

楊守敬不贊成「南帖北碑」之論。經過摹《碑》比較，他發現書法並無因南北地理位置而產生的差異。他說：「餘謂《瘞鶴銘》與《鄭道昭論經書》相似。」《瘞鶴銘》是江蘇鎮江焦山公元514年所刻之碑，《鄭道昭論經書》是山東掖縣公元511年所刻之碑。南北地理不同，但筆意相似。又如江蘇南京和山東德州，「《蕭惦碑》與《根法師碑》相似」。這當然是楊守敬獨自摹《碑》所得的結論，這種與阮、包相抗，不附時論，不從流俗的精神出自古碑實據，而「南帖北碑」之論是學者取材不實的原因。

楊守敬《書水經注軸》

楊守敬對民間作品另具惠眼。「惟鄉鄙俗書流蕩忘返」，也「有意致者」，又如造象記之類，「惟造象不可紀數。鄉俗鄙陋不盡大雅所制，然天真爛漫，風神超逸，良由去古未遠，故執筆者皆有篆隸意」。顯然，楊守敬是以文字體制見於民間運用的實際為原則的，而不是以土大夫的所謂大雅為準繩。

相反，廣聞眾見的唐太宗藏《蘭亭序》，卻為楊守敬指為「無隸書遺意」。「集帖所載鍾、王楷書，皆唐以後模拓，五分隸遺意，不足為據。」「今之鐘、王二書皆轉經模刻，最高唐人臨寫耳。」 「故此書採集帖之字皆附於《碑》後」。後人郭沫若引此見解曾對其審美境界大加褒揚。晚近日本漢學書家杉村邦彥訪宜都，與其席上談及此，曾致諸客歇箸，把酒當墨，令翻譯無辭。

楊守敬一輩子以摹《碑》為好，並非溢美之辭。他留下的腳印：18歲(1856年)工小楷；24歲(1862年)與陳一山金石志同道合；25歲(1863年)得力潘存金石指導，月下拓《修太公廟碑》；27歲(1865年)到琉璃廠物色碑版文字，與鄧鐵香金石之好；28歲(1866年)希望皆絕，專，心金石；29歲(1867年)著《激素飛清閣評碑記》，提出「金石之學，以考證文字為上，玩其書法次之」。批評「染翰之家，又或專注《集帖》，不復上窺漢魏。」楊守敬由京城赴山西高平，過之見「廟有碑」，乃令車先行覓居，自攜氈拓之具往拓。碑西向，約高五尺。適風燥，他所持之紙又厚，幹即起，不能施墨。 自日暮至二更向盡，僅得一紙。乃乘夜獨持以歸。抵店則同行者皆鼾矣。而楊守敬猶挑燈伸紙，摩挲不已，不復知其苦；30歲(1868年)潘存指教楊守敬摹《鄭文公碑》，知學碑從「六朝真：口之祖」人手，「絕少流弊」；31歲(1869)年在荊州府估衣店購金石文字數幹種；34歲(1872年)謀刻《望堂金石》，將所搜集的漢魏六朝的金石文字進十；翻刻成集，認為以雙鉤之法最善，鉤摹之精能存其神採；37歲(1875年)攜碑版由天津到上海，龔孝恭深服楊氏金石之博；39歲(1877年)，輯《楷法溯源》成，編《元押》一書，嗜印章者，競羨秦漢，真品十不得一，而元押尚有魏晉遺意，楊守敬因其易得而編之；40歲(1878年)與小夫人龔氏及長子必鈞(道承)攜《楷法溯源》版去武昌賣書；41歲(1879年)在武昌為倪模刻《古今錢略》；44歲(1882年)在日本，碑版古錢印「以有易無」，與日本漢學書法家淪碑，被稱為「楊守敬旋風」。首次利用進步技術縮印古碑《寰宇貞打圖》，此為治文史、藝術者重要藏書；58歲(1896年)為奮戰臺灣的福建提督父母撰墓志銘；65歲(1903年)刻《壬癸金石跋》，楊守敬碑學獲「屹海內南北兩大家」之譽(北為李葆恂)；66歲(1904年)《古泉藪》十六冊集成，《飛清閣錢譜》稿成；68歲(1906年)、69歲、71歲、72歲、74歲(1912年)在金陵、上海跋《碑》數十百通。以上足以說明楊守敬畢生致力治《碑》。其中《望堂金石》為隨搜隨刻隨印隨售的著作，故同一本書，別有名稱：《望堂金石文字》、《激素飛清閣摹刻金石文字》、《激素飛清閣摹刻古碑》、《激素飛清閣藏碑》、《望堂金石初集•續集•二集》。仔細撿閱，發現楊守敬因資力「不及」，而有的是朋友借其藏本雕刻，有的是多位學者跋記，有的是「好事君子郵寄」，有的是楊「不憚竭續刻」，他的指導思想是這些東西「將來閃罕見珍」 ，所以要「《志》以告人」。楊守敬以史證碑或以碑證史的考旺，在他的代表作《水經註疏》中猶見具甚，他還重視悶際《碑》學文化淵源的研究，如《日本題名殘碑》、西田直養《日本金石年表》，評「日本所千年以上，所見以數千計」石刻「最為高佔，神似顏魯公。」

