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紅巖結局（拂曉悲歌紅巖故事的真實結局）

2023-06-03 08:04:02 1

1992年建成的「11·27」大屠殺半景畫館。

在歌樂山烈士墓工作人員的印象裡，每年的11月27日，這一帶都會下雨。這個日子沒有寫進《紅巖》。因為小說的結尾是一場槍林彈雨、血火交融的大越獄，並以革命者的勝利告終。

小說的作者可以拒絕讓真實的結局在文學作品裡再次上演，但歷史卻永遠無法抹去那慘絕人寰的一幕：1949年的11月27日，185位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飲彈，血染歌樂山，從大屠殺中僥倖脫險的只有羅廣斌等35人。當時，新中國已經成立57天，距離重慶解放僅差3天。

那晚，歌樂山細雨霏霏。

曾讓羅廣斌出獄求援

2007年記者採訪時，盛國玉（1926.1-2014.7）兒孫滿堂，住在老家重慶墊江縣。從小到大，她第一次出遠門就是被特務從墊江押送到重慶，關進渣滓洞女牢二室。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進渣滓洞，牢裡的姐妹們有了新的話題。「我們常常一起討論，新中國的生活該是什麼樣兒啊。有人說，咱們女同志應該有花衣服穿。有人馬上就添上一句，應該有兩件，可以換洗。」說這話時，盛國玉她們穿的是囚服，胸前胸後都畫著個大叉叉，難友們叫它「叉叉服」。

「喜訊在渣滓洞傳得很快，有人樂觀情緒多起來，覺得我們坐牢坐不到好久了。」傅伯雍（1919-2014.12）跟盛國玉是老鄉，當年一起被捕，一起被關進渣滓洞。記者於2007年採訪老人時，他還記得：「那個時候，樓上的人就喊我們貢獻些材料，說是要給新中國建設出主意。樓上好像還專門成立了個設計小組，王敏是起頭人。」

這些長年堅持地下工作的人們心裡高興啊！以後就可以放心大膽地為黨和人民工作，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偽裝、提心弔膽地隱蔽了。在這個心願實現之前，鐵窗下的革命者暫且把熱情化作條條建議。「齊亮還提出，新中國要向蘇維埃學習，所以鼓勵我們學俄文、學英文。」傅伯雍回憶說。

但是，勝利與犧牲可能同時到來。這一點，很多革命者也明白。他們準備死，但不放棄生的希望。

關在白公館的國民黨愛國將領周從化認為：「……如果有人帶信出去，並且領路和說明情況，就可以有相當武裝力量突襲中美合作所，解放白公館和渣滓洞，保全幾百個幹部……」白公館的「黨員核心」陳然、劉國鋕等人反覆研究後，決定讓羅廣斌去請求「自新悔過」，尋找出獄的機會，以便與黨組織和周從化將軍介紹的武裝力量取得聯繫，對兩座監獄的人員實施營救。

羅廣斌本來不樂意：「我自己知道，要求堅決地為組織犧牲，我是能夠苛求自己作到的。但進一步的『犧牲自己的氣節』——雖然這已不是單純的氣節問題了，我卻不願意，……」羅廣斌在解放後的回憶自傳中寫道。

深受難友們敬重的老黨員譚沈明來給羅廣斌做工作：「我們不僅要能為革命貢獻生命，而且還要要求忍辱負重。」他說服了羅廣斌。獄中共產黨員又用書面形式為羅廣斌請求「自新悔過」出獄的問題作了說明。但等到將羅廣斌出獄後的聯繫方法、突襲營救方案和時間都確定下來時，已經是1949年11月10日了。即使出得去，再從獄外組織營救，時間恐怕來不及。這個計劃最終沒有實施。

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衝出去？白公館關著四五十人，看守只有6名，其中4名都已被革命者做過思想工作。解除他們的武裝，衝出白公館比較容易。但是，白公館周圍還有一個警衛連，與他們作戰就很困難了。即使白公館越獄突圍成功，渣滓洞裡關押的革命者怎麼辦，敵人會不會把他們當作人質而全體槍決？手無寸鐵的人們如何再去解放渣滓洞呢？這個辦法也行不通。

在這種興奮與焦慮、希望與擔憂交織的氣氛下，一位名叫許曉軒的老黨員站了出來。他要求難友們穩定情緒，開展討論，為已經取得政權的黨提出建議。如果有人能活著出去，就把這些建議匯報給黨組織。

