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是誰（有這樣的學者在）

2023-04-13 18:37:12 2

【轉載】

多年前，我曾讀過孫紹振先生的《北大中文系，讓我把你搖醒》。這是一篇振聾發聵的憂患之作。作為具有學術良知的老一輩北大學人，孫先生在文中為學識淵博卻屢遭不公的吳小如先生仗義執言，更為北大中文系種種匪夷所思的現象痛心疾首。他尖銳地批評道：「靠北大中文系這塊牌子為自身增光，從而降低北大校徽含金量的也不在少數。更為不堪的是，還有一些為北大中文系丟醜的，如那些學術投機者。至於一些在學術上長期不下蛋的母雞，卻順利地評上了教授，對於這些人，中文系倒是相當寬容的，從學術體制上說，這就叫作人才的逆向淘汰，打著神聖的旗號，遂使學術素質的整體退化不可避免。」更讓孫先生痛心的是，他眼睜睜地看到北大中文系由盛而衰，跌到了谷底：「半個世紀多來，倖存下來的學術泰鬥先後謝世，北大中文系不但喪失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學術上那種顯赫的優勢，而在許多方面呈現衰微的危機，北大中文系這塊招牌的含金量已經到了歷史的最低點。」

愛之深，責之切，孫紹振先生想用這篇充滿憂患和鋒芒的文章，將北大中文系搖醒。然而，多年過去了，北大中文系不但沒有被搖醒，反而越「睡」越沉，學術水平仍在持續下滑，可謂創下了新低。問題究竟嚴重到了什麼程度？在原北大中文系主任陳曉明身上，在他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裡，我們會找到一些答案。可以說，陳曉明及其學術成果，是值得解剖的典型個案，能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北大中文系存在的問題。

應該說，陳曉明是一個耐不住寂寞的學者。在文學和學術的光環籠罩的幾乎任何一個地方，我們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得到過許多名頭，拿到過不少課題和項目，也頗獲過一些獎。然而，究其實際，他的成績似乎該打一個大大的折扣。他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就是典型代表，說它是一個「學術爛尾工程」，似乎並不為過。

陳曉明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

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的後記中，陳曉明這樣介紹這項學術工程的立項和「施工」情況：「本書緣自我在2010年申請的教育部重大項目『中國文學批評史』，最後審批下來是重大委託項目。該項目所有管理及要求與重大項目一樣，經費卻少了一半，按現在標準，只是一個青年項目的經費。」儘管經費有限，但陳曉明還是和他的學術團隊「多次就框架體例討論打磨」，「反覆推敲」，因為這是一個來之不易的項目。為了獲得這個項目，北大中文系的溫儒敏、曹文軒等教授「親自出馬保駕護航」，最終打敗了和陳曉明一起參與競標的南京大學團隊和復旦大學團隊。

陳曉明說：「我做事情，總是和自己過不去，總想竭盡全力，以現有之力儘可能做到最好。…… 我從五十歲出頭到六十三歲完成這個項目，終於出版面世，算是給當下中國貢獻了第一本比較完整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完成了一項艱巨的任務，了卻了一項債務，今日的心中，既有一種輕鬆，也是一片空虛。」然而，筆者在反覆閱讀這部著作之後，卻險些驚掉了下巴——在數十年的閱讀生涯中，我從未讀過如此邏輯混亂、謬誤百出、疊床架屋、偷工減料的學術專著！我不得不懷疑，作為主編的陳曉明，是否認真看過書稿？這不是以北大的名義糟蹋北大嗎？如此荒唐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不正是北大中文系永遠洗不掉的恥辱嗎？

學術轉包，「近親結婚」

就像包工頭參與工程競標一樣，陳曉明依靠溫儒敏、曹文軒等北大中文系「親友團」，力克南京大學吳俊和復旦大學陳思和的競標團隊。至於溫儒敏和曹文軒是怎樣「保駕護航」，邀請陳曉明為「首席專家」，最終拿到「訂單」的，恐怕只有陳曉明們才心知肚明吧。如此操作，難免讓人一頭霧水，疑竇叢生：如果說這個項目是以北大中文系的名義拿到的，必須由北大中文系的學者來承擔，但為什麼在參與討論和撰稿的人員中，出現了像程光煒、張清華這樣的校外學者呢？如果不限於北大學者，為什麼不邀請那些對當代文學研究頗有建樹、具有敏銳學術眼光的學者，而完全依靠「近親結婚」、內部繁殖來完成呢？難道真的是武大郎開店，比我高的不要？

