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十大考古遺址（重慶渝中區發掘出千年古城遺址）

2023-04-14 03:47:09 2

文章轉載自重慶考古

考古成果丨重慶渝中區太平門遺址發掘簡報

太平門遺址位於重慶市渝中區望龍門街道白象街與四方街交匯處西南側，地處渝中半島長江左岸的一級階地之上，北部緊鄰老鼓樓衙署遺址（圖一），是重慶「九開八閉」老城門中的重要開門之一。地理坐標為北緯29°33′18.3″，東經106°34′43.3″，海拔202米。

圖一 遺址位置示意圖

文獻記載，重慶曆經戰國張儀【1】、蜀漢李嚴【2】、南宋彭大雅【3】、明代戴鼎【4】四次大規模的築城及明清時期多次修繕【5】方形成重慶城「九開八閉」的城垣格局。特別是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兼重慶知府彭大雅為防禦蒙古軍隊進攻，「披荊棘，冒矢石，竟築重慶城，以御利、闔，蔽夔、峽，為蜀之根柢」【6】。淳祐二年（1242年），四川制置司移駐重慶，安撫制置使兼重慶知府餘玠依託方山大川的山形水勢優勢廣築山城，逐漸形成以重慶為指揮中心，以合州釣魚城作為支柱，以大江南岸作為縱深，依託長江天塹，沿嘉陵江、渠江、涪江、沱江、岷江和長江南岸的雄峻山峰修築了許多依山制江的據點，遍布川渝境內，控扼水陸要道，構成了一個全面立體的山城防禦體系。太平門緊鄰四川制置司衙署，在蒙宋戰爭時期也是蒙（元）軍進攻的戰略要地，《元史•石抹按只傳》載：「（至元）十五年，復攻重慶太平門」【7】。明代洪武六年（1373年），「改重慶守御千戶所為重慶衛。……立衛治，命指揮戴鼎守之」【8】，「指揮（使）戴鼎因舊址砌石城，高十丈，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環江為池，門十七，九開八閉，象九宮八卦」【9】，太平門為九個開門之一。民國十五年（1926年），潘文華任重慶市長，開始了建築馬路，宏闊碼頭的城市擴建，太平門在這次拓展過程中廢棄，1927年出版的重慶商埠第七期載：「1927年底，太平門在修建碼頭時被拆毀」。2013年7月，在渝中區舊城改造過程中，太平門遺址得以出露顯現。經調查，遺址包括主城門和外甕城兩部分（圖二），主城門保存較好；外甕城由東、南、西三面城牆與主城牆圍合而成，甕城門及西牆已毀，東牆、南牆被房屋和道路疊壓而尚存，東牆長約22、南牆長約47、殘高約7米，佔地面積約3000平方米。

圖二 遺址布局圖

2014年3月至2015年7月，經國家文物局批准，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對遺址主城門區域開展了主動性考古發掘工作，發掘面積800平方米，清理了城門、城牆、道路、排水溝、水池等遺蹟（圖三），出土了南宋至明清時期的磚瓦、陶瓷器、錢幣等遺物。現將此次發掘工作簡報如下。

圖三 遺蹟分布圖

太平門遺址位於重慶市渝中區下半城，屬重慶老城的核心區，遺址區原有密集的民房。工作開展前，發掘區域已完成了徵地及拆遷。遺址內的地層堆積以T3、T4西壁（圖四）及T5南壁（圖五）為例說明如下。

圖四 T3、T4西壁地層剖面圖

T3、T4西壁：

第1層：現代堆積層。全方分布。厚0.25~0.75米=含有少量青花瓷片、植物根莖及大量現代建築垃圾等。

第2層：民國時期文化層。全方分布。厚0.15~2.8米。深灰褐色土，土質較疏鬆，包含有大量石塊、煤渣、條石及大量的青花瓷片、瓦片、硬陶片等，伴出有民國十五年（1926年）銅幣。為民國十六年（1927年）重慶城擴容時形成。

第3層：清代文化層。分布於探方北部。厚0.15~0.2米。淺褐色沙土，土質較疏鬆，包含有少量青花瓷片，炭粒等。

第4層：明代文化層。分布於探方北部。厚0~0.25米。淺紅褐色沙土，土質較疏鬆，包含有大量瓦礫，少量青花瓷片等。

第6層：宋代文化層。分布於探方北部。厚0~0.45米。淺褐色沙土，土質較疏鬆，包含有少量青瓷、醬釉瓷片等。

圖五 T5南壁剖面圖

T5南壁：

第1層：現代堆積層。全方分布。厚0.12~0.35米。含有少量青花瓷片、植物根莖及大量現代建築垃圾及塑料製品等。

第2層：民國時期道路及墊土層。僅分布於探方南部。厚0.18~0.56米。墁石路面，下部鋪墊淺灰色沙土，包含少量石塊、瓦片、硬陶片及民國時期青花瓷碗殘片等。該層下依次疊壓有L6、Q1A、L7、Q1B、Q2A。

第5a層：南宋廢棄堆積層。僅分布於探方南部。厚0.05~0.15米。灰黃色瓦礫堆積，含大量瓦片、紅燒土顆粒、白灰顆粒及少量龍泉窯青瓷碗殘片。此層下發現有Q2B、G8、G11。