總之，楊於《碑》學文化，如醉如痴，儘管如他自言「耗精力、竭資財、極屯窮」，但他為了傳世後人而「不悔」，巳寄希望於「後之君子」，「有鑑於斯」。

楊守敬《隸書四條屏》

境界二：崇《帖》。博採精取，合《碑》《帖》兩美。

楊守敬重《碑》學，注重漢碑南北朝碑刻書風的歷史演變，是對以後書法史研究的貢獻，但他同時客觀地、全面地對待碑《帖》，刁；因重視《碑》而排斥《帖》。他在《評帖》中說： 「夫碑碣者，古人之遺骸也；集帖者，影響也，精則為子孫，不精則鋁靈耳。見鈞靈不如見遺骸，見遺骸不如見子孫。去佔已遠，求毫芒於剝蝕之餘，其不必得耶?故集帖之與碑碣，合之兩美，離之兩傷。」楊守敬三十年前(1872-1879)：始收集歷代碑帖，並抄錄其目，有二十餘冊，雖攜至日本散失數冊，但在1904年清理舊稿時，發現仍有十餘冊。他重新手書抄錄，定名《集帖目錄》。

楊守敬集帖自魏鐘太傅繇始，至右軍大道帖止，見於《激素飛清閣評帖記一•二》。《評帖》的最大特點是不尚空談，從作品的實際出發，對歷代碑帖逐帖仔細審閱和考證，有的還是他赴原地毿拓而得，所以言之有物，懇切，猶如書藝史志之精論。今以40種《蘭亭》版本為例，看楊氏博採精取、碑與帖、碑與碑、帖與帖，版本比較，合碑帖二美的治㈧佔》精神。

　1、《開皇十三年本》。智永監本，「以永師他書證之，恐非其筆。」

2、《開皇十八年本》。李光喚藏，「石翻本。」

3、《二百蘭亭金石》。吳平齋刻，「與定武諸本懸殊」，「古厚虯勁」，「出入篆籀」，「或太宗所見驚喜二石」。

4、《雲煙過眼錄本》。「今無傳」。

5、吳靜心、程孟陽《定武本》。「有雙鴿並飛之妙」。

6、《定武東陽何氏本》。「書法勁健，頗得歐陽率更筆意，世稱定武為率更所摹」。

7、《定武國子監本》。明萬曆。「餘案前人臨《蘭亭》，其於行款塗抹之處，……實與真《定武》有脫胎之妙，宜其名震一時」。

8、《趙子固落水本》。「子固嘗復舟嘉興，疾呼《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大書云：性命可輕，此寶難得。……且氈蠟之精，為諸本之冠，自來賞鑑家皆嘖嘖叫絕」。

