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達爾最傑出的導演(紀念他改變了電影)
2023-06-02 15:19:26
法國新浪潮名導讓-呂克·戈達爾去世後,英國《衛報》向邁克·李、馬丁·斯科塞斯、盧卡·瓜達尼諾、伊莎貝爾·於佩爾等世界各國的電影人發去電郵,請他們談一談自己對他及他的作品的認識與看法。這些電影人也都據實以告,或崇敬,或不解,而共通之處在於,他們都將戈達爾視為電影史無法被忽略的名字。
讓-呂克·戈達爾
邁克·李(Mike Leigh),英國導演,代表作:《秘密與謊言》《維拉·德雷克》《又一年》
戈達爾的去世讓我情緒低落,想起了許多往事,悲傷不已——儘管對於他後期作品之古怪,我至今仍有保留意見,而且相信和我有相同感受的人,應該也不在少數。我回想起了1960年,那年我17歲,正是最愛看電影的年紀,剛從老家索爾福德來到倫敦,就趕上了《精疲力盡》引爆倫敦各大影院。在那之前,我看的全都是英國國產片和好萊塢電影,一部外語片都沒看過。《精疲力盡》真的是讓人看得精疲力盡。那自由奔放的外景拍攝、自發而又可信的表演、天馬行空的古怪創意……處處皆在挑戰觀眾對於電影的固有概念:那真是最純粹的無政府主義的快樂天堂!
《精疲力盡》
當然,我來倫敦後也接觸到了許多別的外國導演,尤其是特呂弗——從本性出發,我可能偏愛《四百擊》《朱爾和吉姆》要遠多過戈達爾的任何一部作品。但事實就是,主導那些年裡的電影敘事革新的,除了戈達爾再無第二人。他一年推出一部新作,我和我那些迷影同志則如饑似渴地來者不拒,而且每次散場後都會圍繞影片爭論到深更半夜。
本人最喜歡的戈達爾作品:《賴活》《卡賓槍手》《法外之徒》《我略知她一二》。再後來,我也不知怎麼的,又對《周末》偏愛有加起來。
《法外之徒》
「他的電影會將你從睡夢中給叫起來」
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美國導演,代表作:《計程車司機》《好傢夥》《憤怒的公牛》
從《精疲力盡》開始,戈達爾便重新定義了什麼是電影和電影究竟可以拍些什麼。論大膽,再也沒有哪位導演能與他相提並論。看看《賴活》或是《輕蔑》又或是《美國製造》,你會意識到他正當著你的面,將自己的電影整個拆散然後又重新組合了起來。你永遠都不會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甚至於就連下一幀畫面會變成怎樣,也都完全無法預料——這就是他,每一幀畫面都投入了心思。
《賴活》
《輕蔑》
《美國製造》
他沒有哪部電影是從頭至尾滿足於同一種節奏、同一種情緒或是同一種視角的。看他的電影,你不會覺得是被帶入了某種夢境,相反,它們會將你從睡夢中給叫起來,而且不論再重看多少遍,都是這種感覺。很難接受他去世的事實,但如果說真有哪位藝術家離世之後仍能靠他作品在人間留下痕跡的話,那就是戈達爾了。電影和觀眾之間的關係,現在已越來越淪為單向作用,觀眾越來越像是純屬被動的受眾,這時候戈達爾那些電影的與眾不同之處,也就更加明顯了。
「永遠讓人琢磨不透的星辰大海」
保羅·施拉德(Paul Schrader),美國編劇、導演,代表作:《計程車司機》《憤怒的公牛》《藍領階級》
電影分戈達爾之前的和戈達爾之後。他用十五年的時間,將電影拆開了再組合起來然後又再拆散開來,最終讓電影成了他手裡的魔方玩具。戈達爾和鮑勃·迪倫一樣,都是他們那個時代永遠讓人琢磨不透的星辰大海。
戈達爾是引用方面的戲法大師,所以他應該會欣賞《歷劫佳人》裡瑪琳·黛德麗飾演的坦雅說漢克·昆蘭的那句話:「他就是這麼樣一個人。你怎麼評價他,又有什麼要緊呢?」
「拍電影要成為佔據我人生每時每刻的事情」
卡羅爾·莫雷(Carol Morley),英國導演,代表作:《墮落》《突如其來》
我第一次看戈達爾的電影,是在大學的電影課上。當時我23歲,電影知識相當貧乏。老師給我們放了《一切安好》,整個電影說的就是香腸工廠裡的一次罷工。電影放完,我整個人懵了,這電影說了什麼?怎麼可能有這樣的電影存在?老師問我們,相比我們過往看過的其它電影,《一切安好》有何不同之處?這讓我一時語塞——它帶來的那種觸動,在當時是很難用語言說清楚的,不過我很清楚地記得有一位同學回答說,她覺得《一切安好》的最大不同在於,字幕出現的位置,要比她以前看過的那些外國電影更高一些。
《一切安好》
隨後老師帶領大家具體討論,我們漸漸意識到《一切安好》的每一幀畫面,其實都是在挑戰觀眾:這絕對是一部政治的、激進的、革命的電影。而它的主演又是簡·方達,大家都耳熟能詳的大明星。後來,我自己當了導演,短片《我不在這裡》(I'm Not Here)裡也拍了一個超市裡的重複移動攝影鏡頭,正是受到了《一切安好》的啟發。