第5b層：自然淤積層。零星分布於探方南部Q2B表面地勢低洼處。厚0~0.13米。紫紅色泥巖顆粒，土質緻密，應為雨水衝積而成。

第6層：宋代文化層。分布於探方北部、南部。厚0~0.16米。淺褐色沙土，土質較疏鬆，包含有少量白瓷芒口器殘片等。

第7層：戰國文化層。僅分布於探方西南角。厚0~0.55米。紅褐色黏土，土質較緻密，含零星碎石、炭粒及少量泥質褐陶和夾砂灰陶繩紋陶片。此層下為基巖。

（一）主城門（CM1）

主城門位於發掘區東部，打破城牆Q2A、Q2B，被城牆附屬踏跺（L4、L8）疊壓。保存完好。其東部因被現代道路疊壓而未發掘，僅揭露出了城門及以西部分（圖版一）。發掘結果顯示，主城門修建以來興廢頻繁，門道內殘存有明至清代歷經三次修建的鋪石道路。因遺址後期展示利用需要，僅清理至最晚一次修建的道路面，並由此向下局部解剖。

圖版一 城門及城牆全景

城門形制為單門洞券頂拱門，夯土甃石結構。坐西北朝東南，方向118°。門道平面呈「亞」字形，面闊4~4.6、進深6.5、高5.75米（圖六）。內門道為券頂，前端兩側設有對稱的栓眼，眼寬0.3~0.35、高0.2~0.25、進深0.3~0.5米，栓眼下方石板路面上各鑿有一個長方形門臼，臼長0.25、寬0.15~0.2、深0.05米。內門道面闊4.4~4.6、進深4.1、高4.96~5.75米（圖七；圖版三）。外門道亦為券頂，面闊4、進深2.4、高4.35米（圖八；圖版四）。券頂呈半圓形，單層，頂部有「伏」，距底部2.58米處發券，券拱由21塊楔形條石組成，伏厚約0.15米。伏頂部約0.3米處原有橫向門匾，現已缺失，根據張雲軒所繪《光緒重慶府治全圖》載，原匾額陰刻「擁衛蜀東」四字。

圖六 主城門及城牆平面圖

圖七 主城門內側正視圖

圖八 主城牆外側正視圖

圖版三 主城門內側全景（西北→東南） 圖版三 主城門內側全景（西北→東南）

圖版四 主城門外側全景（東南→西北）

門內道路以規整石板鋪就，呈階梯式布局，北端為踏跺，有五級，踏面寬約0.4、階高約0.15米；中部為平臺，用於城門的開閉；南端踏跺破壞，應為三級。道路兩端向城內和甕城延伸構成城門路網。城內清理出由晚至早三次修建的鋪石路面(L1→L3→L10)，最早一期石板路面下還發現有更早的石鑿踏道；甕城保存有兩次修建的鋪石路面(L3→L10)，其下部疊壓有一層與城牆Q2A同時修建的道路面(圖九；圖版五)。門洞頂部構築有城樓，僅存臺基址。因發掘區域限制，臺基僅揭露出門洞頂端及其以西部分，為夯土甃石結構，包石牆體用條石丁形砌築，白灰勾縫。臺基揭露部分東西長13.65、南北寬6.2、殘高1.66米。臺基西南角緊靠城牆女牆設有踏跺L5以便上下，現存2級，踏面寬0.35、階高0.15米。經解剖，L5系城牆垮塌後增築，基槽內出土有「同治通寶」款青花瓷片。

圖九 主城門及道路剖視圖

圖版五 城內相互疊壓的道路面（東南→西北）

從遺蹟之間的疊壓關係看，主城門系在原有城牆基礎上開挖基槽後修建而成，主體為一次修建，頂部和外側夯土有明顯的晚期補築痕跡。清理情況表明，主城填埋時僅用條石封堵了城門洞內側，城門洞內用三合土鋪有地面，並構築有排水設施，整個門洞繼續用於生活居住，直至1940年左右方將其填埋、封堵。

（二）主城牆

平面呈「一」字形，截面呈梯形，東北——西南向，方向215°。夯土甃石結構。由頂部順城道路、下部夯土、包石牆體和北部附屬踏跺等部分組成（圖六；圖版二）。揭露部分通長29.2、殘高7.84米。從發掘情況看，城牆存在多次修建和補砌。以下根據疊壓關係，從早至晚分別敘述。

Q2B 位於城牆最底端，疊壓於第5層下，東部直接砌築在基巖上，西部疊壓於第6層上。由夯土、石板路面和排水溝G8組成（圖五）。夯土現殘存7層，以紅褐色黏土、黃色沙土夾雜石塊分層夯築而成，夯層厚薄不一，最厚為0.3米，夯土內含有少量青白瓷、黑釉瓷片及少量碳化水稻。石板路面僅殘存於附屬踏跺下部，西部有明顯的坍塌跡象。石板表面地勢略低處淤積有厚約0.05米的紫紅色泥巖顆粒（第5b層），其上順牆體整體分布有一層厚約0.18米的灰黃色瓦礫堆積（第5a層），應為Q2B廢棄後形成。排水溝G8由基巖下鑿而成，頂部橫鋪石板作蓋，溝寬0.26~0.42、深0.26米。夯土揭露長約16.06、殘寬約2.58、殘高0.4~1米。

