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漢演員吳京安（我是演員 不是明星）
2023-06-28 23:50:04 2
誰是吳京安？
六月一個晴朗的下午，在西安一個酒店五樓的酒廊，老遠就看見一個長得像兵馬俑的大高個兒一邊招手，一邊喊：「你們都來了，咋不早告訴我？」。
害怕有的人聽不到，他還又加大說話的分貝：「打個電話我就過來了，在這兒瞎等幹什麼」。
他就是吳京安。未見其人，先聞其聲。
他慢慢走近，算說算笑，眼睛都快笑沒了，整張臉也因此變得柔和。此刻的他，不像兵馬俑了，更像是老城牆根兒下坐著的關中老頭兒。
62歲的吳京安身上還有肌肉，這暗示著他應該經常健身。一米八的個頭，筆直而瘦削。
破洞牛仔褲，酷跑球鞋，加上一頂白色棒帽，這些街頭元素穿在他的身上，變得又潮又有態度。胸口的項鍊和胳膊上的手環，以及又硬又直的腰杆，顯示出他的滄桑與個性。這不禁旁邊的女記者滿足地讚嘆：比電視上還帥！
眼前這個穿衣說話都很新潮的人，全沒有藝術家的那種端著的拽勁兒，你很難把他同他塑造過的角色聯想在一起。
這是《初心》裡的那個雄糾糾少將軍野茫茫老農民甘祖昌嗎？
這是《天下糧田》裡為了大清國蒼生的糧倉，而窮其情感殫精竭慮的劉統勳嗎？
這是二十多年前，播遍了祖國大地，這兩年還在不斷重播的《紅旗渠》裡面的男主角修持的突擊隊長孫二旺嗎？
那個拖著一條殘腿，穿著一個鐵靴子，在朝堂之上舌戰的他。
那個面對諸多腐敗大臣一個人孤單，奮力的企圖，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支撐江山的一角的他。
那個在「梅花獎」、「金鷹獎」……各大頒獎晚會上光彩奪目、一身正氣的他。
和這個可愛、時尚、酷炫的他疊加在在一起。讓我們一步一步走近，一點一點看清這個帶著三秦大地的風、背著秦嶺脊梁的西北男兒。
這是一個有著極好修養的人。自信而謙和：「我不是一個要面子的人，我可是能聽進去別人意見」。
相比有禮貌，一個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與吳京安相處，讓人感到很舒服。沒有人提到過他勃然大怒的樣子，甚至很少說重話。然而在談吐中，還是能捕捉到他身上深沉的文化基因。
作為演員的吳京安曾經出現在尤小剛、高希希、歐陽奮強、馮小寧、尚敬、李保平……的電視劇之中，也出現在《七七事變》、《領袖1935》這樣的電影之中。這些導演包括了從第三代到第六代的所有代際，包括了電影界、電視界和話劇界；這些作品的題材縱貫古今、橫跨中外，從類型片到藝術片，從正劇、喜劇到悲劇。
從領袖到農民、從軍人到古人…….這些角色無論從年齡、身份、地位，還是年代、城鄉、職業等等方面，都反差極大、相距甚遠；但這一切並不妨礙人們迅速辨認出「吳京安」這一強大的演員主體。他的光芒足夠耀眼，甚至大部分時候蓋過了導演和作品本身，當然，也包括角色本身。
看吳京安所演的各種角色，你需要首先破除身份、地位、年代、城鄉、職業、年齡等等所造成的表面上的藩籬，深入到骨子裡、血液裡，你會辨認出一個永恆不變的吳京安，正如酒永遠是酒，而白開水永遠是白開水。
決定這種成色的，不僅是劇本和導演，而是吳京安身上所具有的特殊的天賦，和軍人氣質，以及一種對角色的身體和精神深處的敏感和解放，經過吳京安個人的吸收和反射，構成了他廓鮮明的「角色光譜」。
在光譜的一端，是被黑太陽照得通體透明、頂天立地的「白嘉軒」；另一端，是歷史上被認為最具爭議的人物「蔣介石」……
這些形態各異的角色的人物特點，吳京安總能賦予他們恰到好處自尊和憤怒。
現在談起演過的角色，吳京安總是眉飛色舞、神採奕奕。能感到他的內心，對「表演」是有欲望的。
雙面吳京安
出生在陝西的吳京安，生活中有著西北男兒特有的生冷蹭倔，大大咧咧又真性情，跟後輩說話，從不玩假大空的那一套：「哥哥我要不說真話，我就不是吳京安」。
文娛圈資深評論人譚飛將1990年代之前的中國影視業比作「史前時代」——「銀幕上全是人民藝術家，不沾一點商業性質。等到90年代初，一切才慢慢變化。
身為塑造「銀幕上人民藝術家」專業戶的吳京安，私下接地氣程度令人驚訝。他不談那些宏大詞語，年輕時候就不談，現在更不談了。他投身到了時代洪流之中。他找到屬於自己的角色。接受一切好的和壞的事，擁抱變化。和喜歡的人在一起工作、生活。他表示很享受。
「吳京安本來也不是什麼紅遍大江南北的人，走在街上沒有多少人認識我，經常有人拉住我說，你是演那個誰誰誰的，叫不出來名字，現在的年代都是舉頭望明月，低頭看手機，誰看我呢。」。
記者最初他聽到吳京安本人說出這句時，渾身一激靈，居然還有人這麼說自己。
有次，吳京安在同福家道的門口坐公車，要投幣，他沒零錢，傻裡傻氣的他拿著紙幣就要投，被司機攔下。司機認出了他，說：「喲，吳老師，您還坐公共汽車呢？快上來，快上來！」
吳京安總算刷了次臉，享受了一次名人效應.
