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生物多樣性現狀（生物多樣性的下一個十年）

2023-05-30 03:43:44

COP15將制訂一份未來十年的路線圖 | 圖源：pixabay.com

導 讀

10月11日至24日，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以下簡稱 「COP15」）在昆明舉行。這是中國第一次主辦如此高規格的多邊環境會談，而COP15將制訂一份未來十年的路線圖——確定直至2030年乃至更長時間的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目標和方向。

撰文 | 彭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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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法國作為主辦國促成了歷史性的《巴黎氣候協定》達成，該文件是人類歷史上應對氣候變化的第三個裡程碑式的國際法律文本，確立了2020年後的全球氣候治理格局。「2020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草案發布後，聯合國的新聞稿稱：「 『巴黎協定式』 的昆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草案出爐」。這場會議以及即將在該會議上討論的關乎下一個十年的行動框架，真的會成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 「巴黎時刻」 嗎？

在綠色和平東亞區全球政策高級顧問李碩看來，昆明會議對於生物多樣性進程的歷史意義，類似於當年的巴黎氣候大會，應當留下與之相匹配的政治遺產。這一遺產應觸及問題的根源。

地球正面臨著迄今為止生態系統和物種滅絕最為嚴重的威脅。

2019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發布了迄今為止最全面、也是第一份經各國政府聯合認可的生物多樣性評估報告，指出人類 「嚴重改變」 了地球四分之三的陸地表面，並有100萬物種瀕臨滅絕，而且許多將在幾十年內滅絕。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2020年發布的地球生命力指數報告，1970~2016年，野生動物種群的平均規模下降了 68％。

2020年12月25日，在高黎貢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巡護隊員在林間合影 | 圖源/新華

作為對生物多樣性問題的回應，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於1988年11月召開了生物多樣性問題特設專家工作組會議，探討是否需要一個國際生物多樣性公約。到1991年2月，特設工作組已成為政府間談判委員會，並在1992年通過《生物多樣性公約》協定文案，該公約於同年6月5日在巴西裡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地球高峰會議）上開放供籤署。

該公約的三大目標是：保護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其組成部分以及公平分享遺傳資源帶來的好處。迄今，已經有196個國家籤署該公約。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縮寫為 「CBD」）的制定中，10年是一個周期。每10年，締約國將設定一攬子目標，然後在接下來的10年裡去執行。2020年是新的10年的起點，而昆明主辦的COP15恰好站在了該重要節點上。

經過兩年多的討論後，今年7月，《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發布了 「2020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的第一份正式草案，以指導到2030年全球如何為保育和保護自然而應採取的行動。這份框架經過在線談判期間進一步完善後，將提交給CBD的196個締約方，然後在昆明COP15會議上審議。

該框架提出了21項目標、10個裡程碑。主要目標包括：至少30％的全球陸地和海洋區域，尤其是對生物多樣性及其對人類的貢獻特別重要的區域得到保護；進一步將外來入侵物種的引入率降低50％，並控制或根除這些物種以消除或減少其影響；將流放到環境中的富營養物質至少減少一半，將殺蟲劑減少至少三分之二，並消除塑料廢物的排放；通過基於自然的方法，每年至少為全球氣候變化減緩工作作出相當於減排100億噸二氧化碳的貢獻等等。

雲南海關查獲的虎皮 | 攝影：奚志農

「2020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工作組聯合主席、文件主要起草人之一巴西爾·范·阿弗爾認為，昆明大會的裡程碑意義在於其是對人類保護自然的路線進行一次 「總修正」。他說，這些目標是基於最新的科學結論，比如其中一些目標一旦採用，會對全球農業生產方式產生顯著影響。

前述IPBES全球生物多樣性評估項目的負責人之一、阿根廷科爾多瓦國立大學的生態學家桑德拉·迪亞斯在回復我們的郵件中寫道，生物多樣性喪失的直接驅動因素包括土地利用和海洋利用的變化，其次是對生物的直接捕殺（包括狩獵、捕魚等）、氣候變化以及汙染。「我認為新的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清楚地指出了這些因素。但是，如果所有涉及的有關部門不能拿出足夠強有力的決心，去應對這些根本驅動因素，我們將再次失敗。」