聽說戈達爾去世的消息,我翻出了書架上的《戈達爾談戈達爾》(Godard on Godard),找到了當年第一次看的時候就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那一段話:「我不光是拍電影的時候在拍電影,我做夢、吃飯、看書、跟你說話的時候,都是在拍電影。」戈達爾教會我的就是,拍電影要成為佔據我人生每時每刻的事情;他還讓我知道了,要把自己從所謂的電影規則中解放出來,永遠都要記得去創新,保持一顆玩心,永遠不要停止學習新東西。
「他為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盧卡·瓜達尼諾(Luca Guadagnino),義大利導演,代表作:《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我是愛》
1985年,我14歲那年,第一次體會到讓-呂克·戈達爾這個名字——或者說,是他那個早已成為曠古傳奇的姓名縮寫JLG——的超凡力量。那天,在我度過青春時代的那座黑暗、壓抑的巴勒莫小城裡,我忽然撞見一群人正在電影院門口暴跳如雷、瘋狂嘶叫,而電影院裡正在放映的,就是他的作品《向瑪麗致敬》。
《向瑪麗致敬》
這不禁讓我疑惑,究竟是什麼樣的電影,能激起觀眾如此強烈的憤慨?出於好奇,我買票入場看了這部電影,結果也從它光輝但又簡練的美,理解了什麼叫作電影的力量。JLG就像是一束光,通過他的一部又一部的電影,通過他的一種又一種的思想,為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今天我們永遠失去了他,這讓我好像一下子多了一份孤獨感,好在他的電影都還在,我們永遠都不會缺少指路的嚮導。
「他就像是一把錘子,將那些自鳴得意的電影全都砸了個粉碎」
馬克·卡曾斯(Mark Cousins),英國影評人、導演,代表作:《電影史話》
戈達爾是讓人心情壓抑的紅衣主教,是繪聲繪色的布道者。我最先看的是他的《周末》,那給了我很大的刺激,整個人感覺都上了一個層次。這就是戈達爾,他會逼著你站上道德的高地,逼著你去看輕那些娛樂和濫情的電影。然後我又看了情緒飽滿的《賴活》,還有《我略知她一二》,發現他電影裡但凡是以女性作為核心的那些,相對來說會讓我覺得更容易接受。還有《向瑪麗致敬》,那裡面的情色元素,本身就很矛盾。總之,對戈達爾而言,電影院從來就不只是什麼逍遙宮。
《周末》
《我略知她一二》
戈達爾電影裡綿密的旁白、文字和視覺蒙太奇,大多數時候都會讓我的大腦覺得實在是忙不過來。在這場電影馬拉松比賽中,他早已超越了絕大對數的同行,領銜他們一圈都不止。要說他死後留給我們的電影遺產究竟是什麼?我覺得他就像是一把錘子,像是砸玻璃那樣,將那些自鳴得意的電影全都砸了個粉碎。其實前不久我還專門去過一次瑞士羅勒,心想著說不定能偶然撞見他正巧在遛狗什麼的。
「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後,電影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概念」
凱莉·萊卡特(Kelly Reichardt),美國導演,代表作:《第一頭牛》
去年去世的美國藝術評論家戴夫·希基(Dave Hickey)曾經說過,安迪·沃霍爾改變了人們看世界的方式,安迪·沃霍爾之前的世界和安迪·沃霍爾之後的世界,完全就是不同的兩個世界。那麼,戈達爾是不是也是同樣的道理呢?電影究竟該是什麼樣子,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後,也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概念。他是如此的高產,又是如此長壽,留給我們一口深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膽大得離譜,酷勁十足,但可能也缺少了一些人情味」
凱文·麥克唐納(Kevin Macdonald),英國導演,代表作:《末代獨裁》《天梯:蔡國強的藝術》
