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偉大之處（孫中山對辛亥革命史的建構及其影響）

2023-05-28 17:17:52 2

在既往的辛亥革命史的歷史編纂中，存在著一種以孫中山為中心的「正統史觀」。學界對此已有深刻的檢討和反思。①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作為「當事人」的孫中山在這種史觀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和影響，其中涉及以下問題：一、孫中山為何要建構辛亥革命史？二、孫中山是如何建構辛亥革命史的？三、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話語體系對後來的辛亥革命的歷史編纂有何影響？透過這些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對一百年前發生的那場偉大革命有一些新的認識。

一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歷史與辛亥革命的歷史幾乎一樣長久。當革命還在進行且結局尚難預料的時候，就已有蘇生所編《中國革命史》出版，② 這是最早的一本有關辛亥革命的史書。民國建立後，以「辛亥革命」為題的著述不斷湧現。③ 這些著作或資料彙編，製造了「辛亥革命」這一名詞，也確立了辛亥革命的「革命性」與「現代性」。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看，均可視為彼時的當代史。

孫中山一向重視「歷史」在革命中的作用。在革命年代，他特別注重從「歷史」中挖掘資源來宣傳革命。民國建立後，孫中山就意識到，有必要設立一個專門的國史編纂機構，編寫民國開國的歷史，以「炫耀宇內，昭示方來」。④ 不過那時民國初建，百業待舉，孫中山的注意力還在政治建設與實業建設，編纂一部「革命史」，還只是一種停留在腦中的設想。二次革命後，孫中山開始有意識地修改之前他有關革命的記憶和敘述。他通過演講和著述，逐步建構起了一套辛亥革命史的話語體系。

促使孫中山建構辛亥革命史話語體系的原因就是他對「革命」的話語權可能丟失的擔憂。民國建立後，各種有關革命的書刊不斷湧現。孫中山認為，如果放任這種書刊流傳，可能會損害「革命」以及他本人作為一個「革命者」的形象。1915年，香港《中國日報》筆政陳春生，將1895年來所搜集之革命史跡，輯成《革命史稿》，由興中會老同志容星橋轉請孫中山代為印行，遭到孫中山拒絕。孫中山認為，「陳君春生雖久主筆政，然對於革命仍是門外漢，其所收藏不免街談巷語，掛一漏萬，殊不足為革命之史料。」⑤ 顯然陳春生筆下的革命史，並不是孫中山所希望看到的革命史。1919年初，蔡元培、張相文因編纂《國史前編》，致函孫中山，提出要將革命史上溯到清世秘密會黨，同樣遭到孫中山反對。孫中山認為，「以清世秘密諸會黨，皆緣起於明末遺民，其主恉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主義雖甚溥及，而內部組織仍為專制，階級甚嚴。於共和原理、民權主義，皆概乎未有所聞。其於共和革命關係實淺，似宜另編為秘密會黨史，而不以雜廁民國史中。」⑥ 孫中山不願將革命史上溯至清世秘密會黨，顯然意識到了會黨與革命的「現代性」不相容，他擔心若上溯至會黨，可能會損害辛亥革命作為一場「革命」所具備的「現代性」。在後來的一次談話中，孫中山再次強調了革命黨與會黨的不同，他說，「明末清初的時候，有些明朝的遺老組織天地會，亦叫做洪門，在我們中國南部亦叫做三點會，長江一帶又叫做哥老會。他的宗旨在反清復明，光復漢族，本來也是一個革命黨，不過他們只主張民族的革命，所以不同。我們的革命，乃主張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革命黨。」⑦

正是出於對「革命」可能被「誤讀」的擔憂，孫中山開始撰文建構辛亥革命史的話語體系。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兩篇，一是寫於1919年的《孫文學說》中的第8章「有志竟成」；二是寫於1923年的《中國革命史》。孫中山在「有志竟成」篇中自述其著述動機說，「夫自民國建元以來，各國文人學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數百種，類多道聽途說之辭，鮮能知革命之事實。而於革命之源起，更無從追述，故多本於予之《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該章所述本甚簡略，且於二十餘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為問題，而當時雖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諱，故尚未敢自承興中會為予所創設者，又未敢表示興中會之本旨為傾覆滿清者。今於此特修正之，以輔事實也。」⑧ 在《中國革命史》一文中，他開篇即云：「餘自乙酉中法戰後，始有志於革命，乙未遂舉事於廣州，辛亥而民國告成。然至於今日，革命之役猶未竣也。餘之從事革命，蓋已三十有七年於茲，賅括本末，臚列事實，自有待於革命史。今挈綱要述之如左。」⑨ 可見孫中山有意要構建一套「革命史」的話語體系，藉以確立他對「革命」話語的解釋權，同時他希望他所建立的這套話語體系，能成為今後國史的「幹骼」。⑩

