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才是明星該有的模樣（如果不讓觀眾知道什麼是好戲觀眾就只看明星）
2023-06-01 21:29:02
那才是明星該有的模樣?《陪我看電視》12月1日，央華戲劇創始人、藝術總監、總經理王可然，在北京被授予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法國駐華大使羅梁先生在授勳辭中說：「王可然深愛戲劇藝術，並通過大膽創新，為中國戲劇帶來了嶄新的詮釋和觀看體驗」，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於那才是明星該有的模樣?下面內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那才是明星該有的模樣
《陪我看電視》
12月1日，央華戲劇創始人、藝術總監、總經理王可然，在北京被授予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法國駐華大使羅梁先生在授勳辭中說：「王可然深愛戲劇藝術，並通過大膽創新，為中國戲劇帶來了嶄新的詮釋和觀看體驗。」
與王可然有關的很多記憶都在寒夜。最早大約是2015年末，在中國傳媒大學第一次看《暗戀·桃花源》。只是全國各地海選大學生出演的青春版，但已經看得全場笑的笑死，哭的哭倒。出劇場門時，見個長相精簡的休閒西服男，像個周到的客廳主人般在門邊送客，同行的央視張越悄悄跟我說：「那就是王可然，你應該認識認識他。」
接下來我看了《旅途中我們說相聲》，看《寶島一村》領到包子，看引進的以色列話劇《鄉村》，被裡面的歌唱得心旌搖蕩。再後來，2017年6月17日晚在安徽黔縣碧陽鎮南屏村，800年的香樟樹下古祠堂中，聽全國各地報名來的200名素人圍讀劇本《新原野》。那分明是夏天，但陌生的徽州古村落的夜和作家萬方筆下的鄉村殘酷敘事，卻留下寒意襲人的感覺。那夜我與王可然和萬方老師聊到凌晨一點。那時我已經從只知道臺灣戲劇導演賴聲川和他的「表演工作坊」，進益到知道了所有這些劇背後的製作方——央華戲劇。
2019年，歲末雪晴，聖誕夜，北京保利劇院又演《如夢之夢》。「八小時劇場史詩」，許晴的旗袍和曲線，一票難求。我有幸坐在蓮花座中，開場，三十多個演員（演繹一百多個人物）開始繞四周疾走，可愛的保利小妹低聲指點：「胡歌在那邊。」戲畢走入夜色，刷開朋友圈看到的第一條是——「大仙兒走了。」那是一個同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北京文藝生活一個聲色活躍的人物。剛剛過去的八小時戲夢，和眼前的傷逝合在一處，我那夜的歸途一步步像行在夢裡。
跟王可然聊天，感覺像面對一盆燥進的爐火。一個焦灼著要往前跑的人。把這印象告訴他，王可然說：「我的靈魂經常摔跤。」
法國人對他的認可其來有自。2017年，王可然與法國藝術家安娜伊思·馬田展開國際戲劇項目的合作，將法國小丑劇《B先生與P先生》首次引進國內市場；2018年，他們又共同策劃並成功引進了法國劇目《西貢》；2019年，王可然邀請法國導演大衛·萊斯高來華執導央華版《龐氏騙局》；2020年，法國頂級戲劇導演埃裡克·拉卡斯卡德來華，共同創作了連臺戲《雷雨》《雷雨·後》。除劇目上的合作外，王可然也在戲劇節國際合作、全民戲劇教育和戲劇孵化等多個層面推動過中法兩國藝術家聯手。
