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劇悲慘世界音樂賞析（戲劇與電影的結合）

2023-06-13 00:07:13 3

李濤/文

2012年，音樂劇電影《悲慘世界》在第85屆奧斯卡獎8個獎項中，奪得最佳女配角、最佳化妝與髮型設計、最佳音響效果等3項大獎。這部優秀音樂劇綜合了小說的故事情節、音樂劇的框架結構和電影的敘事語言，讓觀眾在感受法國大革命後社會萬象的同時，聆聽音樂劇中餘音繞梁、動人心扉的經典歌曲，一睹大牌明星的精彩表演和細膩真實的電影畫面。

1828年，法國文豪維克多·雨果開始構思小說《苦難》的時候，大概已經體會，一部偉大的作品，必須經過長時間的醞釀，才會不斷豐富和成熟。他耗費了幾十年心血，直到1861年6月30日才完稿，正式定名為《悲慘世界》。

《悲慘世界》是一部超大型的長篇小說。故事以1830年巴黎七月革命和1832年——1834年的工人起義為背景，[i]主線圍繞主人公冉·阿讓獲假釋後受神父啟發向善、自我靈魂救贖的經歷而展開。19世紀初，冉·阿讓為了救挨餓的侄子，偷了一塊麵包，被判五年苦役。因數次越獄，他被罰追加為19年監禁。出獄後，生活艱難，被米裡哀神父收留，他卻偷盜教堂神父家的銀器逃跑。被抓捕後，神父不但為他開脫罪名，還贈送他一對銀燭臺。神父的仁慈開啟了冉·阿讓自我救贖之門。他化名為馬德蘭，經過努力奮鬥，最終成為一市之長。他忽略了女工芳汀被圍攻的處境，導致她被惡棍工頭開除。失業的芳汀為撫養幼女珂賽特，不得不去賣發、賣齒、甚至賣身，在遭受嫖客的毆打虐待後身亡。冉•阿讓擔起了撫養珂賽特的擔子。多年後，他看到珂賽特與革命青年馬呂斯相愛，為保護馬呂斯，他喬裝潛入堡壘去參戰。革命失敗後，他及時從下水道裡救出馬呂斯。他對自己多年前沒有守法度過保釋期心懷恥辱。為了不讓將要嫁入貴族的珂賽特蒙羞，他選擇不辭而別。婚禮中，馬呂斯認識到冉•阿讓正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帶著珂賽特趕去見他。最後冉•阿讓帶著滿足和寧靜魂歸天堂。

雨果在這部始於苦難，終於救贖的作品裡，融進了對法國歷史、政治、道德、法律、正義、善惡、親情、愛情、宗教信仰的全面分析。雨果有著悲憫的人道主義情懷和透徹的洞悉力，在小說中探討人類社會到底該怎麼走，如何消除社會的不公平，是通過革命還是通過法律？是通過宗教還通過人性自省？小說中的每個角色都似乎寓意著他思考的某種答案。沙威所代表的是法律秩序，維持社會的穩定是沙威堅定的信念，這寓意是法律的出路。米裡哀神父以愛心和寬容轉瞬間感動了冉•阿讓，這表明宗教的出路。冉•阿讓代表人性中的良知。米裡哀神父度他向善，芳汀令他生憐，珂賽特受他愛護，救送馬呂斯讓他戰勝惡念，隱名修道院的生涯使他謙卑，最終他實現了自我靈魂的救贖，這是自省的出路。與其他人物相比，珂塞特這個形象並不豐滿、也欠鮮明。她似乎是別人工作和努力的對象，似乎是人們為之奮鬥的理想本身。她雖然出身卑賤，童年不幸，最後卻嫁給了貴族青年馬呂斯，過著衣食無憂的日子，這是最幸福的出路。安灼拉領導的熱血青年在巴黎革命中視死如歸，這是革命的出路。馬呂斯出生於貴族家庭，卻走到貴族反面去參加革命，最後又回歸貴族，娶了一個漂亮妻子，革命不成功，他的輪迴也是一種出路，也可以從中看出，在雨果的內心深處並不想反對貴族。整部小說涵蓋了法國從1793年大革命高潮年代到1832年巴黎人民起義近半個世紀的社會生活，是一部真正的史詩。它內容豐富廣博，不僅有波瀾壯闊的時代場景，更有栩栩如生的靈魂掙扎。睿智善良的人性光芒閃爍著雋永的魅力。正如影片中冉·阿讓的扮演者休·傑克曼所說，「它是一部文學經典，一本關乎人性的永恆著作。」

