縮微文獻舉例（日記探微方樹梅）

2023-04-13 10:30:01 2

堯育飛

1963年6月29日，星期六，身在南京的曾昭燏（1909-1964）在日記中寫道：「又寫信給方臞仙先生，抄紅豆詩寄去。」曾昭燏與方樹梅（字臞仙，1881-1967）素昧平生，對其徵詩請求，卻盡心完成。今存曾昭燏詩稿仍保留題為《臞仙前輩以手植紅豆及紅豆考見寄徵題，敬成三絕句》三首。

遠隔萬裡、並無交情的兩人，默默遵循古典文人的交往規則，完成了一次風雅的往還。《曾昭燏文集》的信中還提及「先師胡小石先生在日，常為道先生之博雅，恨無由得拜侍席前」。胡小石與方樹梅在抗戰時期曾是雲南大學的同事，胡小石或曾對學生曾昭燏說起雲南人方樹梅的博雅，又或許這僅僅是曾昭燏客氣的回應。曾昭燏信中所言是否真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段記載提供了20世紀60年代邊陲文人與江南核心區域的文人，仍保持了風雅的聯繫，圍繞具體事物展開專屬於文人間的交流，續寫乾嘉以來斯文的流風餘韻。

曾昭燏對文博事業的貢獻久已為世人所知，而方樹梅對多數人而言，則仍是一個較為陌生的名字。這位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入了雲南文史館的老人，暮年之際從遙遠的雲南寄送紅豆到神州腹地，廣徵題詠，僅此舉動，也足見其人之不凡。

時光倒流三十年，回到1934年，方樹梅曾肩負雲南人的委託，跋涉萬裡，在中原、江南、西北、嶺南等地搜訪文獻，在為時半年多的時間裡，旁搜廣採，寫下了可歌可泣搜訪雲南文獻之歌。這段經歷被方樹梅寫進《北遊搜訪文獻日記》中，為近世國人的「文獻精神」豎起一座豐碑。藉此，我們也可管窺近代以來頗為龐大的「訪書日記」系列文獻，觸摸八十多年前「文獻」之於「地方」及地方文人的重要意義。

方樹梅六十八歲像

一、北遊搜訪文獻行程略述

方樹梅，字臞仙，號師齋、雪禪、盤龍山人等，雲南晉寧人。早年肄業於雲南高等學堂、優級師範學堂，嗣後投身師範教育。曾任昆明師範學校學監、省立師範學校國文教員、雲南大學文化史教授等，建國後曾任政協雲南省第一屆委員會委員、文管會委員、文史館館員等。其藏書多捐贈給雲南圖書館，時至今日，該館所藏許多雲南文獻上都鈐有「方臞仙先生捐獻」等印章。方樹梅是雲南近現代文獻史上的功臣，在民國時期參與《雲南叢書》《雲南通志》《滇文叢》《滇詩叢》等書編纂。1934年，方樹梅獲雲南省政府專門資助，並得到滇中耆舊支持，外出搜訪本省文獻。此行始於1934年12月14日，至1935年7月11日返回昆明為止。此次搜訪文獻之旅，方氏逐日皆有所記，名為《北遊搜訪文獻日記》（李根源等題名為《北遊搜訪滇南文獻日記》，據方氏自稱，似名《北遊搜訪文獻日記》更妥）。此書在20世紀50年代有兩個抄本及油印本。2010年，雲南人民出版社所出《筆記二種》中收錄《北遊搜訪滇南文獻日記》（餘嘉華點校）。202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整理，題為《北遊搜訪文獻日記》（戴群整理），並在頁邊撮錄提要，精心編制索引，頗便讀者使用。

戴群整理、吳格審定《北遊搜訪文獻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油印本《北遊搜訪文獻日記》首頁書影

據日記所示，方樹梅此行大致路線如下：

1934年：

12月：昆明(14)——阿迷(14)——老街（15）——河內（16）——諒山(17)——龍州（18）——鎮南關——南寧（21）——梧州（28）——三水（30）——廣州（31）

1935年

1月：韶關（3）——廣州（4）——香港（7）——福州（12）——上海（16）——蘇州（22）——（30）

2月：北平（1）

3月：大同（17）——北平（18）

4月：天津（7）——濟南（11）——泰安（15）——曲阜（17）——鄒縣（19）——徐州（19）——開封（20）——洛陽（25）——西安（29）

5月：臨潼（5）——華陰（6）——新安（9）——鄭州（9）——漢口（11）——武昌（13）——九江（15）——南昌（21）——九江（24）——安慶（24）——望江（29）

6月：安慶（1）——南京（4）——鎮江（15）——蘇州（17）——杭州（24）——上海（30）

7月：香港（5）——海防（7）——東京（河內，8）——老街（9）——阿迷（10）——昆明（11）

（註：括號內數字為當月日期。）

從上述簡要路線圖可知，方樹梅先從雲南昆明出發，經越南過境至廣州，再北上上海、蘇州，旋赴北平，然後步入中原地帶，先後經過濟南、開封、西安等地，再由鄭州、漢口沿長江而下，至南京、杭州，最後仍由香港轉越南回昆明。方氏此番壯遊遍歷十幾個省份，行程數萬裡，為雲南近代文獻搜訪大事件。

方樹梅所藏《漁洋山人精華錄》封面書影

二、「愛滇人」與搜訪文獻之旅

方樹梅北遊搜訪文獻得以成行，得益於彼時雲南省政府的資金支持，更與他周圍氤氳的「好古」與「愛滇」氛圍有關。好古與愛滇，既是雲南文人凝聚地方力量的兩翼，也是方樹梅開啟此行並最終完成的情感依託。

