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1893年海英李源炳的蔥嶺-帕米爾探險考察（1891-1893年海英李源炳的蔥嶺-帕米爾探險考察）

2023-04-15 20:44:19 1

1891-1893年，海英、李源炳的蔥嶺-帕米爾探險考察

陳達達陳達達古人

1891-1893年，海英、李源炳的蔥嶺-帕米爾探險考察

我一向對我國一些邊疆史地學者的研究持保留，甚至不以為然的態度。原因很簡單，無論是他們的學術論文，抑或是他們的著述皆以「翻譯史書」、「引經據典」為要，通常那些「半白半文」的論述，就像「中文裡夾帶些英文單詞」一樣，搞得懸吊吊的，絲毫不接地氣，感覺除了炫耀自己「博古通今」之外，一點也無助於歷史事件的通俗化、大眾化。對於新疆西域史地學術方面的研究尤其如此。我們很多學者的論文動則上萬字，可就是沒有一張地圖附註加以說明。好些地名更是張冠李戴，且不能通今。我甚至懷疑那些學者們究竟知不知道他們論文裡引述的那些「老地名」究竟位於現在地圖上的那個經緯坐標，當然也就更不敢奢望他們為自己的論文進行過田野實地踏勘了。

這是我們歷史地理學的遺憾，估計也跟我們的大學教育專業分科有直接的關係。造成了學歷史的同學不懂地理，不懂測繪，學地質的又不精通歷史、不明考古，專業之間的隔絕自然就形成了我們抱缺守殘的「專業角度」的非「專業化」，以至於不能「通俗化」。

今天，對於任何一個喜歡西域探險的人來說，估計誰都知道斯文赫定、斯坦因、榮赫鵬等一大批聞名遐邇的西方探險家，但就探險而言，在十九世紀末，與這些西方探險家同樣比肩的，闖入那片窮兇荒漠、天寒地凍的「蔥嶺」進行勘測探險的英雄名單裡卻很少有人知道中國的「海英」和「李源炳」這兩位勇士的名字。這是為什麼呢？我個人認為，除了我們的歷史學者沒有讓學術歷史「通俗化」、「大眾化」之外，實在是想不出還有什麼別的原因，以至於他們的英勇壯舉，在一百多年來都還沉睡在清朝衙門的故紙堆裡而不為世人所知。

我們知道，十九世紀末的最後十年，特別是1891-1895的這關鍵五年時間裡，英俄兩個帝國的「大博弈」已經開始在帕米爾高原上面對面，刀光劍影達到高潮。鑑於俄英在噴赤河兩岸以及帕米爾地區的爭奪加劇, 1891年(光緒十七年)，當時的清政府也採取了相應的邊防措施。除了清政府駐外公使許景澄積極的外交斡旋外，一方面命令清軍布魯特都司旗官張鴻疇率兵趕赴帕米爾的葉西爾湖東端蘇滿地區,加強在帕米爾地區的防備實力;另一方面積極地組織人員查勘新疆西南部邊境地區,指令「詳細繪圖,以資考證」。1891年7月3日,新疆巡撫魏光燾派喀什噶爾道府的海英、主簿李源炳負責對「疏附縣之烏孜別裡山以南,至葉城縣西南沿邊一帶」進行邊界踏勘的具體工作。要知道，對於當時以奕劻和李鴻章為首的總理衙門在跟英俄兩個帝國進行邊界談判時，手上僅只有一張洪鈞公使過去在德國購買的一張由俄國人繪製的經緯地圖，許景澄也給總理衙門提供了另一張英國佬繪製的克什米爾及帕米爾地圖，當時的清政府還不曾繪製過現代地理經緯圖。海英和李源炳二人就肩負著對帕米爾地區的勘査使命,最終他們兩耗時整整兩年,即從1891年7月起到1893年7月結束。

這次踏勘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始於1891年7月3日,止於次年1892年3月25日,歷時8個月,行程3000餘裡。1891年9月,海英和李源炳率領測繪、嚮導、文書傳遞、工程開路等一行人員從疏附縣岀發,查勘了波羅裡坦（波斯坦鐵列克）、塔什米裡（塔什米裡克）、科魯特則（克魯格阿特）、改子外卡（蓋孜卡倫）、布倫庫爾（布倫口）、蘇巴什、塔哈爾滿（塔合曼）、色勒庫爾（塔什庫爾幹）、和家克巴依（烏加克巴依）,翻越丕一克山口（排依克山口）進入小帕米爾,經伊斯裡克卡倫（Ystyk），翻越內扎塔什山口（NeizhaTash Pass），於次年初到達阿爾楚爾帕米爾（Alichur）的蘇滿卡倫（SumanTash）。在蘇滿，海英命令隨行人員重新修整了就在去年（1891年7月末）夏季被入侵的沙俄哥薩克騎兵搗毀的乾隆紀功碑碑座殘跡，當時，碑身已被俄國人腰斷拉走，不見蹤影。海英繪製了《海英查勘蘇滿碑卡圖》,並詳細描繪了中國管轄的蘇滿卡倫和乾隆紀功碑周圍地區的地形、地貌,成為當時中國在該地區享有主權的一件重要物證。之後,海英率領踏勘人員從Alichur，經六爾阿烏（穆爾加布），到郎庫裡（Rangkul）帕米爾，翻越卻克泰(「卻和太」，即今天的「瓊恰特的結不陶山口」，也是當年斯文赫定第一次進入布倫口鄉翻越的山口)山口返回布倫庫爾,並沿原路於1892年3月25日返回疏附縣城。此次踏勘共繪製了塔克墩巴什帕米爾、小帕米爾、大帕米爾、阿爾楚爾帕米爾薩雷茲帕米爾和郎庫裡帕米爾等六幅道裡圖。