月初的授勳儀式上，王可然在致辭最後宣布央華戲劇明年將製作話劇《悲慘世界》，同時，由王可然擔任導演、央華戲劇出品的劇目《你和我，劇場奇妙七步》，也將於本月上旬以公益演出的形式推出，並在2022年展開全國巡演。然後本月下旬，有一本由王可然和牛萌聯合撰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的書將面世，書名叫《一切為戲劇》。
疫情也沒有能中止王可然和央華戲劇往前跑的腳步。
很開心的是歷經十幾年 我的藝術和人的價值觀沒有錯
北青報：還記得2017年6月在黔縣南屏村，我的採訪招出來你一句「我們國家，大家對製作人都不大懂」，然後你給我「掃盲」：「製作人要能夠懂得作品本身的力量，也要有判斷力去選擇合適的導演來詮釋這個作品。」
王可然：不該那麼說你。因為中國人都不知道，甚至中國就沒有「製作人」這個專業，只是有這個位置。製作人很複雜。
北青報：我記得在南屏村你說過一句話，那一年是你央華戲劇的第9年，你說「明年就10年了。我很開心的是歷經十年，我的藝術和人的價值觀，沒錯。」感覺你對於當初選擇做戲劇這件事情，是有很大情懷感在裡面的。
王可然：這個想法我從小就有。我是1970年的，17歲那年上高二，安徽省話劇團到學校來給我們做了一個校園話劇的實踐。從那時候起，我就想做一個戲劇的導演。高中畢業中戲、上戲我都考了，都沒考上。然後我去北京，在盧溝橋那邊長辛店，裝甲兵工程學院當了三年裝甲兵。
退伍後，在合肥待了大約一年，寫歌詞。記得最清楚的，是整個中國發大水那一年，合肥臺和安徽臺春晚都用我的一首歌。在這之後，我有了一個機緣到北京，在中央電視臺的劇組裡面，一開始就是劇務，後來就跟了一些導演。
1993年我考上上海戲劇學院導演系，上完一年我退學了。因為聽說北京師範大學成立了影視和戲劇學專業。在它們的宣傳資料上看到，焦菊隱先生都是這個學校的，歷史上的戲劇傳統非常厚。所以就去讀北師大影視藝術學院，完全不知道未來是什麼，就是無比地輕狂就走了。
上了四年，1998年大學畢業。同時給三個電視臺打工——北京臺、中國教育電視臺、央視，給他們做節目、寫方案之類的。之前還去北京人民廣播電臺主持了一年的直播節目，叫「人生熱線」。我之前也在上海主持過一臺廣播節目，當時叫「午夜星河」。兩個節目都很有名。
喜歡那些從生命的顛沛流離 和意境的遠望中得到釋然感的人
北青報：可能是我視野有限，知道的戲劇製作人也沒幾個。感覺遇到你的時候，你就已經很厲害了，好像很成功的樣子。我還想王可然資源一定很好，這麼年輕就做了製作人了。
王可然：我什麼資源也沒有，資源就是我自己的努力。我做廣播節目時最後總是要給他們讀一首詩。我喜歡那些從生命的顛沛流離和意境的遠望中得到釋然感的人。
有一天我的老師張同道突然給我打個電話，我當時正在新疆做一個活動，他說：「你回來趕快跟我聯繫一下。中央臺現在成立一個新的部門，我的一個學生在做這個部門的負責人。她要做的一件事，希望你能夠貢獻一點創意和想法。回來後知道是央視電視文化中心，位置就在新央視當年失火的那個樓。
北青報：猜到了。曾經聽說那個樓計劃開張要演的第一個戲是賴聲川的《陪我看電視》。
王可然：當時就說有這麼一個機構，新臺底下有一個劇場，劇場多好多好。我認為既然它是個最好的劇場，整個中國當時多需要能夠代表通俗文化表達的戲劇啊。如果做一個戲劇，它才有力量。央視作為一個中國30年通俗文化的領航者，有這樣一個機會是可以做出引導中國戲劇市場和戲劇發展的大事的。
在那個時候，戲劇可真不是產業啊，連行業都不能算。最痛苦的地方是各地的劇團沒有生存空間、沒有生存能力，能怎麼辦？
北青報：那是哪一年來著？
王可然：2007年。你可以查一查葛優老師當時演了一個《西望長安》，在北京以外的票房是多慘澹。但是我認為央視有這個能力應該能做起來。後來領導同意了，我就才真正開始介入，接受了三年的一個工作籤約。
電視把物質主義帶入中國 《陪我看電視》風波歷盡
