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線上的女兵是真實歷史事件嗎（水門橋中的女兵）

2023-04-16 02:23:46

1950年12月1日，我的丈夫奉命率部前往水門橋，阻擊從長津湖撤離的美軍陸戰1師。

丈夫時任20軍60師參謀長，他們是橋邊攔截美軍撤退的最後一道力量。

與此同時，作為60師衛生隊指導員的我也接到緊急命令，帶隊趕赴水門橋前線支援救護。

我剛生完孩子才一個月，就千裡迢迢追到朝鮮戰場，怎麼也得和丈夫見上一面。

孩子還等著他起名字，婆母還等著我們回去盡孝。

三個月前，在嘉定留守處，我即將分娩，丈夫的警衛員突然回來，告訴我丈夫已經離開山東北上，派他回來照顧我。

我作為20軍黨委的秘書，比他們還更早知道部隊將出國作戰的消息，心裡有了底倒也不慌。

再者，我16歲就參加新四軍，早已見慣了戰場上的生死。當國家需要的時候，戰士哪有不上戰場的，何況那些十八九歲的女兵也都去了。

只是，我們是夫妻，更是戰友，不能讓他一個人去打這場仗。孩子剛滿月，我就從吉林輯安跨過了鴨綠江。

此時，美陸戰1師已經從長津湖開始突圍，我所在的20軍也南下到黃草嶺的水門橋一帶，層層阻擊逃往興南港的敵人。

到達輯安時，恰好遇見十幾名剛出國就凍傷的連排幹部病癒歸隊，我們一行人以每晚急行軍80裡的速度跨過了鴨綠江。

途經朝鮮後浦時，突然遭遇美軍夜航機轟炸，隱蔽過後剛剛出發，街道旁就傳來了一陣嬰兒的哭聲。

我本能地走過去一看，發現幾具躺著的屍體，一個嬰兒還在死去母親的懷裡啼哭。剛做母親的我受不了，說什麼也要帶上這個孩子。

一邊的警衛員急了，說如果帶上的話不光會影響急行軍，嬰兒也會死在我們手裡。

我知道他說的對，這裡是大後方，天明後一定有人會來救，跟著我們進前線反倒危險。我只能狠下心將嬰兒移到了離火堆近的地方，一步三回頭追趕起了隊伍。

為了減少目標，我們分散成十幾人單獨行動，不分晝夜行軍，累了就找地方隱蔽休息，沒過兩天我的手腳就都凍傷了。

一位朝鮮阿媽妮得知我剛當了母親，一邊給我輕輕搓擦，一邊說：「志願軍同目，朝思密達（志願軍同志，真好）！」

年輕時身穿軍裝的我

這樣急行軍了五天，我們終於趕到了位於乾慈介的20軍軍部，警衛員連夜去了黃草嶺找丈夫，其他人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部隊。