孫中山對辛亥革命史的建構，實際上是他革命方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二次革命後，孫中山意識到主義的堅定與人心之團結的重要性，因此他特別注意其主義的宣傳，特別強調知難行易。這是孫中山革命方略的重要轉變。孫中山關於辛亥革命史的建構，顯然是與其對三民主義的闡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甚至它本身就是孫文學說的一部分。孫中山反覆強調，他著書的目的，是要宣傳真正的革命思想，糾正國民思想上的謬誤，確立對三民主義的信仰之基。(11) 另一方面，二次革命的失敗、袁世凱的帝制活動及帝制失敗後中國政治的各種亂象，使孫中山認識到，革命尚未成功。要造成一個真正的中華民國，仍然需要「繼續革命」。為此，他需要建構一套革命史的話語體系，藉以強調革命的連續性和合法性，以完成辛亥革命沒有完成的任務。正如孫中山在1921年所說，「民國雖已十年，禍亂相尋，實際未達共和境界，不過將滿洲統治權，換入腐敗官僚和復闢派手中。北方政府實在不是民國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國，還要將辛亥革命未了的事業做個成功。但欲革命成功，便須鞏固基礎；基礎之鞏固，就在主義之堅定與人心之團結。」(12) 對辛亥革命史的建構，就成為孫中山宣傳主義和凝聚人心的重要一環。

二

孫中山對辛亥革命史的建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關於革命原起，建立了一條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的主線；第二，關於武昌起義的成功，構建了一種孫中山與武昌起義成功密不可分的歷史敘述；第三，關於辛亥革命的失敗，構建了一種革命後革命黨人背離孫中山路線並導致革命失敗的歷史敘述。

關於革命原起，孫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寫道，「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會〉成立之時，幾為予一人之革命也。」(13) 在這裡，孫中山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先知先覺」的革命者形象，他否認了《倫敦被難記》第一章有關革命事由的敘述，也沒有提及1894年6月偕陸皓東北上天津上書李鴻章的事實，卻刻意突出了他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時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等人「談革命」的情景，隨後詳述了武昌起義前他所經歷的「十次」失敗。(14) 在後來的《中國革命史》中，孫中山再次強調他自乙酉中法戰爭後，即有志於革命。隨後赴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此為以革命主義立黨之始，然同志猶不過數十人耳。迄於庚子，以同志之努力，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始併合於興中會。會員稍稍眾，然所謂士林中人，為數猶寥寥焉。庚子以後，滿洲之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亟；士夫憂時感憤，負笈歐美、日本者日眾，而內地變法自強之潮流，亦遂澎湃而不可遏。於是士林中人，昔以革命為大逆不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稍知動念矣！及乎乙巳，餘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餘於是揭櫫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為號召，而中國同盟會於以成立。及重至日本東京，則留學生之加盟者，除甘肅一省未有留學生外，十七省之人皆與焉。自是以後，中國同盟會遂為中國革命之中樞。」(15) 這樣，孫中山從立志革命到創立興中會、組織同盟會就成為武昌起義前中國革命發展的一條主線。

