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乎完美的女神奧黛麗赫本（永遠的奧黛麗赫本）

2023-05-26 15:17:51

『永遠』（Always，1989年）是奧黛麗·赫本最後一部電影，她在片中客串扮演一位天使，一身白色毛衣，開導著已死去的飛行員靈魂，說著時間、空間、生死的意義，顯得幽默、慈愛、淡定.....一切就像她本人留給世人的最後印象，然而她跌宕傳奇的一生已被銘刻於20世紀。

重新定義「美」

今天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奧黛麗·赫本的美是一種主流，但是在她的時代卻是屬於另類，而且非常的激進，她既不是西方傳統古典美人，也不是典型的性感尤物，而是一種全新的現代美，「完全迷人、愉快的流浪兒、會欺騙、淘氣、令人消除戒心、敏感、誘惑、聖徒一般、婀娜多姿、天才...」1953年派拉蒙的新聞發布會上對這位新星的如此形容。事實上，奧黛麗顛覆當時所有世人和媒體的審美，他們對她形容幾乎到了詞窮的地步，『時代』周刊（Time）直接一言以蔽之：「奧黛麗·赫本不適合任何陳詞濫調，一切陳詞濫調也不適合她。」（"Audrey Hepburn fits none of the clichés and none of the clichés fit her."），奧黛麗以新星姿態登上『時代』封面。在東西方上對於她的美也有不同，在東方通常覺得她的美是公主式、鄰家式，但在西方最常用詞是精靈（elfin）、流浪兒（gamine），差別不小，西方的感受是出世和空靈。

​ 奧黛麗以纖細、中性般的身材、瞪羚般大的眼睛登場，雖然在1950年代另類，但馬上就掀起一股美的潮流及討論，著名時尚攝影師，服裝設計師塞西爾·比頓（Cecil Beaton）撰文說：「奧黛麗·赫本的美是浴火重生，戰後的歐洲藉助奧黛麗這樣一個新女性的形象復活...二戰以前我們似乎從來沒有看到過像她這樣的女人，奧黛麗有著大而深邃的眼睛，深色仿佛東方人的眉毛...」『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則觀察說：「女孩們一見到『羅馬假日』裡奧黛麗·赫本，幾乎一半的年輕女孩不再把內衣填得滿滿的，也不再蹣跚地踩著鑽孔般細的高跟鞋走路。」女為悅己者容在奧黛麗這裡被廢止，奧黛麗說我穿衣打扮是為自己高興，當代設計師王微拉（Vera Wang）寫到：「奧黛麗·赫本是最早的現代女性之一，受制於文化影響，要走出個人的風格並不是那麼容易。她的穿著顯示出她的想法和心智。為了要這樣做，必須時時遊走在危險的邊緣。」強勢好萊塢傳奇服裝設計師伊迪斯·海德（Edith Head）第一次見到奧黛麗的感受是：「這女孩領先時尚，她刻意標榜自己和其她女人的不同，把她的纖瘦化為最主要的資產。」當年的派拉蒙電影公司宣傳人員亞瑟·懷爾德（Arthur Wilde）說：「我很倒黴，要負責去告訴奧黛麗，公司希望她在銀幕上下都墊一下胸部，但她絕不改變自己的外表——除非做自己，否則她寧可不演，當然她是對的」。時尚界傳奇設計師紀梵希（Givenchy）這樣說：「奧黛麗有她個人獨特的風格。她在個人的穿著上，穿出了優雅、流行與簡單。她獨樹一幟的創造了屬於她個人特色的『赫本』風格。」

奧黛麗以新的審美登上歷史舞臺，主流審美的夾攻下掀起新時尚，1953年『生活』雜誌（Life）評選她為年度風雲女性，該期雜誌標題是：「誰造就了奧黛麗的驚人魅力？」答案是：「奧黛麗向定義挑戰。她是這世上的女性，也是個流浪兒。」在整個1950年代，奧黛麗5次登上『生活』雜誌的封面，成為那個10年登上該雜誌封面最多的人物。正如製鞋大師馬諾洛·布拉尼克（Manolo Blahnik）說：「無論你喜歡與否，奧黛麗都是20世紀最重要的表徵之一。」