生活中的吳京安，是個實打實的新新人類。
買菜做飯，寫詩健身喝酒。在62歲的年齡，沒有什麼是不能嘗試的。
吳京安筆直的坐在沙發上，兩個多小時的採訪，他沒有蜷縮過一下。這大概會讓不熟悉的人覺得他不隨性，實際上這只是參軍留下的後遺症。他說自己：「是一個真性情的人」。
生活中簡單、純粹的吳京安，與外界想像的高傲和難接近相距甚遠。他把造成誤解的原因歸咎於大部分人沒有機會像我們這樣面對面接觸。
儘管如此，他也覺得沒什麼所謂了。活自己的，別人怎麼看有什麼關係。
別看吳京安說得雲淡風輕。即便是現在，他也會經常沉浸在自己所飾演的角色裡。「如果你將自己角色長到心裡，入骨入血入魂，那就會面臨兩個不易，首先代入到角色中不容易，其次結束之後從角色中剝離也非易事」。
每每劇組殺青，滿身疲憊的吳京安回到家，都會兩眼發直的坐在客廳。叫他都都叫不應。這大概就是演員和明星的區別了。他們在畫魂，明星是畫皮。除了演戲他還會參與一些幕後和創作上的工作：「我雖然不是一個960萬平方公裡都有人認識的演員，但我一定是一個用功、用心、用情的演員。」
經典電影《海上鋼琴師》中的男主角1900吹小號時說：「一個人活在這個世上，能活出一段好的故事，有傾訴的對象，那麼他就是一個幸福的人」。
吳京安把這句經典臺詞說給了幫他裝修的設計師。他說：「我未來的傾訴對象就是即將形成的水泥，釘子，磚頭，木頭，燈……我想讓來我家的人一進來，就老知道吳京安的愛好。吳興安的經理吳京安的性格，習慣，以及情懷」。
吳京安說到這裡的時你能從他臉上捕捉到有一絲絲的得意。因為他現在擁有了這樣一個空間。一個代表了生活中的空間。不是那種奢華的金光閃閃一定要有名家字畫彰顯品位的那種。
紅五角星、皮影、陝北的炕、剪紙、七十年代的用鉤針鉤的沙發的，旁邊擺放的是父輩的照片、一連二排排長的辦公室，一樣的一個軍，一個小軍隊的一個東西，有一些彈藥箱與東西……這些都是吳宅裡別致的風景。
吳京安問記者：「你看，我家好玩吧？」
作為一個中年人，他活得一點也不沉重，非常鮮活。他一直保持著一種積極向上的幽默感和正能量。
他像大海裡跳出來的紅日，讓你感到他的光芒溫暖和力量。
以前是為演戲活，現在驅動吳京安的是什麼？
不是那些宏大的詞彙，也不是一蔬一飯，是對生活的熱愛和對未知事物的好奇心，是不做就不做，做我就要把他做好的DNA，是傳遞幸福和快樂的多巴胺。
「不累嗎」？
「累啊，累了就帶家人去旅行，放鬆一下，停一停。電充滿了，再繼續出發唄」。
《白鹿原》與吳京安
2020年年初，一個短視頻在全國刷屏。這個短視頻就是由吳京安主演的話劇《白鹿原》選段，「子霖兄弟、子霖子兄弟，你就這樣走了，走得好啊」，吳京安深情的白嘉軒的臺詞，眼裡飽含淚水。旁邊兒有人彈著琵琶、悠揚琴聲加上吳京安深沉的朗誦。儘管沒有舞臺和背景，你依然能感受到白嘉軒在他的表演下，具有的那種非凡的激情和活力。這個視頻堪稱史上的經典。
時間撥回到2016年，陳忠實患舌癌去世。
白鹿原上，蒼穹之下，先生的背影越走越遠。
第二輪《白鹿原》話劇在人民劇院首演，逢陳忠實頭七。演出前三天，公開了一張大劇照，所有演職人員轉身謝幕，三鞠躬，令所有人為之動容。
肖雲儒像話劇中白嘉軒的扮演者吳京安轉達陳忠實的長女陳黎力對該劇的評價：「學院版的白鹿被真正讀懂了原著。滿滿的正能量，情不自禁的讓人熱淚盈眶」。
《白鹿原》對吳京安來講，意義非同小可：「我太喜歡了」。能夠飾演白嘉軒，這對吳京安本人來說，也是巨大的滋養。
話劇劇本一打開，第一句：「白嘉軒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裡娶了七房女人。」
「咣——」。
幕一黑，七個仙女披紅跪在舞臺上。
吳京安從原上下來一個一個擁抱她們，最後，他問：「你是」？
「我是仙草」，然後大戲開始。
一個舞蹈，用了三分鐘把六個媳婦略去。剩下一個仙草跟他過日子。
話劇演完，觀眾們齊刷刷地喊出「吳京安」的名字。所有演員把手中的鮮花送給舞臺中央的他，大幕在掌聲中徐徐落下。
話劇《白鹿原》裡面有一句詞：「共產主義就是那隻神奇的白鹿」。
這句話不是吳京安自己的杜撰。屬於陳忠實小說裡的東西。。是白靈和鹿兆鵬兩人的對話。
吳京安把它用在戲裡，用成像詩一樣表達出來。
如今娛樂圈的土壤已不同於吳京安出道的年代。土壤變了就長不出一樣的禾苗。當經紀公司像打造明星一樣來包裝新生代的演員時，吳京安還是吳京安。
