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田園詩與其他人的不同（陶淵明詩中的農事）

2023-04-13 08:25:42 1

東坡曾經讚嘆陶淵明《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二句說：「非古人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東坡志林》卷十）極是。任何行當，都有外行所不能清楚了解的專門知識和訣竅，知者未必能言。縱使言之，他人也未必能理會其中微妙。蘇軾得意，正緣於他能了解陶詩的好處。

陶詩有很多好處，其中一種便是對田園生活描寫非常真切，無愧田園詩歌之宗。這種真切的特色，後世讀者很多都不能把握。比如有人認為陶淵明只是詩裡寫寫，勸農是真，自己力農是假。再有一種流行的看法，「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正是陶淵明不諳農事的寫照，或者直白說因為他懶。我們無法苛責遠離農業的現代讀者，但研究者卻有責任準確地解讀陶詩，將陶公心事與行事大白於天下。這裡就以人所熟知的《歸園田居》五首的前三首為例，分析一下陶公田園書寫的真切特性。

酉陽桃花源廣場雕塑

《歸園田居》組詩與《歸去來兮辭》所表達的是同一主題，即離去與歸來，尤其是其一。詩也好、辭也好，歸來都具有雙重含義。首先是回歸真實的田園，更進一步回歸心靈的自由。「復得返自然」，陶淵明話語中「自然」，並不是英語的nature，而是一個老莊的概念，這裡是指心的本然與自適，正是「曷不委心任去留」的意思。由此更進一層，在離去與歸來主題的背後，還隱藏著身心交戰的主題。詩人「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俗是習俗，是大家習以為常的觀念、禮法、行為方式，是要個人屈從於眾人的力量，也就是下一句的「塵網」。本無俗念，為什麼後來會「誤落塵網中」而「久在樊籠裡」呢？《歸去來兮辭》裡作了解答，因為「以心為形役」。身心交戰的第一輪，身體獲勝，所以出山為官。然而反思自己，覺得「深愧平生之志」，「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心靈戰勝身體，又「守拙歸園田」。

「守拙歸」，即《歸去來兮辭》的「息交以絕遊」。俗人就像莊子所說的鴟：「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莊子·秋水》）陶公看來，人間交遊，無往不在的都是鴟、蜩與學鳩那樣的人物，要返自然，當然要從息交絕遊做起，這需要內心具有絕大的力量。

有力量，才能由歸來出發，走向心靈的自由。凡偉大者，莫不是承受更多的艱辛與痛苦而造就的。希臘詩人卡瓦菲斯《伊薩卡島》云：「當你啟程前往伊薩卡，但願你的道路漫長。」伊薩卡島是奧德修斯的故鄉，奧德修斯的歸鄉之路漫長，所以成就了一部史詩。棄捷徑而取長途，雖非必要，卻是偉大的充分條件。陶詩此處說「守拙歸園田」，彼處說「平津苟不由，棲遲詎為拙」，說「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也是拒絕坦途近路的同一態度。

但只是持「守拙」的態度，在痛苦中煎熬忍耐，恐怕很難堅持下去。在艱難而平淡的田園生活中發現美與樂，這才是歸心的本領：「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裡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先要糾正一個流行的誤解，「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裡煙」並不是描寫遠眺中的村莊。前面說「守拙歸園田」，以下就是對自家園田的描寫。「方宅」四句寫自己的居所宅院，「曖曖」四句刻畫所居之村落，次第井然，層次分明。如果中間橫插一望遠，那前後便不能貫通。而且後面明明說到雞鳴狗吠，這是自己村中的景象和聲音，遠望中村落的雞犬聲是他聽不到的。又組詩其四「披榛步荒墟」，可知陶公近處村落早已荒蕪，那麼「墟裡煙」之景象也只能為己村所有。所以「遠人村」是說自己所居之村莊遠離人間，非謂望中別有一遠村也。而「曖曖」者，所居乃在遠離人世之村落，由塵中望來，正在曖曖然隱約之間。這與《桃花源詩》「荒路曖交通」詩義正相通。

陶公是怎麼描寫自己的宅院和村落的呢？他說自己所居宅院四方佔地十餘畝，其中有草屋八九間。十餘畝的宅基地挺大的。《孟子·梁惠王上》：「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韓詩外傳》卷四：「古者八家而井田（中略）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孟子·滕文公上》趙岐注同之。儒家理想中的五口之家，佔地頂多五畝。相較可知十畝之宅不為不大，其中可種果木花草極多。但偌大宅院中草屋草屋不過八九間，又頗陋。《晉書·吳隱之傳》載以清廉著稱的吳隱之居家後「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陶淵明的茅屋不過多了兩三間，自然也是很樸陋的。屋舍陋是詩人安貧有守，宅院大是他知足常樂，這正是《時運》詩「稱心而言，人亦易足」之意。