武昌起義時，孫中山正在美國。他是兩天後才從當地報紙中得知「武昌為革命黨佔領」。隨後他赴英、法尋求外交援助，然後於12月25日回到上海。此時革命成功已成定局。在《有志竟成》裡，孫中山這樣描述了他與武昌起義的關係：「自廣州一役後，各省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盡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為甚。故瑞澂先與某國領事相約，請彼調兵船入武漢，倘有革命黨起事，則開炮轟擊。……瑞澂聞炮，立逃漢口，請某領事如約開炮。以庚子條約，一國不能自由行動，乃開領事團會議。初意欲得多數表決，即行開炮攻擊以平之。各國領事對於此事皆無成見，惟法國領事羅氏乃予舊交，深悉革命內容，時武昌起事第一日則揭櫫吾名，稱予命令而發難者。法領事於會議席上乃力言孫逸仙派之革命黨，乃以改良政治為目的，決非無意識之暴舉，不能以義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幹涉也。時領事領袖為俄國，俄領事與法領事同取一致之態度，於是各國多贊成之。乃決定不加幹涉，而並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澂見某領事失約，無所倚持，乃逃上海。總督一逃，而張彪也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統馭之權，秩序大亂矣。……按武昌之成功，成於意外，其主因則在瑞澂一逃。」(16) 孫中山所說的羅氏即法國駐漢口領事侯耀，(17) 之前孫中山確曾與侯耀有過交往，1905年2月9日和5月18日，侯耀曾兩次與孫中山有過會談。侯耀也確曾意識到「孫逸仙和革命黨人的改革運動代表了中國問題中的重要因素」，「法國作為革命運動風起雲湧的南方各省鄰邦，與這個運動首先有著利害關係」。(18) 但是，關於武昌起義後領事會議席上力主不幹涉一事，侯耀在其外交報告中從未提及，相關國家的外交文檔裡也未見有關於此事的記載。(19) 相反，武昌起義後侯耀的報告中多次要求增派軍艦，隨時準備武力幹涉。(20) 可見，孫中山實際上是憑自己的「記憶」或「想像」，建立起他本人與武昌起義成功之間的因果關係。

關於辛亥革命的失敗，孫中山在《中國革命史》一文中寫道：「辛亥革命之役，忽視革命方略，置而不議，格而不行，於是根本錯誤，枝節橫生，民國遂無所恃以為進行，此真可為太息痛恨者也。」(21) 孫中山這裡所說的革命方略，當然包括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層面，並不以民族主義為唯一目標。武昌起義成功後，章太炎等革命黨人倡言「革命軍起、革命黨消」，這引起了孫中山的強烈不滿。章太炎的本意，是要以「革命軍」劃線，打破、消除原革命黨、立憲派等之間的界限。他反對的只是革命黨人的一黨專政，並非是要取消革命。(22) 但在孫中山看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就是要取消革命、抵製革命，就是不擁護三民主義，其後果就是中華民國被官僚武人摧殘，最終導致革命失敗。(23) 因此，在孫中山看來，革命成功之後又迅速失敗的原因，就在於革命黨人在革命成功之後背離了他的革命方略。

總之，孫中山通過修改或增加記憶的方式，對革命原起、武昌起義的成功、辛亥革命的失敗這三個方面做出解釋，從而建構了一套以孫中山為中心的辛亥革命史話語體系。

三

孫中山對辛亥革命的解釋及其對革命史的追述極大地影響了後人有關辛亥革命史的歷史編纂。這種影響在孫中山去世以前表現得尚不明顯。192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杜亞泉編寫的《辛亥革命史》。(24) 這大概是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辛亥革命史。該書關於革命原起，雖然也從孫中山創立興中會講起，但並不局限於興中會，對光復會、自立軍等團體的革命事跡也均有提及。對袁世凱取代孫中山當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及臨時政府北遷，也不認為這是革命的失敗，相反卻認為這是「謀共和之幸福、躋中國於富強」的前提。

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迫切需要塑造、建構孫中山的「政治形象」，以此尋求奪取政權與統治的合法性。(25) 辛亥革命史的編撰也成為塑造孫中山政治形象的重要途徑。一種「正統的」辛亥革命史觀得以形成。寫組織源流，以興中會——國民黨為正統；寫領導人，則以孫中山為中心。在這一主線下，華興會、光復會、日知會等革命團體完全被邊緣化或附屬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史家基本上是用孫中山對革命的記憶和追述來建構辛亥革命的歷史的。1926年貝華所編的《中國革命史》就典型體現了這一特點。該書「凡例」稱：「本書內容，自孫中山先生創導革命起，至民國十三年中山先生逝世止，前後凡四十年。蓋中國革命，自播種，而萌芽，而抽條，而發葉，均為中山先生一手所造成。故此書即按照中山先生一生事業編列」。該書最後附有孫中山所撰的《中國之革命》（即《孫中山全集》所收之《中國革命史》），實際上該書就是孫中山《中國革命史》一書的擴充。該書在敘述革命緣起、革命之成功與失敗等，均採自孫中山本人的相關言論。如關於武昌起義後各國宣告中立一節寫道：「初革命軍之起事，各國領事疑有排外性質，乃開領事團會議。法領羅氏，為同盟會首領孫中山舊友，武昌起事之第一日，揭櫫中山之名，稱中山命令而發難者。羅氏於是在議席上力言孫逸仙派之革命黨以改良政治為目的，決非無意識之暴舉，不能以義和團一例看待而加幹涉也。時領袖領事為俄國，俄領事與法領事取一致之態度，於是各國乃贊成之。同時軍政府宣告各國領事，所有漢口外人生命財產，一律由軍政府保護。領事團乃承認革命軍為獨立團體，宣告中立。」(26) 此處作者只是將孫中山原文中所用的第一人稱改為第三人稱，以孫中山或中山代替而已。