Q2A 疊壓於Q1B第7層下、第5a層上，為城牆的主體部分。由夯土、包石和排水槽組成（圖五；圖八）。夯土現存11層，主體以紅褐色黏土、灰黃色沙土夾雜石塊分層夯築而成，夯層厚薄不一，最厚達0.55米。其中，第4~11層以紅褐色黏土為主，包含少量黑釉瓷、醬釉瓷、青白瓷片及大量碳化水稻，為一次性修築而成；第1~3層以灰黃色沙土為主，包含大量板瓦，少量石塊和零星白釉瓷碗底、黑釉瓷罐耳部殘片，明顯為後期補築形成。經解剖，發現第4層夯層外側等間距立砌石板並夯實以加固夯土外緣。包石僅存外牆，內牆被近現代房基破壞無存，現存22層，高約6.12米，底部坡度約60°。砌築方法是，先將基巖鑿平，後用加工規整的青砂巖條石錯縫丁砌，至第15層條石時順砌一層長方形條石，而後第16~22層再繼續用條石錯縫丁砌，白灰勾縫。牆基略有收分，由下往上逐漸內收，丁砌條石規格也由大變小。排水槽順外牆基向下開鑿而成，揭露部分長17.25、寬0.07~0.3、深0.05~0.25米。此外，排水槽南側基巖表面發現4個柱洞（編號D1~D4），順城牆呈「一」字形分布，其中，3個為圓形桶狀（直徑0.15~0.25、深0.3米），1個為長方形槽狀（長0.22、寬10、深0.22米），內填黃灰色沙土，出土少量白瓷片。從其位置關係分析，可能與城牆營造有關。

CM1段城牆 修築城門CM1時修建。疊壓於Q1B第7層下，打破Q2A、Q2B。由夯土、包石和踏跺組成（圖五；圖七）。夯土用紅褐色黏土和石塊層層相間夯築而成。包石牆體用加工規整的長方形條石錯縫丁砌，白灰勾縫，包石表面有斜向鑿痕，周緣打磨光滑。內牆基槽不平處鋪砌有土襯石，內牆殘高4.8米，坡度約88°；外牆利用Q2A牆體作為牆基，內收砌築包邊石，外牆殘高7.1米。踏跺位於城牆北部，系城內上下城牆的道路，剖面顯示存在三次修建的道路面，本期踏跺L9鋪設於Q2夯土之上，被晚期修建的踏跺L8、L4疊壓，未做清理，踏面長約2.35米。

Q1B 位於城門以西，疊壓於Q1A下。由頂部順城道路L7、下部夯土、包石、女牆、和踏跺L8組成（圖五；圖八）。L7用石板平鋪而成，石板主體較規整，南部和東部規格不一。經解剖發現，L7南部和東部為兩次補築而成，南部系外牆垮塌後與外牆同時補築而成，東部補築時間略晚於南部，補築墊土內出土最晚錢幣為嘉慶通寶（圖一O）。L7殘寬約5.64米。夯土現存6層，用灰色、灰黃色沙土夯築而成，夯層厚薄不一，最厚達0.8米，夯土內含有少量明代青花瓷片。包石僅見於外牆，用長方形條石錯縫順砌而成。女牆與外牆一體，構築方式相同，殘高0.7米。踏跺L8疊壓於L4下，局部清理結果顯示，上下兩端為石階踏跺，中部為墁石平臺，踏面寬約0.35、階高0.12米。

圖一〇 解剖溝東壁剖面圖

Q1A 位於城門以西，疊壓於民國時期修建的石板道路下。由頂部順城街道路L6、下部夯土、包石、女牆及踏跺L4組成（圖五；圖六；圖八）。L6用加工規整的石板平鋪而成，東部保存較好，西部路面破壞，路面寬5.74米，墊土內出土有「同治年制」款瓷片。結合L6南部解剖結果（圖一一），夯土共12層，用黑色、紅色、淺黃色沙土及青灰色碎石渣夯築而成，夯層厚薄不一，最厚為0.32米，內含少量青花瓷片及乾隆通寶錢幣1枚。包石主要見於外牆，以長方形條石錯縫順砌為主，少量為丁砌，白灰勾縫。女牆與外牆一體，在原女牆基礎上加高，殘高1.02米。L4在L8基礎上墊土夯築，被現代房基分割為東、西兩部分，東部踏跺已被破壞，僅存四級踏跺，為黑色沙土夾雜小石塊夯築而成，表面廢棄層內發現「川」銘民國十五年嘉禾銅幣1枚；西部殘存三級踏跺，砌築方式為逐級嵌入CM1增設牆體，白灰勾縫。L4殘長5.15、寬2.5、殘高1.95米，踏面寬0.35、階高0.15米。

圖一一 解剖溝北壁剖面圖

（三）水池

1座（C1）。位於T5西部，疊壓於第2層下，打破G5、G8、G11、Q2。方向300°。修築方法，先挖長方形豎穴池壙，底部及於砂巖之上，坊內四周用條石壘砌池壁，白灰勾縫，壁面亦抹有一層白灰，坊長3.12~3.64、寬2.6、殘深0.72~1.62米，池內殘長約2.6、寬約2.08米。池底平鋪小青磚，磚長65、寬40、厚5釐米（圖一二）。

圖一二 C1平、剖面圖

（四）井

1眼（J1）。位於T3東北部，疊壓於第2層下，西鄰G6。方向118°。由基巖往下開鑿而成。口部平面近梯形，壁面較直，壁上部有一圈淺槽，底部近平。井口西北部鑿有一條寬約0.14米的溝槽將G6北段積水導入井內，西南部鑿有出水口通往G6南段，現出水口被後期構築的條石封堵。長1.16、寬0.98~1.06，深0.76~1米（圖一三）。