而此刻，人民解放軍已在北起長江、南至湘桂黔邊境的千裡戰線上，開始向大西南發動強大的攻勢。1949年11月22日，解放軍突破白馬山防線，直逼重慶。11月24日，解放軍開始總攻重慶。

毛人鳳下令「清理積案」

重慶解放指日可待的意思，在歌樂山的監獄裡有了一種異樣的表述方式。看守每每送來牢飯，總要「意味深長」地念叨兩句：「吃吧，你們快點吃吧，吃不了幾天了。」在白公館二樓單獨囚禁的郭德賢，有天聽到了兩個看守在門外走廊上小聲嘀咕：外面那3個大坑挖得差不多了。

實際上，零星的屠殺早已開始了，頭一個遇害的就是與張學良一起發動西安事變的楊虎城將軍。

徐遠舉在解放後交代：「1949年8月，蔣介石偕毛人鳳到重慶布置屠殺。毛人鳳分別向張群、楊森、王陵基及盧漢將軍傳達了臺灣的決定，謂：『過去因殺人太少，以致造成整個失敗的局面。』又謂：『對共產黨人一分寬容，就是對自己一分殘酷。』飭令軍統西南特務機關立即清理積案。毛人鳳對我說：蔣介石只是要將楊虎城殺掉。你們可將過去所逮捕的共黨分子，擇其重要者先殺掉一批。」

在「清理積案」的指示下，9月6日，楊虎城將軍及幼子楊拯中、楊拯貴，秘書宋綺雲、徐林俠夫婦及幼子宋振中由貴州押往重慶，當晚被秘密殺害在歌樂山的戴公祠。

10月28日，陳然、王樸、雷震等10人被公開槍殺於大坪刑場，其中包括塗孝文、蒲華輔等3名叛徒。

11月14日，又有江竹筠、李青林、齊亮等30人被特務藉口轉移押出了監牢，在歌樂山上的電臺嵐埡壯烈犧牲。

11月26日晚，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從特務頭子毛人鳳手中接過了經過批准的大屠殺名單。那天下午，解放軍先頭部隊的兩個營已經到達重慶近郊南溫泉，距歌樂山只有幾十公裡。鎮守此處的敵人力量不下一個師。雙方打響了解放重慶最為艱苦、最為激烈的南溫泉遭遇戰。

執行屠殺的劊子手在27日下午陸陸續續趕到楊家山，他們中有看守，有特務，也有軍警。下午3時，徐遠舉下達屠殺密令，各人進行準備；5時，舉行會餐，人人宣誓「絕對保守秘密」。徐遠舉向劊子手們承諾：事成之後論功行賞，發給金條和經費，預備潛伏。

6時許，劊子手們兵分兩路：一路趕往白公館，一路趕往渣滓洞。

歌樂山上有條小路，從白公館通向松林坡，那裡的3個大屍坑已經挖好了。

他們的手都是溫暖的

「劉國鋕！」晚餐後，特務開始提人。頭一個就喊劉國鋕。劉國鋕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兩個小時前殺害黃顯聲將軍的槍聲一響，白公館裡關押的革命者便已明白。「別急，等我先做首詩！」「死到臨頭，還做什麼詩？」特務不由分說，把劉國鋕和譚謨銬上一副手銬，押出白公館。

沒機會用筆寫，劉國鋕索性高聲朗誦起來：「同志們，聽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軍的炮聲！人民解放了，人民勝利了！我們——沒有玷汙黨的榮譽，我們死而無愧！」聲音迴響在通往刑場的山間小路上。

多年以後，劉國鋕的五哥劉國琪從香港回到重慶，來到歌樂山。時任歌樂山烈士陵園園長的厲華記得，那是園裡第一次接待香港來的烈士家屬。烈士墓前，劉國琪講起一件往事：就在劉國鋕犧牲前兩個月，他專門從香港趕回來營救。他帶了一張香港滙豐銀行開出的空白支票給徐遠舉：「只要放了劉國鋕，你願意填多少就填多少。」徐遠舉也不願跟錢過不去，他同意只要劉國鋕籤一個認錯書，立即釋放。但劉國鋕堅持，要釋放必須無條件。劉國琪當時跪倒在地，說國鋕你不要這樣死心眼，只要命在什麼都在。劉國鋕滿面淚流，卻搖了搖頭。