然後是宅院景象。《宋書·五行志》載：「晉武帝太康後，天下為家者，移婦人於東方，空萊北庭，以為園囿。」又：「晉司馬道子於府北園內為酒壚列肆。」可見西晉以後，在屋北庭院中營造園林的風氣逐漸形成，至東晉依然如此。陶淵明「榆柳蔭後簷」，所寫似乎正是北園景象。可不可以「桃李蔭後簷，榆柳羅堂前」呢？絕對不行。陶詩所寫才是真實田園。蓋榆樹和柳樹都是性好陰溼的樹種，且濃陰覆地，其下不宜再種別的草木，所以才種在屋後北園。《齊民要術》卷五《種榆、白楊》：「榆性扇地，其陰下五穀不植。種者，宜於園地北畔。」唐人韓鄂《四時纂要》卷一也說：「榆性好陰地，其下不植五穀。種者宜於園北背陰之處。」又：「種柳（中略）尤宜溼地。」《藝文類聚》卷八八《木部·榆》引《雜五行書》曰：「舍北種榆九株，蠶大得。」《雜五行書》甚至把北園種榆的行為神化了，認為有宜蠶桑的作用。所以榆柳只能長在後簷外。

反之，桃、李果樹，需要充足陽光，應該種植在堂前南邊院中。《齊民要術》卷四《種李》：「桃、李，大率方兩步一根。」自註：「大穊連陰，則子細而味亦不佳。」繆啟愉先生解釋說：「枝葉蔭翳相連，是培養果樹最忌的。通風不良，陽光蔭蔽，光能作用惡劣，枝葉難以合成果實所需要的有機物質，自然果實少而小，味道也差。而且蔭翳還是病蟲害的潛藏淵藪，為害更大。」（《齊民要術校釋》）陶公詩云「羅堂前」，正是桃李羅列散布的樣子，「羅」字可謂精確不移。而前面《齊民要術》《四時纂要》形容榆樹「扇地」「陰地」，極言其樹蔭可觀，所以上一句詩云「蔭後簷」，同樣是斬截準確的下字手段。

詩人的視線由自家宅院擴展至所住的孤獨而溫暖的小村落，不但有嫋嫋炊煙，還有雞犬之聲洋洋盈耳。讀者很容易想到《老子》第八十章：「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以及陶公《桃花源記》的「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小國寡民，自然是陶淵明期待的生活狀態。而元代吳師道《吳禮部詩話》則指出：「古《雞鳴行》：『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陶公全用其語。」其實詩歌還暗合了《莊子》雜篇《則陽》中的一個典故：「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郭象註：「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從《莊子》的角度去理解，原來雞鳴狗吠都是本性如此，是自然之物、自然之境。前面鋪寫得這樣踏實，詩歌最後說「復得返自然」便是真實語，而不是空話。《莊子》之典向為前人忽略，所以這裡特別拈出。

另外，「雞鳴桑樹顛」如果當作實景看，那也不妨稍加說明。因為過去的雞都散養，直到魏晉南北朝時，圈養才逐漸流行。《齊民要術》卷六《養雞》載圈養之法曰：「雞棲，宜據地為籠，籠內著棧。雖鳴聲不朗，而安穩易肥，又免狐狸之患。若任之樹林，一遇風寒，大者損瘦，小者或死。」書中特別強調圈養的好處，似乎可以反證當時圈養還不夠普及。至少詩句所描寫的，仍是散養的雞。也許斯時斯地尚未流行圈養法，也許只是主人漫不經心，純任自然。這樣深究一下，趣味便增加了許多。

這樣的景象何其溫潤。加繆曾經說：「所有聰明人都會受到的共同誘惑：憤世嫉俗。」（《加繆手記》）陶淵明似乎戰勝了這種誘惑。看清世間的黑暗與荒謬而仍不失其深沉溫潤之愛，其悲深，其愛大，其人廣大而深沉。王維《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雖然瀟灑，卻終有輕薄相。而陶詩的方宅草屋、榆柳桃李，如何欣然自得；黃昏中的村落炊煙、雞鳴犬吠，又何等溫暖。安然於陋，可見欲望已然淡薄；欣然於草木村莊，便是心之充盈活潑。心中生機勃勃，眼中色、耳中聲——孤村炊煙，雞鳴狗吠——這才無一不可愛。而雞犬鳴吠的天性不受人力操縱，人也無法操縱，便是詩人所感受到的自然。於是「戶庭無塵雜」，已絕官場交遊也。於是「虛室有餘閒」，因息交絕遊而心下安寧也。這是初回田園，身心俱得解脫的喜悅。回歸田園，是陶淵明真正走向自己、走向自由的最重要一步。