9、《定武榮芑本》。「今海內《定武》真本，自落水本外，即以此為最……而古樸渾融，故應為《定武》摹本之冠」。

10、宋《王曉本》。「石今在上海，已斷裂，頗傷板實，以是古刻，且甚有名」。

11、明《程孟陽本》。「焦山寺中，蒼勁簡質，頗有篆籀遺意」。

12、《陳伯恭五字已損本》。「有唐伯虎跋，鉤勒閱八月，應推近刻佳本。」

13、《停雲館五字不損本》。「模刻不甚詳審」。

14、《梅花本》。「不甚精妙，石已斷裂」。

15、元《同野本》。「黃公望定為墨皇，頗與王曉本相似」。

16、明《重刻肥本•瘦本》。不精，前有蘭亭圖」。

17、《來禽館五字已損本》。瘦本出」。

18、《谷園摹五字損本》。「從肥本出」。

19、《張金界奴本》。「餘謂蓋合《開皇定武》，兼有其勝」。

20、《神農本》。「首題唐摹《蘭亭》四小字，首尾有神龍半印，亦絕妙。」

21、《褚河南摹本》。「榻數本亂真分綴宋元諸跋，以便售利，雖未必是河南真跡，要亦非深於書道者不能撫填也」。

22、《三希堂刻本》。「輕浚之間，猶存深厚之意，當為諸摹之冠」。

23、《滋蕙堂本》。「頗與袖珍本相似，而行款仍還舊觀」。

24、《來禽館本》。「疑即褚本」。

25、《洛陽宮本》。(或嶺字從山本)「筆法不殊，風神又別，字體亦小」。

26、《賜潘貴妃本》。「餘謂《定武》有肥瘦，此本字形迥異，若以此為真《定武》，則自來所傳《定武》本，皆不足憑矣……特好事者假託公名以欺世耳」。

27、《潁上本》。「得此玉石本於潁上井中，此本行筆，大似褚摹，誠為佳刻，次拓類字遂缺，為一俗令

29、《馮承壽模本》。「餘謂米老作書，飛動有餘，瘦勁不足。此卷純是一片清剛之氣，冰結所成，非米老所能到也」。

30、《薛稷摹本》。「不及馮、褚本之風格遒上，恐皆是附會為之」。

31、元《•陸玄素本》。「飄撇醌藉，大有古意」。

32、《玉枕本》。「蠅頭細阽，渭之玉枕本，盛稱於世」。

33、《唐臨無名氏本》。「結體亦不沾沾原本，然其用筆自古。成親王定為唐臨」。

34、《唐臨無名氏殘本》。「真跡藏南海吳氏，……雖多蛀損之字，而用筆沈著透快，非唐人名家不官皂」 。

35、《朱元章臨本》。「明人刻石，……觀此則謂世傳唐模多元章之筆，亦非無因。」

36、《薛道祖(紹彭)臨本》「可雲絕肖。唯初拓原本難得耳。」

37.《宋徽宗臨本》。「不甚佳，與徽宗平日用筆亦多不同」

38、《宋高宗臨本》。「氣象甚小,筆力亦弱。俱不佳，疑皆偽作」。

39、《趙松雪臨本》。「爾來學《蘭亭者》，棄《定武》唐模如土梗，專趨松雪此本，其書如不俗者。或曰此本系偽作，趙書圓潤之中，時具遒逸清瘦之致。此本純乎圓潤，幾於五筆，知非松雪所為也。存其說以俟真鑑者。」

40、《俞紫芝臨本》。1359年元刻。「紫芝為松雪高弟，此本亦全似松雪筆意。良常稱其於沈著中見清瘦，於痛快中露風神。

41-43、明人祝、邢、董諸人，皆有臨本。「風格愈下，不具論」。「右諸本《蘭亭》，皆據餘所藏者戴之。具存於京師者，唯《三希堂》及《八柱蘭亭》二部，惜考證碑帖之書多未攜凹，半就記憶者錄之，疏漏錯誤，無所不免，姑匯大略，俟他日再校」。對於正右車千字文，右軍臨武侯帖，右軍大道帖，楊郎：「千文之體，實始寸：興嗣，鐘太傅不聞千文也。且筆法鬆懈，當是宋人偽作。」「武侯帖俱未精妙……抑好事者假託與?」