在方樹梅的師友圈中，存在一個數量頗為龐大的「愛滇人」群體。在熱衷於搜集整理鄉土文獻的人群之中，袁嘉穀、陳榮昌、方樹梅等人均為旗幟性人物。陳榮昌《長歌行贈別方臞仙》詩開篇即云：「吾友方臞仙，本為滇產知愛滇。生世六十年，一心表襮鄉先賢」。這群對本鄉本土無比熱愛的人士，將樸素的愛鄉愛土之情，凝聚為文人群體聯結的精神紐帶，最終將文獻情懷拓展為一種日常事務，從而對鄉土文獻進行大規模地搜羅。

身在雲南的「愛滇人」促成了此次行動，而雲南省外的「愛滇人」則在方樹梅搜訪文獻中途，給予方氏大量幫助。方樹梅在北平訪書期間，居住在雲南會館。陪他遊玩的，也主要是雲南人。例如方樹梅遊覽燕京大學，是麗江人周杲作嚮導。1935年2月16日，在北平騾馬寺寶宴春，雲南旅平學子甚至召開懇親會歡迎方樹梅。此舉令方樹梅十分感動，其日記寫道：「萬裡外相聚一堂，敦桑梓，話寒溫，樂不可言。」在離開北平前夕的4月6日，方樹梅參加雲南旅平學生大會，共有80多位雲南人與會。此情此景，令方樹梅不禁感慨「萬裡相聚，洩洩融融，不知有將離之感。」在所有的相會中，方樹梅特別強調「萬裡」，強調「其樂融融」，足見愛鄉之情，也足見雲南同鄉的情誼在遙遠的地方更為濃烈。以「愛滇」為名，方樹梅的搜訪文獻之旅得到諸多雲南人的支持。

不過，關於此次搜訪文獻行動的命名，「愛滇者」內部存在不同的聲音。大體而言，他們所指的主要分四類意思：一類意思較為闊大，認為此行是搜訪雲南文獻，如袁嘉穀認為是「搜訪滇中文獻」，昭通蕭瑞麟也認為是「搜求滇中文獻」。使用「文獻」這一詞語的師友，多為「愛滇者」的核心人群，他們將方樹梅此次北遊活動視作更大範圍的文獻徵集之旅，而不僅限於著述文章的搜羅。與之相對應的，另一類愛滇人士的視野相對狹窄，他們將方樹梅此行看做是搜訪書籍之旅。如劍川周鍾嶽認為是「搜求滇賢遺書」，呈貢秦光玉認為是「搜訪鄉先達遺著」，晉寧宋嘉俊稱為「搜訪鄉先輩遺文」。這批愛滇人士顯然只把目光盯在各類書籍上，而忽略了碑刻、聯語等其他類型文獻。儘管對文獻內涵的寬窄存在不同看法，袁嘉穀、周鍾嶽等人卻一致認為方樹梅此舉是出於對雲南的純粹熱愛，有意遮蔽此行的公務性質。對方樹梅此舉在工作層面上意義的揭示，是另一批愛滇人士做出的。他們客觀評價了方樹梅此舉，點明此行的最初目的，並將此行的基本內容視作搜訪地方志資料。如劍川趙式銘則認為是「搜訪滇志資料」，昆明何小智認為「搜訪通志資料」。他們過於看重工作性質，而將方樹梅此舉視作修纂《雲南通志》等大型文化館工程的題中之意。

不管表述差異如何，方樹梅此行的主要目的在於搜訪「雲南文獻」。就搜訪文獻這一行為本身，一般稱為搜訪、搜求，有的也稱為採訪、徵訪。至於「雲南」這層意思，則多表述為鄉先輩、鄉先達、滇賢、滇中、滇南、滇雲等等。在為方樹梅送行的雲南人所作詩歌中，這些送行者還特別標出各自的籍貫，如袁嘉穀題為石屏袁嘉穀，陳榮昌題為昆明陳榮昌，統計這些地名包括昆明、石屏、劍川、呈貢、晉寧、昭通、宣威、瀘西等地。愛滇人士特意在詩下標明籍貫，也許是表明雲南各地代表均支持此次搜訪文獻活動，故此次搜訪文獻之旅也可視作雲南人集體意志的體現。

還有一些愛滇人在詩歌並不將此行視作文獻訪求之旅，把將其視作一趟旅行。由雲龍《臞仙有平滬之遊作詩送行》則主要將此行視作北平、上海之旅，詩中儘管提及「遺書搜散佚」，更為看中的卻是「餘情在山水，得句付奚奴」。此外，寇斆《臞仙老伯出遊南北賦長句奉贈》一詩，也更為看中方樹梅「出遊」的一面。顯然，這些老朋友們對方樹梅此行更為了解，他們不願在送行時說過於冠冕的話，而更希望方樹梅在此次旅行中，收穫更多的出遊樂趣。

就方樹梅自己而言，他對此行的意義認識得較為全面。他既表明愛滇之情，表達此行搜訪「滇南文獻」、「鄉先賢之著述」的心願，也並不諱言此行的私人目的。在日記序言中，方樹梅感謝了省政府和教育廳資助旅費一千二百元贊助，表明自己「餘夙欲遊南北之志得償，而鄉先賢之著述亦得盡力搜訪，庶幾公私兩全」。的確，方樹梅早有出滇之志，如宣威繆爾紓《臞仙將赴粵桂蘇滬齊楚燕趙徵訪文獻賦此志別》云：「蓄志已十年，壯心在萬裡」。此行公私兩遂，在方樹梅而言顯然喜不自勝。