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觀不僅影響到國民黨史家對辛亥革命史的敘述，也影響到其他政治派別對辛亥革命的歷史編纂。1934年中國青年黨領袖左舜生出版了他的《辛亥革命史》。該書成於1931年1月，內容大部分系取之於作者在復旦、大夏所授《中國現代史》的講義。而其體例和觀點，受孫中山辛亥革命史話語體系的影響也至為明顯。該書敘述辛亥以前革命運動的經過，始於興中會的成立。中及乙未廣州之役、孫中山倫敦被難、由乙未到庚子年間的革命活動、惠州起義、中國同盟會成立、丙午萍瀏之役、丁未防城鎮南關及欽廉上思之役、戊申河口之役、熊成基安慶革命、庚戌廣州新軍之役、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之役。基本上是根據孫中山所說的「十次失敗」來敘述。書中對華興會，只在談及甲辰（1904年）長沙馬福益事件時提及一次，對光復會則未置一詞。該書主要參考書為《孫文自傳》和《倫敦被難記》，內容中關於孫中山與武昌起義關係一節，也完全採自孫中山的回憶，其文如次：「當革命軍初發動時，瑞澂聞炮即逃漢口，請某國領事命兵船開炮轟擊。某領事以一國不能自由行動，乃開領事團會議，各國領事皆無成見，惟法領事乃力言此次革命軍之發難，系奉孫逸仙氏的命令，其宗旨在改良政治，非義和團可比，不能加以幹涉。俄領也贊同此說。於是瑞澂之計不售。」又關於孫中山回國及當選大總統經過，也系採自孫中山個人自述，其中有言：「當辛亥八月武昌起義時，孫文尚滯留美國。孫文以為他可以為革命盡力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他覺得當時列強可以左右中國大局的為美法德俄日英六國，美法兩國是表同情於革命的；德、俄兩國是反對革命的；日本則民間表同情，而政府反對；英國則民間同情，而政府的態度不一定。所以當時足以左右中國革命的勝敗存亡者，厥為英國，假如英國能贊成革命，則日本不足為患矣。……」(27) 此段敘述，也基本上是把孫中山原文中的第一人稱改為了第三人稱而已。

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史觀同樣影響到共產黨人關於辛亥革命的歷史編纂。我們試以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為例。(28) 李鼎聲對辛亥革命的性質和原因有自己的獨特看法，(29) 但關於辛亥革命的經過敘述，仍是以興中會——同盟會為主線。比如談到同盟會的成立時，李鼎聲說，「興中會的革命綱領在一九○五年後由孫文帶到了歐洲的留學生中間。孫文先後在不律塞、柏林、巴黎開會，擴大興中會的組織，響應人數甚少。孫文返日後，革命黨派開始實行聯盟，如黃興、宋教仁等都願與孫文合作。因是在東京有革命同盟會的組織。」(30) 在這裡，所有的敘述都是以孫中山為中心的。另一方面，李鼎聲關於辛亥革命的結局的分析也暗合了孫中山的觀點。李鼎聲認為，「辛亥革命雖推翻滿清政府，但並未完成民主革命之任務，反動之封建勢力於資產階級尚未鞏固其戰線時，即乘時反攻，於是造成日後軍閥之割據局面。」(31) 這與孫中山所說辛亥革命成功後，中華民國為官僚武人所摧殘的意思是相同的，只是李鼎聲由此引申的意思與孫中山不同。由於強調「封建勢力」的反攻，原本對武昌起義成功至關重要的立憲派和舊官僚對清室的反叛，被描繪為一種投機革命的活動。(32) 這種情況在後來的辛亥革命史的編纂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總之，孫中山所建構的辛亥革命史話語體系，對後來的辛亥革命的歷史編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然，不同政治派別對孫中山「革命史」話語的接受是不同的，這取決於各自不同的政治需要。應該承認，自古以來就存在著有意識的對歷史編纂的控制和操縱，乃至利用和濫用，學者如不加批判地接受其中的一些觀點，就有可能會歪曲歷史。清理辛亥以來關於辛亥革命的各種記憶和想像，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真實地走進那段歷史。