我本來已經調往了師裡的組織科，可到前線一看，部隊傷員太多了，軍衛生部已經頻頻告急，軍組織部長就讓我去軍治療隊任臨時指導員。

部長問我有什麼困難，我張口就要槍，說萬一遇見敵人，沒有槍不行。

他當即解下了自己的手槍，又多給了我一個彈夾，說槍給我，但派不出人送我了。

聽完這句話，我已經對這場仗有了心理準備，等我到了位於山溝裡的治療隊，才真正感受到了它的殘酷。

所謂的20軍治療隊，不過幾棟破茅草屋，裡面足足擠了200多名傷員。

隊長黃坤負責一個室，女軍醫車淑琴負責一個室，除幾名醫務骨幹之外，護理員都是上海解放後參軍的江南姑娘，以及一個班的十六七歲的小青年。

醫療隊最大的問題是斷糧缺藥，尤其是因為斷糧沒有吃的，又因擔心轟炸不準生火取暖，傷員的抵抗力急劇下降，有的輕傷員成了重傷員，有的重傷員則因此而犧牲了。

我與隊長當即決定，將治療隊所有人一分為二，男隊員由事務長帶領去附近山村，尋找老百姓逃走時遺落的土豆和黃豆，女隊員劈柴隱蔽生火，給傷員燒炕取暖，燒水洗敷料布。

可找糧的苦苦找了一天，只找來了幾十顆凍地蛋和一小包不到一斤的黃豆，女隊員好不容易燒起火溶了雪水洗出了敷料布，但一涼開又會立馬凍成厚厚的冰條。

幾名年輕的女戰士，手也洗腫了，耳朵也凍腫了，還有的凍得哭出了聲來。

她們都還是孩子啊，又都在江南長大，從來沒有遇見這麼寒冷的天氣。所以我和隊長沒有半句批評，因為她們能來朝鮮戰場，已經很不簡單了。

而傷員們忍著飢餓和傷痛，一整天就吃這點東西不說，不但沒有藥，連一塊乾淨的敷料布也換不上。

揭開傷員的包紮敷料布一看，一個個黑乎乎的手指頭和腳指頭都掉了下來，我和隊長卻束手無策，我急得直想大哭。

突然，有位傷員指著我們發洩道：「你們是幹什麼的？我們都快要餓死，成叫花子兵了！」

「什麼叫化子兵！我們把美軍王牌陸戰1師打成了那個熊樣，困難是一時的，只要堅持下去，我們一定能勝利回國。」

傷員們爭論著，同時也在提醒我們，現在最最重要的同題是要千方百計找到吃的東西，只有這樣才能堅持下去。

我和隊長決定組織全體醫護人員，徑直翻過廣城嶺，去軍裡的轉運站背糧拿藥。

傷員們聽說後著急了，硬硬省下了小半斤黃豆給我們，說你們要不吃幾粒黃豆的話，恐怕連廣城嶺都爬不上去，命就沒了。

廣城嶺海拔1700多米，往返得20多公裡。

我接過黃豆，一一給分給大家，我先是按每人10粒分，到了最後我和隊長分到了7粒。

這時，隊長又下命令說，黃豆晚上不準吃，要等出發之前才能吃。所以當天夜裡，大家只能喝白開水充飢。

第二天拂曉，大家吃下了黃豆，又喝了一肚子水，便朝離軍轉運站最近的廣城嶺爬去。

當天下午三點多，我們趕到了軍轉運站，吃了幾塊壓縮餅乾稍事休息。男的一律背30斤以上，女的至少背20斤，又緊接著開始往回返。

拿到了糧食和藥品後，我突然又緊張起來。

因為治療隊只剩下傷員了，如果敵人繞過警戒部隊偷襲，那後果將不堪設想。

可我和隊長沒辦法，只有賭一把了，否則傷員也將活活餓死和凍死，到那時我和隊長依然是大錯。

雖然有壓縮餅乾墊底，但再次爬上廣城嶺時，女兵全都走不動了，這20斤的負重可比平時背100斤還難。

我也走不動了，可我是指導員啊，這個時候我必須拿出個主意來，否則到了夜裡，凍也把我們凍死在廣城嶺了。

想到勢單力薄的傷員，我讓隊長和事務長帶領男戰士先走，然後紮緊糧食和藥品，帶頭朝著雪深的地方往下滾。

這一招果然靈，原本十分艱難的下山，成了一場滑雪比賽。

我和女兵們走幾步滾一段，滾一段走幾步。到後來，文工團出身的女兵們，竟唱起了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歌曲《小路》：