《大道本》之後，以嵌於黃岡東坡赤壁碑閣帖石刻為例。1890年，成都楊壽呂(葆初)任黃岡知縣時，闢縣署西側為景蘇同，即景仰蘇東坡之意。委託楊守敬以其所藏蘇書名帖刻石，1892年成《景蘇園帖》六卷：，楊壽昌是版權人，暢守敬是選刻督刻的經辦人。1893年楊守敬寫有《景蘇園帖記》：「集蘇書之存於世者」在宋、明各有，而《晚香堂帖》「美惡雜糅不見真採」，「葆初大令生長蜀郡，少小握翰，即酷嗜蘇書」，「淮任黃岡，為東坡寄跡之所。乃於闢舍西偏起『景蘇同』，又發意重輯蘇書為《景蘇同帖》各：廠卷。以守敬亦嘗涉獵於斯，又助其搜討。又倩江夏劉君寶百細意鉤摹，逾年鐫成四卷，先為氈拓，以餉學者。餘意此帖雖後出，當為近世集蘇書之冠，媲美《西樓》、凌跨《晚香》，有識斯計，無事讚揚。獨是蘇公恩義大節昭耀千古，大令瞻仰前修，步趨豈獨在翰墨?並知景蘇同中，如泛潁水，傾刻斯見，大令倘神遇之手!光緒十有九年春正月宜都楊守敬汜」。楊守敬對蘇軾的書法、素甚推崇，稱為「有宋第一」。收藏蘇帖甚富，如《快雪堂帖》、《墨緣堂帖》、《餐霞閣帖》、《經訓堂帖》、《墨池堂帖》、《望雲樓帖》、《秀餐軒貼》、《契蘭堂貼》、《平遠山房帖》《餘清齋帖》、《安素軒帖》、《澄釜堂帖》、《聽飄樓帖》•、《南雪齋帖》、《飛鴻堂帖》、《聽雨樓帖》、《泰郵帖》、《怡園帖》、《西湖濤帖》、《秋碧堂帖》、《觀海堂帖》、《西樓帖》等二十二種二十五本。楊守敬精選蘇書，親筆寫有送楊壽昌審定的意見共17頁，今藏湖北省博物館。宜都《楊守敬研究》刊載了陳上岷《景蘇園帖》石刻及其採用的原帖目錄和述評一文，詳細介紹了楊守敬精選蘇帖卜石的意見。如說：「《西樓》稍失鋒潁，然原本亦多禿毫，此不能盡責之了人，他日勢必我輩親手修整一番，方可有觀。」「《墨緣堂》貼……是從真跡出」，「《煙江疊嶂歌》所刻稍濃厚，然亦有過於笨濁處，若刻之當與章藻刻參校」。「《歸去來辭》、《赤壁賦》，惟此為精，惜有剝蝕處，當以《契蘭堂本》參合之」。「坡公喜書《赤壁賦》，見於著錄家者不下數種。然集帖中所見二賦並書者唯此。此次摹刻公書，若標名二賦堂帖，則此神應居首。然開端是《歸去來辭》，似亦不甚合。若移易之，又非本來面目。竊意此帖若嵌之赤壁二賦堂，則標名應示；若嵌之衙署，則直稱為蘇文忠公法帖，是不必以二賦居首也。」「小楷《黃庭經》，以坡公晚年極意之作，惜刻者老重有餘，韻度不足。蓋《平遠山房帖》通部犯此病，不獨此也。然坡公小楷既不多見，此本縱為刻者稍失真面，亦不當棄之。鄙意俟下人刻《四十二章經》之後，則坡公筆意熟悉於胸中，而後以次援之，當有合也」，「《劉錫制詔》，此文為坡公作，此書未必是坡公筆；縱是坡公，亦隨手不經意之作，可勿刻也。」「《前赤壁賦》絕佳。唯第四翻石缺一角，毀去『哀』字，不能意外，記此帖，《三希堂》亦刻之，似當借來補之」。「《觀海堂》，當時任鐵筆者為蘇子六，子六故京師名手，守敬猶倩摹《醴泉銘》—通，甚為精審。故此帖亦少失筆。大抵汗氏《西樓帖》去東坡未遠，故所收皆晚年精到之作。此冊幾於篇篇盡善，然不能盡刻，此在尊鑑審擇之」。

楊守敬於蘇公之帖石上意見，可見用心之處。「以上弟就手邊所有蘇公帖呈覽。」並要求楊壽昌「所有了錢，祈照數給之」。楊壽呂去任，亦因虧累，以刻石抵債，質於漢口張信記。而後嗣亦屢訟無贖，1925年鄂督軍蕭旭南得購，後由黃岡汪棠運回黃州。

楊守敬《行書七言聯》

境界三：《學書邇言》，評書家之絕唱，論千古之美文。

尊碑崇帖書論，是楊守敬翰墨的三個境界。晚年正是爐劍純青，1911年73歲時，十月應日本學生水野疏梅之請，作書論《學書邇言》，系統精論碑帖及諸家書法。老人幽憂積月，遂不能成寐，俯伏床褥，但憑記憶，隨意隨錄。自稱語無倫次，必多遺漏，以草稿付小野歸日本。細讀《學書邇言》，我們可以看到老人書論的歷史文化觀和藝術的審美精神。