戰爭

​一般關於奧黛麗的傳記文字上總喜歡說，她有個銀行家的父親和一個有著男爵爵位的母親，當然在二戰開始前，奧黛麗家的生活屬於中產，不過是來自她的母親艾拉家的祖產，而她的父親會說13種語言，但是不務正業，所謂英國銀行家只是一個掛名，在有了奧黛麗沒幾年，他和艾拉離婚，遠離了奧黛麗。二戰爆發後，奧黛麗母親家所有家產被德國納粹查抄封存，此前較為殷實的生活蕩然無存，一貧如洗，只留下房子允許他們居住。當時和母親住在荷蘭阿納姆（Arnhem）的奧黛麗回憶說：「我看到德國卡車駛進市內...佔領軍——這幾個字道盡德軍進駐我們國家之後度日如年的日子，他們洗劫搶奪，奴役我們。」納粹總部要求當地市民合作，以便讓德國更好統治。

奧黛麗說：「在我成長的階段，有8年時光（1937年—1947年）都在說荷語。我母親是荷蘭人、父親是英國人，但我出生在比利時，所以在家用英語和荷語，在外面則說法語。」1940年5月，荷蘭被德軍佔領後，情況一步步艱難，1943年當地還爆發了肺結核，物資越發拮据被要求實行配給，猶太人被抓進集中營，奧黛麗回憶說：「全家人連同寶寶，一起拖入靈車，那是一種木製貨車，上面只有一塊板凳能乘坐。車裡所有人都臉朝外，凝視著你。我才十多歲，就已經明白人性的冷酷：我親眼看見它，感覺它、聽到它——它永遠不會消散。那不只是噩夢：我就在現場，它就發生在我眼前。」奧黛麗兩個同母異父的哥哥，因為參與荷蘭反抗組織工作，被逮捕成為戰俘，並被抓到德國，成為德國軍工廠的奴工，直到1945年才被釋放回來。荷蘭地下軍企圖破環德國軍需品進入阿納姆，德軍展開報復行動，奧黛麗親愛的法官舅舅、擔任法庭助理的表哥、另一位表兄全都被抓起來槍決，此情此景，奧黛麗永難磨滅：「我們親眼看見親人被抵在牆上，當著我們的面被射殺。」母親艾拉積極參與荷蘭反抗軍的行動，甚至把地下工作人員帶到家裡隱匿。

​奧黛麗10來歲就參與反抗工作，她通過在音樂舞蹈班的表演給荷蘭反抗軍籌錢。她和幾位同學冒險私下做舞蹈演出，這種表演成為「黑色表演」，因為演出幕布是黑色的，也沒有燈光。奧黛麗說：「舞蹈動作都是我設計的，請母親製做衣，雖然非常不專業，但是能讓觀者聽聽音樂看看舞蹈，表演的門窗緊閉，外面的人絕不知道裡面在做什麼，表演完之後，大家收了錢，轉送給荷蘭地下軍。」多年以後，參加好萊塢試鏡和媒體訪問到這個問題時，奧黛麗說得很是輕描淡寫：「因為他們（反抗軍）總是缺錢。」

​由於演出，奧黛麗和荷蘭反抗軍有了更多接觸，因為奧黛麗他們還是孩子，德軍相對不會太留意，反抗軍總時常在這些孩子鞋子裡塞入情報訊息，讓他們傳給其他反抗軍的成員，但這實際上相當危險，被逮到傳遞反抗情報的話，不僅被抓走關起來甚至會當場處決。奧黛麗有一次任務是，一名英國傘兵躲在阿納姆周邊樹林裡，反抗軍告訴奧黛麗，德軍不久將在那裡演習，所以那名英國傘兵不能呆太久，而且要通過村子裡其他反抗軍援助者幫他找到藏身之所，奧黛麗必須攜帶紙條訊息帶給那名英國傘兵，奧黛麗一口答應，進入到林子中，假裝走進來採花遊玩，然後找到那名英國傘兵，並將紙條給了他，但是掉頭回村子時，遇到兩名德國士兵，問她為什麼會出現在那裡，奧黛麗假裝聽不懂，然後將手裡採到花朵送給德國軍，讓她驚訝的是兩人接受她的花朵，讓她離開。1小時後，奧黛麗遇到假扮清道夫的反抗分子，她點了頭，這是暗號，此名反抗軍知道他將接待那名英國傘兵。許多年後，奧黛麗面對媒體對於她在戰爭中所做反抗工作，她總是輕輕地說：「那只是每個荷蘭孩子應該做的。」