「一條小路曲曲彎彎細又長，一直通向迷霧的遠方，我要沿著這條細長的小路，跟著我的愛人上戰場；

他在冒著槍林彈雨的危險，實在叫我心中掛牽，我要勇敢地為戰士包紮傷口，從那炮火中把他救回來……」

大家唱著歌，相互鼓著勁，直到黃昏，我帶著女兵終於回到了治療隊，而且沒有一個人掉隊，糧食和藥品也沒有半點的損失。

這天晚上，傷員們吃上了出國後的第一頓熱飯——麵糊糊，因為裡面加了壓縮餅乾，既好吃又有營養。

傷員們感動得流淚了，說什麼也要女兵們吃上幾口，但女兵們只是聞了聞，按規定只吃了兩片壓縮餅乾。

這天夜裡，大家累得一早就睡著了，可我卻怎麼都睡不著。

白天女兵們唱的《小路》，既是一首軍歌，也是一首情歌，那句「他在冒著槍林彈雨的危險，實在叫我心中掛牽」，讓我想起了一直在前線的丈夫。

我去軍組織部報到時，首長一時忙得沒提及丈夫，我也沒問。

我的覺悟告訴我，自己不能問。

可我心裡想，我千裡迢迢來到朝鮮戰場，你蔡群帆怎麼也得讓我見上一面，孩子還等著你起名字呢。

我是浙江慈谿人，上初一那年，日軍佔領了我家鄉，不得不隨母親躲到了鄉下的老家三七市鎮。

不久鎮上來了一位老師，將失學的孩子們組織起來讀書。說是讀書，其實每天大多是聽老師講抗日救亡的道理。

可不出半個月，整個浙東地區都淪陷了，日軍也佔領了緊鄰慈谿的奉化。

這時，慈谿來了一支代號「達誼」的部隊。

當時國民黨的「燒毛」部隊都在撤，慈谿卻來了一支抗日支隊，來的第三天就跟日軍幹了一仗，一時間名聲大振，吸引了許多愛國青年學生。

1942年的婦女節那天，讀書會的老師又給我們講抗日救亡的道理，說：「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假如中國沒有佔半數的婦女的覺醒，中國抗戰是不會勝利的。」

當時，我還不知道這是毛主席在延安女子大學成立時的講話，卻讓我熱血沸騰，讓我下定決心要去投奔新來的抗日支隊。

母親識字明理，我沒有多想，給她留下一封「女參加抗日是大孝」的家書，就隨著地下黨輾轉找到這隻部隊。

原來，他們是從上海浦東來的新四軍，支隊政委叫蔡群帆。

那時我並不知道，自己會和他有那麼深的緣分。

因為是敵後抗日，支隊沒有固定的根據地，除了刺探日軍情報就是徵糧，經常要與兩面派的鄉長們打交道。

慈谿鳴鶴鄉的鄉長，既為新四軍徵糧也替日偽徵稅。日偽在鳴鶴鄉設立據點後，他翻臉變成漢奸，仗著日本人撐腰，私吞了新四軍之前派給的糧款，支隊裡也一時拿他沒有辦法。

我知道消息後，私自決定女扮男裝，隻身去活捉這個漢奸鄉長。

一天夜裡，我圍上過了膝蓋的深藍色竹裙，隨身帶了兩顆真假手榴彈，再戴上一頂氈帽，扮成捕魚的小赤佬，劃著烏篷船繞過了日軍的碉堡，停在了白洋湖邊鄉公所的大門前。

我提著魚簍騙過了門口拿著棍棒放哨的鄉丁，衝進屋裡用真手榴彈敲醒呼呼大睡的鄉長，把他蒙上眼睛五花大綁之後，又押著他回到了烏篷船上。

船剛回到白洋湖對岸，漢奸鄉長就連連求饒，答應如果饒他一命，回去後馬上返還糧款。

我就這麼單槍匹馬活捉了漢奸鄉長，又要回了十分緊張的糧款，一下在支隊和當地有了名聲，可我也暴露了。

那是1944年的冬天，我被秘密派到慈北的洋浦鄉開展地下工作，可剛去就遭漢奸告密，被日軍憲兵隊突然包圍抓到了東山鄉。

日軍憲兵剝去了我的棉衣、鞋襪，關進潮汐的木籠裡，連凍了幾天幾夜，接著上刑、逼供、誘供、假槍斃……

能用的招數都用了，見我一口咬定是流亡學生，才慢慢放鬆了對我的刑訊逼供。

一次，來送飯的人刻意用手點了點飯糰，我趕緊打開一看，裡面藏著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你的表現我們都知道，一要保持氣節，二要保存力量」。