第一，在幾千年的歷史大背景中論書法。他說：三代古文高古絕倫，變化無方，今不適用；秦之小篆，漢之八分，各臻極則；魏晉行草代興，篆分遂微；晉行草代興；南朝至齊、梁，北朝至魏、齊、周，具體分書，或雜篆書；隋開唐之先聲，遂為楷法極則；宋、元行草、楷書風格自立面目；唐人分書，以整齊為工：，故楊以唐人為斷楷書。元明篆分寂然，明人工行楷。清行草不及明代，篆分超軼前代，直接漢人。以上可見楊氏以歷史論書法，依書法記歷史的觀念。

第二，無論各種書藝，在比較中論書法。如右軍之草隸，所云隸者，即今之楷書，而世傳《樂毅論》、《黃庭經》、《東方象贊》、《曹娥碑》等小楷，結構與分書迥異。今以晉之《爨寶子》、劉宗之《爨龍顏》，前秦之《鄧太尉》、《張產碑》觀之，明是由分變楷之漸，而與右軍楷書，則有古今之別。《宣示》、《賀捷》又似有分書遺意，則右軍手跡，當必有合……未可盡嗤為偽。

第三，個人學書法有「五要」。學書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見次之，多寫又次之」。楊守敬「增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則下筆妍雅，不落塵俗；二要學富，胸羅萬有，書卷之氣，自然溢於行間。古之大家，莫不備此，斷未有胸無點墨而能超軼等倫者也。嘗見博通金石，終日臨池，而筆跡鈍樨，則天分限也；又嘗見下筆敏捷，而墨守一家，終少變化，則見少之蔽也；又嘗見臨摹古人，動合規矩，而不能白名一家，則筆力之疏也。」

第四，以審美的視覺和美感的情緒觀察書法史的全過程。中國書法是一個歷史過程，是歷史所創造，又為其記錄歷史。如對《南北書論派》、《北碑南帖論》，在理論—卜和方法上，對書風的演變作歷史的考察，推進了書法史的研究；在帖學和碑學興衰中，客觀、全面對待碑帖，站在歷史的山峰上觀察時俗；聯繫不同時代碑帖用筆、結體、風格、繼承、演變，逐作品的評述轍跡；對名人或不名書家，亦唯求其是，是楊氏治學品格的可貴之處；不拘一格評書，評品書藝與考據學問相結合；感情洋溢，終身熱愛祖國書藝，並在一生中以貧困治碑帖而不悔，且痴以苦為樂，以祖國傳統書法傳世而樂，其審美與美感的觀念及情趣，世所難匹! （楊世燦）

楊守敬

楊守敬(1839-1915)，清末民初傑出的歷史地理學家、金石文字學家、目錄版本學家、書法藝術家、泉幣學家、藏書家。有83種著作傳世，名馳中外。楊守敬，字惺吾、號鄰蘇，晚年自號鄰蘇老人，湖北省宜都市陸城鎮人，1839年6月2日，楊守敬生於宜都陸城一個商人家庭。楊守敬同治元年(1862)中舉，同治四年(1865)考取景山宮學教習，1874年考取國史館謄錄。1880年至1884年任駐日欽使隨員，歸國後先後任黃岡教諭、兩湖書院教習、勤成(後更為存古)學堂總教長。1909年被舉為禮部顧問官，次年兼聘為湖北通志局纂修。1915年1月9日，楊無疾而終，逝於北京，終年76歲。楊守敬逝世後，民國政府派專車護送靈柩回宜都，歸葬宜都龍窩。

在晚清和民國的書法藝術史中，有一位重量級的人物不可不提，那就是楊守敬。楊守敬(1839-1915年)是晚清傑出的歷史地理學家、版本目錄學家、金石學家，同時也是一位重要的書法藝術家和書學理論家。研究他的書法和書學理論，對於研究整個清代書法史，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清初康雍乾前三朝之際，帖學派在書壇佔主導地位，影響書藝近百年，這是借用皇權和高官勢力膨脹起來的一股藝術思潮，從而使得帖學派輝煌一時。隨著清阼衰微，文網疏漏，自嘉慶、道光以來，以地方大員倡導的北碑派如異軍突起，取而代之，一時領騷於書壇，其間，仕子學人隨著金石學的蓬勃發展，爭先習之。然而帖學有帖學的缺欠，碑學有碑學的不足。古人制帖，主要靠手工鉤摹，摹書要求精益求精，費時費工，好的摹本也極其珍貴難得；而用雙鉤法製作的法帖，經過多次翻刻，往往肥瘦失真，甚至面目皆非，因而康有為有「刻帖不可學」之論。然而碑學所面臨的問題似乎更大。漢碑、唐碑固然很好，所見文字，只有間架結構，無墨色可言；文字經過刻工的再創作，書家的原創精神已經有所流失。況且，北碑多有異域胡人的粗獷風格，別字、俗字、異體字也特別多。因此到了鹹豐、同治、光緒年間，出現了由帖學入碑學，再由碑學返帖學，走上一條碑帖兼顧，相互切磋、相互補充的新書家，楊守敬便是這類新書家代表之一。