總的來說，方樹梅此次出遊的根本原因在於為雲南搜訪文獻，而其主要推動力在於「好古」。好古成為愛滇人士交流的密碼，也成為他們互相分享的情感底色。好古情結，在個人是私密的喜好與情感寄託，轉化為公共言說，則成為群體交往的認同要素。受這種群體性愛滇好古志趣的推動，這群人參與並主導了近代雲南文獻的重要編纂活動，關於《雲南叢書》《雲南省志》就成為愛滇好古人士的集體事業。這種集體事業從一省擴展，綿延到省外乃至整個神州大地，就是方樹梅此行的大背景。疑古、趨新的人各有各的不同，而好古的人無論在雲南還是在其他省份，總有諸多相似之處，這也是為何方樹梅憑藉此種好古情結，走出省外而能收穫諸多讚嘆，收穫諸多同道的根本原因。

三、搜訪文獻的情懷與辦法

方樹梅能夠高效完成此次搜訪雲南文獻之旅，與其痴情文獻有關，也與他有效的作業方法密不可分。

對方樹梅而言，他自認是好古之人，人們稱呼他為「方古董」，他也樂於接受。在他看來，文獻是最為重要的事情。此行途經陝西臨潼車站時，方樹梅險些遭遇劫匪搶劫。虛驚一場之後，方樹梅認為「失行李其損小，失所抄先賢詩文稿其損大」。文獻，在方樹梅眼中，顯然高於其他身外之物。故此行每獲一書，方樹梅都頗有感慨。1935年2月4日，在北平琉璃廠購得師範《二餘堂文稿》三冊，方氏在日記中不禁感嘆，「不負萬裡遠來也」。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35年5月28日，方樹梅從安徽望江縣出發，前往華陽鎮尋訪師範的遺存文獻，因途中的十五裡道路是新修沙堤，泥濘不堪。方樹梅「以鞋襪俱破舊，衝泥而行，足滑幾跌者再」。最終在他在該地搜訪到師範贈送他人的聯匾八幅。數天風雨裡的搜訪文獻工作告一段落，6月1日，方樹梅在日記中不禁自贊起來，稱自己「不痴不能得如是之結果，餘對於荔扉先生，可謂竭盡心力矣。」

方樹梅舊藏師範《抱甕軒詩》

不過，僅憑一腔熱愛文獻的情懷，並不一定能保證一次大規模文獻搜訪活動順利完成。方樹梅此行大獲成功，還在於他對文獻搜訪工作頗有方法。如在各地圖書館訪書，方樹梅均先看書目，比對雲南省內所藏，再有選擇性地取閱書籍。只此一端，可知他深諳目錄之學，懂得快速查閱文獻的基本方法。難怪張希魯在日記跋中說，「先生此書彌補前闕，不能以尋常遊記視之，無待言也。如何發掘，如何搜集，開後生訪求文獻之路而得南針，其為有用，足資參證，更不待言也。」

大體而言，方樹梅的主要辦法是，明確搜訪書籍種類，在書市大肆採購，輔以公私機構抄錄，多方交流開拓私人捐贈渠道等等。具體而言，方樹梅在出發之前，當已制定較為完備的搜訪計劃，其搜尋文獻目的十分明確，即集中於與雲南有關的著述。通過購書、贈書等多種手段，方樹梅得以快速網絡大批雲南相關文獻。

整個旅行期間的購書過程，方樹梅目的都十分明確，主要搜羅雲南人文獻。由於他對雲南所藏文獻的情況十分熟悉，故能精準鎖定目標。如1935年1月19日在上海受古堂，方樹梅購得雲南宜良人嚴秋槎所著《巖泉山人詞》二種。1月20日，在古書店購得保山範廉泉詩鈔四卷。這些都是此前雲南省內較少收藏者。稀見之外的，去取標準主要在學術價值。據王準統計，「方樹梅在省外訪求雲南文獻時，一律以有益學術研究為去取原則。方樹梅在南北各地所得之文獻多達40餘種,涵蓋經史子集四大門類。」（王準《方樹梅日記》的學術價值和文化情懷》，《雲南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

關於雲南的專門著述之外，含有雲南相關文獻的著述，也被方樹梅納入採購計劃中。例如他之所以購買張九鉞《陶園全集》，認為「有《滇遊草》可收入《歷代滇遊詩鈔》者甚夥」。此外，方樹梅還一邊購書，一邊即時不斷雲南人著述，如1935年1月19日，方樹梅在上海中國書店獲得道光《濟南府志》，當即從中抄得李鶴峰《山東提學院題名記》一篇。又如1935年4月30日至5月4日日記記載,方樹梅在西安古書店購得清檀萃《滇南詩集》一部、清方玉潤《刻石鼓文》一冊,在於陝西省通志館吳敬之處獲贈清方玉潤《鴻濛室詩鈔》一部。這一記載記載充分顯示方樹梅搜訪文獻手段之多元。