注釋：

① 相關的研究有謝文孫（Hsieh, Wonston）：《中國關於辛亥革命的歷史編纂：述評和書目選》，斯坦福，胡佛研究所，1975年；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② 蘇生：《中國革命史》，上海，辛亥年九月出版。該書敘述了自川省抗路風潮至辛亥年九月初四日為止的革命經過。該書「例言」稱，「中國革命自古有之，惟在本朝以今歲為烈。三月二十九日有廣州之革命，八月十九日又有武昌之革命，而川省抗路風潮亦與革命有至大關係。本書將革命緣由一一敘明，而以八月革命為主，故記載特詳。」又說，「此次革命甫越數星期，響應之地已非一處，國民對於此事莫不十分注意，故亟編印第一冊，所記載事以九月初四日為止，餘俟續行編訂印行。」

③ 最早以辛亥革命為題的史書是渤海壽民於1912年編輯的《辛亥革命始末記》，該書算不上是史學著作，實際上是由當時的剪報輯錄而成。此外民國元年還有草莽餘生編寫的《辛亥革命大事錄》，也系當時的史料匯錄。

④ 孫中山：《批胡漢民等呈》（1912年3月17日），《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2006年，第248頁。

⑤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91年，第964頁。

⑥ 孫中山：《復蔡元培張相文函》（1919年1月14日），《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8頁。

⑦ 孫中山：《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1921年3月6日），《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472－473頁。

⑧ 孫中山：《孫文學說》，《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28頁。孫中山在《倫敦蒙難記》中曾自稱加入了一個旨在以和平方式改造中國的團體——少年中國黨，而孫中山在《有志竟成》中修正的，正是這一事實。關於此事之經過，馮自由的事後追憶可供參考。馮自由稱在讀了《倫敦被難記》第一章後，「深為詫異，乃向總理請示如此措辭之理由。總理曰，英人最富於保守性質，世有約翰牛（John Bull）之稱。其憲法號稱不流血的和平憲法。若與之談急激之革命手段，彼國人必不樂聞，故不得不從權以立此言。」又說，「自民國建元以後，中外文士以此向總理質疑者，大不乏人。總理久欲追述往事，據實修正，以釋群疑。以勞於國事，無暇執筆。直至民國七年廣東軍政府改組赴滬閒居時，始抽暇撰成《孫文學說》一書。書中第八章首段即聲明否認《倫敦被難記》第一章全文所述之革命事由，而加以鄭重修正」。馮自由：《孫總理修正〈倫敦被難記〉第一章恭注》，馮自由：《革命逸史》（中），新星出版社，2009年，第472、473頁。

⑨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59頁。

⑩ 孫中山：《復蔡元培張相文函》（1919年1月14日），《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8頁。

(11) 孫中山：《復蔡冰若函》（1919年6月18日），《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66頁；孫中山：《復于右任函》（1919年9月1日），《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106頁；孫中山：《復唐繼堯函》（1919年9月19日），《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114頁。

(12) 孫中山：《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成立會的演說》（1921年1月3日），《孫中山全集》第5卷，第451－452頁。

(13) 孫中山：《孫文學說》，《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28－229頁。

(14) 孫中山所說的「十次失敗」是：1895年10月廣州起義、1900年10月惠州起義、1906年5月潮州黃岡起義、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義、1907年9月欽州防城起義、1907年12月鎮南關起義、1908年3月欽廉上思起義、1908年4月雲南河口起義、1910年2月廣州起義、1911年廣州「三·二九」起義。有意思的是，前八次，孫中山都稱為是「予之失敗」，後兩次則稱之為「吾黨之失敗」。

(15)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63－64頁。

(16) 孫中山：《有志竟成》，《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43頁。文中所說某領事，是指駐漢德國領事。參見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91年，第555頁。

(17) 「羅氏」，原名Ulysse-Raphael Réau，生於1872年，畢業於巴黎東方語言學校，1910年10月1日起代理漢口法領事館務，1911年2月22日任漢口法國二等領事，後升任頭等領事。參見李書華：《法國羅氏的原姓名及其經歷》，《傳記文學》，第15卷第1期，第17頁。

