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宗教事務發展（比較和理論視閾下的宗教與地方社會）

2023-05-26 00:35:07 2

宗教傳統深植於特定的地域社會。宗教不僅受其所在區域地理環境、習俗傳統和社會政治之影響，同時也深深地影響該地區，與地方官員、文人士紳乃至空間風物形成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絡。不同宗教牽涉著地方社會場景中的「個人」與「群體」，在歷史脈絡的演進中不斷成為過去。在當今全球化語境下，審思世界不同宗教傳統與地方社會的複雜關聯，除了深化對特定宗教的理解與認知之外，也有利於多元宗教文化的互鑑。

「歷史、比較和理論視閾下的宗教與地方社會：卜正民教授榮休致敬」國際研討會，在旭日全球佛學網絡的支持下，由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拔地入雲計劃與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哲學學院共同承辦，於2022年8月13日至8月15日在線上舉行。本次會議受到世界各地不同學府的42位學者的支持與參與，在歷史的、比較的和理論的視角下探討宗教傳統與地方社會間的互動關係，以此向今年夏天榮休的卜正民教授（Timothy Brook）致敬。會議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陳金華教授與復旦大學李天綱教授致簡單的歡迎詞後正式展開，包括2個主題演講和11個部會（panels）。

陳金華教授（左）、李天綱教授（右）

主題演講1：當地人與旅者，誰人之佛教？

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作了題為《當地人與旅行者：誰人之佛教》的主題演講。他依據清顯承如海編纂的佛教朝聖指南《參學知津》一書，結合山志、地方志、寺院志等相關材料，對五臺山、香嚴寺及五山這三個朝聖地點進行了爬梳。其中，作為朝拜文殊菩薩的聖地，位於山西北部的五臺山吸引了各地僧俗。相比之下，河南省淅川縣的香嚴寺偏居一隅，需要依附武當山和皇權的庇佑才能得以生存。江蘇五山在揚子江下遊區域享有盛名，但該地的佛教寺院歷史幾乎湮沒無聞。通過展示上述多元的、跨地域的佛教朝聖地，卜正民從局外人（來訪者）的角度出發，反思了究竟何以被視為「地方佛教」。

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主題演講

不同宗教間的相生相剋：本土宗教與外來宗教

會議的第一個主題為「不同宗教間的相生相剋：本土宗教與外來宗教」。維多利亞大學的戴聯斌以1489年和1512年的碑文資料為基礎，討論了開封猶太卡希拉（kehillah）的身份同化問題。在明朝統治者和新儒家精英創建的制度和知識背景下，開封猶太人得以保持民族宗教身份，同時參與中國化的世俗生活。文章還通過與明朝回儒（Sino-Muslim Literati）的宗教觀念進行對比，指出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猶太精英走向衰落的必然性。中國政法大學的鄧慶平為本土宗教與外來宗教提供了另一個實例，她關注的是賀登崧神父（Willem A. Grootaers）對中國北方鄉村的調查研究。通過概述其生平、調查實踐以及對方言地理學的「移植」，鄧慶平展現了賀登崧在中國民間宗教研究上的理論和方法價值。中山大學的梅謙立（Thierry Meynard）則從葡萄牙耶穌會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撰寫的報告入手，還原了1643-1644年發生在成都的佛教、基督教衝突事件。梅謙立特別關注中國僧侶在衝突中的參與，指出這場衝突遠非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與佛教在江南地區的反基督教運動有關。