​在經過1944年盟軍發起阿納姆之戰失敗之後，導致戰事繼續拖延，盟軍7000人被俘，戰役導致當地450位平民一夕之間死亡，剩下的人紛紛逃離，那年冬天是歐洲史上最寒冷的冬天，並經歷最嚴重食物短缺，被稱為「飢餓之冬」（the hunger winter），奧黛麗回憶說：「阿納姆之役後，德軍命令全城居民撤離。」僅有物資全部供給給德軍，奧黛麗和母親來到外祖父的鄉間住處，奧黛麗說：「我們常常一連幾天沒有東西吃，只能坐在沒有暖爐也沒有燈光的屋子裡發抖，或只能早早上床躺著保存氣力...很長一段時間，除了鬱金香球莖，我們沒有任何能吃的。」戰爭在客觀上造就奧黛麗那著名「幹扁」身材，因為餓肚子時間正是她發育的年齡。

演藝生涯和婚姻

​奧黛麗·赫本曾經是世界上片酬最高的女演員，拿過奧斯卡獎、託尼獎、艾美獎、葛萊美獎，但是好萊塢不曾讓她迷戀和困惑，事實上，奧黛麗從來沒有在好萊塢居住生活，她的家在萬裡之遙的瑞士，她在好萊塢拍片都是住旅館或者借住好友家裡。電影『二人同路』的編劇菲德列克·拉斐爾（Frederic Raphael）說，「在奧黛麗身上，脆弱同時也是一種力量。她經歷過很多創傷，它們給她造成了很大傷害，然而在她身上你卻找不到任何痕跡。」這些創傷包括：在納粹的鐵蹄下度過的童年、忍受親人的被殺、靠吃鬱金花的球莖度日的艱難，以及在芭蕾舞鞋中秘密攜帶反抗組織的消息...經歷過這些以後，好萊塢娛樂業的各種威脅幾乎已經不算什麼了。或者說她根本就不在乎，對於這個行業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對她來說不存在，她按照自己原則工作，不成就不用做了，在拍攝1961年的經典『蒂凡尼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過程中的一個片段：赫本在裡面低聲吟唱了亨利·曼西尼的傷感歌謠『月亮河』（Moon River），當在製片廠的頭腦面前播放後，他說：「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件事情，要去掉這首該死的歌曲。」赫本聽到後像炮彈一樣從座位上彈了起來說到：「除非踩過我的身體。」，當時坐在她旁邊的丈夫梅爾·費勒（Mel Ferrer）不得不用力拉住她的胳膊。她以朋友誠心結交同行，所以比利·懷爾德（Billy Wilder）夫婦、詹姆斯·斯圖爾特（James Stewart）夫婦、格利高裡·派克（Gregory Peck）夫婦、尤·伯連納（Yul Brynner）夫婦、黛博拉·蔻爾（Deborah Kerr）、羅傑·摩爾（Roger Moore）、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斯坦利·多南（Stanley Donen）等都是她的密友，同時她和有著工作競爭關係伊莉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索菲婭·羅蘭（Sophia Loren）、吉娜·勞洛勃麗吉達（Gina Lollobrigida）、萊斯利·卡倫（Leslie Caron），以及艾娃·加德納（Ava Gardner）、奧莉維亞·德·哈維蘭等（Olivia de Havilland）、格蕾斯·凱利（Grace Kelly）等都成了好友，但是她從不向外界提及這些私人的生活，都是在她過世以後，相關當事人、傳記作者和媒體才漸漸披露。就像時尚設計大師瓦倫蒂諾（Valentino）說過：「如果你邀請奧黛麗參加服裝秀、晚宴或是舞會，她幾乎都會婉拒。但我記得當天往返（輾轉）地趕來參加我母親的葬禮。她真是個天使，是個很親近的朋友。她從不故意顯示她和你的交情——但你知道她會永遠支持著你。」一切都源於奧黛麗從小受到母親維多利亞時代的嚴厲教育：「讓人注意你是很沒有禮貌的行為，別以為自己有多了不起，大家並不在乎。」