要將這樣一部文學巨著改編成音樂劇搬上舞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音樂劇是個戲劇舞臺藝術，它不同於小說敘述方式。它在空間和時間上不如小說那麼無垠和綿長，會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戲劇舞臺藝術的優勢也是非常明顯的，如：精緻華美的舞臺、多彩幻化的燈光、轉換靈動的場景、細膩動人的音樂等等。音樂劇可以在遵循原著脈絡的前提下，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用音樂劇特有的方式來講故事，塑造人物形象，帶給人直觀的感動。

音樂劇《悲慘世界》的故事正是通過幾個音樂主題而構架出來的。第一個主題《Look Down》（往下看，多麼悲慘）是土倫監獄的開場曲，這個小調主題開始後不久，便轉成一個代表希望的大調主題。它實際上是整部音樂劇的一個核心主題，後面劇中幾乎所有的主題都由它生發而來。劇中的很多意念也是通過主題的重複貫穿使用而得以充分展現。例如：冉•阿讓被米裡哀神父感化而頓悟時和沙威自殺前所採用的正是同樣的一個音樂主題，作曲家這樣表現，其實是借用了佛教中「度」的理念。從宗教意義上來看，米裡哀神父度了冉•阿讓，而冉•阿讓又度了沙威，說明它是一個善與惡的相因相果，再相因再相果的一個連續不斷的結果。

設計優美、別致的獨唱、重唱與合唱，則是音樂劇必不可少的表現方式。音樂劇《悲慘世界》中的獨唱很多，幾乎每個重要角色都有自己代表性的獨唱。冉•阿讓在萬籟俱寂的街壘，看著入睡的馬呂斯，悲天憫人地祈禱上蒼所唱出的《Bring Him Home》（帶他回家）[ii]。芳汀被他人嘲笑，被工頭趕出工廠的時候，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對現實生活的失望所唱的《I Dreamed a Dream》（我有個夢）。沙威窮追冉•阿讓再次失敗後，表達他對信念、準則的執著精神所唱的《Stars》（繁星）。愛潘妮在給情敵珂賽特送信後，為自己暗戀馬呂斯而黯然神傷時所唱的《On My Own》。革命失敗後，馬呂斯在昔日好友高談理想的地方，抒發一個未亡人那難言的遺憾與痛楚時所唱的《Empty Chairs at Empty Tables》（空桌椅）。小珂賽特想念媽媽時所唱的《Castle On a Cloud》（雲中城堡）等。這些獨唱在刻畫人物個性和表現人物內心方面起到反覆渲染的作用。重唱與合唱的運用則側重於表現人物之間的衝突或和諧，多層次多側面地表現不同人物的不同心理。劇中，具有強烈較量意識的《The Confrontation》（對抗）是為了讓冉•阿讓與沙威這兩個主要人物之間的矛盾衝突更加尖銳，從而在特定的時間裡展現戲劇衝突而設計的。德納迪夫婦其實是一對百分之百的惡人，即便在雨果這樣一種悲憫的視線裡，他們也是一群沒有前途沒有出路的人，而重唱《Master of the House》（酒店老闆）卻給賦予了一種喜劇性的戲謔色彩，從而模糊了他們本來的窮途末路、窮兇極惡的嘴臉。同時，他們這群人滑稽醜陋的載歌載舞，展現了一個藏汙納垢卻又生機勃勃的真實民間生活。《Red and Black》（紅與黑）是安灼拉帶著一群有理想的學生為將要實現的革命做準備時所唱的，在他們的眼中「紅」代表一個未來的夢想，向前進的勇氣和力量，「黑」代表他們要搗毀的腐朽社會機器。而在春心蕩漾的馬呂斯意念裡，「紅」其實是他的一份炙熱的愛情，「黑」則是可以讓愛情化作竊竊私語的黑夜。所以觀眾可以看到，一方面馬呂斯在柔意綿綿地唱著紅與黑，另外一方面他的革命同伴卻不斷地在向他發出召喚，於是個體的情感和一個動蕩的大歷史完美地交叉在一個起。正是這些膾炙人口的獨唱、重唱與合唱，讓觀眾不僅能完整地把握到情節的發展線索，更能體會到炙熱而博大深沉的人物情感。