戈達爾改變了電影。他的電影有著前人未有的自覺意識,觀看他的電影時,你時刻都會意識到自己正在觀看一部電影,就像觀看布萊希特的戲劇也是同樣的道理。他的電影一直都在提醒你注意它是怎麼拍出來的,根基來自哪裡,受到什麼影響(早期通常都是受到美國黑幫電影的影響,後來又受維爾託夫和俄國構成主義的影響)。例如《精疲力盡》《法外之徒》和《女人就是女人》這幾部打破傳統、酷勁十足的精彩之作,核心其實都是電影製作之道。相比之下,對於故事本身或是人物命運,他倒是沒有多少興趣。他關注的是自己電影背後的思想,關注它們能帶給我們什麼影響。他由影評人入行,終其一生始終都是影評人。
毫不誇張地說,是戈達爾催生出了從理察·萊斯特(Richard Lester)到昆汀·塔倫蒂諾到索德伯格到塞琳·沙馬(Céline Sciamma)的這一代又一代電影人——換句話說,也就是幾乎所有的現代電影。他那些早期作品,至今看來依然顯得十分大膽,讓我心潮澎湃。但是他後期的那些電影,卻讓我看得精疲力盡:高度政治化、高度對抗性。他真是很喜歡所謂「挑釁布爾喬亞」(譯註:épater la bourgeoisie,最早被用來形容十九世紀法國頹廢派詩人的一種說法,日後的達達主義也沿襲了這一風格)的做法,所以這一定也意味著我就是布爾喬亞了,因為他後期那些電影可真是「挑釁」到我了。不過他那部滾石樂隊的紀錄片《一加一》我卻是十分喜歡的,樂隊排練的無聊畫面和激進的街頭政治場面被有趣地並置在了一起。在當時,這是關於搖滾樂和搖滾樂在社會中所扮演角色的最佳電影作品,可能只有《給我庇護》能跟它比一比的了。
《一加一》
我曾經和卡洛琳·尚比迪耶(Caroline Champetier)合作過,她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戈達爾常用的攝影指導。有時她會給我講述關於「大師」的軼事,每每總是讓我聽得心馳神往。最難以忘懷的是她說過戈達爾曾經想過要翻拍《安娜·卡列尼娜》,於是她就去了莫斯科,在那些後蘇聯時期的破敗火車站中取景。問題在於,戈達爾並沒有和她一起去,他人在巴黎,靠電話遙控執導。不知何故,我總覺得這就是我心目中那個戈達爾的最好總結:膽大得離譜,酷勁十足,但可能也缺少了一些人情味。
「光是他那些電影的片名,就足夠讓我頂禮膜拜的了」
阿貝爾·費拉拉(Abel Ferrara),美國導演,代表作:《壞中尉》《江湖白事》《帕索裡尼》
此刻我正坐在計程車裡,電臺裡正播著滾石樂隊的《無法滿足》(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女DJ念出了它的創作年代:65,1965年。那正是戈達爾呼風喚雨的時代。我是1967年自己16歲時開始拍電影的,不久之後就意識到原來除了好萊塢之外,其它地方的電影更是山外有山。於是我會找那些偉大導演的東西來看,一次性看完他的所有作品,消化吸收,然後就此別過,再去發掘下一位。只有戈達爾,我始終沒法和他說這一聲再見。
就像帕索裡尼一樣,戈達爾留下的文字和電影都很特別,讓人常看常新。小時候我經歷了甘迺迪、馬丁·路德·金和馬爾科姆·X在幾年時間裡先後離世,所以當時總覺得凡事都會有一有二再有三,覺得戈達爾之後馬上還會有像他一樣的人跟著出現。結果卻並非如此,再也沒有出現像他那樣的導演。事實上,整個電影史上,除了帕索裡尼之外,就連能和戈達爾相近的人,也沒有第二個。在戈達爾面前,我永遠都只是身在襁褓之中的導演,光是他那些電影的片名,就足夠讓我頂禮膜拜的了:《賴活》《一加一》《女人就是女人》《阿爾法城》和我最喜歡的片名——《所有的男孩都叫派屈克》。這真是令人悲傷的一天。
《所有的男孩都叫派屈克》
「這份鼓勵我將永遠珍藏心間」
特倫斯·戴維斯(Terence Davies),英國導演,代表作:《遠方的聲音》《寧靜的熱情》
戈達爾和電影的關係,就像是普魯斯特和喬伊斯與小說的關係。斯人已逝,但對後來者的影響力經久不衰。戈達爾的影響力,戈達爾的電影激情,讓我們這些後來者高山仰止,心嚮往之。他的去世是我們所有人的損失,說永別太艱難,相信總有一天我們還會再次相見。我與他素昧平生,但他某次曾跟人誇獎過我的電影,這份鼓勵我將永遠珍藏心間。所以,女士們先生們,請脫帽起立,向這位天才的逝去致敬。
「都是他的錯,害我走上了這條不歸路」