不僅是因為這個人，還有這裡面貫穿的態度、價值觀念、理性追求、好好說話的欲望和透著的那股對藝術追求的執著勁兒。
就像五年前，他在《白鹿原》的節目單上寫著的那幾個字：原上的理想、青春和夢。
每當說起這些，一向樂天派的吳京安總是心情複雜。驚訝，哀傷，又隱約能感到藝術家本身的力量。
不由得想起陳忠實老師說的：「自信平生無愧事，死後方敢對青天」。
今年的春天來得很艱難，冬天趕走得不容易
——對話吳京安
每個人對社會、對病毒的思考都在情感裡波動
記者:疫情期間，隔離的狀態對您的生活、心境一定有很多的影響，可以跟我們分享您的心情和感悟嗎？
吳京安：我應該和大家一樣，疫情期間一直以家庭為「戰鬥堡壘」，老老實實呆在北京家裡，哪兒也沒去。從1月19號離開西安，到5月9號，整整4個月沒出過小區門。這是4個月以來頭一次坐飛機回到了故土西安，我的家鄉。
我必須說，新冠肺炎給我帶來的恐慌、焦慮、內心的不安是存在的，而且似乎產生了對生活前景的迷茫，不知道未來是什麼樣的狀態。這種情況下，我能做的就是在家裡待一段時間。
但等到第二階段，看到傾全國之力奔赴湖北武漢的時候，尤其是全國的醫學界、醫療界大批的90後趕去，我的心境是不同的。
還記得當時我看過一張照片，一個2歲多的孩子隔著玻璃，可能是感染了，玻璃外面有一個護士全副武裝，背過身來，不忍心看孩子。那個畫面對我衝擊很大，頓時心裡就特別不是滋味。那時候我對病毒的認識和現在我們坐在這聊天，完全是兩種心態。
記者:看過您對陝西九姑娘剃髮的評價，您曾說：「這些光頭的女娃，是最美的星星！」當時是怎樣的情緒狀態，讓您想要對這件事發聲？
吳京安：當時看到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院九個孩子奔赴武漢之後，為了防止交叉感染以及行動方便，主動剪去了自己的美麗秀髮，成光葫蘆了，我當時看了照片和視頻後，心深深被觸動。
我是一個軍人，當了40多年的兵，十八歲離開西安。我個人認為她們這種對自己青春美麗的犧牲和戰場上犧牲生命是一個道理。當時我心裡就有幾句話特別想誦讀出來，後來就創作了《九姑娘剃髮上陣》，也有叫《熱乾麵裡長安辣》。
讓我特別欣慰的是，2月12號左右晚上6點鐘發出，40分鐘後，陝西醫療隊通過我的朋友找到我，在微信上和我說：「謝謝您吳老師，我們看到了眼睛溼溼的，有人惦念著我們。」
我是一個部隊文藝工作者，說了幾句發自內心的話，前方的醫護人員有感應，我內心真的特別欣慰。這個微信留言轉過來之後，我總想做點啥，老在家裡光做飯、收拾屋子也不行，於是我陸陸續續讀了鄧康延的詩作，他曾是《鳳凰周刊》、《深圳青年》的主編，做了很多文化教育上的善事，拍了很多紀錄片，也是個詩人，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老兄。他寫了《黃鶴樓》、《築一道哭牆》，和我合作寫了解封後的三首詩。
記者：《娃，回家咧，咥面》也達到了「現象級」的收聽率，收到了很多聽眾的點讚、留言。您是用陝西話誦讀的，大家就覺得很接地氣，《娃，回家咧，咥面》的創作初衷是否跟您與西安的感情有關係？
吳京安：孩子們回家，用我們北方習俗那要「長接短送」，用麵條把孩子們接回來。我母親是煙臺人，我在西安長到18歲，我每次離開西安的時候，媽媽在的話，都會包一頓餃子。我一直在琢磨第一首誦讀裡面最後一句，熱乾麵裡長安辣。所以我說：娃，回家咧，咥面。
等到春天疫情出現轉機的時候，漸漸醫療隊往回撤，看到武漢人歌頌陝西團隊，用了一個詞，「勤勞勇敢」。想到杜甫《兵車行》裡那句「況復秦兵耐苦戰。」我們三秦大地上的這支醫療隊表現得那是相當英勇，和全國其他醫療隊一樣。
這時候我覺得我這個文藝老兵，幹了一件應該幹的事情。至於陝西話，其實當時，大家在表現方式上提出過各種各樣的解讀，但無論如何我覺得，作為三秦大地子孫後代的我，感謝這片土地，也最能用陝西話表達我的心情。
記者：您當初在朗誦《逆行者是移動的山》時，為了給主創團隊傳高質量的朗誦視頻，聽說是一家三口齊上陣，用三部手機反覆錄製了5個多小時，將最佳的朗誦狀態呈現給天津觀眾。當時主辦方評價說：吳京安正是全體演職人員的縮影，展現了文藝界的擔當作為，讓文藝真正發揮能量。這是您的初心嗎？