數十年前，唐弢先生提出了「當代文學不宜寫史」的觀點，並得到了施蟄存等有識之士的高度認同。常識告訴我們，一部史書，必須是經過歲月的沉澱，並且得到學界真正的專家和學者普遍肯定之後，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歷史；而當代人寫的文學史，的確是問題多多。如洪子誠先生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嚴格說來，最多只能叫「中國當代文學講義」，而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史」。該書多有掛一漏萬的敘述、人云亦云的觀點、似懂非懂的評價、雲裡霧裡的說法，乃至屢見不鮮的差錯，徹底顛覆了我對文學史的理解和認知。我曾在《洪子誠的「短板」與「盲區」》（《文學自由談》2020年第4期）一文中，剖析過洪著所存在的問題。至於孟繁華、程光煒合著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其下筆之草率、訛誤之繁多，簡直就是在「惡搞」文學史！對這部文學史，我也在《孟繁華是面什麼「旗幟」？》（《文學自由談》2020年第1期）等文章中具體分析過。

陳曉明不僅絕不相信當代文學不宜寫史，而且還成了寫作文學史的「專業戶」。在撰寫了《中國當代文學主潮》之後，他又出了一部《中國當代文學簡史》，而這部「簡史」的內容，不過是《中國當代文學主潮》的喬裝、縮寫。

在拿到《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這個「大單」之後，陳曉明採用了類似建築承包商轉包的方式，把訂單分包出去——甲負責挖土打樁，乙只管砌牆抹灰；至於屋頂和下水道是否漏水，就要去找氣象局和自來水公司了……陳曉明稱，「孟繁華兄、賀紹俊兄、程光煒兄、陳福明兄、張清華兄諸位都參與了提綱和細綱的修改討論（以及後來統稿修改的多次討論）」和「反覆推敲」。這貌似極其認真嚴謹，殊不知，更像是一場故意表演給讀者看的「學術秀」。從參與撰寫此書的人員名單來看，這些撰稿人幾乎都是陳曉明的「嫡系」或「近親」；而常識告訴我們，近親結婚大概率會有先天缺陷。

換湯不換藥，粘貼大比拼

陳曉明將舊作中一望而知的低級錯誤，當作「保留節目」，長期複製到多種著述中，而且帶頭將這種文字遊戲越玩越「嗨」，參與的人員也越來越多。陳曉明帶頭「粘貼」，孟繁華積極跟進，周瓚上行下效，將「粘貼大比拼」發揮到了極致，刷新了中國學術史上炒冷飯的最高記錄。

當談到朦朧詩時，陳曉明在《中國當代文學主潮》中，將章明發表在《詩刊》1980年第8期上的《令人氣悶的「朦朧」》的標題，寫成《令人氣悶的「朦朧詩」》，把發表徐敬亞《崛起的詩群》的《當代文藝思潮》雜誌的名稱，寫成《當代文學思潮》，並將這樣的錯誤原封不動地粘貼進《中國當代文學簡史》和《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中。出現這種低級錯誤，讓人無法不懷疑陳曉明是否具備有關朦朧詩的基本常識。事實上，章明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只是覺得這樣的詩莫名其妙，有一種「令人氣悶的『朦朧』」的感覺；而作為一個詩學概念，「朦朧詩」是在關於朦朧詩的爭鳴過程中，由其他學者概括命名的。至於《當代文藝思潮》，則是當年幾乎風靡全國的文藝理論雜誌，影響巨大。陳曉明作為原北大中文系主任，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居然連這樣的常識都不知道，並且長期「固守」錯誤，也太說不過去了吧？

如果說，此前陳曉明、孟繁華、周瓚等僅僅是在單幹，而此次由陳曉明領銜的北大中文系學術團隊，則開創了集體炒冷飯的「新局面」。尤其令人納悶的是，這種流水線似的以舊充新、大量複製的方式，居然能一路綠燈，獲得學術評審團的通過！