圖一三 J1平、剖面圖

（五）排水溝

12條。絕大部分為城門、城牆的附屬排水設施，G3、G6、G12匯入G9構成城門排水系統，G7、G8、Gl1為城牆排水溝，其餘為城內和甕城內建築排水。

G5位於T5中部。疊壓於L2下，被C1和現代房基打破。方向228°。長條形，底部平鋪石板，側壁立砌石板，白灰勾縫。溝內堆積可分3層，由上至下分別為淺青色沙土、淺紅色沙土、紫紅色泥巖顆粒，層次分明，應為淤積而成。溝內出土有灰陶板瓦、黑釉瓷盞、醬釉瓷碗、器蓋及動物骨骼，還有少量青白釉瓷碗、青瓷碗殘片。長10.5、寬0.4~0.5、深0.08~0.35米（圖一四）。

圖一四 G5平、剖面圖

出土遺物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太平門遺址城牆內的包含物，數量較少，多為瓷器殘片，這些遺物見證了太平門遺址歷次營造過程；二是其它遺蹟和地層中出土的遺物，數量較多，類型豐富。下面選擇部分典型標本加以介紹。

（一）城牆出土遺物

均為生活用器。以瓷器為主，包括青花瓷、黑釉瓷、醬釉瓷、青白瓷及青瓷。此外還發現少量陶器、硬陶器及銅錢。

1.瓷器

（1）青花瓷器

數量較多，多為殘片，器形主要有碗、杯等。

圖一五 出土青花瓷器

1、3-7.瓷碗（Q1A①：1、Q1A⑩：1、Q1B②：4、Q1B②：11、Q1B①：1、Q1A⑨：2）2.瓷杯（L7補築②：1）

碗 標本Q1A①：1，可復原，灰白胎，白釉偏灰，外底部無釉。敞口，圓唇，弧腹，圈足，外壁飾「壽」字。口徑10.4、足徑5、高3.8釐米（圖一五，1）。標本Q1A⑨：2，僅存底部，白胎，白釉偏青，足內無釉。圈足削尖呈玉璧狀，內底飾變體「壽」字。足徑5、殘高2.7釐米（圖一五，7）。標本Q1A⑩：1，僅存底部，灰白胎，白釉偏灰，內底澀圈，圈足緣無釉。圈足，外底心外凸，內底飾菊花紋，外壁飾纏枝菊花紋。足徑6.2、殘高2.6釐米（圖一五，3）。標本Q1B①：1，僅存底部，白胎，白釉偏青，足跟無釉。圈足，內底飾變體螭虎龍紋。足徑4.8、殘高1.5釐米（圖一五，6）。標本Q1B②：4，僅存底部，白胎。圈足，內底兩周弦紋內飾月華紋，外壁下部飾兩周弦紋，外底書「鋪」字。足徑4.4、殘高1.7釐米（圖一五，4）。標本Q1B②：11，僅存下腹及底部，白胎，白釉偏青，圈足緣無釉呈火石紅。折腹，圈足，內底兩周弦紋內飾梵文，外壁飾梵文，近底部飾兩周弦紋，足部飾三周弦紋。足徑5、殘高3.6釐米（圖一五，5）。

杯 標本L7補築②：1，可復原，灰白胎，白釉偏灰，圈足緣有火石紅。侈口，方唇，腹部微鼓，圈足。口徑6.2、足徑3.2、高3.7釐米（圖一五，2）。

（2）黑釉瓷器

數量較少，均為殘片，可辨器形有碗、盞、燈盞等。

圖一六 出土陶、瓷器

1.醬釉瓷盞（Q2B②：1）2.黑釉瓷燈盞（Q2B⑦：4）3、5.青瓷碗（Q2A⑧：1、Q2A④：6）4.黑釉瓷盞（Q2B①：1）6.青白瓷鬥笠碗（Q2A④：7）7.醬釉瓷碗（Q2A④：5）8.黑釉瓷碗（Q2A⑩：3）9.青瓷罐（Q2A⑦：7）10.硬陶研磨器（Q2A®：1）11.陶盆（Q2B⑦：3）

碗 標本Q2A⑩：3，僅存底部，灰白胎，質粗，內、外施黑釉，外釉不及底，有流釉。圈足，足跟有削痕。殘高2.8釐米（圖一六，8）。

盞 標本Q2B①：1，僅存口沿及腹片，紫紅胎，施黑釉，滿釉。方圓唇，弧腹。殘高2.3釐米（圖一六，4）。

燈盞 標本Q2B⑦：4，僅存口沿及腹片。侈口，尖圓唇，外口沿下部有折稜。殘高2.5釐米（圖一六，2）。

（3）醬釉瓷器

數量較少，多為殘片，器形主要有碗、盞等。

碗標本Q2A④：5，僅存底部，淺黃色胎，內施釉，底部有澀圈，外壁下部及底未施釉。圈足，足跟有削痕。足徑7、殘高2.4釐米（圖一六，7）。

盞標本Q2B②：1，復原，白胎，施醬釉，內滿釉，外至上腹。敞口，圓唇，弧腹，餅足，底心微凹，足跟有削痕。口徑12.4、足徑4、高5.4釐米（圖一六，1；圖版六，1）。