吳京安：無論如何，在這個特殊時期，心裏面肯定不是輕鬆的，是沉甸甸的，當聽到疫情好轉了之後，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勝利或喜悅能表達出來的。
跟我合作《娃，回家咧，咥面》的音樂人曹陽20多歲，非常有才華，合作很多年了，剛開始我說不要配樂，他卻堅持，說「吳老師，就用你《白鹿原》的音樂」。我連著讀了4個晚上，錄了不下12遍，我認為一個作品，無論是影視、戲劇，還是朗誦也好，它一定帶有第一自我的內心表達，固然是文字表達情感，也需要表演者的動情演繹，是需要情感的。
這段文字，其實初稿時，局限於九個姑娘，後來聽了建議，覺得不能只局限於個人，希望走遠一點，於是有了「九隻春雁、九十九隻九百九」「九百九十九個大老碗，圪蹴在白鹿原」，作品裡面多了深沉、沉重，多了人生不易的悲嘆和悲鳴，這是需要的，尤其是在這個時候。我覺得保持自己獨立的思考是最重要的。
今年的春天來得很艱難，冬天趕走得不容易，儘管大自然的花依然盛開，雪依然在下，溫度漸漸回升到了春天的溫暖，但是人們內心情感發生了變化。因為這場病毒，不僅是中國的敵人，也是全球人類的敵人。每個人對社會、對病毒、對未來、對當下的思考都在情感裡波動。
記者：聽說您有天在家中炒菜時，差點把鍋鏟給扔掉，因為想出一句好詞。寫詩對您而言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
吳京安：我是個演員，我在意每一次的情感表達，從降生的第一聲啼哭，告訴世界，我來了，我餓了，我要吃，每個人都需要表達情感。
汶川大地震的時候，我和徐帆主演了一部劇叫《貧富人生》，並在中央電視臺「愛讓我們在一起」晚會上募款，去了不少演藝界人士。劇組也在默哀，我收工回家的路上，聽到車裡蘇芮很老的那首《親愛的小孩》，心裡很難受，回家就寫了一首詩，叫《天堂鳥》。後來北京日報見報了，我生平第一次得到了200塊的文字稿費，還獲得了抗震詩二等獎。北京音樂廳演出時，張家聲老師疑惑真是我寫的嗎？他說寫得不錯。
我一直認為。有感而發，情感波動想表達的時候，沒有舞臺，你可能想把它變成文字，通過自己的聲音傳遞給更多人。這次疫情情況更特殊，劇場藝術天塌地陷般地受到停滯，大家都不能出去，前兩天高曉松搞的兩場線上音樂會，我看了也很感動，大家都在儘自己的力量表達。
記者：疫情發展到如今，很多人對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規劃和感悟，對於塵世的很多複雜和糾結都放下了，您呢？
吳京安：在沒有出現疫苗的病毒面前，所有人無能為力。疫情改變了人們對生命的珍視程度，在生命此岸走到彼岸終結的路途中，人們發現有些東西可以扔掉了，還有些東西可能更珍惜了。對於總提的「捨得」二字，舍什麼得什麼，大家認識得可能更具象一些了。而且在生命的質感上，有了更清晰的方向感。
比如在我未來20年直到82歲，我絕不會只是一個演員的工作了，幹點自己愛幹的事，讓自己心裡敞亮點、能好好享受生活的事情。就像我曾誦讀過的：我們就坐在鵝黃的油菜花田,把花兒一朵一朵地數，把日子一分一秒地過……
但其實，世界上沒有義無反顧的事，也沒有我非得如此不可的事情。是因為我們需要了，醫生的醫德就是救死扶傷，南丁格爾的精神在任何一個護士身上都存在。然而真到了讓你往前衝的時候，這是職業帶來的責任。
我挺喜歡一個人逛街買東西，但這次疫情發生，我感覺自己喜歡看的電影沒了，國內外的好戲也看不成了，有時候我想到死亡、想到人類消失、想到特別具體的事，在我的生命中做不到了。我越想越恐懼，有時候嚇得一晚上睡不著覺。
誰不怕死？所以有些人才偉大。在2月4號，第一批醫護人員是坐著綠皮車去的，誰都不知道病毒長什麼樣子，不知道前景如何。所以你這個問題提得很好，人活的要快樂，但不要自私，要活得有我，也要活得無我。
記者：對您個人來說，這次疫情對您的生活是否產生了很大的衝擊？
吳京安：我本來廚藝就不錯，經過這三個月，廚藝又精進了。我在家裡種地，種了4種，小白菜、生菜都吃了，辣椒沒種出來，還有一院子的花，挺好。我就覺得你有時候要把這種不利當成有利因素來看，這次時隔這麼久，再和家人一同吃飯，這對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行為、未來的選擇肯定有這樣那樣的調整。從沒有和家人在家朝夕相處這麼長的時間。也有碰碗摔盆兒、雞毛蒜皮的小爭執，也有在群裡曬我拿手菜梅菜扣肉的快樂，雖然後來也疲了，但這就是生活。疫情避之不及，就把它當作對日常生活的再思考吧。
