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斯多德的簡介（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主張）
2023-05-31 19:32:51
公元前431年，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之後，雅典的執政官伯利克裡在陣亡將士的葬禮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說， 其中有一句話被世人廣為傳頌、經久不絕；他說：「一個對政治毫無興趣的男人，我們不說他是那種只掃自家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人，而乾脆把他當作廢人。」
在伯利克裡的時代，雅典的奴隸制民主已經發展到了頂峰，統治的藝術變得極具吸引力。這種觀念扭轉了蘇格拉底「把自己限制在私人生活中，遠離政治」的倫理主張。希臘人逐漸意識到政治學與統治者的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在談論哲學的同時，他們也開始注意到了政治學。柏拉圖的《理想國》前半部分主要圍繞「正義」的話題進行辯論，本質上還屬於倫理學的領域，而到了後半部則轉到政治學之中，描繪了理想城邦的形態，並且提出讓「哲學王」來統治國家的觀點。
在柏拉圖的眾多弟子中，亞里斯多德似乎是專門為反對他而生的。當柏拉圖還在世的時候，後者就主動退出了學園，對此，柏拉圖說：「亞里斯多德踢開了我，猶如小雄駒踢開生養它的母親。」這名「小雄駒」在哲學領域用「形式論」來批駁老師的「理念論」，在另一個領域又寫出了《政治學》，直接與《理想國》唱反調。柏拉圖認為政治學是「哲學王」的治國之術，把它交給肉食者們來謀劃就行了。而亞里斯多德則說：「人是一種天生的政治動物」，小到家庭，大到城邦，無不充斥著各種政治生活，政治學絕非政客、君王、家主的專利，它屬於每一個「公民」——當然，奴隸、婦女、工匠和異邦人要被排除在外。
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以家庭為邏輯起點，他認為家庭是組成城邦的基本要素，是為了滿足人們日常生活所需而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當數個家庭聚集群居時，就形成了村落。每個村落都會推舉幾個德高望重的長老來主持集體事務；而多個村落為了更優質的生活而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城邦。正因每個人都出生在家庭中，而城邦又包含著村落和家庭，所以每個人一出生就獲得了「某某邦人」的政治屬性，也就是取得了「籍」。這說明人具有著政治動物的本性，大部分人都不是山野怪人，也不是方外之士，而是生活在城邦之中的一員。
人不像野獸那樣經常互相殺戮、弱肉強食，而是秉持公正的原則，通過制定法律、遵守風俗，集體過上有秩序的社會生活。所以說人是一種政治動物，他們發明了城邦，同時又在城邦的統治下生活。
那麼究竟什麼是「城邦」呢？它是指人們所群居於其中的那座城池、那片土地或者那堵圍牆嗎？
正如家庭與房子存在區別一樣，城邦與城市也不是一個概念。家庭乃是指各種生活在一起的男男女女，而不是他們所居住的房子；城邦也是指由各種「公民」共同組合成的政治聯合體，而不是他們所生活的城市——「公民」只是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一部分人，並非全部。
「公民」乃是這樣的人，他們擁有政治權利，能夠擔任公職，可以參政議政，並定期出席公民大會，進行輪番而治——用亞里斯多德的話說就是：「有權參與政治事務的人就是公民。」顯然，無權參與政治事務的人便等同於奴隸了——在古希臘，婦女跟奴隸並沒有什麼區別。此外，公民存在著任期，當他任期屆滿時就會下野，成為自由民，接受其他新上任公民的統治。
因此，亞里斯多德認為公民就是統治者，他們共同組成了城邦並且通過後者來對其他自由民、奴隸、婦女、兒童、異邦人進行統治。城邦的本質乃是一個統治機關，在另一些地方它也被稱為「國家」。國家只屬於統治者，自由民是他統治和管理的對象，而奴隸和婦女則是主要壓迫的對象——政治學在本質上就是研究如何通過國家、城邦來治理被統治者的學問，是統治奴隸的一種藝術。
在古希臘城邦中，自由民分別擔任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角色，在輪番而治的模式下頻繁切換身份；而廣大奴隸和婦女則是固定被統治的對象。至於後者為什麼會落到這種悲慘的命運，亞里斯多德詭辯說是自然的安排，因為奴隸與婦女在血統、智力和體力上處於劣勢，所以「有的人天生就是自由人，有的人則天生為奴；對於後者，奴隸屬性更為有益，也合乎自然。」