在場景的轉換上，音樂劇舞臺版借用了電影蒙太奇的概念和方法，節奏快且流暢有序，配上演員的完美生動的演繹，使音樂劇《悲慘世界》達到了「好聽」、「好看」、「好懂」這三個基本的卻是所有成功音樂劇共有的標準，它由此成為享譽世界的音樂劇經典。

雨果當年決不會料到，他的這部巨著會由壯闊的文字幻化成為動人心魄的旋律，第一次以法文和雅俗共賞的音樂劇形式向世人展示出它所蘊含的對人類理想追求：正義、平等和人道。[iii]雖然1980年的法國語版本不太成功。但1985年，英國製作團隊對它進行了加工後，至今還在倫敦西區上演，成為史上最長壽的音樂劇之一。而1987年美國百老匯推出的版本，則在獲得託尼獎13項提名基礎上，又斬獲最佳音樂劇和最佳原創音樂等9個獎項。

音樂劇電影從1920年代末期開始，發展到60、70年代，好萊塢基本都在翻拍百老匯的舞臺劇[iv]， 90年代後進入低靡狀態。而2012年的音樂劇電影版《悲慘世界》卻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其中最具創新意識的是「演唱」，百老匯音樂劇電影的傳統是先錄製唱段後對口型拍攝，演唱風格基本與舞臺版一致。導演霍珀大膽摒棄先錄製唱段後對口型拍攝的傳統，讓所有演員，無論他們是否具有一流歌唱水平，在拍戲時伴著一臺鋼琴進行真唱表演，現場收音後再做伴奏音樂上的技術處理。儘管現場收音會放大他們唱功上的弱點，卻使他們的演唱呈現出真實自然的特殊魅力！並且電影版中的歌唱採用的唱法是將長音和高音做了調整，這種歌唱風格更像生活中普通人的傾訴和低語，給人一種特別的感動。這完全迥異於舞臺版中注重聲樂意義上的高質量和音樂上的完整表達。正因為如此，演唱功力並非一流卻表演精準的大牌明星安妮·海瑟薇憑藉那首「I Dream a Dream」贏得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殊榮。

2012年音樂劇電影版《悲慘世界》不是對原著內容的改編，而是用電影語言將舞臺版音樂劇呈現於大銀幕，大量使用近景、特寫甚至一鏡到底和長鏡頭等手段來充分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以及計算機特技展現舞臺版所不能展現的宏大場景。

電影視覺特技的應用，不僅補足了舞臺版在視覺上的單調和匱乏，更填補了舞臺版在情節上的漏洞和內容。在舞臺版中，大幕拉開呈現的是一群戴著鐐銬的囚犯在做苦力，或佝僂或匍匐地跪在地上，叮叮噹噹，敲敲打打，唱著那節奏強勁的《Look Down》，一旁站著嚴厲的獄卒。而電影的開場則是從海底穿過殘破的法國國旗浮起來的視角下，冉•阿讓等囚犯在驚濤駭浪中拼命拖行一艘快要沉沒的巨輪。這種極強的視覺衝擊力，讓苦刑犯們對命運的詛咒和抱怨變得真實可信。電影中沙威讓大力士冉•阿讓扛起巨大的桅杆，這種震撼的場面，是無法在舞臺版中展現得活靈活現的。它由此呼應了後面冉•阿讓扛馬車救人的場景，填補了舞臺版的漏洞。表明音樂劇再一次回到電影之後，能更好的尊重敘事規律，展現細節，使情節更加豐富、完整和真實。舞臺版中，珂塞特的母親芳汀剛剛被工廠趕出來時所唱的《I Dreamed a Dream》，僅僅表達了她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對現實生活的失望，而對自己悲慘的一面展現不夠。影片中，這首歌的位置被後調到芳汀已經走投無路，變賣秀髮和牙齒，已經做了妓女接了客人之後再演唱。這時的情感深度完全不一樣，隨著演員安妮海瑟薇長達五分鐘的長鏡頭臉部表情精準的刻畫和撕心裂肺中痛苦、混雜著破碎的歌唱，芳汀悲慘的命運被詮釋得淋漓盡致。