圖版六

（4）青白瓷器

數量極少，可辨器形為鬥笠碗。

鬥笠碗 標本Q2A④：7，僅存下腹及底部，白胎，內外壁施青白釉，外底未施釉。餅足，底心內凹。足徑3.4、殘高1.9釐米（圖一六，6）。

（5）青瓷器

數量較少，均為殘片，器形有碗、罐等。

碗 標本Q2A⑧：1，僅存口部，白胎，內外壁施青釉，釉面光潔。尖圓唇，敞口，外腹部施蓮瓣紋。殘高4.6釐米（圖一六，3）。標本Q2A④：6，僅存底部，磚紅胎，內外施青釉，通體有小開片。圈足，圈足緣有火石紅。足徑3.6、殘高2.7釐米（圖一六，5）。

罐 標本Q2A⑦：7，僅存口部，紫紅胎，質粗。口沿至肩部施化妝土，釉色呈灰黃，腹部直接施青釉，尖圓唇，斜領。殘長8.3、殘高5.3釐米（圖一六，9）。

2.陶器

數量稀少，僅見1片（標本Q2B⑦：3）。器形為陶盆，僅存盆口沿。泥質灰陶，斂口，寬平沿，圓唇，外壁有刮痕。殘高4.2釐米（圖一六，11）。

3.硬陶器

數量較少，可辨器形為研磨器。

研磨器標本Q2A⑩：1，僅存口部，紫紅色胎。斂口，尖唇，內壁刻劃有波浪形和網格形淺槽。殘高7.3釐米（圖一六，10）。

4.銅錢 數量較少，可辨者為乾隆通寶和嘉慶通寶。

圖一七 出土錢幣拓片

1.「川」銘嘉禾銅幣（L4廢：1）2、3.乾隆通寶（L5：1O、Q1A⑨：4）4.嘉慶通寶（L7補築①：1）

乾隆通寶圓形方孔錢，有內外郭，外郭較寬，背面為滿文。標本L5：10，直徑2.4釐米（圖一七，2）。標本Q1A⑨：4，直徑2.4釐米（圖一^，3）。

嘉慶通寶標本L7補築①：1，圓形方孔錢，有內外郭，外郭較寬，背面為滿文。直徑2.3釐米（圖一七，4）。

（二）其他遺蹟與地層出土遺物

包括建築構件和生活用器兩類。

1.建築構件 種類有陶質板瓦、磚等。

板瓦標本G5：6，復原，泥質灰陶。平面呈梯形，橫切面呈圓弧形，瓦面為素麵，瓦底有布紋，瓦尾微凹。長26.4、寬18.6~21、弧高4~6釐米（圖一八，2）。

圖一八 出土建築構件

1. 陶磚（G10：2）2.陶板瓦（G5：6）

磚標本G10：2，略殘，泥質灰陶，模製。長方體，兩側模印「太平」二字。長28.2、寬13.4、厚7.6釐米（圖一八，1；圖版六，2）。

2.生活用器 主要為瓷器，還有少量錢幣。瓷器以青花瓷為主，還有少量醬釉瓷、黑釉瓷和青瓷。

（1）瓷器

青花瓷器，數量豐富，種類有碗、杯、瓶、罐、盒、器蓋等。

圖一九 出土青花瓷器

1.3-5.瓷碗（C1：3、G3：1、C1：14、C1：4）2.瓷杯（Ll：l）6.瓷器蓋（Cl：2）7.瓷瓶（Jl：l）8.瓷罐（T7②：9）9.瓷盒（T5②：5）

碗 標本Cl：3，復原，灰白胎，白釉偏灰，青花呈灰藍色調，圈足緣有火石紅。敞口，尖圓唇，弧腹，圈足，內壁口沿、腹部各飾兩周弦紋，外壁飾草葉紋。口徑11.4、足徑4.8、高5.2釐米（圖一九，1）。標本G3：l，復原，白胎，滿掛釉，青花顏色較亮。侈口，圓唇，弧腹，圈足，內底飾兩周弦紋，外壁飾纏枝紋。口徑9.6、足徑4.4、高4.7釐米（圖一九，3）。標本Cl：14，復原，灰白胎，白釉偏灰，底部未施釉，青花顏色暗淡。敞口，圓唇，曲折腹，圈足，外壁上部飾草葉紋。口徑9.4、足徑4、高4.1釐米（圖一九，4）。標本Cl：4，復原，白胎，白釉，青花呈色較亮，足跟露胎。撇口，圓唇，弧腹，圈足，足牆較直，口沿內側繪一周波浪紋，內底飾兩周弦紋，外壁飾瓜果紋，足外側飾兩周弦紋。口徑14.4、足徑6.4、高6.6釐米（圖一九，5）。

杯 標本Ll：l，復原，灰白胎，白釉偏灰，青花呈色較暗。侈口，尖圓唇，斜腹，圈足，內外壁均飾草葉紋。口徑7、足徑2.6、高3.8釐米（圖一九，2）。

瓶 標本Jl：l，白胎，白釉偏灰。直口，方唇，斜肩，扁直腹，平底，外壁兩側分別書「羅廣濟」、「八寶紅靈丹」。口徑0.9、底徑1.7、高5釐米（圖一九，7）。

罐 標本T7②：9，口殘，白胎，滿掛釉，青花顏色明亮。束頸，溜肩，圓鼓腹，圈足，肩部飾網格紋，腹部飾花枝紋，足外側飾兩周弦紋。腹徑5.4、足徑3.2、殘高4.6釐米（圖一九，8）。