末尾兩個數字是組織的聯絡代號。我頓時明白，支隊已經著手開始營救我了。

第二天，送飯的人又帶來一支短鉛筆和一張空白小紙條，我在回條上寫道：「海枯石爛，我永不變！」

轉眼兩個多月過去，春節前的一天，日軍憲兵突然將我押送到了寧波做苦役。

這時，有個年輕的女人三天兩頭來找我勸降，得知她是日軍憲兵隊長的小老婆後，我反過來做她的思想工作，給日本人當幫兇，是沒有好下場的！

那女人聽後，哭著說她也是被日軍下鄉掃蕩抓來的，並答應讓日軍憲兵隊長派一個小腳老婦人來看管我。

營地裡有個平常鎖著的小門，只有犯人親屬來探監才打開。一天傍晚，我發現小門的鎖虛掩著，於是向老婦人編理由說家中找了個保人，一會兒來門口與自己見面。

老婦人以為門口有哨兵把守，不會有什麼問題，恰巧這時門口一個哨兵也沒有，我出小門一拐彎來到馬路邊，招手跳上一輛黃包車去了偏遠的四明會館。

到了目的地後，我脫下一件衣裳給車夫充作車錢，然後躲在停屍房的棺材後面，等到了深夜才潛入農田，狂奔了一天一夜，終於回到了中共慈谿縣委的秘密聯絡點。

我能從日軍憲兵隊的營房裡跑出來，大家既高興又有些懷疑，地區委員會對我進行了十分嚴格的組織審查。

看完地委送來的材料，支隊長蕭群帆一直堅定站在我這邊，說我參加新四軍，活捉漢奸鄉長，被捕又逃出來，要有問題就不是現在了。

後來，地委通過地下關係查清了我的表現，這才解除了對我長達數月的內部審查。

1945年9月，抗日支隊奉命北撤到蘇北，編入了華東野戰軍第一縱隊——後來的20軍，蔡群帆擔任軍參謀處長，我則調任了軍衛生隊指導員。

我們相知相愛，慢慢走到了一起，新中國成立後，我們經組織批准正式結為夫妻。

我和丈夫

同是軍人，每次群帆上前線，對我來說，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可我沒想到，這次的消息來得這麼快。