​1991年4月22日，紐約林肯中心電影協會（Film Society of Lincoln Center）向奧黛麗致意，與她合作過大導演和明星們讚美她的成就，她起身說到：「那瘦骨嶙峋的小女孩能夠成為賣得出去商品，實在太好了。」1993年1月，奧黛麗獲得了美國演員工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病重的她委託朱麗婭·羅伯茨（Julia Roberts）代為領獎並宣讀獲獎感言，而這也是赫本的最後一次公開發言。「我懷著無比敬畏的心情接受這個榮譽，我要感謝所有與我共事過的人，因為是他們幫助了我並且推動了我，是他們把我精心打扮了一番後搬上了銀幕，而且他們永遠充滿耐心、善意與溫柔，是他們把一個默默無聞的瘦姑娘變成了今天的我。我對於自己能夠從事這樣一個事業感到十分驕傲，這是一個能夠給人帶來快樂與美麗，能夠喚醒人類良知和同情的事業，但最重要的是：電影給了我們從這個殘酷世界中抽出身來稍加喘息的機會，它所帶給我的除了快樂還是快樂。」 這段發言也可以看作是她對自己演藝生涯的總結。

奧黛麗有過兩次婚姻，由於體質先後4次流產，好不容易和兩任丈夫各生下一個兒子。第一任的梅爾·費勒對她體貼入微，1950年代，他們是好萊塢最引人注目的銀色夫妻，但隨著費勒在演員、寫作、導演的失意，而奧黛麗則是巨星，兩人裂痕產生並逐步加深，1968年兩人分手，對此奧黛麗曾經回憶：「當我的婚姻失敗時，我非常非常的失望。我過去一直以為當兩個相愛的好人結合在一起時，只有死亡才會結束他們的婚姻。」之後她遇上了義大利精神科醫生安德列·多蒂（Andrea Dotti），對於和多蒂愛戀和結婚，奧黛麗說：「我以為我不會再戀愛了...你知道一塊磚頭打到頭上感覺嗎，那就是多蒂給我的感覺」，但甜蜜了一段時間兩人間就出現分歧。喜愛平淡生活的赫本喜歡住在瑞士的鄉間，帶著兒子享受她的普通人生活，而養尊處優的多蒂卻不願離開聲色犬馬的羅馬夜生活，無法忍受的赫本最終於與多蒂離婚。

​最終還是演員羅伯特·沃德斯（Robert Wolders）出現在了她的生活裡，相似的愛情挫折和同樣的荷蘭背景將兩人拉到了一起。從1981年開始，沃德斯陪伴著赫本在她瑞士別墅度過了最後13年幸福生活。在她眼裡一個完美的晚上就應該是：「吃完晚飯，跟我的小狗一起去花園散步，看一會兒電視然後上床睡覺。我的家非常的愜意，我真的愛它。」