王可然：然後就開始做戲，我建議是做與電視有關的。因為改革開放前30年，對整個中國的立場、概念、前進方向都最能夠起到作用的媒介就是電視。當時有一句話叫「電視把物質主義帶入中國」，一些外國人看見還把這句話拿去，在外國的一些媒體上發表了，因為這很重要。
我認為電視把物質主義帶入中國，最重要的體現價值，是在讓每一個人知道「左」的那一套對你思想的鉗制是多麼空虛和可笑。電視把各種生活的美好直接送到你眼前，讓你看到你可以做到什麼樣、能夠怎麼樣，它極大幫助了改革開放往前走。除了物質主義，還有我們很多往前走的力量的宣傳都在電視上，所以電視是30年中最重要的一個象徵。
北青報：對，我記得張越講過，她說全中國人都在跟著電視學裝修、學穿衣服、學談戀愛，真的就是那些年就是這樣的。
王可然：當然還有更深層的東西，包括《致橡樹》，是那個時代最後一個理想主義在美感上堅持。這些都在《陪我看電視》這個戲裡面。只不過賴聲川老師對這句話體會上不深，最後的呈現把這句話淡化了。
「以電視為主」這個主題我們定了，然後找到了賴老師。《陪我看電視》這個名字，是賴聲川帶領團隊進入具體的文本創作後他選擇的。所以《陪我看電視》是獨立的央視的一個作品，賴聲川是劇場曾經邀請他做藝術總監。這是它們之間的關係。
關於這個戲就可以給你講一下午。因為它很艱難，很有戲劇性的一個過程，歷經了各種風波。
第一個徹底投入和一手託起來的作品 我經過鍛鍊知道了什麼叫製作人
北青報：這算你第一次比較深入地參與創作的戲劇嗎？
王可然：它應該是我第一個徹底投入和一手託起來的作品。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經過鍛鍊知道了什麼叫製作人。
真正的製作人應該是，沒有你這個戲就做不出來。並不是因為你掌控著錢，而是製作人，他要判斷和決定做什麼、依據是什麼。就像剛才給你介紹的，為什麼把電視定為這個創作的主題？是之前我們對中國社會做了深度的研究和判斷；這個研究判斷立足在什麼之上？立足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中戲劇有什麼價值；戲劇有什麼價值又落在哪兒？一定是落在人上——中國社會和戲劇在人的共同關係中，有什麼樣的關聯。所以我們才找到了電視。之後如何成就它？成就它，首先在於把內容的創意落實為內容。那如何落實為內容？
北青報：製作人要選擇導演，這是《新原野》那次聊天我學到的。那你那會兒已經很有發言權了？
王可然：那當然。領導們當時都是以我的意見為重要的決策判斷。我是這個項目的負責人，項目負責人自然就承擔著製作人的工作，或者他是一個劇團的團長。
這個戲對我道路的影響是巨大。前期判斷的環節，讓我知道我這樣的製作人應該做什麼；然後在組織生產的時候，如何判斷出一個好的導演，則是一個把本能提煉為理性的過程。
接下來在賴老師的創作過程當中，賴老師是一個臺灣導演，那時候賴老師還沒有算在大陸怎麼待過，只是偶爾來演出排練。那如何融合他的需求和我們的需求，怎樣讓他的創作與大陸人的生命故事產生真正關聯，這就必須要配合賴老師做很多的把握、判斷。不斷地判斷、摸索、體驗，再判斷，然後讓判斷形成行動力。
還有如何在各個環節中參與創作，戲裡哪怕一個燈光工人的環節，我都參與過，都必須去參與和體驗。那個戲的藝術顧問是謝晉，應該是他最後一個公開的職務，如何請來謝晉導演；怎樣去跟演員做交流和溝通，程前這些演員都是那個時候出現的。
帶著《陪我看電視》和央華離開央視 走上了自己的戲劇之路
王可然：然後中間出了很多很多的事。臺裡立項了，我把謝晉導演什麼的都找來了，又找來了賴老師，然後臺裡面有一天說：「創作經費在哪兒？」我愣了半天：「這怎麼與我有關？」我才知道，電視藝術中心沒有自己獨立的節目費用，我還得去想方設法把錢給找來。最痛苦的人生訓練開始了，就是如何讓創作經費不成為我的創作障礙，這個過程就是那樣訓練出來的。最後各種災難在費用上集中地爆發。