劉國鋕之後，坐牢10年的許曉軒也被押出來。到羅廣斌的牢房前，他站住了，他想留句話給羅廣斌。因為羅廣斌的哥哥羅廣文是國民黨第十五軍團司令，羅廣斌最有希望活下去。「你要是能夠出去，一定要把我們的意見告訴組織。還請轉告黨，我許曉軒做到了黨教導我的一切，生命的最後時刻我仍將這樣。希望黨組織經常整黨、整風，清除非無產階級意識和作風，保持黨的純潔！」許曉軒的臨終囑託，羅廣斌牢牢記住了。

眼見朝夕相處的難友被屠殺，悲憤的革命者只能拿起手中的筆。「兄弟，不要顫抖/大踏步跨出號門——他的嘴咧開，輕蔑地笑笑/『啊，多麼拙笨的蠢事/在革命者的面前/死亡的威脅是多麼無力』……」寫下這首詩的人叫文澤，一位在皖南事變中被俘的新四軍政工幹部。詩稿剛剛完成，文澤就聽到特務在叫自己的名字。

羅廣斌在解放後的回憶材料中寫道：「我和譚沈明、文澤、宣灝三人隔著窗子握了手說：『安心去，你們先走一步，再見。』他們的手都是溫暖的，沒有冷，也沒有抖，喊著口號，唱著歌，從容地大步向前走了……」「每一個人，臨死都是倔強的，沒有求饒，國歌和口號一直不停的在槍聲彈雨下響著，牢獄鍛鍊得每個同志——黨員和非黨員，成為堅強的戰士。」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天下起小雨，仿佛老天掩面而泣。

那晚的寒冷和火一樣熾熱的情感，郭德賢在57年後依然銘心刻骨。「『你們一定要滅亡！共產黨一定要勝利！』他們跨出牢房時都喊口號。那場景跟電影、電視上演的不一樣。他們的聲音並沒有多大，是很低沉的。那才是從內心底發出的聲音。」從重慶市廣電局退休的郭德賢在病榻上對記者說。

眼看著自己的部隊已經打到跟前，隨時都可能迎來解放，卻要在這拂曉時分被推上刑場，這是多麼殘酷的事情！面對如此殘酷，從容不迫、慷慨赴死，又需要何等堅定的信念，何等無私的襟懷，何等無畏的勇氣！

是夜，白公館27位革命者殉難，還剩19人。「電話鈴不停地響，我們都聽得到。」郭德賢說。電話是渣滓洞那邊打來要求增援的。那時，渣滓洞已殺害了兩撥革命者，還剩下150多人。解放軍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到了，劊子手們心急火燎，已經不想按原方案分批屠殺了。

槍聲口號聲響成一片

渣滓洞方面，「那天白天沒有什麼異常。晚飯後，聽住在樓上的男同志說，特務辦公室都換上了大燈泡，還有火光，好像在燒材料。我們猜測敵人可能要撤退。」盛國玉說。

晚間下起雨，天很冷。渣滓洞女牢裡的姐妹們唱了會兒歌，扭了一陣秧歌，便早早睡下。睡了沒多久，盛國玉聽到特務喊提人，一個小時內就提了兩批。難友們都起來了，睡意全無。

深夜一兩點，特務們突然走進一間間牢房：「起來，起來，辦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帶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樓下的8間牢房內，盛國玉和姐妹們被關進八號牢房，旁邊7間牢房關著男同志。有人警惕地問了句：「把我們移交給誰？」「移交給警備司令部。」情況有些奇怪，但難友們只有等待。

腳步聲突然響起，一群端著美式衝鋒鎗的特務轉眼間衝進了渣滓洞內院。他們迅速站好，把槍口對準籤子門。

那一聲哨聲，盛國玉和傅伯雍一輩子也難以忘記。哨聲響後，槍就響了。

盛國玉記得，胡其芬一直在門口觀察動靜，槍響時，她第一個喊起口號：「打到國民黨反動派！」口號聲、罵聲隨之響成一片。

傅伯雍說：「打槍時，張學雲就站在門口，他一把抓住門洞伸進來的槍管，想要奪槍。但是彈匣太長，卡著進不來。敵人把他打死了。就倒在我的身上。」

胡作霖撲向牢門，用身體擋住敵人的機槍眼。何雪松高喊：你們這些強盜也活不了多久了！敵人補槍時，打中了陳作儀的腳，他憤怒地站起來吼了一句：不要打腳，我起來你們打頭好了！……