彼得·韋柏(Peter Webber),英國導演,代表作:《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少年漢尼拔》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某天,少年的我去了倫敦波多貝羅路的Daddy Kool唱片店,想買些雷鬼樂唱片,結果卻發現店關門了。天正下雨,我心茫然,於是決定去附近的Electric電影院看看有什麼節目,那影院當時是一片破敗。我到的時候,《狂人皮埃羅》馬上就要開始放映了,我事先對這部電影一無所知,買了票就進去了。結果,我整個人都看傻了,它表面看似驚悚片,但與我過往看過的任何電影都很不一樣。演員會轉過身來直接衝著鏡頭說話。配樂的起始和停止,也都刻意逼使你去注意它們是如何操控觀眾情緒的。劇中人物會隨機地忽然開口唱歌或是表演滑稽段子,在各種電影類型之間瞬間轉變。《狂人皮埃羅》既熱情又浪漫,既憤世又淘氣,同時又能做到由頭至尾觸動你的內心。那一天,我也徹徹底底地愛上了戈達爾的繆斯女神安娜·卡裡娜。
《狂人皮埃羅》
電影放完,我第一次意識到了究竟什麼叫作電影導演。絕大多數電影所遵從的那些規則,全被這部電影炸得粉碎,而且還炸出了光輝燦爛的效果。電影散場,我走出電影院,走進大雨之中,喃喃自語道:「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也想要拍電影。」對於當時的我來說,這實在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但最終我竟夢想成真——要怪就只能怪戈達爾,都是他的錯,害我走上了這條不歸路。幾十年後,我又一次來到了Electric電影院,那裡已重新裝修,煥然一新,我去是要在那裡為我第一部電影挑選演員,《戴珍珠耳環的女孩》。我的電影夢由此地開始,在此地實現,感覺也算圓滿了。
「與其看他拍的電影,還不如聽聽他是怎麼談論電影的」
約翰·保曼(John Boorman),英國導演,代表作:《將軍》《教授與瘋子》
戈達爾的早期電影,生動而又浪漫,都是真正的法國新浪潮作品。後來,他的電影裡知識分子味道越變越濃,越來越晦澀難懂。每次他有電影在坎城電影節首映時,他的新聞發布會總是熱鬧非凡,人山人海。到了那個時候,我覺得與其看他拍的電影,還不如聽聽他是怎麼談論電影的。當然,他絕對是一位偉大的創新者,將電影的藝術做到了極致,甚至可以說是超越了各種極限。
「千萬不要以為他拍戲很隨性」
伊薩貝爾·於佩爾,法國演員,代表作:《冷酷祭典》《鋼琴教師》《將來的事》
我和他第一次接觸,是在電話上。他打來電話,說想要找我演戲,希望能見一面。我答應了,幾分鐘之後,他就出現在我家,開始討論這部《各自逃生》。他喜歡稱之為自己的「第二部處女作」,因為他在這裡重新回到了相對更為傳統的電影形式,告別了之前很長一段時間裡的實驗電影風格和政治電影路線。
《各自逃生》
《各自逃生》沒有完整的劇本,他交給我的只有一些場景片段、一些詩歌、歌曲和油畫。他只告訴我說,我在片中扮演的角色也叫伊莎貝爾。當時我正在美國拍攝麥可·西米諾的《天堂之門》,原定時間到了電影還沒殺青,於是戈達爾親自來了一次蒙塔納,想看看我怎麼樣,跟我聊聊。
拍攝《各自逃生》的時候,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指導我們講臺詞的方式。千萬不要以為他拍戲很隨性,其實他在很多地方的要求都相當明確,例如演員講述臺詞的語氣語調,都有明確要求。在這部電影裡,他要求我們講某些臺詞的語調,說得要有一種引述或者是神諭的感覺,讓它們不再僅僅是普通的對話,而是多了許多餘韻和分量。而且,我和他拍的那兩部電影裡,完全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讓演員即興發揮,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結果,從無半分猶豫。但他也鼓勵我們自己平時多加思考,想到什麼東西就寫下來,交給他看。他一直說他很喜歡思考,也喜歡自己電影裡的人物處於一種思考的狀態。某天他告訴我,說我看上去像是一個經常在思考的人,這表揚讓我受寵若驚。
後來我們拍攝《受難記》的時候,戈達爾希望我說臺詞的時候可以口吃,因為我演的是一個工人階級的角色,他覺得這種抽象的做法可以更好地表現工人階級在面對各種困難時的弱勢處境。某年在坎城電影節的新聞發布會上,他也說過法國電影一直太輕視工人階級了,沒有好好拍攝關於他們的故事。
《受難記》
至於他最後那幾部電影,在我看來,它們的力量、趣味和前衛程度也絲毫不減當年。他一直都在用電影提問,直到最後。他是遠見者,所以現在他走了,留下我們這些人,多少會有一種就此淪為孤兒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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