然後這個戲在創作的時候，你就要想這個戲成為一個市場化成功的可能，你就要考慮到底你是在做宣傳還是在做運營。宣傳和運營的不同，宣傳是我就宣傳，發稿量、發稿數、發稿面；運營是你所有的一切宣傳如何建立在讓觀眾認知這個作品的前提之下，讓他去願意花錢買，這和宣傳是兩回事，涉及到如何深深的進入觀眾的內心，拿你的手去撥動他的心弦。因為沒有觀眾的認可，你就不可能讓這個項目成功。
整個過程跌宕起伏。
北青報：那後來這個戲做出來了嗎？
王可然：做出來了。都演過很多城市了。
北青報：但是沒在央視的那個劇場演成。
王可然：對。最大的跌宕起伏又出現了，一切的設計都是錯的，因為我原本的設計就是為了最後在這兒完成演出嘛。
這個時候出現了各種機制上的問題，最後我出面承擔這個項目一切財務上的壓力，但是把央華這家公司，我帶走。實際上我的這個舉措，只是出於對這個戲的尊重和感情。按說我沒有任何責任，現在想想看，當時我就是書生意氣又一次發作。後來就這樣，它成了我們的第一個戲，我們才有了第一個作品。
所以最後，就是我帶著這個戲和央華離開了央視，走上了我的戲劇之路。當時哪裡知道未來呀。
《寶島一村》情感上如此偉大 我不做誰做
北青報：那這個戲之後呢？我印象中是一批賴老師的戲。
王可然：這個戲之後，我正面臨著一個選擇，我更喜歡做的事是電視劇和電影。就當時這個戲沒有讓我建立起一個戲劇理想，戲劇理想的建立是很複雜的，就是它怎麼樣成為你的人生，對吧？
而且製作人遠遠不是我願意幹的，製作人承擔的壓力，太大；領受的榮耀，沒有。《陪我看電視》之後，我是拒絕做製作人的。當時賴老師的夫人丁乃竺跟我談過，她建議我們繼續做，她說「你要知道你會做成中國最好的製作人」。我說「我不要做製作人，我的專業是導演」。她笑了一下，我們就沒有再聊了。
當時我拿出《陪我看電視》的目的，不是為了未來。只是這個戲，我要實現我的擔當。我跟演員們籤約的時候告知他們「我們要演」，我們不能不演，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是感情，我對這個戲有感情。
真正讓我決定繼續做製作人的是《寶島一村》。那是當時把《陪我看電視》都幾乎做結束了，我在選擇未來人生何去何從的時候，去了一趟臺灣。我們當時的旅行有一站是去高雄，丁姐告訴我高雄正在演《寶島一村》。然後到高雄有一天晚上，為了躲一個不喜歡的宴請，我就去看戲了。
看完這戲，就如同你們的感覺一樣，非常震撼、震動、感動。我的認識是，這個戲的力量高於、大於《陪我看電視》，《寶島一村》的情感濃鬱度遠超。而且我是學戲劇的，在這個戲劇裡我看到了一種強大的、現實主義作品能夠跟人建立關係的力量。
然後到了臺北約丁姐見面，我說這個戲你應該去大陸啊。她說我們跟大陸的所有機制都談過，人家都不要。因為說這個戲太龐大，整個劇組60多人，但是又沒有一個大明星，賣不動票會賠死。那個時候，我的狂妄和不成熟的衝動又出來了。我說「那這樣吧，我來做。你告訴我，你們的演出費是多少？」
那一瞬間我決定，我的人生還是再做戲劇工作一段時間吧，我不做誰做？你不做這個作品就來不了，這個作品我覺得太偉大太重要了，情感上如此偉大。那個時候我才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真正想法，因為做製作人完全不是我的人生理想。
都認為《如夢之夢》是製作人的自殺墳墓 但我覺得中國需要它
北青報：《寶島一村》之後呢？