資訊：媒介之移易與宗教傳播

多元化媒介對於宗教的傳播至關重要——它是資訊共用的橋梁，也是信仰流動的表徵。本次研討會的第二個主題，即聚焦「資訊：媒介之移易與宗教傳播」。浙江大學的馮國棟關注佛教藏經記研究，在詳細介紹宋代藏經記數量、寫作時間、地域分布與經藏製作與庋藏情況後，他指出，在宋代儒學復興的語境中，佛教與儒家語言觀、經典觀的異同是宋代藏經記討論的一個重要話題，隨著教與禪的進一步分化，經藏製作與禪宗「不立文字」之間的張力進一步彰顯。來自山東大學的孫齊轉向河北省邢臺市隆堯縣西北的宣務山石窟。結合晚清民國以來的調查記錄、報刊文獻和造像題記，孫齊梳理了宣務山石窟的開鑿史：該石窟由象城人李惠寬於武德六年（623）發願營修，其造像活動在唐高宗和武則天時期最為活躍，開元末年後逐漸沉寂。孫齊將宣務山石窟的興造與衰落視為盛唐時代的一個縮影。同樣是關於石窟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楊筱則展現了川北地區的佛教石窟案例，通過對龕窟形制、造像內容及結社組織進行深入考察，探討了唐初川北佛教石窟的區域獨特性，以及北方官員、僧人入蜀所帶來的社會變化。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雪松將研究焦點從藏經記和石窟等物質性媒介轉向「廟戶」和「鋪保」制度。通過梳理上述兩種制度的地方化形態和職責功能，探討了晚清民國佛道教與北京地方社會的關係，認為廟戶和鋪保制度的消長暗示了佛寺道觀與一般的「民廟」差異越來越小。山西師範大學的樂晶基於溫州蒼南縣的「拜經」儀式調查，觀察到民間信仰儀式中生產的「金銀」，指出物質媒介作為透視人神關係、社會交往和信仰經濟的重要窗口，呈現出的意義世界。

不同宗教間的相生相剋：佛教與非佛教之間的協商

第三個部會將關注點轉到了佛教與非佛教之間的協商，以呈現佛教教內與教外，自我與他者之間的融合與博弈。復旦大學的白若思（Rostislav Berezkin）從民俗學研究的比較方法入手追溯妙善傳說的起源。以蔣之奇《香山大悲菩薩傳》為基礎，白若思展現了妙善傳說的傳播及其與佛教經典之關聯，並強調了這一傳說母題在世界其他民間傳說中的普遍性。佛教與非佛教也是復旦大學的許蔚「明儒都督萬鹿園的佛教行腳與道教修煉」的主題，相比之下，他更加關注不同宗教形態在個體生命中的凝結。以豐富的文獻資料為線索，許蔚還原了明儒都督萬表（萬鹿園）「好道捨命活民參將萬侯」的公共形象及其佛道信仰實踐。佛光大學的闞正宗的研究重心在於中國臺灣嘉義地區的齋教佛教化。他概述了臺灣齋教龍華派齋堂正心堂的創立、堂主和堂眾等，指出：除了開堂堂主王順記家族外，正心堂堂眾多為北港商人謝乞所容留的齋姑，或為失婚，或為喪偶等婚姻不幸之婦女。進入日本殖民統治之後，正心齋堂宗在佛教宗派及以陳添貴為首的官紳介入後逐漸佛教化。崑山杜克大學的吳科萍則更加強調不同宗教對同一空間的介入。以2014-2019年蘇州地區的民族志考察為基礎，她分析了在城市化和宗教合法化的實踐下，小型村莊寺廟被損毀，新的宗教空間被不斷創造，各類地方化神靈融入制度性佛教和道教，呈現出「佛化」（Buddhification）和「道化」（Daoification）這一規範化（standardization）的過程。她認為靈媒和香頭在維繫地方宗教生命力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寺院之為權域