就在我們背回糧食的當天夜裡，後半夜前線又送下來一批傷員。

擔架隊的隊長告訴我，58師的參謀長胡乾秀和174團政委郝亮，以及幾名參謀都犧牲了。

原來12月8日這天，長津湖撤退的陸戰1師又開始朝水門橋方向突圍。到了下午，一度攻佔了臨近水門橋的1304高地。

攔截阻擊的58師首當其衝。師長將僅剩下的400多人，交給參謀長胡乾秀指揮，命他堅決奪回高地。

胡乾秀二話沒說，帶上警衛員就去了高地前線。

等指揮部隊奪回高地，又死死封鎖住了通往水門橋的公路，胡乾秀和郝亮這才回到了地窖裡的指揮所。

高地得而復失，美軍身後的工兵將寸步難行，若水門橋不能儘快修復，整個陸戰1師將難逃厄運。

被志願軍炸斷的水門橋

我軍如此快速的反擊，也讓陸戰1師察覺到，附近一定有指揮機關。為此敵人派來了可以超低空飛行的10架F4U海盜機。

8架飛機直奔目標高地實施狂轟濫炸，2架則繞著高地四周低空飛行偵察。

一架低空飛行的敵機發現了指揮部藏身地窖外的天線，一個大迴旋後接連發射出了兩枚火箭彈。

另一架也過來擲下一枚凝固汽油彈。地窖內的胡乾秀和郝亮以及參謀、通訊人員，瞬間淹沒在一片火海中。

等附近的幾名警衛戰士衝進去，被炸斷大腿的胡乾秀已經奄奄一息，郝亮以及所有參謀和通訊人員已經全部犧牲。

警衛戰士將胡乾秀簡單包紮，輪班將他背到師衛生隊時，胡乾秀早已犧牲在了戰士的後背上。

作為軍黨委的秘書，軍團以上幹部都記在我的腦子裡了，胡乾秀和郝亮，我都再熟悉不過了。

34歲的胡乾秀，湖北陽新縣人，13歲參加紅軍，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後，擔任了新四軍52團參謀長。