其實，在楊守敬之前，已經有不少書家走上碑帖兼顧的術路。以楊守敬的書法老師潘孺初為例，即碑帖兼顧的書家。潘孺初(?-1892年)號存，廣東文昌人。鹹豐二年(1852)舉人，官戶部主事。此人博覽群書，學識深廣；治學問於宋學、漢學兩道，習字於帖學、碑學之間；他無門戶而立，無窠臼自居，優於見識，兼容並蓄，闢陋取優；他自律甚嚴，沒有任何著述。對於好學之士，雖為晚輩也盡心相待。他遠避權貴，不與俗人交遊。他辭官以後，任瓊州書院掌教，人品學問極受鄉人尊敬。他死以後，人們在書院旁建立祠堂祭祀他，可見感人之深。楊守敬說，他用筆「得古人秘鑰，能懸腕作蠅頭小楷，凡漢魏六朝碑版以及晉唐宋明名家法帖，朝夕摹寫，至廢寢食，故所作書，駁駿入古人之室。」他臨書時，寫完紙的正面，再寫紙的反面，兩面寫完之後，便將其扔到字紙簍，絕不示人。他的墨跡存世極少，但他的書風，表現為沉鬱清新的感情，與他的性格相符。對於碑學的優劣，他有獨特的觀點。他在談到碑學時，對楊守敬說：「《禮器》方整峻潔，如楷書之有《廟堂》、《醴泉》，自是分書正宗。然如《開通褒斜》之縱橫排敖，《元初三公》之體兼篆分，《西狹頌》之方整，《武榮》、《鄭固》之淳古，《石門頌》之飄逸，各有面貌，各臻妙境，皆非後人所能擬議。至若《曹全》之流美，《白石神君》之柔潤，以至漢季，古意稍漓。然三國之《孔羨》、《範式》、《上尊號》、《受禪表》，下筆如折刀頭，風骨凌厲，遂為六朝真書之祖。」潘孺初還說：「學分書者，從之入手，絕少流弊。陳曼生、伊墨卿所以獨出冠時，姚伯昂力摹《曹全》，終落次乘者，此也。」對於金石書法，潘孺初認為：「顏書用筆遲，故迂徐卓犖；歐書用筆速，故驚奇跳駿；虞書是江左格，妙有二王風規，歐書是北朝體，猶存分隸遺意。以今漢碑證之。當自景北海一派人，學者未識此意，固不許窺渤海藩籬也。」

楊守敬受業於潘孺初，中年以後，他沿著潘孺初的思路，輯出《激素飛清閣平碑記》和《激素飛清閣平帖記》，前者是碑學書，後者是帖學書。後來又刊印了《寰宇貞石圖》，選印了二百餘種自周秦至隋唐顯示文字與書法演進軌跡的碑刻，供學人參考。他立足於阮元、包世臣所建立的體系，又隨時糾正了他們的偏頗之辭。這兩套書的特點是從實際出發，對歷代碑帖有選擇的審議和考證，並對碑刻出土地做實際的考察和調研，評之公允，言之有據；他從書法變遷的角度，總結了歷代書家成功的經驗，為自己的書法找到一個合適的定位，也為後學提供了一種可資自學的門徑。