作為文學批評戰線上的老兵，孟繁華可說是深諳炒冷飯的門道。在他的書中，彼此重複、論述雷同的現象，就像恆河沙數，數也數不清。如由其執筆的第二章「現實主義文學批評的內在結構」中的許多內容，都是炒其舊作《中國當代文學通論》和《文學革命終結之後——新世紀文學論稿》的冷飯。在談到「散文與戲劇」時，孟繁華說：「進入共和國後，雜文的『合法性』受到質疑，百花文學時期，雜文煥發出『生機』，《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草木篇》《小品文的新危機》《電影的鑼鼓》等一批具有批判意識的文章在當時引起較大反響，反右運動中，對這些雜文的批評演變成政治運動的工具，1966年對『三家村』雜文的批判運動亦是如此。」《草木篇》是流沙河發表於1957年《星星》詩刊創刊號上的一組散文詩，而非雜文。它是當代文學史上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的一組詩，曾被公開批判，除作者流沙河因為這首詩獲罪外，遭受牽累者眾多。

由周瓚執筆的第八章「新的美學原則與詩歌批評的更新」，幾乎就是對其《當代中國詩歌批評史》的複製和粘貼。與陳曉明的文章同樣出醜的是，周瓚居然把原書中的低級錯誤，也原樣粘貼在這部書中，如：「不難看出，他批評的耙（靶）子所指是臧棣和程光煒等有關後朦朧詩和90年代詩歌中的『知識分子寫作』的相關論述。」（見《當代中國詩歌批評史》第263頁；《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第467頁）

一盤散沙，相互打架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在寫作內容、文體風格、材料甄別、語言表述等方面，缺乏嚴密的思考和共同協調，以至於諸位執筆者你敲你的鑼，我唱我的戲，各自為政，一盤散沙。如此「拉胯」的學術團隊做出的成果，只能是疊床架屋，互相打架。

陳曉明在「緒論」中談到了朦朧詩的爭鳴及「三個崛起」，其他執筆者在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中，又重複地談到這個事件和問題。在第二章中談論散文，論述肖雲儒的《形散神不散》及其產生、影響，第六章又重複論述這一命題。這兩章中都有對肖雲儒的注釋，但內容卻完全不一樣，一說肖是四川廣安人，一說肖祖籍四川，生於江西。此外，第二章中對王西彥的注釋，和第十章中對王西彥的注釋，也多有差異，似乎說的是兩個不同的人。

在「緒論」中，陳曉明論述到魯樞元的「向內轉」；到了第七章，其他的執筆者又再一次寫到魯樞元的《論新時期文學的「向內轉」》的影響，以及由此引發的討論和爭鳴。在第一章中，陳曉明用大量文字談論趙樹理的創作；在第二章中，孟繁華又用更大的篇幅來「擴容」，重複陳曉明前面論述過的趙樹理，好像是把該書當成了「流水席」，大家都來輪流吃。又如，在第二章中，孟繁華不惜佔用大量篇幅，談論茹志鵑的小說《百合花》，以及該小說怎樣被茅盾發現；在第十章談論女性文學批評時，陳欣瑤又複述一遍。在「緒論」中，陳曉明談到高行健，並論述了他的小說和其《現代小說技巧》；在第七章中，這樣的論述卻「前度劉郎今又來」。在「緒論」中，陳曉明談到了1980年代美學熱的興起，和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對此次美學熱的影響；第三章論述李澤厚的美學，又將內容複述了一遍；類似的內容在第八章再一次出現……

呼朋引類，黨同伐異

在當代文壇，陳曉明、孟繁華和張清華都是著名的「飆捧派」，文學批評被他們當成了「交友工具」。某些在當代文學批評史上並無多大成就且鮮為人知的北大中文系同事，譬如臧棣等人，都被寫進了《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而不少卓具影響、學識淵博、功力深厚的批評家，以及敢於剜「爛蘋果」、不願與「媚評家」為伍的批評家，如李建軍、王彬彬、肖鷹、劉川鄂等，卻統統被「屏蔽」。對當代文學批評存在的病象，以及一些重要的爭鳴事件，此書卻隻字不提；而一些與文學批評關係並不直接、密切的理論、事件，如朱光潛的「美是主客觀統一」、蔡儀的「美在客觀說」、李澤厚的「美的客觀社會屬性」等，卻被傾筐倒篋地寫入書中。

2009年至2010年，由《遼寧日報》先後發起的「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和「重估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是中國當代文學史和批評史上的兩個重大事件，在文學界引起廣泛反響。對此，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曾說：「我覺得，在一家有權威性的省級黨報上，以這樣大的篇幅、這樣顯著的位置討論文學話題，長達半年之久，是罕見的，也很令人感動。」她說：「在任何時候，我們都應該重視對形勢和現狀的判斷，經濟、政治、社會方面如此，文化、文學方面也是如此。沒有正確的判斷，就會失去方向感，不知道該做什麼。有了正確的判斷，還需要分析形勢和現狀的由來，制定正確的發展戰略。」