1945年率領部隊於江蘇高郵縣三垛河兩岸設伏，一舉殲滅日軍1個大隊和偽軍1800餘人，擊沉日軍汽艇三艘，繳獲了大批軍用物資。

新中國成立後，胡乾秀升任任9兵團20軍58師參謀長後，被派去南京軍政大學深造。

剛過一年，得知部隊準備赴朝作戰後，胡乾秀立即申請劉伯承院長批准，中斷學業返回了58師駐地。

當時軍政大學是被上級重點培養的幹部才能去的，見自己的參謀長突然歸隊，師長還問他為什麼不珍惜機會好好深造。

胡乾秀的回答真誠又簡單，「讀上幾年書，不如打上一場仗，我到朝鮮戰場學習好了！」

跟胡乾秀一樣，33歲的團政委郝亮也是主動要求來參戰的。

他是山東萊西人，中學畢業後回家鄉擔任教員，秘密加入民族先鋒隊，是20軍首屈一指的政治幹部。

20軍自浙江嘉興移師山東棗莊時，郝亮已經被任命為軍組織部部長。

能去軍裡當組織部長，這是一件令許多人羨慕的事情，可郝亮捨不得174團這支他從家鄉帶岀來的部隊，請求軍首長，說等和同志們一塊到朝鮮打完仗回來，再與候任政委交接。

沒想到，一去不返。

聽到這個消息，我先是愣了一會兒，突然控制不住躲在一邊哭了起來。

連這樣級別的指戰員都犧牲了，我更加擔心起身處前線的丈夫。

長津湖戰役開始後，丈夫一直在前線指揮作戰。

自12月1日，陸戰1師從長津湖撤退，開始突圍的第一天，我軍就炸毀了他們的必經之路——水門橋。

沒想到美軍的後勤能力十分強大，炸毀一次，他們修復一次。

第三次炸毀水門橋時，丈夫還靠近做了仔細觀察，並判斷這一次修復至少需要個把月，而到那時，陸戰1師肯定早已不復存在了。

可到了12月9日夜裡，美軍佔領橋頭陣地後，卻又一次修復了水門橋。看著瘋狂撤退的敵人，大家都預感到這將是我們對美軍的最後一擊了。

美軍在通過修復好的水門橋

而此時，負責在橋邊阻擊敵人的60師和58師，兩個師只剩200多人，就算是全部戰死，也無法擋住還有1萬多人的陸戰1師。

這分明是一場生死碰撞。

胡乾秀犧牲後，丈夫奉命統一指揮20軍的一線戰鬥部隊，繼續在水門橋附近阻擊突圍的陸戰1師。

丈夫偵察完前線地形後，將阻擊位置設在1304高地以南水門橋以北的一個小峽谷內。此時的阻擊部隊只能去打巧仗，否則將傷亡殆盡。

當天的後半夜，美軍斷後的10輛坦克行進到小峽谷時，打頭的那輛突然失靈停在了公路中間，頓時擋住了後面9輛坦克的去路。

此時，60師還有一個專打坦克的特戰班，再加上趕上來的26軍的2個火箭筒班，丈夫下定了堅決打坦克的決心。

與此同時，他又挑選了5名偵察兵出身的戰士，化妝成朝鮮難民靠近美軍，擇機近身攻擊掩護坦克的步兵。

丈夫知道這幾名戰士將有去無回，剛要說些什麼，戰士們就搶先說：「首長，我們堅決執行命令。」

5名偵察兵吸引美軍步兵火力犧牲後，火箭筒班和特戰班趁機靠近擊中了4輛坦克，爆破組又打掉了4輛，剩下的2輛在步兵掩護下逃出了伏擊圈。

丈夫又指揮部隊繼續攻打美軍的步兵。可哪裡知道，美軍一個排的步兵全部穿了防彈衣，志願軍的輕武器不但打不倒他們，反而增加了自己的傷亡。

戰士們並沒有停止戰鬥，端著武器繼續步行追擊敵人。但在美軍強大的裝備之下，12月10日拂曉，陸戰1師最終全部撤過了水門橋。

當天上午，軍衛生部命令治療隊前移黃草嶺，說水門橋附近的傷亡十分嚴重，大量的傷員等著救治。

我急忙帶上治療隊的骨幹出發，等到了目的地已是深夜了。