此外，方樹梅此行還積極在各大圖書館和公藏機構抄書，以補本省文獻之缺。1935年2月在北平圖書館的十餘天裡，方樹梅手不停披，抄錄大量文獻。「摘錄題跋，備編提要」。

方樹梅年譜《臞仙年錄》卷首書影

書籍實在搜訪不到，買不著，沒關係。只要碰到雲南先賢的後裔，他必定耐心請求別人抄錄。如1935年2月9日，遇到通海人朱崇蔭，就詢問其祖父朱㨖堂遺著，此後果得《奏請嚴禁鴉片煙稿》等。因一腔文獻熱情，方樹梅也因此得以窺見他人的藏書樓，觀看他人的藏書目。在蘇州，方樹梅翻閱李根源藏書目錄，其中彭啟豐（1701-1784）、趙文哲（1725-1773）、王昶（1725-1806）等七人詩文集中多有至雲南所作詩，方樹梅認為均可以選入《歷代滇遊詩鈔》。

方樹梅在結束訪書之旅，回到家中，曾寫下《南北搜訪文獻歸來一首》，詩云：「南北遨遊願不違，半肩文獻盡珠璣。平生第一快心事，多少先賢伴我歸。」志得之情，溢於言表。的確，方樹梅有足夠的理由驕傲。畢竟他一生沉迷於雲南文獻，誠如王用予贈詩所云：「卅載光陰黃卷裡，一生心事彩雲邊。」方樹梅的付出，無愧於這樣的「快心」。

四、像司馬遷一樣遊歷

方樹梅北遊搜訪文獻，不僅是一次公務性質的文獻之旅，也是一場擴充個人心志與見聞之旅。1958年，張希廬在抄本日記跋中稱，「沿途學人題贈佳什，鹹稱先生訪書同陳農、周覽繼馬遷，非過譽也」。當方樹梅沿途與學人講述自己的搜訪計劃之後，確乎有許多人稱道他此行如司馬遷青年時漫遊一般。誠如安徽通志館副館長餘幼泉為方樹梅《龍池校書圖》所題詩歌一樣云：「山川歷遍文章老，司馬南遊公北來。」

抄本《北遊搜訪文獻日記》首頁書影

此行對於方樹梅來說，是增長見聞的旅途。以地理知識而言，方樹梅儘管來自彩雲之南，卻頗有雄豪之氣，如經過越南諒山，在參觀諒山行宮等地後，他不免感慨「諒山為安南之一省，不敵吾滇一小縣地」。

一些名勝也留下方樹梅特別的記載。如在廣州，他參觀六榕寺，在東坡精舍駐足，記載了此時六榕寺東坡遺蹟的情況，包括東坡樓，東坡樓壁間有《東坡笠屐像》，樓下有東坡手書「六榕」兩大字，並有趙藩（1851-1927）所撰《東坡精舍記》等。在雍和宮，方樹梅仔細觀摩了玉佛。在紫禁城，方樹梅描繪了文淵閣、武英殿等的布置情況。

以其他珍聞而言，方樹梅曾在廣西見過小老虎，此虎名「玉虎」。這種老虎和雲南的狐狸差不多大，「其形似貓，頭圓眼大」。在廣西龍州路過雞籠灘，聽說「雞鬼」逸聞，「相傳龍州有雞鬼，從安南傳來，屬於女性，代傳一代，如蠱然。能入人腹中，食人肺臟至死。識者以雞飼之，否則此鬼即食人，甚厲害。鬼經過此灘，則跳下自亡，若罩於雞籠中，故名。過灘即無雞鬼害。」這種奇談怪論，也是方樹梅從前所未曾與聞的。在安徽望江縣搜訪師範遺著時，獲悉師範在曾「選望江人之詩文，曰《雷音集》，都十二卷，梓行於世。其稿本建雷音塔以瘞之。」以書稿為作為築塔之基，堪稱新奇。

這次難能可貴的壯遊，在方樹梅心目中留下了諸多深刻的印記。火車過山東大汶口，方樹梅見「紅日將落，其色鮮豔如繪。生平看落日，未有美於此者」。他也見到了長城，參觀了雲岡石窟。參觀雲岡石窟時，方樹梅又想起故鄉雲南劍川石寶山的唐代造像，忍不住將二者做一比較。此後方樹梅在泰山觀日出，在曲阜遊孔廟，在洛陽遊伊闕，遊白馬寺，西安訪碑林，登華山，登黃鶴樓，復遊廬山等等。在安慶，方樹梅見到了壽縣出土的楚大鼎。日記雲「此次出遊所見古物，以新鄭第一，此為第二。」隨著行程的推進，方樹梅眼中的大好河山越發令人留戀。在離開西湖，準備返回雲南時，方樹梅在日記中對城市和經典寫下深情告白。如1935年6月29日日記雲，「可愛之西湖，使人留戀不忍別。」（153），6月30日日記雲，「可愛之杭州，汽笛一聲瞬，即回望茫然矣。」（154頁）由於這一行，神州的大好河山，在方樹梅看來無疑更加可愛。

最難能可貴的是，在這趟旅途中，方樹梅結識了一大批各省文化精英。儘管方樹梅與名人的交往頗為短暫，但日記中吉光片羽的記載，仍令人懷想彼時的文人空間。如1935年2月10日,方樹梅與高步瀛等飲於北京西長安街新陸春。1935年4月21日,方樹梅與張希魯到河南大學拜訪姜亮夫。1935年6月6日，拜會柳詒徵，談一小時。6月10日，在南京與朱希祖暢談。1935年6月20日，方樹梅再次在蘇州拜會章太炎，日記雲「先生喜談政治，是日談中國近事，約時許。」由此可知，晚年章太炎仍喜歡縱談政治事務。