我的父親母親：多做些陪伴不留遺憾
記者：您的家庭和您的演藝環境其實離得不近，是什麼樣的生活背景造就了今天的您？
吳京安：我的名字叫京安。我父母是在北京有的我，在西安糖坊街二院生的。所以我覺得想要表達對這方水土的感情，陝西方言說起來給勁兒得很。
1958年我父親在北京基建局當局長，支援大西北時，因為是西安人，他就來到了陝西省基本經濟計劃建設委員會（陝計委）當主任。9月28號我生在西安，在計委那個院子裡我住到了1963年，大概是5歲。我還能依稀記得小時候在院裡夠槐花，家裡好像住了三間平房。後來父親調到了西北建築工程管理局（西管局）當黨委書記，後來叫建工五局，現在叫陝建集團。我前段時間收拾老房子，當年周恩來下的任命書我都把它珍藏起來了。父親1933年參加革命，是舊社會出來的高中生，他的學校在北大街十字路口西南邊一個最早的市政府家屬院。前十五六年那個院裡有一塊黑匾，像石碑一樣，題著「中山中學」，父親還帶我去看過那塊牌匾。
父親後來在抗大當教員。我對父親很崇拜，父親幽默睿智。我小時候聽他作報告，烏壓壓一堆人在舊祠堂裡，他不拿稿子站著就滔滔不絕。他書看得多，家裡一堆線裝書。父親拿給8歲的我看東漢、西漢故事，白話的《資治通鑑》，我哪裡看得懂（笑）。
父親的言行對我有影響，晚年離休，他總愛研究《人民日報》、《參考消息》，對社會問題看得非常透徹，因為有文化，思考問題很敏銳，邏輯縝密。但他從沒刻意地教我說你應該怎麼去做。
父親44歲有我，我44歲，父親離去。因在家中行五，最小，所以父親賜我乳名「小娃」 。這一叫，便是44年，叫的我心裡是滿滿的快樂。在父親膝下，我永遠是長不大的「娃」。鏡頭裡露臉多了，父親為之驕傲。他不光自己誇自己的娃，還會在晨練的革命公園，對其它的戰友說：「我家小娃的戲，你們看了麼」，「看了吳老，演的好」。父親像釣魚一樣會反問：「真的好嗎，我看演技不怎麼樣，比趙丹、蘭馬、崔巍差得多。」「好著哪，吳老。」「真好？」父親會又問，「真好吳老。」父親樂了。把跟著的姐姐笑死了，就為讓別人說自己的娃演的好。從別人嘴裡說出讚美的感嘆！那一天他都腰杆直直的，古城牆下，走路像風，笑聲朗朗一串。中午都會多飲幾盅。父親是我心中最酷的男人。我永遠是父快樂的「小娃」。
我的性格像母親。我母親十六歲入黨，1942年參加革命，母親沒讀多少書，老區掃盲班識得字，在革命隊伍裡打仗、行軍、學習，後來在陝西省建築設計院任副院長，手下領導了一大批知識分子，他們都非常尊重她，稱她為「張大姐」。母親有人格魅力，行得正、心中有良心。
記者：3月疫情期間央視又重播了《初心》，這部劇已經被央視重播二十多次了，劇中您主演的甘祖昌，把將軍與農民演得渾然天成，在您成功塑造的諸多軍人角色中，有沒有嫁接進去父輩留下的獨特烙印？
吳京安：當時導演宋業明找到我，我說：這角色一定接。我還說：這個角色只有我來演。感謝導演讓我在最想扮演一個角色的時候，沒有與「甘祖昌」失之交臂，與他相遇，與他擁抱。
剛播完《初心》那幾天，我的情緒依然被困在戲裡，沉浸其中。因為創造這類角色的經歷，對我而言也不多。在我演過的角色中，唯獨這個角色是前期是雄赳赳少將軍，後期是野茫茫的老農民。
小時候他常給我講中國共產黨的故事，所以與其說是我在演甘祖昌，實際上是在告慰父親，還父親之靈魂。父親去世已經十多年了，我依稀記得他戎裝的樣子，他給我的那種感覺，甚至後來在演甘祖昌老年時戴著草帽的一些細節，也是照父親的形象來演的。我是個軍人，也是軍人的後代，對軍人有著深厚情結，從小對中國共產黨建黨史上的英雄都很崇拜，也很熟悉那些英雄的故事。
記者：聽說您只要不拍戲，就會和家人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對您而言，現在最重要的是家庭對嗎？
吳京安：我每次從西安走的時候，永遠買下午2、3點的航班，一定要在家吃完中飯再出發，而桌上也總是有一盤薺菜餡餃子。在母親走後的一段時間，每當我吃餃子、芋頭這些，我就難過。母親生前就愛吃芋頭。