當盛國玉從昏死中甦醒過來，整間牢房已經是一片火海，敵人要毀屍滅跡。她衝出牢房，跳到放風壩上，躲進了旁邊的廁所。

張學雲倒下時，鮮血噴灑在傅伯雍身上，卻因此保護了傅伯雍——敵人補槍時以為他已經死了。傅伯雍衝出牢門，本來也想往左手邊的缺口牆跑。他知道，夏天發水，那裡的牆曾被衝倒過。特務犯懶就讓犯人們自己修。大家偷著往料裡摻了好多砂子、石塊、樹根根，壘起沒多久就倒了。第二次修好不久又有了缺口，不過垮得不多，還沒來得及修。

此時，已有倖存者正攀著牆上缺口往外爬，牆譁啦啦地塌，缺口越來越大。尚未完全撤走的特務發現了火光中人影晃動，「跑了，跑了」，劊子手一邊喊一邊對著缺口牆的方向一陣掃射，又有一些人中彈倒下。傅伯雍見狀，連忙躲進了大米儲藏室，撬起地板，鑽進地溝，一直躲到天亮。

部分人策反看守逃生

特務和軍警都趕去支援渣滓洞了，白公館反倒一下子安靜了下來。羅廣斌把看守楊欽典招呼了過來。楊欽典是獄中同志們的重點策反對象，對陳然、黃顯聲等人都很敬重。陳然犧牲後，他還囑咐羅廣斌莫要太強硬，有機會出去的話照顧好陳然的母親和妹妹。

「楊排長，我們剩下的人怎麼處理呀？」「我聽說，要把你押送臺灣，剩下的人都處決。」「你知道共產黨的政策，你要立功呀。」羅廣斌說。

革命者平時所做的策反工作在關鍵的時候起了作用，楊欽典答應幫忙。他偷偷把牢房鑰匙交給了羅廣斌，還有一把鐵錘。「我先出去看看有沒有人，沒人的話，我在樓上跺三下腳，你們就跑！」楊欽典說。出門望風的時候，楊欽典又順便告訴白公館周圍的警衛說「共軍進城了」，警衛們一聽，連忙撤走了。

回憶起脫險的情景，郭德賢說：羅廣斌很能幹，他像一個作戰的指揮官。羅廣斌把人分成五組，年輕人、老人相互照應。楊欽典的信號來了。羅廣斌打開牢門，先跑上樓喊郭德賢。

「我聽見腳步聲，還以為是特務來拉我出去槍斃。」郭德賢說她一下子從地上爬起來，牢門打開一看卻是羅廣斌和周居正。羅廣斌說，敵人撤走了，我們一齊衝出去。郭德賢有兩個孩子，她背起一個，周居正幫忙背起一個。19個人跑出白公館，爬上左面的山梁。

羅廣斌等人走後5分鐘，執行屠殺命令的特務便坐著汽車趕來了。他們見牢房空無一人，以為楊進興已經把人幹掉了，便掉頭走了。白公館看守所副所長楊進興，後來也從渣滓洞趕回白公館。他一看人沒了，還以為是先他趕過來的特務將犯人「執行」了，也沒深究。

白公館生還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脫險的15人，以及身中三槍未死、從屍坑中爬了出來的譚謨，大屠殺中就只有這35人活了下來。根據上世紀80年代的統計，死於1949年「11•27」大屠殺者共計207人，其中185人被定為烈士。

就在先烈們倒下的第二天，11月28日，解放軍重慶主力部隊由重慶西側渡江成功，長驅直入。當天晚上，在激戰56小時後，解放軍終於攻下南溫泉，打開了重慶南大門。

但是，屠殺到了29日仍在繼續，關押在重慶「新世界監獄」的32名革命者被分三批押往松林坡。那時，距離重慶解放僅差幾個小時。特務行兇後，連屍體都來不及掩埋便倉皇逃走。

11月30日，重慶解放。

如今的白公館依然保留著原樣。牆角處一株石榴樹，據說是許曉軒烈士親手所種。半個多世紀以來，它茁壯成長。記者去的時候正值隆冬。沒有了夏日裡根深葉茂、榴花似火的景象，反倒顯現出樹幹奇崛、虯枝如鑄的震撼。樹幹從根部就分出一叉，旁逸斜出地越過高牆、伸向獄外，自由地迎接著共和國的每一個黎明。

沒來得及的營救行動

上世紀80年代初，黨史工作者胡康民在重慶市委辦公廳保存的檔案資料中發現了一封信。信署名「吉祥」，其實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婦委書記胡其芬寫的，時間是1949年11月19日，距離「11•27」大屠殺還有8天。

「聞所內傳說即將結束，除17人決定釋放外，其餘還有第三、第四批或將處決，每個人都籠罩著死亡的陰影。藍先生歸來又帶給我們一線生的希望。妹，這就全靠你與朋友營救我們的努力了。第三批傳命令已下，可能周內辦理！！！」