話到此處，不妨附帶討論一下「復得返自然」的異文問題。「復」字，有一個異文作「安」。田曉菲教授的《塵幾錄》認為，歷代箋注家選擇「復」而排斥「安」字，是大家想當然地覺得「詩人已經掙脫了枷鎖，可以享受一點安寧了」，實際上他們這樣是把陶詩中的複雜感受給單純化了，為的只是突出自己心中那個單純的寧靜自然的陶淵明形象。為了增強說服力，田曉菲教授還舉了楊萬裡的《曉起探梅》詩作為比擬：「一生劫劫祗長途，投老山林始定居。夢破青燈窗欲白，猶疑雪店聽雞初。」田教授錯了。如前文所述，從雞鳴狗吠的自然到虛室餘閒，再到返自然，一氣而下，於意於理都不容別做他解。而作為互文的《歸去來兮辭》同樣說「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其中何嘗有一點懷疑？楊萬裡的詩歌從背面敷色，烘託風塵漂泊、人生無奈的感慨，卻不是要表達田園之無法回歸、心靈之無法寧靜，用作比擬也是不恰當的。

再來看其二：「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詩歌首二句描寫家園的位置，這種開篇法與《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一樣。除了標誌位置以外，這兩首詩都是用否定性的表達方式開篇的。詩歌中的否定實際有雙重功能。第一，是直接的否定，比如這裡說與俗世中人沒有交往。第二，雖然否定，被否定的對象卻能產生一個背景，為詩歌提供一個大的場景、一個坐標。即如這首詩，俗世的交往雖然被否定了，但俗世卻成為詩人園田居大的背景，在這個喧鬧、擾攘的背景上，詩人的鄉野顯得愈加寧謐、質樸。

沒有人事交往，下面順理成章地寫自己的慵懶閒適。「白日掩荊扉」就是 「門雖設而常關」的意思。白天關著門，可能是出門勞作，也可能是人在家沒出門，後一句「虛室絕塵想」，說心裡斷絕了俗世念頭，正好說明詩人大白天呆在家裡悠然出神，打發時光。因此，後面的「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應該發生在黃昏日落，他人勞作歸家以後。前四句寫的是不與俗人交往，下面卻筆鋒一轉，寫起與人的交往來了。這個轉折很妙。伍涵芬《讀書樂趣》云：「陶元亮《歸去來辭》，一種曠情逸致，令人反覆吟詠，翩然欲仙。然尤妙於『息交絕遊』一句下即接云：『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若無此兩句，不將疑是孤僻一流，同於槁木乎？」詩與辭同一機杼。紅塵名利之客，非我徒也，鄉裡父老，樸拙之中自有妙趣。與他們「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所談的不過桑麻話。作為詩句，這兩句不修飾錘鍊，一白如水，卻有一種飄逸的神氣在，好像是王羲之在寫字，你看他漫不經心寫來，卻逸宕瀟灑，飄然風塵之外，而這種輕盈的丰采，卻是由腳踏實地的生活而來。敦厚者最輕盈。有了這兩句詩，全詩變得渾樸自然，同時，因為這樸實，生活中的詩意全部地浸潤到了詩歌中，於是輕盈起來。

以桑麻代稱農事，這是文學的手法。只是農事甚多，為何特別拈出桑麻？《孟子·梁惠王上》：「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漢書·食貨志》：「還廬樹桑。」可知桑樹常種在廬舍宅院四周，為眼前之物，且正與前一首的「雞鳴桑樹顛」相應。「衣食當須紀」，桑麻都是衣事，自然連類而及。種桑麻都辛苦，種麻尤其不易。《齊民要術》卷二《種麻》：「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地薄者糞之。耕不厭熟。」自註：「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無葉也。」地要肥，不肥者要多施肥。又要勤耕，反覆至少七遍。正文又云：「麻生數日中，常驅雀。布葉而鋤。」看來麻的種植很是煩難艱苦，付出既多，看到近處的桑麻日漸長大，遠方開荒的土地也日漸廣大，不能不倍覺歡欣而相對縱談。

但為什麼突然害怕霜霰來到，草木零落？如果理解成詩人在蓬勃生長的日子裡憂心著秋冬，似乎跳躍稍大。而且桑樹並非草本，秋悴春榮是常理，又何須擔憂。可惜注家因為這兩句詩清通如話，都不願辭費，這個疑問一直懸而未決。其實陶公所擔憂的，並不是循環的四時榮枯，而是非時的風霜雪雨。如《呂氏春秋·季春紀》所言：「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又《仲夏紀》：「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谷。」「行秋令則草木零落。」這裡描述的春夏所行的秋令、冬令，就是指這種極端的災害天氣。這類天氣並不罕見，正史《五行志》中保存了相當多的記錄。這裡從《宋書·五行志》中摘錄在南方，尤其是在東晉發生的部分非時霜霰記錄，以見業農之艱難：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谷。