我常常回憶起小時候的事，感受到的是父親的堅韌，和母親對孩子的愛。記得小時候母親想我了，想把我接到身邊，我清楚地記得大風雪天，我坐在卡車上，身旁是個大汽油桶，晃蕩著，去合陽農場看媽媽，坐了很久很久。母親一見到我就開始哭了，抱著一身汽油味兒的我。我那時候10歲，她40多歲。每個禮拜從幹校回來，周末提著個綠飯罐，去東大街白雲張餃子館買餃子餡，回來給我們包，包好看我們吃完又走了。每次回想起來，我都真真切切感受到母愛的溫暖。
我小時候會唱的第一首歌不是中國歌，是蘇聯紅軍歌曲，共青團之歌，這是媽媽經常唱的。那時候母親很厲害，抗戰時期婦救會主任。她有大海一般的胸懷，豪爽能喝酒。還很幽默，我有一次忙得三天沒打電話，再打電話過去，她就說「我找報紙登尋人啟事了，兒子不要媽媽了。你要再不來電話，我就滿街貼尋人啟事了。」
記者：您怎麼看待陪伴這件事？
吳京安：母親92歲去世。人一走，我們才會覺得做兒女的一生陪伴父母的時間太少了。我現在常和女兒說，除了必要的工作，常在家待一待。所以我現在有一個原則，只要我不拍戲，我不放棄任何一次和家人在一起相處的機會。不是說對未來悲觀，只是都要走到這一步，多做些陪伴不留遺憾。
我特別慶幸自己從父母前輩學習到了一些精神，那種從共產黨建黨時期為踐行理想淬鍊而出的信念、從小耳濡目染第一代共產黨人的故事，父親和我講瞿秋白，講他的《多餘的話》，講述那代人的理想信念，瞿秋白是我最佩服的在共產黨裡的人物。而母親給了我血統基因裡的耿直豪爽。我生在這樣的家庭裡，我是幸福的。
我與女兒的故事：我爸很牛，炒個菜都能寫出詩！
記者：聽聞您的女兒在外企上班，但沒人知道您是她父親，是這樣嗎？
吳京安：女兒現在在外企工作挺好，單位同事也不知道她爸是誰，就算有小道消息，她也從來不理會，不暴露她爸是一個演員。
我在北京演出，她也從來不給同事去說捧場。之前她在英國南安普敦大學讀了8年金融，她媽媽在她的成長中更重要，我年輕時拍戲很忙，經常沒空陪她，但是她很懂事，總是向她媽誇我，「我爸很牛吧，炒個菜都能寫出詩！」（笑）。
現在我住郊區，她住在上班附近，我平常對她的關心就在吃飯睡覺這些瑣事上，每次她周末回家，我都會準備上一大盤紅燒肉、牛肉、餃子冷凍上，讓她帶回去。
有件事我還挺感動的，就是我出車禍不久，她來照顧我，說：「躺在床上啥也別幹，我能養活得了你」。
我以前很少過問她的工作狀態，她也難得主動告訴我她的工作情況，我很欣慰她有很強的工作能力。
我女兒每天拿著ipad看書，我也很看重閱讀，書是離不開的，哪怕只是一張報紙。這個時代要看要學的東西太多了，我經常有無力感，無力改變生活，改變孩子，因為她成人了，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記者：您的孩子並沒有像很多演藝同行一樣，子承父業，這是您的選擇還是她的選擇？
吳京安：我不想讓女兒走演員這條路，她在表演上其實也有天賦，前幾年在公司聯歡上出演了一個相聲段子，我看了錄像，表演鬆弛，聲音上好。演員這一行，人們對於一夜成名這個事做的夢太多，而且覺得來的那麼容易。這裡面有太多偶然的因素了。所以隨著我年紀漸漸大了之後，即使我演了一輩子的第一主角，也要接受一個巨大的現實，我從C位退到A位，甚至D位，但是我要看誰站在C位。
我女兒自己在國外讀書的時候，最終選擇了金融。我同行的孩子很多都學了傳媒，幹著演藝工作。我仍然為我女兒現在的選擇感到非常驕傲，她在國內、在美國、澳洲、日本拿過不少獎，在北京帶著一支優秀青年團隊。作為下一代，我只期望她從爺爺奶奶、姥爺姥姥身上的優良品質中繼承那些真誠、不驕奢、不虛偽，活得乾淨純粹，保持人格的獨立性。
她不趨炎附勢，有時候我話說得多一點，她還批評我。這樣是好的，一代人對一代的否定，這是時代往前走的一大步。她說你不該這樣，我要是你我會這樣做……你看，這種探討多好。
話劇《白鹿原》是我的生命之作：我的人生底色就是對戲劇的痴迷
記者：您對學院版話劇《白鹿原》的感情極深，我們也認為這是一次極其經典的演繹，其內裡究竟有何魅力？
吳京安：我只幹過一次導演，就是學院版《白鹿原》。我雖然掛在第四編劇，但是我幹的是導演、主演和編劇的活，挺不容易的，一個人像扛著一個演出公司，用幾十年積攢下來的人脈資源帶著這個戲演了70多場。走了北京、天津、南京、蘭州、太原、南昌、瀘州、內江、福州等。我在瀘州那場演出之前，打了5個月的電話，把人家感動了。