IPBES主席羅伯特·沃森也對這些目標表示支持，但他警告，其中一些目標不切實際、難以衡量。「總的來說，新的草案認識到了所有關鍵問題。問題是，各國政府能否制定相應的本國目標以及監管和立法體系，使參與者、特別是公司和金融機構能夠發揮自己的作用？」

這些擔心，與該公約上一個十年的失敗經歷有關。

昆明市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對來昆明越冬的紅嘴鷗開展環志調查工作。目的在於了解紅嘴鷗種群數量變化情況及身體狀況，更好地為候鳥遷徙研究和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工作服務 | 攝影：劉冉陽

李碩在接受我們採訪中表示，《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健全性、有效性，各個國家參與的興趣、政治意願，都與氣候公約存在天壤之別。

如今，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各國政治和企業議程的一部分，是全球環保問題上最受關注的議題，但生物多樣性得到的關注遠遠不及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會跨境、影響全球和每個人，但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責任，有時候多局限於某個具體國家。就像有生態學家指出的，憑什麼中國要對保護印度的皇家孟加拉虎感興趣，而印度又為何要對保護中國大熊貓感興趣呢？

李碩進一步指出，很多發展中國家，包括印尼、巴西、中國等，因為生物多樣性資源豐富，因此有強烈的意願籤署CBD，而資金實力雄厚的國家，卻並不是很重視，比如，美國至今沒有籤署《生物多樣性公約》。同時，在資金、人力投入方面，二者相差一個數量級。CBD秘書處的統計顯示，全球用於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資金缺口為1030億~8950億美元，以現有資金投入來看，缺口平均達7110億美元。

而在其誕生之後的30年間，CBD的執行也不盡如人意。實際上，各國政府連續幾十年未能完全實現遏制自然破壞的目標，包括生物多樣性領域眾所周知的 「愛知目標」。

201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次會議在日本愛知縣舉辦，會上提出20項 「愛知目標」，目的是解決導致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驅動因素，包括森林破壞、汙染、過度開發、氣候變化等，並同時提升公眾意識、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促進性別平等，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各國政策制訂計劃中。

然而，2020年9月，距離愛知會議恰好10年之際，聯合國發布的《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卻指出，當初定下的20個「愛知目標」沒有一個完全實現，只有6個目標部分實現。所謂部分實現，是指目標至少實現了一個要素。

李碩說，《巴黎氣候協定》既制定了目標，同時也把這些目標落實到各個國家未來10年、15年的具體承諾中，還有一些明確配套規則和資金計劃。而CBD則花費更多精力在目標的敲定、談判上。

《自然》雜誌去年發表的《聯合國必須正確制定新的生物多樣性目標》一文中指出，除了少數目標，多數 「愛知目標」 存在著指標難以量化、實施的問題，比如第一條是，人們意識到生物多樣性的價值。

雲南安寧市八街鎮一家食用玫瑰花加工企業的生產車間內，玫瑰花要經過風選、磁選、人工挑選、淨化水清洗、製作等十餘道工序加工 | 攝影：劉冉陽

在新的框架中，制定者們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且給出更多的量化指標，但其並未徹底解決。比如，在最新版的公約框架草案中，一個行動目標是：確保採取積極的管理行動，從而能夠恢復和保護野生和馴化物種的物種和遺傳多樣性……有效管理人與野生物之間的互動，從而避免或減少人與野生物之間的衝突。這些同樣難以量化。

除了目標本身，桑德拉·迪亞斯還指出，「愛知目標」 一個主要的缺陷是，其中幾個目標的可追溯性很差，在制定和實施跟蹤這些目標的指標上，又耽誤了很多時間，而且有些指標從未真正實施過。

因此，最新制定的目標有了一些可以量化、操作的條款，包括30×30目標，即2030年之前至少要保護30％的陸地和海洋。在2021年1月法國主辦的 「一個星球」 峰會上，「為了人類和自然的高雄心聯盟（HAC）」 正式宣布成立 ，有52個國家加入，英國、法國和哥斯大黎加擔任聯合主席國，該聯盟的主要目標，就是支持30×30目標的實現。

該目標也因為牽扯到締約國的政治考量，在協商中比較敏感。因為全球海洋有61％是國家主權管轄範圍之外的公海，設定具有雄心的全球海洋保護目標勢必觸及公海海域管制這一棘手問題。