(18) 《與孫逸仙的談話》（1905年2月9日），章開沅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7），湖北長江出版集團、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頁。

(19) 有學者認為，羅氏在事後的報告中沒有提及他力主不幹涉一事，「正所以說明一個深沉而老練的外交官的審慎做法，也足以反映法國友人或同情或協助中國革命的尷尬處境。」陳三井：《孫中山革命與法國友人》，《近代中國》第17輯，第46頁。

(20) 《朱爾典爵士致格雷爵士電》（1911年10月11日），章開沅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8），湖北長江出版集團、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頁；《喇伯第致法國駐華公使館代辦先生》（1911年11月13日），章開沅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7），第231頁。

(21)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66頁。

(22) 參見張勇：《再議「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林啟彥等主編：《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上），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2005年，第198頁。

(23) 孫中山最早對「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批評是在1911年底。是年12月30日，孫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國同盟會本部臨時會議，制訂《中國同盟會意見書》，內謂：「吾黨偏怯者流，乃唱為『革命事起，革命黨消』之言，公然登諸報紙，至可怪也。此不特不明乎利害之勢，於本會所持之主義而亦瞢之，是儒生闒茸之言，無一粲之值。」（《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578頁。）之後，孫中山多次批評這一觀念。直至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孫中山仍然認定這是導致革命失敗的大原因。（《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1924年1月20日），《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96頁。）

(24) 高勞：《辛亥革命史》，商務印書館，1923年。杜亞泉此書是在他發表於《東方雜誌》上的兩篇文章的基礎上編寫而成的。參見高勞：《革命戰爭記》，《東方雜誌》第8卷第9期，辛亥年九月二十五日發行；高勞：《革命成功記》，《東方雜誌》第8卷第10號，1912年4月1日發行。杜亞泉此書關於革命源流的敘述與蘇生《中國革命史》一書中的「敘論」在文字上多有重合，有可能蘇生也是杜亞泉的筆名。此處存疑。

(25) 有關國民黨是如何塑造孫中山的政治形象的，相關的研究可參見潘光哲：《「國父」形象的歷史形成：一個初步的考察》，載《第6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父紀念館，2003年；李恭忠：《孫中山崇拜與民國政治文化》，《二十一世紀》（香港），2004年第12期；陳蘊茜：《合法性與「孫中山」政治象徵符號的建構》，《江海學刊》2006年第2期。

(26) 貝華即王子澄。該書最早由晉新書社1926年出版，1929年由上海光明書局出版了第8版。後收入沈雲龍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86卷，臺北文海出版社印行。本文所引，均以沈雲龍所編為依據。

(27) 左舜生：《辛亥革命史》，中華書局，1934年，第27、48、75－76頁。

(28) 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寫於1933年，同年由上海光明書局出版，至1941年10月發行第9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所有存書悉被日寇禁黜焚毀，抗戰勝利後，始重行付梓，版式如前。下文所依據的是光明書局：1949年7月勝利第七版。

(29) 李鼎聲認為辛亥革命是一次「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革命的根源在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218、208頁。

(30)(31) 李鼎聲：《中國近代史》，第211、203頁。

(32) 孫中山對黎元洪的評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孫中山曾多次講到，武昌起義後，黎元洪因害怕革命，躲入床下，後被革命黨搜出，用手槍逼迫他做都督。（參見《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117、266－267頁）據居正所載，關於黎之出任都督，當時有三種說法，「有謂劉賡藻引導蔡濟民率兵至黎寓、自其室中挾出者；有謂馬榮自其床下挾出者；又有謂自其參謀家挾出者」。（參見居正：《辛亥札記》（寫於辛亥年），羅福惠、蕭怡編：《居正文集》，第45頁）孫中山採用了第二種說法。黎元洪本非革命黨，其出任都督確為受逼而出。據他本人說，「洪當武昌變起之時，所部各軍均已出防，空營獨守，束手無策。黨軍驅逐瑞督出城後即率隊來洪營，合圍搜索，洪換便衣避匿室後，當被索執，責以大義。其時槍炮環列，萬一不從，立即身首異處，洪只得權為應允。」（《黎元洪致薩軍門函》，載渤海壽臣輯：《辛亥革命始末記》，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47頁。）黎這段話是在寫給薩鎮冰的勸降信中所說，大概黎是想用現身說法，來打消薩的疑慮，應該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