嘉禾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

（晉元帝）太興三年三月，海鹽郡雨雹。

（晉明帝）太寧三年三月丁丑，雨雹；癸巳，隕霜；四月，大雨雹。

晉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四月己酉，雨雹。

太元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

晉安帝義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

義熙五年三月己亥，雪深數寸。

以上記錄中，雨雹、隕霜、雨雪的時間，三月、四月、七月、八月、九月都有，此時「霜霰至」，動輒減產，重則絕收。即使沒有霜霰，夏秋季節的「風雨縱橫至」，也足可以造成「收斂不盈廛」（《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的後果。陶公的恐懼憂慮，是再真實不過的農家之憂。至於要否由此引申出人生之憂，那就盡可讓讀者發揮了。至少《命子》詩中所云：「福無虛至，禍亦易來。」深有此慨。

清代溫汝能說：「『相見』二語，逼真田家氣象，陶詩多有真趣，此類是也。」最中肯綮。土地靜穆，深沉，恆長，許多農夫木訥，但說起莊稼，卻能頭頭是道。聽者有心，自能在樸拙言語中領略到土地與人生的經驗與智慧。閒話農事，生命遷流在其中，人海滄桑在其外，哀樂相生，不淫不傷，最得雋永深味。顧隨先生云：「古今中外之詩人所以能震爍古今流傳不朽，多以其偉大，而陶之流傳不朽，不以其偉大而以其平凡。他的生活就是詩，也許這就是他的偉大處。」說得真好。

但王夫之《俟解》有云：「生汙世、處僻壤而又不免於貧賤，無高明俊偉之師友相與薰陶，抑不能不與惡俗人相見，其自處莫要於慎言。言之下慎，因彼所知而言之，因彼所言而言之，則將與俱化。如與仕者言則言遷除交結，與鄉人言則言賦役獄訟，不知痛戒而習為固然，其迷失本心，難以救藥矣。守口如瓶，莫此為至。吾所言非彼所欲聞，則量睛較雨，問山川，談風物可爾。」陶公與農夫談桑麻是否也如此？友人王顨庵先生曾對我說：「與野老實無可共語，以不願與本階級人往還，故云雲。就其底裡言之，仍是負氣處。」看來骨鯁之士所見如此。陶淵明自然也是傲岸之人，二王之說，別有深味。

最後看看其三的首二句：「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常常見人以此為例，來論證陶淵明的隨性與懶散，可謂厚誣古人。其實鄧小軍教授早就解釋過這個問題，他說：

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 2《大豆第六》引西漢汜勝之《汜勝之書》曰：「大豆保歲易為宜，古之所以備兇年也。謹計家口數，種大豆率人五畝，此田之本也。……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戴甲而生，用深耕。大豆須均而稀。」所謂「均而稀」，「均」指窩距均勻，「稀」即指行距較寬。為什麼大豆種植行距要稀？這是因為大豆植株需要較大空間才能長得茂盛（四川方言叫「長得蓬起來」，「蓬」指枝葉充分展開），豆莢裡的豆子才能長得飽滿、碩大。所以，豆苗一時被草掩蓋，是農田常事，沒有關係，只要去鋤草，就沒有草了。如果把「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解釋為陶淵明「疏於耕作」，這樣的解釋，可能是由於不太熟悉南方農村生活。（《古典詩歌注釋與農村生活經驗》，《晉陽學刊》，2010年第四期）

還可以補充一點。其一「開荒南野際」，其二「我土日已廣」，所說的都是南山下這塊地。除了鄧文所引之外，《齊民要術》還說種豆「地不求熟」，也就是種豆與種麻正相反，新開荒的土地反倒更好。等種上幾年豆子，新地變熟，可以再種其他農作物。新開闢的土地中雜草的殘根和草籽本來就多，豆苗又行距稀疏，當然會造成「草盛豆苗稀」的景象。陶公自述勤苦墾荒的詩作，反而成了後人口中懶散的表徵，以陶公的性格，他一定呵呵而笑，欣然領受這番「好意」吧。

《顏氏家訓·涉務》說：「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為之，未嘗目觀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顏之推批評南朝士大夫不知稼穡，落實到大小謝身上毫無問題，但要這樣看陶淵明就不對了。陶公于田園是親切的，他將心靈與理想寄寓其中，詩歌便真而有味。這樣的詩歌需要讀者有相應的知識，挑戰讀者心靈的深度，更需要讀者有呼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