公民要加強對奴隸的統治和領導，就需要採用一定的統治方式，其中一種叫「威權統治」，另一種則叫「法律統治」。在家庭中，「威權統治」成為主要手段，家長乃是奴隸和婦女的君王，對他們操有生殺予奪之權；而在城邦中，「法律統治」成為基本方法，因為統治的對象包括其他自由民，所以不能像家庭那樣單純依靠強權。
為了弄清統治問題，亞里斯多德廣泛考察了古希臘各個城邦的統治方式。在米利都，統治者希波達莫斯把民眾分為工匠、農夫和武士三大類，接著又把土地劃分為祭祀用的公產、軍需用的田產和農民自己的私產；他宣稱三類人都是統治者，大家都可以通過選舉來擔任公職。但實際上，農民因只有土地而沒有武器，工匠因既無土地又無武器，都很快就淪為了武士的奴隸。
在克裡特和斯巴達，人們實現共餐制，軍政大權由十人組成的「科斯莫」掌管，公民雖然有權出席大會，但僅限於舉手提案，並無決策權。這種把權力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裡的統治模式被亞里斯多德稱為「寡頭制」。
而在雅典，自從梭倫改革之後，寡頭制逐漸被終結了，農奴得到了解放，長老院的寡頭傾向、公民選舉的貴族傾向與公審法庭的民眾傾向實現平衡，出現了新型的統治模式。
在對各種城邦的統治模式進行考察之後，亞里斯多德提出了「政體」概念。他說：「政體是對城邦行政人員所責公共事務之安排」——實際上政體就是統治者的組成方式和統治模式。
亞里斯多德認為所有城邦與國家的政體都可以歸入這三種之中：
第一種是君主制，由單個人實施統治並顧及了全民利益的城邦屬於這種政體；
第二種是貴族制，由少部分德才兼備的人進行統治的城邦屬於這種政體；
第三種是共和制，由大量公民為著公眾的利益聯合執政的城邦屬於這種政體。
這三種政體的原則都是為著全部統治者的利益而實行的統治，所以是良好的政體。
城邦猶如演員，政體則是他所表演的角色。有時候演員並未改變，但角色已經更換，例如羅馬在西塞羅的時代是「共和國」，在屋大維時代則是「帝國」，雖然它還是叫「羅馬」，但政體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對於共和主義者來說，愛羅馬帝國並不是真正的愛國，它保留了「羅馬」的名字，卻變更了政體的本質。所以真正的愛國乃是愛政體、愛城邦、愛公民，而不是愛那個虛假的名稱。
三種政體經常會出現角色變化。當君主不是為了公眾利益而是為了一己私利進行統治時，君主制就會腐化成了僭主制。例如拿破崙在早期是法國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是推翻舊制度的英明君主；而到了後期他卻退化成了一個四處侵略，把法國人民拖入戰爭深淵的專制皇帝，這種變化是不易察覺的。
當精英貴族不再心繫國家、公正清廉，而是中飽私囊、壟斷官爵時，貴族制也就墮落成了寡頭制。例如羅馬人為了徵服外敵、鎮壓奴隸，先後承認了「前三巨頭」與「後三巨頭」的合法地位。結果反而導致羅馬共和國墜入了寡頭制的深淵，在寡頭之間的內戰中瀕滅亡。
當大量公民不再為公眾利益而聯合執政，政權落到底層窮人手中，並專門用來為他們服務時，共和制就轉化成暴民制。亞里斯多德說：「暴民制是一群貧民掌權的統治」，在這種制度下，殺富濟貧、平均主義、踐踏法製成為普遍現象。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期，羅伯斯庇爾、丹東率領「無褲黨公民」奪取政權後，便打著「祖國在危急中」的旗號下大開殺戒，屠戮同胞，留下血腥的一筆。
在亞里斯多德看來，好的統治模式必然要以公眾利益為導向。君主制、貴族制和共和制雖然存在差別，但它們所追求的都是維護公眾利益，以至善、公正和美德為統治原則，所以並不存在哪種政體更好、哪種更壞。君主制會導致專制、貴族制會造成寡頭、共和制也會產生暴民，因此不存在盡善盡美的政體，城邦的統治者各取所需就行了。
然而，其實這三種政體在本質上都是統治者用來壓迫被統治者的手段。在《政治學》中，亞里斯多德就說兒童只是「假設意義上的公民」，奴隸和婦女不是公民，工匠與勞工也不能被視為公民，外邦人只有當他的母親是本邦人的時候被當做公民。所以在一個城邦中，佔人口最大多數的底層勞動者、奴隸、婦女、兒童都被排斥在統治者之外，那些蓄養奴隸、擁有財產、圈養孌童的成年男人才獲得公民的資格，能夠通過輪番擔任公職來成為統治者。政體是他們所發明出來並為其服務的東西。所謂「公眾的利益」只是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已。
對於奴隸們來說，君主制、貴族制與共和制的區別就像鐵鞭、皮鞭和柳條的差異一樣，唯一不同的地方僅僅是打在身上的疼痛程度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