五、情路：「萬裡尋親圖」與《龍池校書圖》

方樹梅的北遊是一次搜訪文獻之旅，不僅繪就一幅雲南文獻的地圖，其本身也蘊涵兩幅「人情之圖」。其中一張是方樹梅心心念製造的《龍池校書圖》，另一幅則是他可歌可泣的「萬裡尋親圖」。

在為搜訪文獻作準備時，方樹梅一早就計劃了另外一件大事，即為其《梅林覓句圖》和《龍池校書圖》徵求題跋，其中最重要的是《龍池校書圖》。方樹梅希望，這幅圖能夠陪伴他旅行，成為他與中土文人交往的媒介，成為此行值得紀念的又一證明。

出發之前，方樹梅請當時雲南在外省最具聲望的文人袁嘉穀（1872-1937）為《龍池校書圖》題詞，這位雲南歷史上唯一的狀元，在圖上題詩《臞仙甲戌之冬壯遊各省吾滇同人以搜訪滇中文獻託之謹贈古詩即題其梅林覓句圖後》雲「是詩是畫我能題，題罷送君萬裡馳」。有了這位雲南老名士的背書，此後，方樹梅為《龍池校書圖》徵集題跋就顯得輕鬆多了。

據《北遊搜訪文獻日記》及《臞仙年錄》等資料記載可知，在北遊搜訪文獻期間，為《龍池校書圖》題詞者包括：順德蔡寒瓊、談月色夫婦，餘杭孫樹義、高步瀛、保山吳子和、王樹枏、浙江方若、王獻唐、蔣藩、王卓庭、餘幼泉、柳詒徵、王惕山、蹇先榘、金松岑、李根源、戴鶴皋等近20人。近20位文化名人為此圖題詠，多出自方樹梅主動要求。

事實上，在這趟公務旅行之中，只要一有機會，方樹梅便會請求他人為這幅圖題詞。1935年1月24日，因李繼鶴介紹，方樹梅初次結識畫家徐沄秋，便請徐氏為繪《龍池校書圖》。1935年6月21日，徐氏所繪圖成，布置點染都令方樹梅感到滿意。

值得注意的是，為《龍池校書圖》題詞者多時各省通志館館長、圖書館館長及其他文化名人，這表明這次徵集題圖活動，是一種舊文化的聯動，可能也帶有一種公務往來的因素。

在另一些情況下，方樹梅也深諳人情之道，針對不同人贈送不同書籍，如請方若題跋，因方氏喜金石書畫碑版，方樹梅即贈以滇碑、滇書數種。方若也回贈《古泉別錄》一書。且在4月10日就將題圖寫好，還額外別寫「龍池校書圖」立軸，「用筆大方，雅近石濤」。在山東圖書館，方樹梅同樣先贈書，再請王獻唐題《龍池校書圖》。王氏所題點出了方樹梅的形象，是所謂「文獻搜羅苦未能，滇南一老骨崚嶒」。這些題詞多為稱讚方樹梅搜訪文獻之旅者。正如保山吳子和題詩云，「一事平生深感佩，表揚先集切心銘」。

《龍池校書圖》之外，此次搜訪文獻途中，蔡寒瓊、談月色夫婦所繪《梅林覓句圖》，也構成方樹梅一生值得稱道的題詠事業。曾見《梅林覓句圖》的人對這幅圖都稱讚不已，為此圖題詞者有陳虛齋、秦璞安、金松岑、周惺庵、趙弢父、王惕山等人。此外，此次搜訪文獻結束之後，關於《龍池校書圖》的題跋並未結束。抗戰期間，文化機構內遷，身處昆明的方樹梅再次獲得親接內地文人的機會。1939年六月初五日，顧頡剛就為《龍池校書圖》題寫了四首絕句。

深情的方樹梅在這場公務之旅上，不禁捎帶了私人事務的《龍池校書圖》徵詠事宜，也一併承載了家族萬裡尋親的重任。因為這份家族的囑託，方樹梅此次搜訪文獻之旅，不妨又可視作「萬裡尋親之旅」。

早在1934年底出發時，方樹梅的弟弟方樹功已經交代了家人的囑託。方樹功在《甲戌初冬臞仙兄出遊南北各省搜訪滇賢遺著喜而賦此》四首詩中最後一首云：「猶子離鄉久（天民侄流落南北各省已七載），無令罹網羅」，他希望兄長能將離家七年的侄子方天民找回來，不要使他陷入網羅之中。

據《臞仙年錄》可知，方天民早年參軍，1928年回家後，其父擬赴昆明幫其脫離軍籍，卻不幸染病而死亡，年僅46歲。由此，尋找侄子方天民成為方氏家族的一份家族責任。正是因為這樣的家族囑託，方樹梅此行途中屢屢提及尋找方天民，而這場尋親活動也構成這段日記的值得關注的又一線索。

日記中屢屢提及方樹梅為此事所做的努力，也數度提及自己為此落淚。如1935年1月7日日記雲，「午前三時，夢天民侄，似在蘇皖，見餘大哭，祈帶伊回滇。顏色憔悴，面稍浮。餘慰以即帶伊矣。忽醒，不復再寐」。1935年1月21日，「夜草一書，寄九江，訪侄子天民」。這封信並沒有成果投遞。2月28日日記云：「寄侄天民函打轉，雲查無此人，不禁老淚橫流也」。3月4日，方樹梅再度寫信給蚌埠的雲南同鄉餘襄臣，請他「力為探訪侄子天民行蹤，不禁淚墮溼箋。」4月1日，方樹梅又「寫郵蚌埠與呂厚臣、餘襄臣兩同鄉函，託訪侄子天民。」6月7日，在南京的雲南同鄉設宴款待方樹梅，主人吳廷標特意請雲南同鄉餘汝為（襄臣）前來。此前方樹梅多次寫信與餘汝為，甚至還準備孤身到蚌埠去探訪侄子行蹤。由於餘汝的幫忙，方樹梅得以不必親往。然而，在日記中，對於侄子方天民行跡，方樹梅不禁感慨道，「此子狂妄，受困自取，家人無不念渠，而渠全不念家人。餘為亡弟故，時時老淚橫流，訪之不獲，而心已盡矣」。