會議的第四個主題為「寺院之為權域」。武漢大學的魏斌關注的是兼具宗教場所和地方官府設施功能的寺院體系，以隋代大興國寺和東魏北齊定國寺等為中心，探討了寺院、政區之聯繫和戰場立寺的淵源。魏斌認為在北朝晚期——尤其是六鎮之亂後，寺院作為一種新型政治文化景觀，凸顯出的王朝政治權力和制度力量。根特大學的Anna Sokolova追溯四分律傳統在會稽（今浙江紹興）的建立，根據大量的碑刻文獻，他提出：會稽作為南方戒律中心，形成了一個僧俗網絡。該網絡不僅包括了文綱、道安和道宣的直系弟子，還包括地方政府官員和其他地方精英成員，他們在中國南方四分律的傳播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羅蘭大學的Mónika Kiss從社會參與和寺廟角色的角度考察日蓮宗及其線上、線下活動，通過展示宗教團體和信徒數量，反思在現代社會宗教意識日漸式微的情況下，日蓮宗僧人在參與社區建設、回應社會問題方面做出的努力。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的瑪利亞·列普涅娃（Mariia Lepneva）則轉向17和18世紀的寶華山，根據《寶華山志》《南山宗統》和《法源寺志稿》及相關文獻資料，分析了寶華山及其住持文海福聚所獲得的支助和聲望，認為這一系列成就契合了明末的佛教復興。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Laura Boyer透過不同時期的放生會約和規約，觀察江南地區的放生活動。通過對比《勝蓮社約》《上方善會約》《放生會約》以及《無錫南禪寺月月推廣放生會簡章》等規約，集中探討了放生會組織者、放生儀式的時間地點、金融組織等問題。

權力之「刻印」

16-17世紀，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方式，雕版刻印之書籍文本成為理解宗教傳統與地方社會複雜關係的重要媒介。劍橋大學的高諾佳（Noga Ganany）以「起源敘事」指稱流行於晚明時期，講述觀音、媽祖、關羽等神靈人物生活故事為主的商業性敘事文本。通過分析「起源敘事」的主要特徵，探討了其在晚明書籍文化和宗教實踐背景下的歷史意義。暨南大學的張德偉反思了地方社會對佛教大藏經的接受實踐：佛教經典在民眾日常生活中意味著什麼？它能否被不同社會地位、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通過考察與佛教經典有關的三種修行實踐——誦經、抄經和曬經，以及「轉輪藏」「瑪尼堆」「金經」「曬經會」等地方化實踐模式，他指出佛教大藏經深嵌於家庭傳統和區域歷史中，並與民眾生活建立了多維聯繫，這是佛教經典保持活力的緣由。拉法耶特學院的馬旭以《祈神奏格》《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風鑑統會人相大全》和《神異人相編》為研究中心，指出在明朝下半葉，供日常使用的宗教百科全書使非專業的讀者能夠獨立自主地參與宗教活動，這也意味著，商業宗教印刷的繁榮為讀者群體賦予了某種「權力」。

身份掙扎

第六個部會「身份掙扎」共有三位發表者，研究主題涉及不同地區道教、佛教等宗教團體的身份認同與建構。中國人民大學的何建明呈現了中國道教宗派傳承的三個實例，分別是：清甘肅洮州于氏家族、青海談氏家族以及陝西省松木市佳縣白雲觀，認為明清傳承至今的全真道在家系統，正面臨著身份與認同的弔詭：他們並不認同正一道，但又不得不以接受正一道的形式獲得身份的合法性。同樣是探討「身份掙扎」問題，但是匹茲堡大學的劉翠蘭將我們的注意力從道教教派轉向佛教寺院。以「花和尚」魯智深形象和「徐心聯事件」為線索，劉翠蘭呈現了罪犯將佛教寺院作為避難地的集體想像和社會事實，及其背後所牽涉的戶籍和身份根源。成功大學的李貴民則將目光聚焦於越南禪宗燈錄的建構與禪派的形塑。通過對越南現存較為著名的燈錄文獻——如《禪苑集英》《越國安子山竹林諸祖聖燈語錄》《三祖寔錄》《御製禪典統要繼燈錄》及《歷傳祖圖》等進行考察，梳理了近世越南佛教所建構出的臨濟、曹洞及淨土思想譜系，它們反映出不同時代的挑戰與回應，也呈現出越南佛教本土化的特色。