人道主義事業

​命運是機緣，奧黛麗·赫本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聯繫，在二戰結束就開始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成立於1946年，目的是致力於預防注射、教育、醫療、營養、衛生和清潔飲水，拯救、保護及改善160多個國家兒童的生活。基金會的經費完全來自個人、基金會、企業和政府的樂捐（捐助），一直是無黨派的非營利組織，成立以來沒有任何歧視和偏見，也沒有政治力量運作。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原名緊急救助基金會，1946年成立時的首先任務就為戰後歐洲提供食品、衣物和衛生服務，奧黛麗就是當時受助者之一。1953年12月21日，成名不久的奧黛麗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通過聯合國廣播電臺為兒童基金會錄製節目。到了1987年秋天，奧黛麗和人生最後階段的伴侶沃德斯到遠東地區，受到奧黛麗其中一位表哥、前荷蘭駐葡萄牙大使烏弗爾德（Ufford）的邀請，在澳門參加一個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籌款音樂會，奧黛麗在音樂會開始前受邀進行演講，「從我幼時的經驗，可以印證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對兒童意義深遠，」奧黛麗繼續說：「我對他們一直心存感激，信任他們的力量。」她的發言簡短卻發人深省，媒體一擁而上，請她多做說明，當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總裁詹姆斯·格蘭特（James Grant）被奧黛麗充滿感情的講話感動，然後向奧黛麗發出邀請，擔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特使，奧黛麗決定接受邀請，從格蘭特先生那裡領取1美元象徵性的薪水，開始了工作。

剛開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紐約和日內瓦的官員說，奧黛麗能擔任其媒體代言人，或者女發言人，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表聲明，擔任募款晚會和慈善活動主持人，或者在電視上和廣播中呼籲大家為兒童捐款，他們就很是感謝了。但奧黛麗希望不止如此，而是接下喜劇演員丹尼·凱（Danny Kaye）手中的接力棒，丹尼·凱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第一位大使，從1954年一直到1987年去世為止。1988年3月，接近60歲的奧黛麗正式成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大使。

在被任命後8天，打了一針疫苗之後，奧黛麗和沃德斯動身前往東非的衣索比亞，當時那是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當地流行病充斥，細菌性痢疾、肝炎、斑疹傷寒、瘧疾、狂犬病和腦膜炎盛行，個人前往風險極高，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負責的路費，通常機票和食宿是市場最低價，且多次轉機才能到達，奧黛麗和沃德斯是坐在米袋上前往的。根據聯合國檔案，奧黛麗招來的媒體報導，比之前和之後到過這裡的親善大使都多。在當地的記者會上，奧黛麗說：「有了基金會為他們的提供鏟子，他們就能自己掘井。我們要確定的是，他們不會用這把鏟子來挖孩子的墳墓。」奧黛麗對『時代』周刊的記者說：「在這裡，現在正面臨緊急情況。就像甘地說的：『戰爭不能靠子彈，而是靠流血的心』。」有記者曾經問她：「很多不幸的事實是當地政府與反對派武裝之間常年徵戰的結果，這些政治層面上問題依靠基金會是解決不了的，既然如此，你的工作意義何在？」奧黛麗對此的回答是：「這好比你坐在家裡，突然聽到街上傳來恐怖的尖叫，隨後是汽車猛烈的撞擊聲，你從椅子上跳起來，跑到街上，看到一個孩子被車撞了，倒在血泊中。這時候你不會停下來考慮到底是誰錯了，是司機開得太快，還是孩子突然衝到馬路上玩追逐他的皮球，這時候你應該抱起孩子，趕緊送他去醫院。」

​很快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同仁發現奧黛麗和其他義工的不同，名流政要經常朗讀專家或秘書為他們準備好的演講稿，但奧黛麗是自己查資料、親手寫稿、提供給媒體，她在家裡研讀前往國家的書籍和專題文章，以及報章雜誌訊息，然後寫信、撥電話給基金會總部的同仁，奧黛麗說：「你不能光起身說，我很高興來到這裡，看到這裡景象很難過，我愛孩子們，然後就結束了」就像光是知道孟加拉水患造成7000人死亡，是不夠的，為什麼發生洪水？為什麼死亡那麼多人？為什麼這裡是最貧困的？基金會負責大使工作官員克裡斯塔·羅斯（Christa Roth）記得奧黛麗是如何準備在記者會和募款會上的演講：「有時紐約總部送草稿或大綱給她，但她會手寫一篇新的講稿，而且寫得很大，因為她不想戴眼鏡看稿。」基金會的檔案中有很大一櫃是奧黛麗擔任大使時相關資料，數百頁她用清晰字體手寫的文件、一寫再寫的講稿、增刪的筆記、提到的書和文章，以及對同仁提出的問題。基金會的攝影師霍斯特·瑟尼（Horst Cerni）寫到奧黛麗前4次行程說：「我非常高興拿到這本小小的紅色聯合國護照，真教人忍不住『炫耀』，它...兒童基金會讓我神採奕奕，年輕多了。」