這時我才知道，兵團部已經命令20軍撤出戰鬥，而因為通訊落後傳達不順暢，一時沒有接到命令的一線部隊，他們還在奮力徒步追擊敵人。

丈夫怎麼樣了，是死是活，還是負傷，我一概不知。

丈夫原名叫蔡和民，上海人，父親去世後，與在紡織廠做工的母親相依為命。

還在上海中法學堂讀書時，丈夫就參加了上海地下抗日救亡組織，改名叫蔡群帆。

1939年年初，24歲的丈夫到浦東擔任中共青浦工委軍事部長。中共地下黨為了保護婆母，派交通員將婆母秘密送往山東膠東抗日根據地。

秘密離開上海的那天夜裡，婆母說自己的兒子在上海，去那麼遠的地方幹什麼。

地下黨交通員只好編假話，說丈夫已經去了膠東抗日根據地，去那可以見到兒子，婆母這才匆匆坐上客輪去了根據地。

婆母認字又能吃苦，不久就成了支前模範，還參加了膠東八路軍，可抗戰勝利了也沒打聽到兒子的下落。

這時，有消息說兒子的部隊已經去了東北，婆母又趕緊乘船去了東北，一邊在四野的服裝廠工作，一邊打聽兒子的下落。

可新中國都成立了，已經升任正連職的婆母還是沒有兒子的消息。

直到1950年元旦後，婆母又打聽到，兒子參加的是新四軍部隊，大都屬於陳毅指揮的第三野戰軍，只要去上海找到陳老總，就一定會找到自己的兒子。

於是婆母請假從大連乘船回到了上海。上海當時剛解放，第三野戰軍雲集市郊，吸引了許多來尋親的家屬，尤其尋找高級幹部的，都會直接找到陳老總。

春節前的一天，陳老總剛送走幾撥人，秘書又報告說，有位小腳的女軍人點名要見他。

婆母雖然裹著小腳，但身穿軍裝的她一點不怯場，先敬軍禮，又掏出了正連職的軍官證證明身份。

陳老總不光舉手還禮，還稱呼她為「革命的老媽媽」。聽說是來上海尋兒子，就問她兒子叫什麼名字。

「蔡群帆。」婆母生怕陳毅不明白，開始一個字一個字解釋，蔡和森的蔡，群眾的群，帆船的帆。

陳老總有些犯愁，第三野戰軍裡，新四軍出身的幹部成千上萬，如果沒有更準確的消息，這等於是大海撈針，等找到人春節早已經過去了。

這時，婆母突然想起來之前有人告訴她，兒子後來去的是浙東抗日支隊。

而浙東抗日支隊正是在20軍的前身，如果蔡群帆沒有犧牲，現在至少是一名團級幹部了。

陳老總趕緊打電話給20軍軍長，一問蔡群帆人在嘉興，已經升任了20軍的參謀處長，而且剛剛結婚，兒媳婦也在軍裡擔任軍黨委秘書。

婆母聽後高興地哭起來，陳老總卻趕緊道喜：「喜上加喜！革命的楊媽媽，你應該高興啊！」

找到了丈夫的下落，陳老總又吩咐秘書，用自己的車將婆母送到了嘉定的20軍軍部。

當時，我和軍政治部的人正在籌備春節聯歡會，得到消息後，丈夫趕緊來拉我往駐地的大門口跑，邊跑邊告訴我，母親來部隊了。

我這才知道，他們母子已經失散整整11年了。

婆母見到我時，左端詳右端詳，看了好半天悄悄對丈夫說：「有喜了沒？」

我臉刷一下，紅得燒起來。

一家人重逢不過一年，我們就要入朝了。臨上火車前，我把襁褓中的孩子送到幼兒園，給家中母親寫了家信，又特地去看了趟婆母。

那時婆母已經從部隊轉業，回到了上海的家中，她已病得很重。可她明事理，說這仗和當年打日本鬼子一樣要緊，我和丈夫都應該去。

我顧不上那麼多了，我必須得找到丈夫，帶他回去團圓。

可60師的傷亡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料，尤其是預備隊180團傷亡更為嚴重，團長和參謀長都犧牲了。