網絡構建

緊隨其後的第七個部會，以「網絡構建」為主題深化對宗教與地方社會關係的理解。基於對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和黎凡特等地區原始文獻的考察，中山大學的曹堅介紹了影響西方至深的思想觀念及其形成發展，如生命意義、神正論和智慧等，從多維視角探討區域社會和宗教的關係。天普大學的馬德偉（Marcus Bingenheimer）從社會網絡分析的視角呈現了一個明清佛教師徒關係網絡的個案。在《明高僧傳》《補續高僧傳》《新續高僧傳》《長谷部幽磎》（Hasebe Yukei）等資料基礎上，還原了密雲圓悟、憨山德清、紫柏真可等高僧形成的關係網絡，指出密雲圓悟及其派系傳承可被視為晚明佛教復興的一個階段。臺灣大學的簡凱廷嘗試在整個東亞的視域下觀照明清佛教。他結合文獻資料，細緻梳理了江戶中後期曹洞宗僧全苗月湛的生平及閱藏經歷，並就月湛欲贈書中國一事始末進行了探討。指出明清佛教書籍與人物在江戶僧人生命歷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月湛並非孤例。

本土性與世界性

宗教思想、經籍乃至器物並非永久地封裝於一國一地中，對宗教的本土性與世界性審思亦非常關鍵。復旦大學的李天綱從文獻學的角度解讀韋伯的《儒教與道教》，指出韋伯對於「天人合一」的理解及其「實用理性」的提出，與十九世紀的歐洲漢學研究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李天綱指出，「漢學」既為韋伯的研究提供了文獻基礎，又成為其局限性的來源之一。哈佛大學的汪悅進探討的是思維影像（mental photography）問題，由攝於上海光繪樓的一張照片為切入點，回顧了譚嗣同《仁學》對亨利·烏特《治心免病法》的繼承與擴展。他提出「思維影像」譜系可追溯至幾個世紀以前，如任熊、宣鼎的自畫像和徐悲鴻的畫作《天女散花圖》等，也同時再現於21世紀當中，如莊輝和旦兒夫婦的攝影。陝西歷史博物館的楊效俊分析了法隆寺的創建過程和代表性佛教供養具玉蟲廚子的造型、圖像、主題，對比玉蟲廚子與隋仁壽舍利崇拜京畿風格代表作——神德寺舍利石函，從宗教內涵、象徵意義和藝術風格三方面探討玉蟲廚子與隋仁壽舍利崇拜的關係。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馮相郡從批判性視角看待太谷學派和晚清小說《老殘遊記》之間的複雜關係，藉助一系列時間節點還原了太谷學派及其遺書（lost scrolls）如何從被遺忘的過去中復甦，並走入公眾視野中。他還指出，太谷學派的歷史建構為反思「地方」概念提供了新的視角。

中心之於邊緣

怎樣在宗教傳統與地方社會互動的視域下理解何為「中心」？何為「邊緣」？會議的第九個主題「中心之於邊緣」與這一問題形成呼應。俄羅斯科學院的Ekaterina Skrypnik主要關注武則天與佛教的關係，她不僅探討了《舊唐書》《新唐書》等正史中關於武則天的佛教政策，更重要的是將與武則天有關的佛教經序納入到考察範圍，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序》等，認為武則天的佛教政策是其建構國家權力概念的基礎。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殷守甫研究的是白話小說中的「文書」，他首先簡要概述了明朝文書的抬頭格式，通過考試和書籍出版等途徑，文書的書寫規範逐漸滲透到普通讀者的日常生活中。接著他探討了明朝時期三個不同版本《西遊記》中的奏疏及書信，展示了明朝文書對《西遊記》這部小說的影響。中國人民大學的索羅寧（Kirill Solonin）關注的是西夏文《六祖壇經》，他對比了分別保存在國家圖書館、羅福成釋錄本和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的西夏語譯本《六祖壇經》殘頁和英藏黑水城《六祖壇經》，其中英藏黑水城《六祖壇經》與西夏文《燈要》的轉寫體例大致相同，兩者構成西夏禪宗的主流。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李珊娜（Johanna Lidén）考察了一位鄉村教師劉恆典的教育思想和教學實踐，提出劉恆典的教學方法乃是新儒家思想、因果業報和道家「養形」等兼收並蓄之結果。南京大學的邵佳德利用民國報刊資料和大量未刊檔案，考察民國時期尤其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家對於佛教的改造，在分析佛教改造局限的基礎上，他指出，佛教在國家權力的不同層級中承擔著不同意義，是不同利益團體間博弈的重要平臺。因此佛教改革不完全是中央權力與宗教的角逐，而是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多方博弈。