需要特別加以補充的是，海英、李源炳帶領考察隊的這次「科學」考察的時間段。其實早在他們於1891年7月初從疏附縣啟程出發時，俄國駐喀什噶爾的領事就已經偷偷的把這個信息諜報給了當時的俄國遠徵軍，所以當海英、李源炳的考察隊於年底抵達Alichur帕米爾的蘇滿塔什地區時，這裡就已經被提前趕到的揚諾夫的哥薩克騎兵搗毀，砸斷並盜走了早在1759年清政府就豎立在此的「乾隆記功碑」。次年1月考察隊「蘇滿扶豎」時，這座乾隆御碑「僅存碑座一方,高一尺六寸,寬三尺二寸」，已無明顯標誌性意義,遂上報新疆巡撫魏光燾。最後魏巡撫回電，命令海英刊石刻字，重新立碑，並指令在立碑舊址,修建圍牆，加固防護，以為將來劃界穩定證據。海英還詳細繪製了《海英查勘蘇滿碑卡圖》,記錄了中國管轄的蘇滿卡倫和乾隆紀功碑周圍地區的地理環境,成為當時及今後中囯在該地區擁有主權的重要證據。

到了1892年3月，考察隊收到來自巡撫的電令。「分檄海英查西南一帶,自烏孜別裡起,至東南邊界,李源炳自莎車、葉城東南邊界起,至西南邊界會於塔墩巴什」。於是，海英、李源炳立即趕回疏附,為第二階段的考察分頭準備。

第二階段，考察隊兵分兩路進行邊界踏勘。

一路由海英率隊再次踏勘帕米爾地區。1892年4月從疏附出發至布倫庫爾,再經蘇巴什翻越薩雷闊勒嶺的一個無名山口,順嶺自西北經郎庫裡到烏孜別裡山口,再向北經大喀拉庫勒湖行至今吉爾吉斯斯坦國的伊爾克什坦（Irkestan）附近區域，沿途詳細勘測了1884年中俄《續勘喀什噶爾界約》所規定的中俄兩國從伊爾克什坦至烏孜別裡山口地段的邊界地形。之後,海英原路重返蘇巴什,並由蘇巴什順薩雷闊勒嶺向南行至明鐵蓋達坂,再向西翻越「倭海及蕊達坂」(瓦呼羅特山口，即今天的南瓦根基達坂或瓦赫吉爾山口),經過博扎伊拱拜孜（布才拱拜孜）進入瓦罕帕米爾，並從上瓦罕河與帕米爾河的交匯點之Langar村，東北行經哈爾果什山口，再向東橫穿薩雷庫勒湖（Zorkul），經克孜勒拉波特和AKtash，返回色勒庫爾（塔什庫爾幹提孜拉甫），最後在1893年3月回到疏附。

另一路由李源炳率隊踏勘喀喇崑崙山北坡和崑崙山西段。1892年4月,李源炳率隊從英吉沙爾出發,向南經八沙達坂（麻扎達坂）踏勘了卡拉胡魯木達坂(喀喇崑崙山口)，並在喀喇崑崙山口豎立了一塊著名的鐵板界碑；而後，反順澤普勒善河(今葉爾羌河)南轉向西行至八紮塔拉（麻扎達拉）。在這個地方，李源炳的考察隊趕上了澤普勒善河夏季漲水,無法繼續西行,於是只好掉頭東返,重走黑子黑將木幹（黑恰、柯爾克孜江尕勒）、翻過麥蓋提（蘇蓋提達坂，Suget Pass）,溯哈拉哈什河(今喀拉喀什河)東行,到達昌器利滿達坂附近(今空喀山口附近)。此地「獨起高峰，天然劈畫，迤南分幹提拔，尖峭從嶂，西行為退擺特（拉達克）隆角爾賽賽爾一帶冰川」。最後順原路返回麥蓋提休整,再北上返回英吉沙爾縣城。稍事休整後,李源鈉再次率隊南下入山,翻越喀什喀蘇達坂，經塔爾巴什抵達色勒庫爾(今塔什庫爾幹)，先後踏勘了紅孜納普達坂(今紅其拉甫山口)、丕依克達坂、阿格吉勒達坂，翻越明鐵蓋達坂後，經密什噶（Misgar），進入星峽爾山谷,向東翻越星峽爾山口（Shimshal Pass）後，抵達上次大東面入山踏勘所行的最遠地點八紮塔拉。直到1893年7月李源炳一行才完成對整個喀喇崑崙山北坡和崑崙山西段的踏勘和測繪,返回英吉沙爾,歷時一年餘,行程萬餘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