如此重大的文學事件，在陳曉明的「文學批評史」中，卻找不到一絲半縷的痕跡。何以如此？這應該與陳曉明的浮躁學風被學界抨擊，及他推薦郭敬明加入中國作協遭到質疑有關。事實上，陳曉明本身就是這場大討論的主要參與者和當事人。針對陳曉明宣稱「韓寒、郭敬明預示著『後文學』時代的到來」，肖鷹先生表示，「我不承認郭敬明是作家，他就是無靈魂的販賣文字的寫手」，並再次對陳曉明推薦郭敬明加入中國作協提出質疑。肖鷹先生由此指出當下文壇的兩大怪現象：「寫手無行，評家無德。」

陳曉明曾說「中國文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被丁帆先生斥為「痴人說夢」。王彬彬先生則尖銳地指出：「從陳曉明用錯『差強人意』，到王安憶不懂『濫觴』這個詞，就可以看出我們今天的文學界，從小說家到批評家，從最著名的小說家到最著名的批評家，他們是一種什麼文化修養，什麼文化素質。」「我一直認為，自九十年代以來，批評的狀況非常糟糕，像陳曉明這樣的人，還是佔據大多數的，翻翻各種雜誌，他們的聲音是最多的，我們這類批評的聲音，只會偶爾出現。」

在當代文壇，李建軍等十位學者的《十博士直擊中國文壇》，是有識之士對文壇病象的集體發聲，一掃文壇長久以來存在的壞習氣，意義深遠。這些才華橫溢、勇於直面文壇病象的文學批評家，已成為中國文學批評的中堅力量，但在陳曉明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中，卻被遮蔽、抹殺掉了。

《十博士直擊中國文壇》

王婆賣瓜，肉麻浮誇

又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這合適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然而，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團隊的成員，卻分身有術，既要「參賽」，又要「裁判」：陳曉明是「總裁判」（主編），又是參賽的運動員（入選者）；一起充當裁判員（執筆者）的孟繁華、張清華、周瓚等，也都是裁判員兼運動員，可謂一身二職，名和利兩頭都不肯丟。不僅如此，團隊成員還主動讓陳曉明擔任「男一號」，處處突出他的文學成就——

陳曉明是當代中國最早專注於（本文引文中的粗體字均為筆者標註）研究解構主義，並把解構主義方法與中國小說的敘述方法聯繫起來的批評家。

陳曉明強化了批評的理論化，並與當今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的潮流直接對話。他是中國大陸最早系統研究德希達哲學思想的學者……

孟繁華這樣評價：「先鋒文學的作家與陳曉明大體是同代人，他們相同的閱歷和知識背景，使他們心有靈犀。作為一個批評家他期待已久的文學聲音終於驟然響起，他義無反顧地承擔了先鋒文學的闡釋者和代言人。」

這些文字，出自陳曉明的博士生張曉琴的手筆。張曉琴本身並非研究西方哲學領域的學者，她對陳曉明的解構主義研究的評價，究竟有多「靠譜」，是令人懷疑的。試問，中國做過關於德希達哲學研究狀況的「學術普查」嗎？說陳曉明是「當代中國最早專注於研究解構主義」「最早系統研究德希達哲學的學者」，依據何在？

在吹捧陳曉明之後，張曉琴又接著吹捧孟繁華：

孟繁華總是直抵一個時代的精神特質，在他的著作中能看出他既有深厚的當代文學史基礎，又極具思辨色彩和理論思維，其富有深度和創建的文化批評為同代人了解當下提供了新的視角，也為後來人理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多角度的經驗。

所謂「同代人」究竟是指哪些人？是和孟繁華一樣，出生於1950年代的人，還是指和孟繁華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人？至於「後來人」，更是讓人一頭霧水——究竟是指比孟繁華年齡小的人，還是指現在尚未出生的人？