盒 標本T5②：5，復原，白胎，滿掛釉，青花呈色明亮。子母口，尖圓唇，筒腹，淺圈足，外壁飾花枝紋。口徑8.4、足徑8.6、高3.2釐米（圖一九，9）。

器蓋 標本Cl：2，復原，白胎，滿掛釉，青花呈色較亮。斂口，圓唇，圓弧壁，頂部圈足，口沿外側繪一周回紋，外壁繪纏枝菊紋。頂徑3.4、底徑11、高4釐米（圖一九，6）。

圖二〇 出土瓷器

1.青瓷碗（T4⑤a：l）2.黑釉瓷盞（G5：3）3.醬釉瓷燈盞（T7②：17）4.醬釉瓷器蓋（G5：4）5.醬釉瓷燈（T3②：6）6.醬釉瓷碗（G5：2）7.黑釉瓷單耳罐（G6：l）8、9.青瓷碟（C1：2O、C1：19）10.醬釉瓷區（L2：4）

醬釉瓷器，數量較少，多數可復原，器形主要有碗、器蓋、燈盞、燈、匝等。

碗 標本G5：2，復原，灰白胎，內滿釉，外不及底，內底有澀圈。敞口，尖圓唇，斜腹，圈足。口徑15.2、足徑6、高3.2釐米（圖二〇，6；圖版六，3）。

器蓋 標本G5：4，可復原，灰胎，滿釉。圓形器蓋，方唇，頂部有圓形鈕，底中部微凸。直徑6.6、通高1.7釐米（圖二〇，4）。

燈盞 標本T7②：17，完整，灰白胎。侈口，斜方唇，斜腹，腹壁有折稜，平底。口徑6.4、底徑2.6、高2.3釐米（圖二〇，3）。

燈 標本T3②：6，可復原，灰白胎。斂口，尖唇，上腹外鼓，下腹弧收，餅足內凹，內底中部有圓柱形燈芯，中空，一側開長方形豎孔。口徑6.8、足徑2.6、高3.6釐米（圖二〇，5）。

匜 標本L2：4，可復原。侈口，尖唇，弧腹，平底，一側有流。口徑9.2、底徑3.8、高2.7釐米（圖二〇，10）。

黑釉瓷器，數量較少，種類有盞、單耳罐。

盞 標本G5：3，灰白胎，內滿釉，外施於上腹。敞口，圓唇，弧腹，餅足，足跟有削痕。口徑9.6、足徑3.2、高4.6釐米（圖二〇，2）。

單耳罐 標本G6：l，灰胎，外滿釉。侈口，圓唇，束頸，溜肩，圓鼓腹，矮圈足，口沿一端有流，頸、腹部接一橋形耳，肩部飾弦紋和鋸齒紋。口徑6、腹徑18.8、足徑5.2、高13釐米（圖二〇，7）。

青瓷器，數量極少，殘片為主，器形有碗、罐、碟等。

碗 標本T4⑤a：l，復原，白胎，內外壁施青釉，釉面光潔。敞口，尖唇，弧腹，圈足，外腹部施蓮瓣紋。口徑11.2、足徑3.2、高5釐米（圖二〇，1；圖版六，4）。

碟 標本Cl：19，灰白胎，施青釉，外釉不及底。敞口，圓唇，坦腹，外壁有折稜，圈足。口徑11.2、足徑5、高1.7釐米（圖二0，9）。標本Cl：20，灰白胎。口微斂，尖圓唇，弧腹，圈足。口徑10.2、足徑6.2、高2.5釐米（圖二〇，8）。

（2）錢幣

僅1枚（標本L4廢：1）。「川」銘嘉禾銅幣，黃銅。圓形幣，正面中部陽文「200」，花紋飾邊；背面中部飾花朵，內陽文「川」。字跡鏽蝕，依稀可辨為「□□民國十五年、每口當貳口□」，中華民國十五年（1926年）四川嘉禾鑄造。直徑3.5釐米（圖一七，1）。

（一）分期與年代

太平門遺址興廢頻繁，其年代需要根據考古發掘所見的地層關係和出土遺物，並結合文獻記載和碳十四測年進行綜合判斷。

遺蹟單位的疊壓、打破關係主要有以下幾組：

Ll→L3→L10；

L4→L8→L9；

L6→L5→Q1A→L7→Q1B→CM1→Q2A→⑤a→⑤b→Q2B。

根據上述疊壓、打破關係，同時結合對出土遺物的分析考察，可將該遺址的文化遺存分為五期。

第一期：包括T3~T5第5層和城牆Q2B、G8、G11，出土瓷器多為殘片，包括塗山窯的醬釉瓷、黑釉瓷，龍泉窯青瓷和景德鎮窯青白瓷。其中Q2B夯層出土的醬釉瓷盞（Q2B②：1），形態特徵與重慶塗山窯醬園窯址Y9出土的Db型盞相近，原報告定為南宋中晚期【10】；T4⑤a為Q2B毀棄後形成的一層廢棄堆積，出土的龍泉窯青瓷碗（T4⑤a：l）外壁剔刻出蓮瓣紋，與四川遂寧金魚村南宋窖藏青瓷碗基本一致，該窖藏的入藏時間據考證可能為端平三年（1236年）【11】。2015年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對本年度釆集的木炭和動物骨骼樣品進行了測試，其中，Q2B⑦的年代為875±20年，樹輪校正後年代為1050AD~1220AD（95.4%）；而⑤a作為Q2B的廢棄層，年代為900±25年，樹輪校正後年代為1040AD~1220AD（95.4%），故推測Q2B從營建到廢棄歷時較短。綜上所述，第一期的年代相當於南宋中晚期，應形成於南宋嘉熙四年彭大雅築城之前。