這是一封求救信，是渣滓洞的革命者向地下黨組織的最後求救。信寫成了，由看守黃茂才（也就是藍先生）偷偷帶給地下黨員況淑華。況淑華馬上轉給地下黨沙磁區工作組負責人劉康，已是21日。

劉康那時是個23歲的小夥子。他一看信，急得要命，馬上四處活動籌集經費、動員武裝。

地下黨組織也派人找到準備起義的兩名國民黨師長，提出三個條件：一要放開大路，讓解放軍過江；二要保護城市安全，不能讓敵人破壞；三就是要攻打渣滓洞、白公館，救出革命者。頭兩個條件，對方都答應了。唯獨第三個，兩人都沒答應：「守衛監獄的是內政部警察第二旅的人，都是現代化兵器武裝，實力太強啊。」

最後的希望就落在劉康身上。11月26日，武裝營救人員基本動員好了，人是來自「中央警察學校」的進步學生，駐守機場的國民黨連長、共產黨員王正修和準備起義的江北十區區長陳秉國，同意借槍出來。

11月27日下午，劉康等人又開會研究了各方面情況，因為還有一些事情未落實好，營救方案仍無法實施。

下半夜劉康起來上廁所，突然發現歌樂山紅了半邊天。他連連跺腳，「糟了！完了！」

「吉祥」的求救信，劉康保存了好長時間，直到1955年才交給組織。

在發現這封信的同時，胡康民還找到一份紙頁發黃的報告，上面記載的正是先烈們的最後囑託。

他們中的許多人，其實有過活下去的機會。只要寫份自白書，在悔過書上籤個字，或者僅僅「承諾」一下出獄後不再幹革命，他們也許就能與親人團聚，就能保存生命、盼來解放——那不正是他們為之奮鬥、孜孜以求的理想嗎？

但是，他們不願喪失氣節，背叛信仰。他們情願倒在黎明前，只留下對黨的無限忠誠和一份血淚囑託。

聽，歌樂山在哭泣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車毅英離開歡迎解放軍進城的人群，獨自一人跑向歌樂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員車耀先的二女兒。

車毅英還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親早已被秘密殺害。她以為父親就關在歌樂山監獄裡。

多年以後，車毅英這樣描述當日的所見所聞：「白公館裡人去樓空，渣滓洞的餘燼還在冒煙。渣滓洞樓下的8間牢房裡堆滿了燒焦的屍體，沒有頭，沒有足，只有一塊塊焦黑的軀體。圍牆的缺口處、房前屋後、廁所內，另有20多具屍體躺在那裡。松林坡上三個大坑，裡面屍體枕藉，血水橫流。看見一個個死難者睜目仇恨的眼神、緊握的拳頭和流出的鮮血，我說不出一句話。歌樂山上一點聲音也沒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涼。」

但是，當越來越多的人湧向歌樂山尋找親人、朋友和同學時，山林再也無法沉寂下去，哭喊聲處處可聞。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慶《大公報》以「蔣匪滅絕人性屠殺革命志士」為題，記下慘絕人寰的一筆：「一位青年婦人，正抱著她的一個一歲多的孩子，在那裡痛哭，找她丈夫的屍體。天！這怎麼找得到！那麼多焦屍，已沒有一個還像人樣，沒有一個能認清面目。」記者們親眼看見遍地的焦屍、一兩尺深的血水和親人們的眼淚，索性寫道：「這慘痛的情景，叫記者怎能下筆，怎麼能形容得出來呢！」

12月1日，解放軍衝進了渣滓洞、白公館。在剛剛經歷了與胡宗南部隊和羅廣文殘部的生死廝殺之後，那些流血不流淚的戰士們此刻也失聲痛哭：「我們來晚了！」「我們來晚了呀！」

兩三天後，從大屠殺中僥倖脫險的人們跑回歌樂山。羅廣斌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帶著大家衝進白公館，衝進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塊木地板，五星紅旗還在。那是獄中難友們聽說新中國成立後用被面、草紙和飯米粒製作成的紅旗。攥著它，幾個人抱頭哭起來。

「我們邊哭邊喊，說劉國鋕、陳然你們在哪兒啊，我們不是說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我們要抬著我們的紅旗，含著自由的熱淚，一起衝出去嗎？」57年後說起這句話，郭德賢依然淚水漣漣。