儘管方樹梅最終沒有找到他侄子，但他此番所作所為的確堪稱盡心盡力。痴情於文獻的方樹梅，容或忘我，卻始終沒有忘記家人。

在整個搜訪文獻的行程中，方樹梅頗以為家庭為念。出發之前，對於此行方樹梅也有擔憂。他曾與弟弟在老家山上禮佛，希求佛祖庇佑旅途平安。方樹梅有詩《將出滇北遊搜訪文獻與紀青弟和衲山禮佛見朱鳥飛鳴林端有作》紀其事，其中一句「山人出山搜文獻，一瓣心香活佛禱」，確是寫實。

1934年12月14日離家那天，方樹梅「囑內人勿念，囑兒懷民、兒媳芝馥聽母教，並善撫小孫女儀昭」。不久之後，1934年舊曆除夕，方樹梅時在北平，夜深感慨，作《舊曆除夕》詩云「家人守歲松毛坐，念我殷於我念情」。1935年3月3日，方樹梅在北平大柵欄為妻子買外羔裘一件。日記云：「餘出門時，內人云囊中有餘，為購一袍料。到上海、蘇州、北平三處，餘購書數十種，用數不少。若不為之購此二十餘元之物，返家後質問餘購書不吝，購物則太慳，將何辭以答。」在買書與為妻子買物之間，方樹梅也力求做一些平衡，既不負書，也不負老妻。3月28日日記又雲，「念小孫女儀昭，在東安市場購一景泰藍小飯碗，歸家作紀念」。由此不難發現，對方樹梅而言，搜訪文獻之旅就其最本質的內涵而言仍是一場出門遠行。出門在外的方樹梅，當然不會忘了給家裡買一些禮物，更不會忘了家。在許多時候，客途中方樹梅忽然就觸動鄉思，如1936年3月22日，方樹梅遊西山，見到嵯峨的巖石，蔥蔥鬱鬱的松柏，不禁「動餘歸故鄉之心」。

1935年7月11日，方樹梅最終結束這場漫長旅途，回到昆明家中。日記雲「孫女儀昭，餘出門時才五月有零，接抱之，默默望餘，若驚若喜。內人云，向不近生客，今抱之，若知為其祖者，其天性有非語言能述。」這段日記把我們從滿目文獻的世界重新拉回充滿常情的世界，再度想起方樹梅不過是一個老人，是人之祖父，儘管他是愛滇的「方古董」，但他也是一位渴求天倫之樂的老者。日記中這條若隱若現的親情線索，使文獻學家方樹梅變得更為可愛。

六、以文獻會友

方樹梅此番文獻之旅，不僅展示了一次重要雲南文獻搜訪活動，揭示了一群「愛滇人」和他們可歌可泣的行動；也不僅記載了三十年代的美麗中國和文化中國，更從根本上重新揭示了文獻之於舊時代文人的重要意義。文獻不是冰冷的書籍、字畫、拓本等物品，而是浸潤人情溫度的別樣之物。重新審視文獻之方樹梅此行的重要意義，不能不特別看待旅途中那些基於文獻締結的友誼。

首先，書籍在這些文獻愛好者手中，是媒介，也是禮物。方樹梅1935年1月18日在上海拜會浙江人孫樹禮，即「贈送普茶一盒，滇書數種」。雲南的書，雲南的普洱茶，一旦被用作見面禮上，在價值上並無兩致。而孫樹禮也回贈其兄孫樹義的《文廟續通考》。由於這樣愉快的禮尚往來，方樹梅自然邀請孫樹禮為其《龍池校書圖》題詞。1935年2月1日，方樹梅抵達北平，因袁嘉穀的介紹函，方樹梅拜訪高步瀛，高即贈以《文選義疏》《唐宋詩舉要》各數冊。而在北平國立圖書館，方樹梅也捐贈了《夢亭遺集》《茶花小志》《錢氏族譜》三種。文獻，由此成為老派文人傳情達意的重要載體。

方樹梅所藏《藏秘詩鈔》

其次，所有熱愛文獻者都自覺承擔了傳遞文獻的任務。在南寧，友人黃雲生交方樹梅《起風黃氏家乘》，託其交給李根源，以換取李根源《吳郡西山訪古記》。方樹梅欣然答應，最終完成囑託。

再次，「文獻之網」中的人自覺將文獻事業視作一代代人的接力。於是，在不斷的文獻往還中，他們往往寄託了文獻事業薪火相傳的期待。例如浙江人孫樹義為《龍池校書圖》題詩第二首云：「我昔西湖典閣書，琳琅四庫慎分儲。」就是以身作則，激勵方樹梅。孫樹義年輕時曾經看守過文瀾閣《四庫全書》，也因此做出巨大貢獻，此時孫已年邁，但見到方樹梅勤於搜訪文獻，喜不自勝，故而殷切將自己從前的故事講述出來。把這一與書有關的故事傳遞下去，無疑有助於下一代人堅定熱愛文獻的信念。