​接下來的5年，她毫無保留地安排各種為基金會出力的行程，1988年就是典型的活動範例——每年有7、8個月忙於這些活動。1988年3月18日，奧黛麗離開衣索比亞，返家一周。3月23日，奧黛麗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紐約總部召開記者會，共有35名記者參加，結束後她又參加了3個專訪，同一天，她參加了兩個電視網的節目，談衣索比亞的人民的需求。24日一大早，她又參加兩個重要的晨間節目，談同樣的問題，當天她還有4個電視節目要參加，在訪問之間空檔為基金會錄製電視公益廣告，參加公益午餐會，最後參加為主要贊助者舉辦晚餐會，整天馬不停蹄工作了20小時。最繁忙政界人士也會因為這樣安排精疲力竭，但奧黛麗沒有停步。25日，她在華盛頓參加國會早餐會。與外交委員會成員一起回答在政府記者會媒體提出問題，另外至少接受6家電視臺的專訪。26日星期六上午，她和沃德斯飛往多倫多，剛開始那裡的記者對她的電影事業遠比對她的工作更感興趣，她微笑避開這些問題，直接談起衣索比亞的嚴重缺水的情況，「赫本小姐毫不猶豫地回答問題，即使很棘手的政治問題也不迴避。」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加拿大委員會的喬治·卡西斯（George Kassis）後來說。記者會後，她又做了9個專訪，參加3個節目。27日，奧黛麗飛往倫敦進行8天的募款活動，次日參加9個英國電視節目。英國『星期天快訊』（Sunday Express）記者對於赫本小姐的工作半信半疑，但是：「她一開口說話，我的所有疑惑一掃而空，她既熱情又真摯談及此行，說到衣索比亞的惡況時，情緒激動眼淚幾乎下來。當有人強烈質疑衣索比亞政府安置難民的作法，赫本小姐充滿智慧的回答，她承認該國政府在1985年饑荒後亂了手腳，不過情況已有所改善。」當天下午，奧黛麗在旅館接受了這位倫敦記者的訪問，一邊從沃德斯手中接過一杯威士忌，「我不是酒鬼，只是清晨4點起床，需要振作一下」奧黛麗說到，記者則注意到她：「手裡拿著煙，已經筋疲力盡。」

在回到瑞士家裡幾天後，4月6日，奧黛麗在日內瓦舉行國際記者會。接著，她與沃德斯趕赴土耳其3天，因為基金會在當地舉行大規模的疫苗接種活動，協助接種活動，然後才有時間舉行記者會，談及每年數百萬兒童生命被疾病奪走。接下來，她又旋風式地走訪洛杉磯，參加奧斯卡頒獎典禮，和格利高裡·派克一起頒發最佳編劇獎，接下來她又接受超過15個專訪，希望更多加州的人知道基金會所做的項目。1988年下面的行程，她都忙於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的奔波，並在奧地利、芬蘭、德國、荷蘭、瑞士、義大利、愛爾蘭和美國等地主持募款活動，到了耶誕節時候，她已經前往14個國家，募得2200萬美元，當年她為電影做宣傳是，每天只答應3到4個專訪，如今每天在紐約和華盛頓為基金會做至少15個專訪，包括像ABC的『你早美國』（Good Morning America）、Fox TV的『時事』（An Current Affair）、NBC的『今日秀』（The Today Show）、以及CNN的『國際時訊』（CNN International Hour）等等，在其他地方也至少有10個專訪，有人對她的工作所作出犧牲表示欽佩，她的反應是：「這不是犧牲，犧牲意味著你因為自己不想要的事物，而放棄想要的事物，但這件事並非如此，這是我獲得的禮物。」有一段時間，「捐助疲勞症」成為很多慈善家的口頭禪，他們往往就是拿出錢來，而並不關心兒童生存發展，奧黛麗曾在聯合國會議上疾呼：「捐助疲勞實際上就是同情疲勞，對於那些在發展中國家受苦的人來說毫無幫助。」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是一個人道主義組織，而不是一個慈善組織，它解決的是發展問題，而不是福利救濟那樣只是向救助手中分發東西。