朋友問我，你為什麼對《白鹿原》那麼上心，我只說一句話：「生命之作，這是我的命，我能不上心麼？」我在人民劇院排演時，忙到上躥下跳，後臺光線太黑，意外摔下去了，整個皮全開了。二話沒說，接著演。
第二輪在西安人民劇院頭場演出，恰逢陳老師頭七，演出前兩天，卸完幕後，全體演員轉身面向白鹿原，這時陳老師巨幅畫像從天幕上緩緩落下，演出者和觀眾一起，向陳老師三鞠躬。臺上臺下，淚雨滂沱……當晚，肖雲儒老師轉來陳忠實老師長女陳黎麗發來了信息：「我們家五十餘口人看了學院版《白鹿原》，滿滿的正能量，編導者真正讀懂了原著，情不自禁地讓人熱淚盈眶……」
別人對於我演的白嘉軒的評價我就不過多說了，我覺得一部作品要給觀眾一些新的東西，戲劇的魅力在於創作地推陳出新，在一分一秒裡不斷向前滾動。
我的人生底色就是對戲劇的痴迷、對《白鹿原》的痴迷。我看國外的戲，一堆好戲，我忽然覺得我出演的《白鹿原》是那麼幼稚，那麼單刀直入，沒有去繁就簡，也沒有人家多元化的內涵。
我不是導演，我站在舞臺上只能演白嘉軒，什麼都不用管。但當我是導演，在觀眾席的中間時，我要控制全場整臺演出，我在側臺看別人演的戲，誰這段詞演得不好，我就把我拄的拐杖扔到臺上，就想指著喊：「戲怎麼能這麼排？」罵完我晚上再請孩子們吃宵夜，我說「孩子，你們不應該是這水平啊」！我對自己的要求也是這樣，排得不好我自己下來檢討。但這個過程是快樂的，這就是劇場演出藝術的魅力，在舞臺上能感受到一個演員的尊嚴。
記者：角色萬千，為什麼這麼想演白嘉軒？
吳京安：這是我的土地！這是深埋著我的媽媽、我的父親的土地……我離開西安許多年了，在外面時間越長我就越想念西安。我非常渴望演一部關中戲，最想演的角色就是白嘉軒。所以我主動要求不要任何報酬，只要讓我演白嘉軒就行。能在西安用話劇的形式詮釋陳忠實先生的巨著，用我自己的方式回報生我、養我的故鄉，我多年的夢圓了！
就我個人而言，我對舞臺、對劇中人物和土地的那份難以割捨的痴迷，除了體現在已演遍全國的《紅旗譜》中，更源自一個陝西娃的鄉愁。我希望在甲子之年用當年自己叩開藝術大門的形式來回報家鄉。
記者：您與陳忠實老師有怎樣的接觸？
吳京安：我和陳忠實老師近距離接觸過一次，我拍《白鹿原》的時候，陳老師已經病了。我是在一個朋友孩子的婚禮上見到他的，當時高建群、賈平凹都在，我過去敬了一杯酒，陳老還說看過我的戲。
最近疫情期間，我又在看《白鹿原》原著，愛不釋手，記不清看了多少遍了。我還買了陳忠實一系列的書，都翻了看了，很多也還沒琢磨透。我覺得這些作品浩瀚無比，是秦嶺，是渭河，是驪山，是整個三秦大地的風雪雷雨。寫得是真好。
在原上的青年依然是那麼罕見地追著自己的理想，鹿兆鵬、白靈……那是怎樣美妙的時刻，萬家康樂、五穀豐登.....那是一段歷史，孩子們到最後還是把自己的信念和肉體一起埋到了土裡。
記者：您怎麼看待白嘉軒？
吳京安：劇中的白嘉軒是恪守祖訓的決絕之人，有著西北漢子的生冷倔，唯一的柔情給了女兒白靈。白嘉軒是一個符號，是歷史老人，更是一個碑文，但我要讓他喘息才能有那種原上的味道。陳忠實特別希望後人解讀時能夠走出他，而不是沉浸在苦悶、掙扎和絕望中。所以臺詞裡有這樣的話：要想在這原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一把刀。當女兒白靈死後跟父親說：「這不是夢。」白嘉軒說道：「這咋就不是個夢呢。 」
舞臺對我而言是不離不棄的最美好空間
記者：《紅旗譜》巡演那次，出了車禍，當時大家都很關心您的健康，但很快，您就又演出了，表演對您而言意味著什麼？
吳京安：我出車禍之後的第一場演出，我自費買了很多票答謝老師、戰友、同學、醫生，因為在生死線上，大家對我都格外關心。謝幕的時候，舞臺中間把我推出來，那一瞬間譁的一下掉淚了，我哭了。
所以我不會放棄舞臺，堅持健身也是為了有個好體魄，舞臺沒有體力不行，我在演《抉擇》的時候，有場大戲要把我放在兩層半樓高的平臺上上去，底下30多個戰士在跑圈，看著晃啊。臺上看的都是臺下功夫，所以我會一直堅持。
我演了這麼多主旋律作品，共產黨、軍人、農民形象都深入人心了。在和舞臺導演交流時，我說特別想演理查三世、李爾王，渴望在外國戲劇文學名著裡再錘鍊一下自己。現在老是在原創劇本裡糾纏，用在排練上的時間是說劇本時間的五分之一，還經常和編劇吵起來。
我今年計劃是和北京演藝集團排一個《獨自溫柔》，導演說我把男主角改成陝西人了，就覺得我說陝西話有魅力、又幽默。