最後，痴情文獻者最終「得道多助」，完成初擬的文獻理想。方樹梅出滇搜訪文獻在當時人看來，十分感人，這一經歷也逐步成為他社交的社會資本。當他1935年1月22日拜訪章太炎時，章太炎也對方樹梅一路以來的經歷頗感興趣，在方樹梅講述北遊搜訪文獻的任務之後，章太炎予以嘉獎。1936年6月5日，在南京，方樹梅拜訪柳詒徵，二人談雲南掌故也近一小時。

在一種共同的「文獻精神」的感召下，在訪書過程中，方樹梅得到了許多支援。在蘇州，雲南同鄉李根源在席上介紹蘇州人王佩諍（1888-1969），並請王氏「為開一關於滇省文獻書目，可按圖索驥」。其他同道也為方樹梅提供方便，1935年1月23日拜會章太炎，章太炎即與之談南明永曆朝在雲南的情況。方氏談及「梳妝檯乃永曆帝陵，李定國攻破緬甸」等事，得章太炎認可。又如1935年1月28日，方樹梅拜訪金松岑，金松岑為其排定雲南省志人物傳的次第。

總而言之，從方樹梅北遊搜訪文獻活動可見，彼時的中國，舊式的風雅依然存在，人們能夠「以文獻會友」。文獻，也成為神州大地文人聯動的紐帶。

試以方樹梅此行初期在廣州與蔡守、談月色夫婦的文獻交往為例，可略作說明。

方樹梅與廣州的蔡守、談月色夫婦早有書信往來，然而此前並未謀面。文獻愛好者往往從前尚未謀面，一見面則往往有相見恨晚之感。1934年12月31日，方樹梅抵達廣州東華西路舊文明裡藝彀社，拜訪蔡哲夫，「一見歡若平生，其夫人月色女史，相與為禮。數年來以文字相往還，而尚未謀面，今得一室之晤言，欣慰無似」。這次見面兩人足足聊了三個小時，尚且意猶未盡，蔡氏夫婦並且留方樹梅吃飯。談月色親自下廚，烹製了韶關蘑菇、蠔等廣東特產，令方樹梅大飽口福，以為蔡氏夫婦對待他並非「泛泛者比」。此後數天，兩人多所往還。1935年1月2日，蔡哲夫陪同方樹梅遊覽六榕寺，參觀陳大年（18882-1969）藏玉展覽會，並請友人幫忙，為方樹梅遊南華寺做介紹。方樹梅從韶關南華寺返回後，蔡哲夫又陪他遊古書店。臨別時，蔡哲夫集白居易、龔自珍聯雲「專管圖書無忌地，狂臚文獻耗中年」，談月色為刻印三方相贈，分別為，「梅居士」「盤龍山人」「晉寧方樹梅萬裡搜訪雲南文獻所得之印記」。

在這次短暫的相會中，蔡氏夫婦還為方樹梅的《龍池校書圖》題寫聯句詩。詩中鮮明道出他們共同的志趣——「收拾殘叢氣味同」。

這場發生南中國的一次小小的文獻聯動表明，基於共同的文獻熱忱，文人們可以結下深厚的友誼。這種將文獻與友情，與坦率的人生姿態相結合的文獻故事，與今天許多純粹技術流的「文獻學」研習活動有著很大的差異。方樹梅此行許多因文獻而結緣的交往故事，使人想起程千帆先生對晚年對弟子的所言。1996年2月3日，有學生以鄧雲鄉《文化古城舊事》所載舊事文人豐富多彩的生活為問，程先生不無感慨道：「到南京快二十年了，有關係密切或疏遠的同事，但沒有朋友。家庭之間都很少來往。這種社會風氣，不是一個開放向上的社會所有。」由這句話延伸開來，不妨放言：拋開人情，研習純粹的文獻學恐怕永遠也抵達不了中國古典文獻的奧區。

七、北遊搜訪文獻的價值

隨著近世交通的便捷，訪書成為近代令人矚目的文化現象，所催生的文字作品多冠以「訪書記」之名。孫楷第、王重民、謝國楨、王欣夫等人重要的訪書活動都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這一時期訪書活動繁榮的背景是各地文獻事業此前都遭遇重要挫折。河南人蔣恢吾（1871-1944）為方樹梅《龍池校書圖》題詩中雲，「中原文獻今零落，虛負南雲萬裡槎」。道出彼時天南海北文獻事業均抑而不振的窘境。方樹梅《北遊搜訪文獻日記》應當置於這樣的背景下去理解。

如果將文獻搜訪活動活動視作文人重建聯繫的一種方式，那麼，訪書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具有一些不同尋常的意義。尤其這群訪書的文人普遍以「國故」文獻為目標，並在實際訪書過程中踐行過去的文化方式。這些訪書者所尋訪的是今天被定義為古籍或是文物的遺產，通過這些往昔的文獻，他們得以在當代世界重新建立聯繫。由於尋訪文獻過程中，他們所採取的依然是舊文人處理文獻的方式，因而，從各方面而言，這些活動與當時的其他文人群體性活動形成較大差異。