我帶著治療隊直奔180團的陣地而去，剛出發不久，遇見了60師政治部主任徐放。

徐放告訴我們，不要往前走了，你們去師衛生隊吧。

可我堅持要離陣地近一些，方便就近搶救傷員。徐放不得已說出了實情，180團在1081高地的指戰員，沒有一個生還，全部壯烈犧牲了。

到了後半夜，我們趕到了60師衛生隊一看，情況比我剛到軍治療隊時還要糟糕。

所謂的手術室，其實就是一個包紮室。藥品只剩下了酒精和碘酒，棉球和敷料布也是拆了棉衣和沒穿過的襯衣做的。不僅傷員越來越多，而且送來的傷員犧牲人數也在增加。

到了安置傷員的坑洞裡，有一名女護士情急之下，抽自己的血給重傷員輸血，直到頭昏了過去。

另一個坑洞裡，傷員大多已經犧牲，兩名女護理員抬累了，躺在犧牲戰士的遺體邊打起了瞌睡。

我們立即分成幾個小組，分頭餵消炎藥片，替換傷口的敷料布。同時，將隨身帶的壓縮餅乾做成麵糊，讓每位傷員都喝上一點。

這時治療隊的人報告說，負責警衛的班長不讓生火。

坑洞裡沒有一點熱氣，一時無法後運的傷員，時間久了凍也凍死了。

我找到那位班長亮明身份，告訴他不能機械地執行上級的命令，火堆點的儘量遠一些，只取不冒煙的木炭。

班長點頭同意了，還讓我們幫著去一起燒炭。

就這樣忙到了第二天的拂曉，傷員的救治才有了個頭緒。可丈夫還是沒有消息。

當我檢查完所有的坑洞時，突然有一個人拄著木棍走到了我的面前。我習慣性地問道：「同志，你哪裡受傷了？」

見來人拉下護耳的帽子上全是雪，眉毛和鬍子上也掛了一層厚厚的冰碴，我還以為來人凍得不能說話了，於是又比劃著問：「同志，你傷在哪裡了？」

這時，丈夫的警衛員突然冒出來說：「大姐，這是首長啊！」

見牽掛了這麼久的人活著回來了，我頓時熱淚盈眶，一時無語，不知說什麼是好。

丈夫（右一）跟朝鮮人民軍的合影

原來，丈夫拂曉才奉命撤離了戰場，因為戰士們都集體抗命，說累死也要繼續追擊陸戰1師。

沒有辦法，一直到戰士們累得全都癱倒在雪地裡，丈夫才再次命令撤出戰鬥。

戰士們不甘心又內疚，流著眼淚說：「首長，我們讓美國鬼子跑了啊！」

不光是基層的戰士們這樣，丈夫統一指揮的58師172團團長也不願撤出戰鬥，說誰的命令他也不聽！

說完，帶著僅有不到一個班的戰士繼續追擊，直到精疲力盡倒在了雪地裡。

因為急著去軍裡匯報，丈夫說了幾句話就要匆匆離開。我急忙追上去，告訴他必須趕快給傷員運吃的和藥品，否則犧牲還將繼續。

當天夜裡，後勤部隊便運來了糧食和藥品。

我們終於活了過來。

當時陸戰1師已經全部撤出了黃草嶺，敵機減輕了對後方的轟炸，轉眼就是元旦，新年要有新氣象。

軍治療隊和60師衛生隊聯合決定，要給全體輕傷員洗了一個熱水澡，換上新運來的棉衣。

而所有的女兵，除了我和另一名女軍醫結了婚，其它都是清一色的小姑娘，可她們沒有一絲的害羞，到是傷員們都扭捏捏捏，遮這掩那的。

年輕的女戰士們說，把她們當成自己的親姐妹好了，說了好半天，傷員們才肯答應洗澡，有的竟哭得稀裡譁啦。

半個月以後，重傷員已經後送到了國內的醫院，我們奉命護送可以走路的輕傷員南下鹹興休整待命。

翻過黃草嶺主峰的那一天，我情不自禁地回頭看了一眼，水門橋和1081高地就在眼前，北去的長津江宛如一條飄帶，如果沒有戰爭，這裡絕對是一處美麗安寧的觀景地。

1952年的11月底，20軍奉命回到了國內的輯安。正當南下上海時，志願軍總部又將丈夫調到了中朝聯合紅十字會，負責去南朝鮮視察與交涉志願軍被俘人員事宜。

命令當天夜裡到達，第二天一早就要出發。分別時，他叮囑我，回到嘉定後第一時間去看婆母。

回家後老年的我

我到了上海後，連一別兩年的孩子都顧不上看一眼，徑直去了上海的老房子，可老家的親戚告訴我，婆母已經病逝一年多了。

我流著眼淚又去了幼兒園，可孩子根本不認我，連聲媽媽也不叫，我不抱還好，一抱哇哇哭得更厲害了，我也跟著哭起來。

沒有辦法，我只好又回到了部隊，孩子繼續留在幼兒園。

回去才得知，胡乾秀參謀長犧牲不久，他的第三個孩子出生了。妻子為了紀念他，給小兒子起名叫胡憶朝。

胡乾秀參謀長妻子（左）懷抱著大兒子

1954年春天，丈夫完成了任務回到了上海。

見到婆母的遺像時，他跪在地上，頂天立地的軍人嚎啕大哭起來，任憑親戚怎麼勸也長跪不起。

我趕過去時，丈夫還傻跪在那裡。

我只能流著淚勸他，我們失去了媽媽，可有多少戰士的媽媽失去了兒子啊！

她是女兵，更是女人。

當她們毅然投身戰場時，先要克服的是身體與觀念上的障礙。

我們無法想像王蘇菲在冰天雪地中如何克服身體的極限，也不知道她由此留下何種後遺症。

那時的女兵不要說配槍，可能連一身合體的軍裝都沒有，就要在生死一線的戰場上穿梭。

在前線士兵傷亡嚴重的戰鬥中，她們還得衝上陣地拖回一個個體重遠超自己的傷員，勇氣令敵手震驚。

但那麼多的戰爭電影中，女兵為主角的少之又少。

人類已接受了戰爭中女性缺位、配角的認識。而她們的感情史和心靈故事，更是被長久忽略。

在朝鮮戰場上，王蘇菲是女兵，女人，還是妻子，母親。

她的故事應該被更多人看到。

編輯：趙斯卡 羅伯特劉

（文中照片為作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