舞臺是個什麼東西呢？它需要一定的技巧，就如李玉和的詞「喝了這碗酒，什麼樣的酒全能對付。」
記者：您說過對待觀眾始終要保持謙卑學習的態度，親近人民群眾，從社會各個切面演繹人生百味。您怎麼看待別人對您藝術家的評價，您認為演員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吳京安：我是在鬼門關走過一遭的人，《紅旗譜》巡演車禍後，到病房看我的有賣菜的老魏，我很感動。
他過去老問我：「吳老師你還買菜呢？」
我說：「我怎麼不買菜？誰說演員不買菜？我還常坐地鐵去買菜，大家都舉頭看明月，低頭看手機，沒人認出我。」
我覺得這太正常不過了，普通人生活幹好了，你才能在熒幕上、舞臺上塑造好一個普通人，可是不敢離大眾太遠，不能把自己束之高閣，好像把自己放在一個所謂藝術家的閣樓裡面。
近五年來，我主演了4臺話劇，《紅旗譜》、《白鹿原》、《天下糧田》、《抉擇》。我突然又回到了起點，我是從話劇團出來的。戲劇的魅力是真刀真槍見功夫的，耍的就是演員的本體，一覽無餘地展示在觀眾跟前。
我演《紅旗譜》時，有次陳道明來看戲，我也不知道。恰巧那天我在舞臺演出中腿上的綁帶鬆了，我按照經驗，很自然地坐了下來，邊說詞邊把它系好。這於劇本是小差錯，但也無妨，生活的常態不就是這樣嗎？最高的技巧就是無技巧、了無痕跡。導演死在演員身上，演員死在角色裡。演出結束，道明請吃宵夜，卻提起了這事兒，他說「京安我看出來了，朱老種這個角色長在你心裡了」。
為什麼《權利的遊戲》那麼好看？我是「權遊迷」，因為它不像是在演戲，像在生活，它構置出來的場景、演員的一舉一動，你會覺得那麼有魅力和特點。
記者：會不會出演自己並不喜愛的角色？
吳京安：這世界上工作的人70%都是在幹自己不愛幹的事情，多少人能在自己愛幹的事情上獲得一定的薪酬呢？我做演員是幹著自己愛幹的事，這是一種幸運。在熱愛中還能養家餬口，哪裡不好？不過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要去拍自己愛的戲，有些東西是不能拍的。我有時候覺得當藝術為了生活的鍋碗瓢盆創作時，出來的東西沒有意義。
我不是個藝術家，我只是個演員。最好的稱謂就是演員吳京安，沒有那麼多藝術家，我既沒有藝術家的情懷，也沒有藝術家的情操。我首先是一個軍人，其次才是一個文藝工作者。我也演不了那些爛角色，一人千面是不可能的。
記者：近些年來，很多流量明星出爐，他們有年輕人的支持和鼓勵，但也有很多被詬病的地方，比如演技、比如敬業問題等等，您怎麼看待演藝圈裡的這種新現象？
吳京安：其實很多青年演員的表演能力不錯，他們點子多，有創意。對於青年演員是否敬業的問題上，我沒有發言權，因為我沒有碰到過不負責任的流量明星，可能我所在的劇團還是很嚴謹，不會有什麼不稱職的演員被選進來吧。但是對一個作品的創作態度，每個演員確實是不一樣的，這不是前浪、後浪的事。我們年輕的時候，得到一個角色都是珍惜得不得了。希望青年演員們不忘初心，堅持熱愛。
對陝西文化的理解：但願那些漢唐風骨能遺存在自己身上
記者：作為鄉黨，您對陝西是一種怎樣難以割捨的情誼？
吳京安：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我是真心希望這座城市的每一處，不要丟了古人的氣度和風範。在2000年時我曾在首都劇場出演莫言的一個小劇場話劇《霸王別姬》，我演項羽有一句臺詞：「秦國雖好，不是我的家，我要回江東打魚。」我覺得一個城市裡人的性格，應該有點文化的承襲，帶著秦遺風骨。
陝西文人鄧康延身上就有古風古韻的文人氣息，作品有秦人之風，《大秦帝國》的歌詞「端起關中一碗麵，攪拌天下做糧倉。」寫得多棒、多豪邁啊！骨子裡是個爺們兒，豪爽，這就是我願意看到的陝西人。
我在京城待了40年整，我媳婦也是陝西人。好多人打趣說我長得就像兵馬俑，我也開心，我微信名就一直是「大秦老吳」，（哈哈）但願那些漢唐風骨能遺存在自己身上。
年輕時候我到處演出，去過好多地方，保持著「愣娃精神」哪裡有演出就往哪裡衝，我覺得這可能也是西安人應該保有的精神風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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