楊守敬出身於商人家庭，又極力試圖進入仕途，他的祖父給他取名「楊開科」，可見是希望他成為有功名的人。要想有功名，就必須走科舉的路；要想走科舉的路，就必須工小楷，因為科舉考試一律用小楷；小楷寫得好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考生的命運，也就成為今天我們常說的卷面分好壞如何。考官的第一印象，便是小楷寫得如何。楊守敬對此深有體會，他認為寫小楷，要想藝壓群雄，一要品高，品高則下筆娉雅，不落俗套；二要學富，胸羅萬有，書卷之氣，自然溢於行間。古之大家，莫不如此。只有寫好小楷，才能徵服考官。為此，他探討了歷代楷書的源流，寫出《楷法溯源》這樣書學名篇。他認為：漢代已有今隸之名，因念《晉書·衛恆傳》有「楷法」之稱，故定此名。他認為：「隸書起於程邈，此謂分書耳，隸書以徒隸得名，故楷書亦稱隸書，晉以後始稱楷書。楷法之興，其在魏晉之間，如鄭太尉祠碑、爨寶子碑、中嶽靈廟碑，以及兩晉磚文，皆二體不分，蓋楷書之權興矣。」他還提出「集帖所載鐘王楷書，皆唐以後撫拓，無隸遺意，不足為據」。因此，「輯楷書，以唐為斷」。我們首先欣賞一下作為正楷的《清故歲貢生文敬朱先生墓志銘》碑文（圖1）。朱先生是指楊守敬的啟蒙老師朱景雲(?—1891)，字槐卿，湖北江陵人，弱冠即有書名，嘗以筆潤自立，維持生計。楊守敬早年就讀於朱先生館，六年如一日，臨契帖，習正書，嘗以苦楝紙、古墓磚練字。朱先生精力絕人，平旦據講壇，終日無倦容，每至夜漏三四下而不休，雞鳴時才就寢。朱先生的敬業精神深深打動了楊守敬。三十年過後，朱先生去世，楊守敬感恩於先生，帶著無比崇敬的精神，寫下這塊碑文。他私諡朱先生為「文敬」，以楷書撰《清故歲貢生文敬朱先生墓志銘》，全篇五十九行，八百六十一字。今人黃祥鑫評價他的楷書風格時說：「有北碑之蒼勁，金石之韻味；有歐體之平正險勁，剛中見柔；又有六朝碑帖隸書餘韻。其所謂取唐代歐書的險勁，虞書的清媚，褚書的遒麗，加上廣採播收，取各家之長，又出於己意，字成一體，形成蒼勁、端莊的獨特風格。」這通墓誌可以說是「字裡金石，行裡玉潤」，師古法又不拘泥於古法，證實了那句「胸羅萬有，書卷之氣，自然溢於行間」的名言。

以上三通行書尺牘，是楊守敬的代表性書體。通篇用筆老辣生澀、豪邁遒勁，氣息渾厚古樸、淋漓恣肆，明顯地反映出其長期浸淫漢魏六朝碑版的成果。筆筆實又筆筆虛，筆筆厚又筆筆奇，通篇又是隨心所欲，一氣呵成，系晚年不可多得的精彩之作。辛亥革命後，楊守敬避居上海。一九一四年，也就是去世前的一年，大總統袁世凱雅重楊守敬，商之副總統黎元洪，將楊聘為顧問，一再致書，敦催上道，而楊「以年老無意出山」，袁旋復函催他上道，有「請趁早扶杖北行為京華光」之語。楊終亦不便深拒而赴京。袁對他優禮有加，復以「參政」相屬，楊謂「政治學非所長，力辭不獲」。寫給「小川宗兄」的三通尺犢，正是記述了楊於一九一四年從上海赴北京擔任參政期問的故事，內容反映出楊守敬嗜書如命、潛心學問及對待學問、藝術的嚴謹態度；同樣也反映出他在艱難時勢下迫於生計，為家奔波、操持，又精於經商的複雜人格。於書法理論，楊守敬在著名的《學書邇言》中十分強調學書的字外功，在前人提出「天分」、「多見」、「多寫」三要的基礎上又增以「品高」和「學富」兩項，謂「胸羅萬有，書卷之氣，自然溢於行間，古之大家，莫不備此，斷未有胸無點墨而能超軼等倫者也」。又提出「自來學前賢者，未有不變其貌而能成家」。楊守敬的書法實踐正是上述理論的最好註解。因此，楊守敬的意義正在於他的創造性。生活在碑學籠罩的時代，他的書法同樣也以超邁峻峭的北碑意趣打底子，又博採顏魯公、蘇東坡、黃山谷等家，然後食古而化，自成家數。同樣，豐富深厚的學養、慎獨高貴的品行也成就其厚重、質樸、渾穆的藝術情趣。這種高境界非凡夫俗子所能為。一九一五年一月，楊守敬無疾而逝。四月，由政府派專車從北京護送回湖北宜都，歸葬祖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