電影版對小說原著也做了較多的參照，還原了一些小說上的細節，使情節的發展更合理，塑造的人物更豐滿。舞臺版中，冉•阿讓從客棧裡把克塞特領出來之後，接著下一場就到了巴黎。而電影版中，添加了一首《Suddenly》（突然之間），增加了冉•阿讓躲避沙威搜捕等細節，把冉•阿讓與克塞特的關係及他對克塞特的情感表達得更加充分。馬呂斯開始療傷的時候，他和克塞特在大廳中間深情對望與高高立在上樓梯欄杆內的馬呂斯的外祖父以及門外躑躅不前的冉•阿讓之間的四重唱《A Heart Full of Love》（滿懷愛戀），構成了一個非常奇妙的對位關係。這個情節在舞臺版中原本是一個三重唱，電影中加入了外祖父，傳遞出的意念是：無論你的身份是貴族、是平民還是囚犯，每個人都具有非常人性的一面。沙威在原著和舞臺版裡讓人感覺有點陰險，但在電影中卻讓人感覺比較憨厚。其實他並非惡人，他雖出生很低微，卻有著高貴的信仰和堅定的目標。他所奉行的準則是做人要守規矩，你不守規矩我就要找你麻煩。但是在這樣一個混亂的社會環境中，他的信仰遭遇到冉•阿讓的真善，使他內心的善惡標準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他靈魂深處霎時硝煙四起而徹底崩潰，於是自盡成了他唯一的選擇。

影片的結尾完全不同於小說原著，它把一個非常靜穆的哀悼場景，改成了一個新的歡樂頌。之所以在結尾的時候有這樣一個不同於原著的改編，不僅僅是因為通常情況下小說採用弱結尾，而舞臺劇和電影需要強效結尾，更是因為要遵循電影的規律，既故事從哪裡開始講述，必須在結尾的地方給他一個完美的回應，呈現給觀眾一個完整的敘事弧度。因此，在《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你聽到了人民的呼聲嗎）這樣一個振奮熱心的合唱中，雨果嘗試的所有解放道路都共同出現了。聚集在街頭上的人群有：作為民眾基礎的憤怒的人民以及混跡於期間的德納迪夫婦之流；作為對這個國家新的約束的威嚴的士兵隊伍以及夾雜著手提香燭代表者宗教力量的教士；引領的革命隊伍的激昂的熱血青年安灼拉等。這首一人起、萬眾和的進行曲所營造的效果是，讓影幕內外產生出徹底的共鳴而心潮澎湃。雨果所希望實現的更加合理又親民的社會理想就在這首歌曲中以集大成的方式表現出來。這首在革命中激勵人們向前的歌曲，又重現在結尾，表達的意義不僅僅是革命的再現，而更象是一首歡樂頌。蘊含著結束爭鬥，化刀槍為玉帛，人類共享團結與和平的深遠意義。

《悲慘世界》從小說原著到音樂劇，再從音樂劇到音樂劇電影，這個過程真可謂加法和減法的雙重運作。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它在情節的張力上和情感的深度上做了非常多的加法。另一方面，在情節簡化，人物數量減少，整個結構的體量大大縮微等方面所做的減法也是非常明顯的。正因為加法和減法的相得益彰，音樂劇電影版《悲慘世界》與它的音樂劇舞臺版及經典原著才能相映生輝！

[i]張旭、文碩：《音樂劇導論》，上海音樂出版社，2004年9月第196頁。

[ii]李濤，《多元化合的聲線》，上海戲劇，2006年第12期第26頁。

[iii] 慕羽：《西方音樂劇史》，上海音樂出版社，2004年9月第622頁。

[iv] 黃定宇：《音樂劇概論》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年1月第43頁。

主要參考文獻：

1、 張旭、文碩：《音樂劇導論》，上海音樂出版社，2004年9月第195頁。

2、 李濤：《多元化合的聲線》，上海戲劇，2006年第12期第26頁。

3、 慕羽：《西方音樂劇史》，上海音樂出版社，2004年9月。

4、 黃定宇：《音樂劇概論》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年1月第43頁。

李濤，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劇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高級訪問

學者。專著《中國詩詞歌曲演唱研究》（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

《歐美音樂劇演唱訓練教程》（上海音樂出版社，2014年）；專輯《長相思——

李濤中國詩詞歌曲演唱專輯》,論文: 《多元化合的聲線》（上海戲劇雜誌，

2007年12月）、《愛無邊界》（上海戲劇雜誌，2006年12月）、《克裡斯汀

的情感糾葛》（音樂藝術，2010年9月）、《音樂劇演唱聲音的可塑性訓練》

（人民音樂，2012年12月）、《打開產、學、研一體化新畫卷》（人民音樂，

2014年9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