革命志士慘遭屠殺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慶軍管會：查明詳情，收斂遺體，清理遺物。

12月14日的《大公報》報導了人們在電臺嵐埡挖掘烈士遺骨的情形。「挖出的這二十九具屍體，全部腐爛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兩位女志士忠骸被親屬認出，其他已無法辨認。」「這二十九具志士的屍體除了每人穿一件內褲外，連衣服鞋襪都是在殉難前被特務們強迫脫掉。第二天還有人看見特務們把那西裝、毛衣等物弄到磁器口擺地攤出賣……」

經過數日的清理、挖掘，在歌樂山集中營範圍內，人們總共發現屍體332具。

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調集到歌樂山下。兩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綢裹屍。剛剛解放的重慶物資極度匱乏，人們竭盡全力，卻也只能用這種最簡單的方式收斂烈士的遺體。

歌樂山腳下，從此多了一處巨大的墳塋，300餘位烈士長眠於此。他們的姓名和頭像被鐫刻在墳塋後的石牆上。1961年，根據渣滓洞和白公館裡的真實鬥爭創作而成的小說《紅巖》問世，已成為當代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小說。它還被不斷地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廣播劇、戲劇、歌劇，幾十年來經久不衰、感動依舊。若問其中的原因，作者羅廣斌和楊益言早就回答過：「《紅巖》是用烈士的鮮血寫成的。」

叛徒和特務的下場

那些出賣、殺害革命者的叛徒和看守特務後來的命運又如何呢？

先說劉國定和冉益智。一個是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一個是副書記。這兩人身居要職，卻在被捕後雙雙叛變，致使重慶乃至整個四川地區的地下黨遭受嚴重破壞（有關內容請見本公眾號5月20日把親身經歷寫成《紅巖》的楊益言走了，請記住《紅巖》背後的真實故事）。劉國定覺得自己官大，還和特務討價還價要當少將，掛了個中校軍銜，最終升為上校。被劉、冉二人直接或間接出賣的地下黨員，大部分犧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館。

重慶解放前，劉國定苦苦哀求保密局頭子毛人鳳讓他去臺灣，自然被毛人鳳一腳踢開。他又籌措路費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錢，只好先逃到成都，後來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冉益智在重慶解放的第三天居然跑到「脫險同志登記處」，厚著臉皮找羅廣斌要求登記，被脫險同志認出，一頓訓斥，叫他趕快去投案自首。冉益智匆忙溜走。半個月後，冉益智在路上碰到了國民黨軍統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李修凱。李修凱當時已向人民政府自首，急於立功表現，他一見冉益智就喊：「你這個大叛徒，跟我到公安局去。」冉益智也高喊：「大特務！」兩人邊叫罵邊扭打，推推搡搡，被巡邏的解放軍發現送進了公安機關。

1951年，劉國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4人被重慶市人民法院判處死刑。臨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將屍體「棄之於荒郊，與草木同腐」。

叛徒任達哉出賣了許建業，為敵特的大破壞立下「首功」，但仍被視為「共黨分子」關進渣滓洞，死於「11•27」大屠殺。塗孝文和蒲華輔「守住了最後一道防線」，沒有再繼續出賣同志，1949年10月28日遭特務槍殺。至於出賣了冉益智的餘永安，1955年才被逮捕。但他不是黨員，不能以叛徒論處，被送往農場接受改造。

那些雙手沾滿革命者鮮血的看守特務也沒能逃脫法網。白公館副所長楊進興後來改名楊大發，潛逃到四川南充縣青居鄉。在那裡，他換上土布衣服，很快租了幾畝地，當起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後來的減租退押和土改中，楊進興狠鬥地主階級，因此被評為貧農，分了田地，還當選互助組小組長。1952年8月，有人偶然聽到楊進興夫妻兩個鬥嘴：「你惡啥子？你自己幹過些啥？政府現在到處捉特務，你敢到鄉上去坦白？」1955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中，鄉親們把這個可疑情況反映給公安機關。一調查，人們才知道，這個「楊大發」正是殺害原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委員車耀先的劊子手。殺害楊虎城將軍、小蘿蔔頭，製造「11•27」大屠殺，他也有份兒。1958年5月16日，楊進興被執行槍決。