會議大合影

主題演講2：佛教在地方社會：1313-1314年撰《長興州修建東嶽行宮記》

第二場主題演講的發表人為來自漢堡大學的田海（Barend J. ter Haar）教授，題為《地方社會中的佛教：1313-1314年撰〈長興州修建東嶽行宮記〉》。他首先介紹了《長興州修建東嶽行宮記》銘文的篆刻者和長興州東嶽行宮的寺廟布局，著重呈現了圍繞東嶽行宮修建活動而形成的組織者和捐助者網絡：包括白雲宗教團、官僚機構和地方行會等。田海認為，《長興州修建東嶽行宮記》展示了「佛教」在元代中國社會中的地位，東嶽行宮代表了受佛教啟發的傳統宗教價值觀和實踐，它的修建是寺院機構和地方社會間密切合作之結果。

菁英與草根之「合謀」

第十個部會以「菁英與草根之『合謀』」為討論焦點，成功大學的陳玉女探討了晚明清初女禪師的出身、法脈及其成就，為這一部會拉開序幕。陳玉女教授展示了曹洞宗和臨濟宗的法脈傳承系譜，並分析了38位女禪師之法脈和書寫表現，及其從名門閨秀到禪門法嗣女禪師的身份轉換。她以圖示的方式指出，江南地區——尤其是蘇杭一帶的人文環境和社會資源，為女禪師的發展提供了支持系統。清華大學的聖凱法師從唐代寺院布局出發，梳理了「禪院」作為「別院」的相關文獻記載，指出「禪院」與「律院」共存一座大寺中，是唐代禪宗寺院規制與生活規範的重要現象，禪律共住也面臨著一定的現實困境，解決禪與戒律的矛盾是南宗禪獨立的內在動力。首都師範大學遊自勇將關注焦點轉向江蘇宜興善權寺，呈現了該寺從10世紀至13世紀的發展軌轍，及其在佛寺、道觀、功德院之間的角色轉換。遊自勇把對佛教寺院的探討納入到佛教中國化進程中，認為中國古代佛教寺院並非純粹的宗教信仰空間，它必須與國家權力、地方社會、普通信眾保持密切聯繫。

文字之緣：僧侶與文學

僧侶作為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聯通上下、往來東西，在傳播佛教文化的同時，也推動了整個地方社會的文學創作。在會議的最後一個主題「文字之緣：僧侶與文學」中，北卡大學格林斯伯勒分校的饒驍搜集了大量與佛教寺院有關的軼事和豔詩，他認為這些敘事向我們展示了娼妓文化如何滲透到宋朝僧侶的生活實踐中，以及文人精英對於該內容的道德關切。復旦大學的王啟元依據晚明高僧紫柏真可所存文集，輔以同時期相關文獻，梳理和考證了諸多晚明佛教居士之法名及信仰圈，包括馮夢禎、湯顯祖等知名居士，以及於玉德、王肯堂等持法名的居士。法名潮流不僅顯示出晚明佛教僧團及信仰生活對精英士大夫的吸引力，也表達了居士群體強烈的自我與群體認同。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王蘆笛關注的是一位唐代詩僧護國，通過介紹護國的生平經歷、詩歌內容和創作特點，指出這些詩歌反映出了護國既嚮往俗世又渴望修隱的矛盾心理，及其與俗共融的願望。

在最後的討論環節，張德偉教授、李天綱教授和陳金華教授分別做了總結髮言，對卜正民教授再次表達了敬意與感謝，會議至此正式落下帷幕。本次會議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同學科的與會者，大家相聚於雲端，對宗教與地方社會之關係展開多維度的討論，展現了歷史、比較和理論的多重研究視野。這一研究主題與研究範式，必將吸引更多學者參與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