孟繁華是一個非常勤奮的批評家，他的著述和文章極其豐盛，在當代批評家中幾乎是首屈一指。他總是不知疲倦地閱讀新作，滿懷激情地推介新人，意氣風發地闡發新見。他的批評文章總是文採與激情兼具，既有文學感悟又有文學史觀，開闊的眼界和灑脫的敘述相結合，他的批評鞭辟入裡，對當代文學的回顧和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孟繁華自己的文學態度和文學批評，原本就很成問題，例如他對《廢都》的二三其德、自我打臉的評論，本身就說明他不具備足夠的鑑賞能力，且對文學缺乏信念與堅守。至於說孟繁華著述「豐盛」到了「首屈一指」的程度，更是一種忽悠外行的說法，因為，文學不是比武大賽，不能說誰出書多，誰的拳頭就硬。孟繁華究竟有什麼著作和文章在文壇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力？即便是其獲得魯迅文學獎之文學理論評論獎的《文學革命終結之後——新世界文學論稿》，也是一部大量重複、乏善可陳的拼湊之作，其對當代文學批評哪有什麼重要貢獻？這段引文中的兩個「總是」，聽起來更像是主觀化的潦草評語，而非學術化的嚴謹判斷。

一個人一旦開始吹捧人，就有可能把吹捧變成一種習慣。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裡，張清華就受到了這樣的誇讚：

如張清華所言，陳思和的批評語彙都是「非常中國化的」「樸素的本土產物」，包括他對具有鄉土背景的作家、體現鄉土主題作品的推崇，都體現了他的「本土價值觀」。這是中肯而有洞見的判斷。

這段文字，出自張清華參與執筆的第七章。張清華說自己的文學批評是「中肯而有洞見的判斷」，這相當於自己給自己投贊成票，而作為主編的陳曉明居然也舉手通過。

寫作有「訣竅」，「盲打」效率高

北大中文系曾經是一塊金字招牌，如今卻被陳曉明等人糟蹋成了一塊「鍍金鐵牌」。如若不信，有張曉琴博士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中摘引的一段文字為證（括號內為筆者據所引原文做的訂正和提示）：

對「文革」十年詩歌發展帶有開拓性的書寫，對詩歌批評和新詩史研究的深入關注，使得《中國當代文學（詩歌）史》呈現出和以往文學史不同的寫作思路。霍俊明對這部詩歌史有自己的判斷：「程光煒的《中國當代文學（詩歌）史》試圖在新詩評價（衍文）價值（脫文：評判）標準的轉換、新的新詩史分期以引入多元的研究方法進入新詩史的多重話題闡釋上進行新的嘗試與拓展。在對特殊年代的史料和被湮沒詩人、詩派與（和）民刊的挖掘和（與）考察上以及（脫文：相關敘述的）理論高度和建設性上都突顯（現）了他（其）對新詩、史學以（衍文）及相關知識的主體性的多重建構。

短短一段引文，居然有如此之多的差錯、衍文和脫漏！難道張曉琴博士在抄錄時，是僅憑記憶而不用對照原文嗎？果如是，那她的記憶力倒是值得欽佩，做「最強大腦」之類電視節目的選手當不在話下。或者是對自己「盲打」輸入的技能有高度的自信？如此不負責任的寫作，無異於閉眼開車造成的「學術事故」，實在是令人吃驚。北大中文系的學術聲譽受損，這種「學術豆腐渣」工程難辭其咎。

在這部書中，張曉琴、周瓚、陳欣瑤，堪稱「差錯三劍客」。她們執筆章節的引文和注釋部分，各種差錯形形色色、花樣百出，茲舉幾例——

如果張曉琴稍微認真一點，對學術有稍許敬畏之心，就不會把李敬澤的《青鳥故事集》寫成《青島故事集》。

周瓚此前在《當代中國詩歌批評史》中，就曾「任性」地把批評家謝有順的名字，一而再、再而三地寫成「謝友順」。到了《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這種「任性」被進一步 「發揚光大」，把詩歌評論家王光明寫成「陳王光明」，把耿佔春的《失去象徵的世界》寫成《失去的象徵世界》，把敬文東的《詩歌在解構的日子裡》寫成《詩歌在結構的日子裡》，把《中國當代詩歌的精神分析》寫成《中國但該市各的精神分析》……錯得如此「精彩」，真讓人過目不忘。

與上述相比，陳欣瑤執筆的第十章之注釋部分，差錯之「奇妙」，也是不遑多讓：翟永明的《「女性詩歌」與詩歌中的女性意識》，被寫成《「女性詩歌」與是各種的女性意識》；艾曉明的《中國女性小說新選》，被寫成《中國新性小說新選》；王緋的《女性氣質的積極社會實現——讀〈女人的力量〉兼談女性文學的開放》，一對單書名號竟不翼而飛……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此草率的注釋折射出的輕浮任性的學風，早在洪子誠先生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就已經出現端倪，只是大家甘願背靠大樹，且為尊者諱，從未有誰提出過異議。這種粗枝大葉的學風，悄然傳染給了他的學生。我們實在不忍北大中文系讓九斤老太的哀嘆一語成讖——一代不如一代。