渣滓洞看守所看守長徐貴林，就是小說《紅巖》中的「貓頭鷹」。「11•27」大屠殺之後，他被編進了胡宗南部76軍80師，在戰鬥中被解放軍俘虜。當時，解放軍並不了解他的底細，就當作一般俘虜資遣了。徐貴林偷偷潛回重慶南岸彈子石地區，挑起菜擔子，走背街串小巷賣起菜來。他滿以為在彈子石這樣的偏遠郊區是不會有人認出他來的。但我公安機關很快就發現了他的蹤跡並迅速實施逮捕。1950年5月18日，重慶解放碑前召開千人群眾大會，重慶市軍管會當場宣布了對徐貴林執行槍決的命令。

最後來說說《紅巖》中的頭號反派人物徐鵬飛，也就是現實中的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徐遠舉。坐鎮指揮了血洗白公館、火燒渣滓洞之後，徐遠舉逃往成都，後又趕到雲南昆明。鎮守雲南的盧漢將軍宣布起義時將徐遠舉等人逮捕，1950年3月移送重慶。

歷史出現戲劇性的一幕：1950年6月，36歲的徐遠舉頭上冒著汗，雙腿打著顫，被送進了白公館。那時，白公館已經由軍統局監獄變成了戰犯管理所，曾經關押革命者的監牢裡，住進了特務頭子和劊子手。1956年，徐遠舉被轉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他積極接受改造，表現很好。1964年，徐遠舉以《血手染紅巖》為題寫下數萬字的材料，詳細交代了自己破壞《挺進報》和四川地下黨組織、逮捕審訊共產黨人，以及製造一系列大屠殺的全過程。1973年，徐遠舉突發腦溢血，在北京復興醫院搶救無效病故。

《紅巖》背後的真實故事本應到此終了，但重慶黨史專家胡康民的一次發現，讓我們不得不繼續說下去。

秘密報告如何出爐

上世紀80年代初，胡康民在重慶市委辦公廳檔案處找到一份2萬多字的報告，名為「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那個時候，重慶的黨史研究機構剛剛成立，大批檔案資料原已塵封多年、無人問津。

「我當時吃了一驚，因為以前從沒聽說過這份報告。」胡康民回憶說。

報告是羅廣斌寫的，遞交給黨組織的時間是1949年12月25日，距離羅廣斌等人從白公館和渣滓洞中脫險不滿一個月。報告詳細記載了解放前重慶地下黨組織被破壞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館監獄裡發生的真實事情，分為案情發展、叛徒群像、獄中情形、獄中意見等七個章節（其中第五、第六章節以及第四章節的部分內容已經遺失）。按胡康民的說法，他找到了小說《紅巖》的一部「帳本」。

報告的字跡，胡康民認得。蠅頭小楷，娟秀工整，確實是羅廣斌本人的筆體。這份報告真是羅廣斌所寫嗎？他為什麼要寫？他怎麼能掌握那麼多信息？胡康民心中老大的問號。但是，羅廣斌本人已在「文革」時期墜樓身亡，謎底只能靠胡康民自己去追索了。

從渣滓洞脫險的劉德斌也不知道這份報告的存在，「不過，我們在脫險同志聯絡處工作時，我每天晚上都看見老羅趴在地鋪上寫東西，寫什麼也不告訴我。」劉德斌的話讓胡康民相信了報告的真實可靠。

1994年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羅廣斌的報告」。這時，他已經可以清晰地畫出報告形成的時間軌跡：

1948年年底，羅廣斌在渣滓洞的禁閉室裡碰到老上級張國維。張國維被捕前是重慶沙磁區學運特支委員，直接領導過羅廣斌。張國維是個有心人，給羅廣斌交代了一個任務：「我們大多數人可能沒法活著出去，但你不一樣。你有個哥，掌十萬雄兵。你要注意搜集情況，徵求意見，總結經驗，有朝一日向黨報告。」羅廣斌牢牢記住了張國維的囑託，積極結交獄中難友。大家也逐漸信任他，願意與他交流。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詠梧同志遇難周年紀念日，渣滓洞的難友們紛紛向江姐表示致敬，江姐當天起草了一份討論大綱，要求大家對被捕前的情況、被捕時的案情應付以及獄中學習情形進行總結。羅廣斌從中又了解了不少信息。

1949年2月9日，羅廣斌被轉押到白公館。白公館裡關押的「重犯」中有不少黨的幹部，思想理論水平較高。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們敞開胸襟，直言無忌。既沒有思想束縛，也沒有空話套話，他們完全憑著對革命的忠貞，披肝瀝膽地道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也託付給羅廣斌。

1949年12月25日，從大屠殺中僥倖脫險的羅廣斌寫出報告，交給黨組織。「下面的報告是根據集中營裡（渣滓洞、白公館）所能得到的各種零星材料，同部分同志的討論研究而組織出來的。」