王可然：後來到2014年，我們一直在跟著賴老師合作做戲，比如說《十三角關係》《他和他的兩個老婆》。我認為賴老師最好的作品就是《寶島一村》，但是突然有一天我聽到賴老師講：「不對，我有一個戲叫《如夢之夢》。」我就開如找，但是找不到這個劇本，根本這個劇本大陸沒人知道。之前只是在中戲做過一個教學片段，然後在香港演過一次，是特區政府給的錢，現場只有幾十個人，一個小劇場。然後臺灣方面聽說香港演了，他們得有面子，也就投錢演了一次，就再沒有了。
北青報：它那會兒就是8小時這種體量的一個劇嗎？
王可然：對，劇本就是那麼厚。那幾天去外地演出，我就在飛機上看。看到中間發現這個劇本是我難得看到的，跟當時的中國社會有如此深的關聯。當時社會上不少人都在找仁波切，都在探索生和死是怎麼回事，都在想收買佛法，給自己換一個平安。我覺得這個戲要高級多了。我判斷這個戲和當時中國的關係是廣泛建立的。
我就決定做它，給賴老師打了個電話，賴老師還以為我開玩笑。因為所有臺灣知道這個戲的人都認為這個戲是製作人的自殺墳墓。因為龐大，8個小時；它的演出形式又使得劇場不能完美地使用；你要加大對劇場的需求，你得用8天時間去裝臺……這都是商業上的災難。可是我認為大陸太需要了，我要用各種辦法把它做成，我就去做。
北青報：我孤陋寡聞，之前印象央華就是做賴老師的戲，後來從《新原野》開始，央華開始做自己的戲。
王可然：我們和賴老師文本創作不合作的第一個戲是《情書》。後來又做了《明年此時》，用的是個美國的本子。再又做了《流浪狗之歌》，這三個戲之後，引進了《鄉村》，《鄉村》之後做了《新原野》，然後又做了《猶太城》《龐氏騙局》。我們做了十幾個戲這幾年。還有《北京人》，《北京人》的導演還是賴老師，三年前請他來導的，但是也是一樣，是我們的戲。《北京人》之後《冬之旅》，《冬之旅》劇本是萬方的，我們發現是個好作品，動員賴老師來做。
我要帶給中國人看全世界好戲在哪兒 好戲是什麼樣子
北青報：我印象還很深的是你們2019年末的那幾個論壇，請來很多歐洲的戲劇人。
王可然：我們那個活動總的名字叫「世界好戲，中國觀眾」論道周。它的立意是所有中國作品要和世界的作品一樣，成為全世界的好戲。「中國作品的世界價值」，是藏在這裡面最重要的表達。我們這些人做戲就是為國人做的，國人就是我們的觀眾。所有的戲都是為了建立和觀眾的關係。建立不了的，只有一種生存空間，就是它是一個研究對象，你在大學、在研究院裡，或者在戲劇節拿來給大家看看。戲劇的生存就一條——觀眾、觀眾、觀眾。
請歐洲的導演不是為了我要國際化，我只是要找好導演。國外的好戲為什麼我要中國化？我的選擇只看一點，這個戲和中國人產生共鳴，同時它的表達也特別好。我要帶來給中國人看全世界好戲在哪兒，好戲是什麼樣子？但我的一切都立足在中國。我的價值只在於我和觀眾建沒建立關係。
我之所以做這些，只是呼喊，為了讓中國的戲劇有一個科學和正確的方向。
北青報：是什麼讓您覺得需要呼喊這個呢？
王可然：那麼多戲你看不下去，它們用了很多的社會資源，呼籲官方把錢給到它們這兒來。越那樣，觀眾最後越發現「哦，戲劇跟我沒關係」，它是不是害戲劇？這是一個方向。第二個方向，民營市場的流量化。你如果不讓觀眾知道什麼是好戲，觀眾就只看明星。所以我的第一個論壇叫「什麼是好戲，戲劇演員的春天在哪裡？」希望經過這個討論多少能帶來一點思路——好戲是什麼？好戲是如何能夠讓觀眾和它建立關係的？
我從不把我自己的靈魂強加在別人的靈魂上，同時我又非常清晰地知道我的靈魂是什麼。我既不丟掉自己，但也不自認為我的靈魂就該是別人的靈魂。它才是我能夠做一個好的製作人、做藝術判斷的前提。然後還要有深度、廣度，還有熱愛人生，熱愛生命。誰都在生活中生活，我們自己給自己能量這個很重要。
採寫/本報記者 吳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