1989年2月，奧黛麗走訪了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和墨西哥，檢視貧民區新設的飲水系統，考察當地健康中心情況，她與瓜地馬拉副總統、宏都拉斯和薩爾瓦多的總統會晤，提出造福基金會造福美洲兒童計劃。4月，她現身美國國務院外交活動附屬委員會及國務院世界飢餓附屬委員會演講，以強而有力的聲音說：「人類的資源並無赤字，有赤字的，是人類的意志。」她還說到：「我們面對的是遠比疾病和死亡更可怕的威脅，是人性的黑暗面——自私、貪婪、侵略。」同月，奧黛麗在蘇丹待了5天，發現一個營養不良的14歲男孩倒在泥地上，「他有嚴重的貧血、呼吸問題、四肢浮腫得厲害。和我的戰後情況一模一樣。」奧黛麗說到，同時她也負責監督食物的醫療用品的運輸。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檔案，「她曾到南蘇丹與反對軍首領會了面」接著，她又到了難民營。她曾經對朋友說：「開始幾乎什麼都不懂，卻得到可以演出的角色，接著就成名了，但如果不運用這個名聲做些積極的工作，那有什麼意義？」

​1990年，奧黛麗還是四處奔波，她到了越南、泰國和孟加拉的貧民窟，期間奧黛麗會晤越南前人民軍總司令、時任越共中央教育改革委員主席武元甲，並討論無家可歸兒童、消除貧民窟以及提升婦女權利計劃。有記者質疑她的工作效率，她回答到：「我的任務是讓世人察覺，了解到這些問題，能作為教育、經濟、政治、宗教、傳統文化的專家固然很好，我什麼也不是，但我是個母親，而我願意四處奔走。」當她看到世界上某個地方有需要時，就打電話給日內瓦的羅斯和紐約同仁說：「為什麼不派我去？」這樣行程和工作實際上對奧黛麗影響很大，那時已過花甲年紀的她，每次出訪都沒有直達航班，只有沃德斯陪在她身邊，途中要多次轉機，整個行程時間拉長很多，時間和精力耗損都很大。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從發展中國家回來，馬上回到發達國家做宣傳報導和新聞會，中間會有幾個星期間隔讓奧黛麗和沃德斯習慣時差的頻繁變化，然後又開始新的任務行程。

​1991年起，奧黛麗為基金會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在歐洲募款。1992年，經過多次要求，她終於獲準到索馬利亞訪問——這個位於東非海岸的國家因內戰、乾旱、饑荒以及混亂的政局而四分五裂。奧黛麗、沃德斯和一小組基金會成員，搭機在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休（Mogadishu）降落，沒有籤證——因為沒有政府，也沒有道路，不能擔保他們的安全，為了瑣事相互殺戮在當地是家常便飯。他們發現當地沒電，沒有郵政服務，更沒有電話——甚至沒有食物。「她堅持要看到最糟的情況，果真看到了」同行的工作人員馬德琳·艾斯納（Madeline Eisner）說。奧黛麗回來對包括『新聞周刊』（Newsweek）、『獨立報周日版』（Independent on Sunday）、『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bristian Science Monitor）在內媒體說：「這個國家完全處於混亂狀態，毫無建設可言，而且經歷了4年的慘烈內戰。我讀了報導，看過電視上的畫面，以為自己已經做好了準備，可以接受最慘的情況，但還是無法接受現實，報章上抽象的概念變成了親身經歷的悲慘現實。我一飛抵索馬利亞，就在每一個住處、每一個村落看到成百上千的墳墓，沿路都是動物屍體，人們就像行屍走肉——而孩子們，成千上萬的兒童，都只剩一口氣。他們住在用樹枝胡亂搭建的小簡陋屋裡，每天都有兒童死於飢餓。他們慢慢消失，連驅趕自己眼皮上蒼蠅的力氣都沒有，我看到很多大卡車裝滿成堆前一晚死亡的兒童屍體。」