第二期：包括城牆Q2A、G5、G1、L2，出土瓷器多為殘片，器物類型可辨者有龍泉窯青瓷蓮瓣紋碗，景德鎮窯青白瓷鬥笠碗，塗山窯黑釉瓷盞、醬釉瓷碗等。Q2A夯層出土瓷器多為南宋中晚期常見器形，其中龍泉窯青瓷碗（Q2A⑧：1）釉色青翠，其蓮瓣紋裝飾風格與浙江衢州南宋鹹淳十年（1274年）史繩祖墓青瓷碗相近【12】；G5出土醬釉瓷碗（G5：2）與塗山窯A型III式小碗較為相似，屬塗山窯第三期產品，時代為南宋末至元初【13】。Q2A夯土內摻雜石塊以加固城牆夯層的工藝與奉節白帝城、涪陵龜陵城的南宋城牆一致。碳十四測年顯示，Q2A②、④、⑦、⑧、⑩的年代分別為805±20、930±25、880±25、805±20、830±20年，樹輪校正後年代為1165AD~1260AD（95.4%）、1205AD~1270AD（95.4%）、1040AD-1220AD（95.4%）、1030AD~1160（95.4%）AD、1205AD-1270AD（95.4%）。據此推斷，第二期的年代主要為南宋中晚期，下限至元初，應為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彭大雅築城時所築。此外，甕城東牆、南牆下部主體包石與Q2A包石構築工藝一致，因此甕城亦應為同時期修築。

第三期：包括城門CMl、G3、G9、G12、L10、L9，該期遺存以城門CM1為中心，系營建城門時規劃的路網和排水系統，沿用時間較長，部分排水設施至今仍在使用。遺存多數被第四期遺存疊壓，未做深入發掘，無出土器物能證明其營建年代，其年代僅能通過疊壓關係和CM1形制進行推知。結合CM1打破第一、二期城牆（Q2B、Q2A）、又被第四期城牆（Q1B）疊壓的層位關係推知，年代應處於第二、四期之間；CM1為一券一伏石構城門，與重慶城明代通遠門【14】、安居古鎮明成化引鳳門【15】形制近同。因此，第三期的年代應為明代無疑，當為明洪武六年戴鼎築城時始建。

第四期：包括城牆Q1B、G6、G7、L3、L8、L7，該期遺存除沿用城門布局外，對城門道路和城牆進行了補築。出土瓷器多為青花瓷器殘片，還有少量青瓷片，青花瓷器可辨者主要為碗、盤、杯。其中，Q1B夯層出土瓷器以明代青花瓷為主，瓷碗內底飾月華紋（Q1B②：4）、弧線式螭龍紋（Q1B①：1），均屬明代晚期青花瓷器上常見的題材之一【16】。碳十四測年顯示，Q1B②、③、⑥的年代分別為320±20.425±30、390±25年，樹輪校正後年代為1490AD-1650AD（95.4%）、1430AD-1630AD（95.4%），1440AD-1630AD（95.4%）。此外，L7補築墊土內出土有乾隆通寶和嘉慶通寶。據此推斷，該期的修建年代可能為明代晚期，清嘉慶或稍後由於城牆坍塌進行過補築。

第五期：包括城牆Q1A、G2、G1O、L1、I4、L6、L5、C1、J1，器物類型豐富，有青花瓷碗、罐、瓶、杯、器蓋，醬釉瓷燈，黑釉瓷罐及粉彩瓷碗等。Q1A夯層出土器物以清代晚期青花瓷碗為主，伴出有乾隆通寶錢幣；L5基槽內出土有「同治通寶」款青花瓷片，L6墊土內含有「同治年制」款瓷片，可推測L5、L6修建時代不早於同治年間；J1內出土的青花瓷瓶瓶身書「羅廣濟八寶紅靈丹」，該產品系創於1900年的廣州中成藥業羅廣濟所制【17】；14廢棄堆積內出土有民國十五年「川」銘嘉禾銅幣。綜上所述，該期遺存上限不會早於清嘉慶年間，下限至民國。其中，L5、L6可能為同治九年洪水後修築。

（二）歷史沿革

根據以上對各期遺存年代的推測，結合文獻記載，可初步勾勒出遺址築城、修葺和廢棄的沿革歷程。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彭大雅搶築重慶城（Q2A），始設太平門，形成主城與甕城的城門布局。明代洪武六年（1373年）重慶衛指揮使戴鼎就職後對重慶城進行了重修，「低者壘高，曲者補直」【18】，重修太平門主城門（CM1）。明代晩期對太平門城牆進行了補築（CQ1B、L7），清嘉慶年間因城牆坍塌對城牆進行了修補（L7補築及包石），清同治九年（1870年）因洪水災害曾對城牆進行了修繕（L5、L6及CQ1A包石）。民國十六年（1927年）重慶城擴城時，填埋了主城，拆除了甕城西牆和城門，甕城及主城門門洞被用作居住使用，直至1940年左右方將門洞徹底填埋和封堵，至此太平門徹底廢棄。

（三）布局變遷

通過對調査和發掘資料的初步整理，基本廓清了遺址從南宋至明清時期的布局變遷概況。南宋彭大雅築城時，太平門規劃成「曲門兩重」的主城與甕城布局，城內道路隨地形走勢規劃成「一」字形深壕式順城路，東以踏跺上至四方街再北向通往衙署，西為埋石順城街道，這種布局反映了陳規《守城機要》中的「裡壕」之制【19】，可見防禦是這座城門的重要功能。