新的十年，有值得樂觀的理由。其中一點，桑德拉·迪亞斯說，她認為現在政府和公眾越來越意識到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五年前，人們上街遊行、要求解決氣候和自然問題是不可想像的。2020年初，法國總統馬克龍將應對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的鬥爭稱為 「世紀之戰」。

9月22日，在紐約召開的第76屆聯合國大會邊會的一次高級別活動上，多位慈善家和機構、商界領袖等承諾，未來10年將認捐50億美元，其重點是與土著人民、地方社區、公民社會和政府合作，支持建立、擴大、管理和監測土地、內陸水和海洋的保護地和養護區。這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生物多樣性私人基金。

作為慣例，COP主辦國往往會出資設立一個東道國基金，來促成COP目標的達成。比如，德國在COP9之後投入8億歐元支持了30多個子項目的實施；日本在COP10《名古屋議定書》談判陷入僵局的最後時刻，拿出主席國提案，承諾出資10億日元建立 「日本生物多樣性基金」，還另外增資10億日元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能力建設。有媒體報導，目前中國正在醞釀東道國資金方案，並已就其開始徵求意見。

「在制定框架的過程中，CBD已經考慮到了用什麼樣的工具來落實目標。10年前卻不是這樣，這也是我們學到的主要教訓之一。」 CBD執行秘書伊莉莎白·瑪魯瑪·穆雷瑪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除了協議主體外，這次公約還單獨制定了配套的機制，包括：報告和問責制度、如何為落實目標提供資金、能力建設和向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轉移等。據桑德拉·迪亞斯所知，新的框架花了相當大的努力來商定目標被採用時的一些相應指標，以便目標可以量化和統一報告與追蹤。一旦這些協商達成，無疑會為新的協議實施節省寶貴的時間。

《自然》雜誌也指出，過去CBD的締約國須公布生物多樣性行動計劃，但這些計劃往往只是一個雄心的展示。幸運的是，新的十年，關於目標完成進度的追蹤，似乎已經有所眉目了。比如說，聯合國環境經濟核算系統SEEA，就有望成為環境報告的全球標準，目前，已經有超過80個國家向聯合國呈報了大量環境指標的動態。

雲南豐富的植被環境孕育了巨大的商機，昆明國際花卉拍賣交易中心是亞洲鮮切花交易量最大的產地型花卉拍賣市場，日均成交量500餘萬枝 | 攝影：劉冉陽

在生物多樣性何去何從的關鍵路口，於中國昆明舉辦這一國際會議也被賦予更高的期待。「我認為中國在外交上處在一個獨特位置。」 2020年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工作組共同主席之一巴西爾·范·阿弗爾表示，中國的一個明顯優勢是能更容易說服一些仍持保留態度的發展中國家。

專家認為，作為主辦國的中國還可以為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進程貢獻獨特創新。比如，IPBES在報告中提到中國的坡地改造計劃（也稱 「退耕還林」），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造林活動。該計劃通過向農民支付一定費用，鼓勵他們在自己土地和退化的土地上植樹。該計劃目前已經讓1500多萬公頃的退化農田和1700萬公頃貧瘠山地覆蓋上了自然植被。

今年7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UNSDSN）執行主管吉多·施密特-特勞布（Guido Schmidt-Traub）與生態環境部下屬科研院所、中科院等機構的研究人員在《國家科學評論》上發表論文指出，中國的國土空間規劃體系與其中的生態紅線制度，值得其他國家借鑑。其中，國土空間規劃體系，是可以同時實現氣候、生物多樣性和荒漠化治理目標的一個融合工具。

中國作為主席國，面對這樣一個積弱已久的公約，最終如何評估其表現？李碩認為，這很大程度取決於中國在這次會議上能夠給該公約帶來怎樣更深刻的變化。他建議，在 「昆明目標」 達成後，各國應在最短時間內製定國內戰略，逐一回應、兌現昆明目標的計劃。

對此，李碩有一種謹慎的樂觀。而穆雷瑪堅信，新的全球生物多樣性協議將會有所不同。

本文原載於《中國新聞周刊》，《知識分子》獲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