豪情萬丈，「大神」出場

文學批評史的書寫，是嚴謹的學術活動，而絕非武俠小說的虛構。誇張的筆法，無疑是著史的「死穴」。陳曉明的團隊，看似都經過嚴格的學術訓練，但事實證明，他們大多不得要領。他們或許以為寫史就像寫飆捧文章那樣，只要充滿激情地巧舌如簧，從而讓被評論者受用，就算大功告成。

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第九章中，張曉琴寫道：

李敬澤往往能在第一時間切入文學現場與細部，對新的寫作勢頭與新一代作家進行敏銳把握和確認。長期從事編輯工作的李敬澤對文學創作和文學現象有敏銳的細察和把握，總能在「眾生嘈雜」中發出富有前瞻性的聲音，在文學浪潮的湧動中找到文學發展的脈絡。

《世紀末夜晚的書寫》（1999）一書顯示出施戰軍敏銳的審美觸角和他對新生的寫作現象的熱切關注，對程青、衛慧、曾維浩、陳家橋等寫作者第一時間的批評使得他對文學寫作及時代精神有了尤為敏銳的把握。

文學批評家並非消防戰士，隨時都必須「第一時間」衝向火海；更不是120，哪裡有危重病人，就必須「第一時間」趕赴現場，進行急救。文學批評家只有在對文學現象、作家文本進行仔細的分析和感受之後，才能做出準確的判斷和學理性的分析。近年來，我們在文壇上看到的「第一時間」實在是太多了。只要當紅作家出了新書，某些文學批評家就會在「第一時間」趕赴「文學現場」，和現實「短兵相接」，將稀鬆平常的小說，捧為打敗《百年孤獨》的巨著或「當代《紅樓夢》」。真正的文學批評，恰恰與「第一時間」 「第N時間」之類根本沒有什麼關係。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中的許多論述，都是率爾操觚，莫名其妙地得出的結論。比如由顧廣梅、張清華執筆的這段文字：

進入21世紀，程德培又重現批評界，他的視界更加寬廣，目光如炬，他的言說常以長篇大論出現，顯示出一個資深批評家不同凡響的創造力。他的見解總是能成一家之說，把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那些斷續的命題重新續上，由此建立起一個厚實的歷史闡釋向度。他關於李洱長篇小說《應物兄》的長篇評論《「洋蔥」的禍福史或「眾聲喧譁」戲中戲——從〈花腔〉到〈應物兄〉》，如同一部當代文學小史，歷史眼光和獨到的作品分析，鞭辟入裡，深得要領。

這樣的文字，呈現出典型的「張清華式」文學批評的花式浮誇風格。張清華在文壇造神，從來就不怕把話說得過頭。文中的程德培，仿佛不是一個文學批評家，而更像是神魔小說中一個目光如炬、口吐火焰的仙界大神。本來，程德培素以掉書袋著稱，其書櫥式的炫技，餖飣獺祭，常常下筆千言，離題萬裡，水分實在是太多。僅從其評李洱《應物兄》的標題，就可以管中窺豹。這樣的「浮腫病」寫作，卻被張清華吹捧得豔若桃花，像貴妃出浴一樣美麗動人。如果一篇文學批評被寫成了文學史，這叫嚴重跑題，連及格都算不上，張清華怎麼好意思拿來說事呢？

陳曉明以北大中文系的名義，長年獲得一些「文學工程」，如「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項目成果」之《中國當代文學主潮》，和「教育部重大項目」之「中國文學批評史」，而這些項目，卻常常被他做成「學術爛尾樓」。也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陳曉明的這些項目，大多是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但《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差錯之多，遠遠超出國家關於圖書出版物允許的差錯率若干倍！這不僅是在砸北大中文系和北京大學出版社的牌子，也是在挑戰學界和出版社的編輯審核制度。這樣劣質的書籍都能暢通無阻，出版方的審核、編輯、校對流程就沒有責任嗎？既然不合格的奶粉都必須無條件召回，陳曉明主編的不合格的出版物為何卻能暢通無阻地出版發行？難道這樣的學術「毒奶粉」不應該從道義上被召回嗎？難道北京大學出版社也要和北大中文系一起集體裝睡嗎？

北大中文系，難道真的沒人能把你搖醒嗎？

（《文學自由談》2022年第5期。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