明代戴鼎築城時沿用了南宋時期主城與甕城的布局，對太平門主城門、甕城門進行了重修，同時將主城牆內牆往外推移，縮減了城牆的厚度，拓寬了城內順城道路，形成了明代延續至民國時期的城門格局。

（四）發掘意義

太平門作為重慶九開八閉十七門之一，緊鄰重慶政治、經濟中心，堪稱記錄重慶城市演變的「歷史化石」，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文化、建築科學和藝術景觀價值。

太平門是重慶城首次以考古手段揭露的城門遺址，對了解宋代以來重慶城垣營造技術、城門布局、重慶城的沿革和變遷等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其依山就勢的城門布局反映了南方山水城市「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20】的城市營建思想。

太平門遺址的發掘，探明了遺址的時代與沿革，廓清了遺址布局與結構，為遺址的保護、展示與利用奠定了堅實基礎。

附記：本次發掘領隊為鄒後曦，參與調查的工作人員有汪偉、蔡亞林、代玉彪，參與發掘的工作人員有白九江、孫治剛、張鎮山、師孝明、陳曉鵬、唐彬、徐小渝、胡徵，攝影工作由董小陳、陳曉鵬、孫吉偉完成，繪圖工作由師孝明、張鎮山、陳芙蓉完成。

執筆：孫治剛 鄒後曦 蔡亞林 白九江 汪偉

注釋：

【1】 「儀城江州」。【晉】常璩撰，任乃強校註：《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頁。

【2】 「後都護李嚴更城大城，周迥十六裡。欲穿城後山，自汶江（長江）通水入巴江（嘉陵江），使城為州。''【晉】常璩撰，任乃強校註：《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頁。

【3】 「淳祐三年……劉晉之言：'蜀當置閫重慶。彭大雅守重慶時，蜀已殘破，大雅披荊棘，冒矢石，竟築重慶城以御利、閶，蔽夔峽，為蜀之根柢。'」【元】佚名撰、王瑞來籤證：嫌季三朝政要籤證》，中華書局，2012年，第139~140頁；「四川制置知重慶府彭大雅築重慶城。大雅自記云：'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為蜀根本【明】張文耀修，鄒廷彥輯，舒德裕訂：萬曆重慶府志（殘卷）》卷五十九，備見重慶地方文獻匯點（上）》，重慶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25頁。

【4】 「本府石城，因山為城，低者壘高，曲者補直，洪武初指揮戴鼎重修，高一丈八尺，周圍二千一百三十六丈。」【明】熊相纂：《四川志》卷十三重慶府》，正德十三年刻本；「石城，洪武初指揮戴鼎重修，為門十七。朝天、翠微、東水、通遠、金湯、定遠、南紀、鳳凰、金子、仁和、太平、出奇、大安、臨江、洪崖、千斯、福興【明】劉大謨等修，嘉靖《四川總志》卷九重慶府》，嘉靖二十四年刊本。

【5】 「明末甲申六月，張獻忠自通遠門攻城，城圮。國朝康熙二年，總督李國英補築」。【清】王夢庚、寇宗撰，闔郡新鐫：僅慶府志.輿地誌》卷一《城渺，道光二十三年刻本，第19頁。

【6】 【元】佚名撰、王瑞來籤證：嫌季三朝政要籤訥，中華書局，2012年，第140頁。

【7】 「（至元）十五年，復攻重慶太平門，不老先登，殺其守陣卒數十人，宋都統趙安以城降，總管黃亮乘舟遁，不老追擒之，及其兵士五十人，奪戰艦五十艘」。【明】宋濂：《元勤卷一百五十四0U傳第四十一•石抹按只》，中華書局，2008年，第3642頁。

【8】 【明】胡廣等奉敕撰：《大明太祖高皇帝實譎卷八十六（洪武六年十一月癸卯條）。

【9】 【清】邑令王爾鑑、熊峰纂修，邑人周開豐、梅座校勘：《巴縣誌》卷二健置•城池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10】 重慶市文物考古所：《重慶塗山窯》，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93頁。

【11】 遂寧市博物館、遂寧市文物管理所：《四川遂寧金魚村南宋窖藏L《文物》1994年第4期；莊文彬：才寧市金魚村南宋窖藏的發現與初步研勉，《四川文物》1999年第6期。

【12】 衢州市文管會：《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3年11期。

【13】 李大地：《重慶塗山窯的分期》，《四川文物》2007年第6期。

【14】 國家文物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移動文物名錄（重慶卷2-1）》，第62頁。

【15】 國家文物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移動文物名錄（重慶卷2-1）》，第315頁。

【16】 張浦生、承載、朱順龍、梅亞民著：《中國古陶瓷鑑定標本參考圖典•青花瓷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111頁；穆青：《明代民窯青花載《明代民窯青花h河北省人民出版社，2000年。

【17】 朱盛山、聶陽：《傳統嶺南藥業簡介》，＜2006第六屆中國醫學會學術年會論文剿，2006年。

【18】 【明】熊相纂：《四川志》卷十三德慶師，正德十三年刻本。

【19】 「修築裡城，只於裡壕垠上，增築高二丈以上，上設護險牆。下臨裡壕，須闊五丈、深二丈以上。攻城者或能上大城，則有裡壕阻隔，便能使過裡壕，則裡城亦不可上。」【宋】陳規、湯瑞撰：《守城錄•守城機要》。

【20】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管仲等：《管子•乘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