在普遍以政治信念為群體區隔的三十年代，「主義之爭」和對與現實政治和社會的不同看法成為人際交往重要的界標。此時，這些好古之徒以傳統文獻為號召，與熱鬧的現實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因而，與火熱的青年交往不同，三十年代因文獻搜訪而結緣並加深友誼的文人普遍更為年長，或者在精神上更為守舊。只不過這種「舊」，與此前二十年守護清朝之「舊」的遺老們有所差異。上一個時代們守舊的遺老們此期已經或正在奔赴東北的「行在」，自覺疏離並且自絕於文化舞臺的中心。當然，一部分對前朝心態已感淡然的遺老們，也成為文獻尋訪活動的某一節點，成為傳統文獻網絡中的一環。遺老們在精神上與搜訪文獻者相遇處，也許正在於故紙情長。明乎此，就不難理解，方樹梅1935年2月15日遊頤和園，特地「赴魚藻軒，觀王靜安先生投水處，太息久之」。在輕鬆愉悅的遊園中，方樹梅忽然專程到王國維投水處拜謁，若非情感相召，同聲相應，方樹梅恐不至於做這樣的安排。

不願過於急切投入政治潮流與激烈現實對抗中的人，在一種故國情懷和故紙情愫的推動下，成功發現了舊文獻的價值，這些涵蓋書籍、繪畫等內容的文獻既可以部分鞏固他們的社會地位，也能讓他們在一個日漸感到孤獨的時代，重新尋找到有著相同興趣的同道。甚至，藉助於大一統所塑造的悠久文化傳統，他們還能暢行無阻地走出「地方」，走出「區域」，在更為廣闊的地方，譬如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重新獲得舞臺，獲得言說空間，獲得珍貴的友誼，從而修復對他們而言日漸感到支離破碎的全國性的文化網絡。

藉由這些搜訪文獻活動，他們也可以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名望和地位。同時，一種油然而興的地方情結，在感召許多地方人士，團結地域力量上，也起了積極作用。基於傳統文獻重新塑造的地方意識，在有意無意間也暗合了這一時期各地軍閥或其他地方政權的需求。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三十年代各省市修建方志、搜羅本省市文獻如此熱鬧。儘管三十年代早期，中國經濟建設取得較為顯著的成果也是這種文獻活動活躍的重要基礎，但我們仍不能忽視地方軍閥和割據勢力支持局地文獻活動背後的政治動因。廣西、雲南等邊陲省份在這一時期開展了許多規模較大的文獻修纂和搜訪活動，與這些地方政權的相對獨立性應當存在一定關聯。不必諱言，傳統文獻儘管位於政治舞臺和現實環境的邊緣，但它的歷史分量和象徵意義，仍然決定了它在特殊時期並非僅僅是故紙堆那麼簡單。諸種因素互相作用，使得地域意識不斷發酵，最終在三十年代醞釀出一些文化風波。譬如，1934年易君左出版《閒話揚州》，由於涉嫌所謂的「地域歧視」，最終引起官司，結果導致此書被毀版。1937年，風頭正健的批評家李長之原本由老師馮友蘭向熊慶來推薦，擬到雲南大學任教，結果因所寫的《昆明雜記》談及對昆明的不良印象，被雲南地方人士群起攻之，最終被「驅逐出境」，輾轉到重慶的「中央大學」任教。三十年代發生在江南核心區域和邊陲城市昆明的文壇風波，其來有自，根源就在於各方勢力圍繞地域情結和地方文化大做文章，最終導致一種較為狹隘的地方中心主義潮流泛濫。

熱衷於搜羅並編纂舊文獻的文人，自新文化運動以來，要麼是掉隊者，要麼是脫伍者，要麼是失意人，總之，他們是有些跟不上時代文化運動的高歌猛進。舊文獻的搜訪活動，賦予了他們新的勢能，也讓他們部分恢復了舊日的光彩，並重新拾掇其舊日的理想。以這些文獻活動為號召，他們重新與省內外各色人士建立聯繫，逐步擺脫邊緣化的窘境。來自官方的定向贊助，使得這些活動有了基本的資金保證。來自同鄉和其他渠道的贊助，則讓他們更好地凝聚地區性的力量。當他們帶著某種使命和寄託走出熟悉的圈子，奔向更為廣闊的地方尋找文獻時，他們個人增長了閱歷，擴大了交遊。在豐富舊文獻的同時，這些文獻痴迷者也豐富了自己的人生。例如，方樹梅在編纂《方氏族譜》時，就將搜訪文獻及各地名人為其《龍池校書圖》所題詩文收入其中，將其視作家族榮耀的一部分。訪書之旅從一種苦行僧般的生活，轉化為可歌可泣的文化資本。

舊文獻在三十年代終於成為特殊的「玩意兒」，成為一群失意者重新聯結起來的信物。藉助於舊文獻，一群與在大時代中深感迷茫的人找到了同明相照的夥伴。這群「與古為徒」的人彼此取暖，互相慰藉，寫下了新時代裡的舊文化之歌。方樹梅的北遊搜訪文獻之旅，正是這許多文化之歌裡的一曲。以舊文獻為號召，三十年代的好古之徒以接連不斷的文獻活動，向人們展示了一群邊緣人在較為邊緣的領域，如何活得心安理得，如何活得自由自在。他們以可歌可泣的行動，詮釋了「考文獻而愛舊邦」的生命力，詮釋了文獻的確可以作為一種生活方式。20世紀30年代，如《北遊搜訪文獻日記》等一系列訪書日記的大量湧現表明：舊邦已逝，故土日非，卻只要心存一些的文獻信念，則無論時事消息如何難看，滿眼山河將重又顯露生機。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日記文獻敘錄、整理與研究」（18ZDA259）階段性成果，由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首發。作者單位為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責任編輯：彭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