當羅廣斌寫下這些文字時，曾與他朝夕相處、一起交談討論的許曉軒、陳然、劉國鋕、王樸、江竹筠……已經長眠地下，為這份報告平添了更多的血淚。

八條意見振聾發聵

最後一章「獄中意見」是報告的核心所在，羅廣斌將烈士們生前強烈的要求、真誠的希望寫成八條意見，交給黨組織。胡康民據其總結成八條囑託：

1、保持黨組織的純潔性，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

2、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鬥爭的鍛鍊。

3、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

4、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

5、切勿輕視敵人。

6、注意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

7、嚴格整黨整風。

8、嚴懲叛徒、特務。

當這八條囑託首次公開時，很多人都覺得難以置信：身陷囹圄的烈士們怎麼會提出整黨整風、路線問題、防止腐化這樣深刻的黨建理念？胡康民說，要理解先烈的囑託，必須走進歷史。

八條囑託針對的是1948年的《挺進報》事件，以及在此前後的上下川東武裝起義。這兩件事給我四川地下黨組織造成沉重打擊，多人被捕入獄。

《挺進報》事件的惡果其實是叛徒造成的。叛徒只有極少幾個，卻是位居要職的領導幹部。如果不是因為這些人，地下組織也不會遭受這麼大的破壞。他們的叛變是獄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問題，也是最能引起後人共鳴和警醒的地方。

「從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較，經濟問題，戀愛問題，私生活，這三個個人問題處理得好壞，必然地決定了他的工作態度，和對革命的是否忠貞。」報告中的這段話一針見血，在今天看來仍值得回味再三。

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在黨內取得一定地位後，私慾膨脹。據一位獄中同志揭發，他曾想利用職務之便，要求掌管組織活動經費的同志借些錢給他做生意。

曾與劉國定一起工作過的李維嘉老人也對記者說：「劉國定挪用組織經費給自己做了套西裝，還說是工作需要。他明明有社會職業，還亂花組織的錢，我當時就有意見。」說這話時，老人的表情很嚴肅。

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平常大講革命理論氣節。在為曾紫霞舉行入黨宣誓儀式時，劉國鋕領誓，冉益智監誓。宣誓結束後，冉益智著重對他們進行了革命氣節教育。但只不過過了半個月，冉益智就把這對戀人出賣了。

慘痛的教訓，讓革命者痛定思痛：「沒有學習，沒有積極地要求自己進步，沒有經常的組織教育」，這是個別領導人蛻化成叛徒的原因。因為「毒刑、拷打，單憑個人的勇氣和肉體的忍耐，是沒有法子忍受的。沒有堅強的革命意識，沒有犧牲個人、貢獻革命的思想準備，便不能通過考驗。」

獄中同志的意見和建議集中起來，就是強烈要求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特別注意防止領導成員腐化。「眼看著革命組織的被破壞，每個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組織上能夠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嚴格地進行整風、整黨，把一切非黨的意識、作風，洗刷乾淨，不能允許任何細菌殘留在我們組織裡面。」

「希望組織上能夠切實研究，深入發現問題的根源。經常整黨、整風，清除非無產階級意識和作風，保持黨的純潔性。」這是許曉軒烈士的臨終忠言。

這就是我們的烈士，生命的最後一刻，仍然惦念著黨的前途和命運。時至今日，這些血淚囑託依然振聾發聵、發人深省。

今天，我們再一次追索歌樂山上這段血與火的歷史，不僅是為弄清《紅巖》背後的真實，更是為尋找一種生能舍己、血薦軒轅的精神。

淫威酷刑、鐵獄黑牢，先烈們所面對的殘忍，我們今天甚至無法想像、無法感受。這並不是他們惟一的選擇，寫份自白書、或者僅僅在悔過書上籤個字，他們也許就可以活下去。但他們選擇為信仰而死。堅持的全部意義，只在於對崇高理想信仰的忠誠。

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厲華研究這段歷史多年，他的話發自肺腑：烈士，為壯烈之士，忠誠，乃是壯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就是因為有無數的先進分子忠誠自己的理想、忠誠自己的國家、忠誠自己的人民。

累累忠骨，已長埋於歌樂山下，但烈烈忠魂卻永遠駐留世間。即使時間流逝、歲月變遷，也絲毫無損於「紅巖魂」給人的震撼，因為那是支撐我們國家和民族的魂！

本文原載於《北京日報》2007年1月16日

本期作者：侯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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