​奧黛麗一行人到奇斯馬約（Kismayo）的飲食中心，然後往北到摩柯馬尼（Mokomani），再回到摩加迪休，接著越過南方邊境，達到肯亞。奧黛麗說：「大部分孩子不肯吃東西，因為他們已經不能進食，看著這些孩子就在自己眼前死亡，實在教人難以接受，一個難民營裡有5萬5千人，其中一半是小孩，就在你眼前餓死。」對於當地的政局，奧黛麗清楚的說：「政治是要為人民的福祉著想，我不相信集體罪惡，但我相信集體責任。索馬利亞是一種責任，它當然是英國的、是義大利的責任，因為這兩個國家到這裡來殖民，他們應該做得更多，這麼多年來，他們已經從這裡獲得利益，因此他們該有義務。人道意味著追求人類的福祉，回應人類的痛苦——這是理想的政治意義，也是我的夢想。想想看——40萬索馬利亞人民都在難民營裡，逃避戰爭和飢餓，而在這裡的景象——卻像是他們的來這裡死亡，這真是地獄。」

​在回來倫敦記者會上說明了非洲之行慘況後，奧黛麗和沃德斯回到瑞士的家裡，她原想休息幾周，再到加州參加基金會的活動，但覺得不適，腹痛、消化不良，類似有疝氣的症狀。奧黛麗推想是自己在非洲感染上了病毒或者細菌。當地醫生開了抗生素甲硝唑給她，這種藥對寄生蟲通常很有效，但有令人難受的副作用。奧黛麗的反應很劇烈——嘔吐、嚴重下痢、手腳刺痛。儘管用了藥，但奧黛麗情況仍在惡化，起先查不出病因，一位醫師建議她到加州的西達斯·西奈醫學中心（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做腹腔鏡檢查。1992年11月1日，奧黛麗做了檢查，發現她的盲腸長了惡性腫瘤，已經擴散到結腸。醫生認為5年前癌症就已經出現，當家人告訴奧黛麗這個事實，她比較平靜，只是說：「有點讓人失望。」經歷兩次手術，癌細胞已經擴散，醫生也束手無策。經過決定，奧黛麗要回到瑞士的家過耶誕節。她在洛杉磯和密友們告別，包括康妮·沃爾德（Connie Wald，製片人Jerry Wald的遺孀）、比利·懷爾德夫婦、詹姆斯·斯圖爾特夫婦，還有派克夫婦，他們知道這是死別，大家都淚水流出。回家是艱難的，奧黛麗身體虛弱，不能承受一般飛機長途飛行的顛簸，奧黛麗另一位私人密友傳奇設計師紀梵希安排私人飛機接送奧黛麗和家人回瑞士，當大兒子肖恩把這個情況告訴奧黛麗，奧黛麗眼睛滿是喜悅和淚水。回到家中過耶誕節，奧黛麗不能吃東西，大部分時間都是臥床。耶誕節來了好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羅斯也被邀請，她回憶到：「她雖然虛弱，但還是拿起籃子給在場每個人分發禮物」因為無法出去買新東西，她只能送出一些舊物，她送了羅斯一條絲巾，而送了紀梵希藍色外套，並對他說：「這是你的顏色。」

1993年1月20日，不斷昏睡的奧黛麗醒來一會對小兒子盧卡說：「很遺憾，但我已經要走了」。大兒子肖恩問她想念外婆嗎？她沒有回答，一會兒，肖恩又問奧黛麗有沒有什麼遺憾的，她說：「沒有，我沒有遺憾...我只是不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兒童在經受痛苦。」這是奧黛麗再次昏睡前，說的最後的話。奧黛麗在短暫醒來中說：「他們在等我...那些艾米許人（Amish）...天使...他們在等我...在田裡工作。」奧黛麗在去世幾天後出殯，葬禮當天，瑞士政府下令上午10點至下午4點之間，把整個葬禮區設置為禁飛區。沃德斯、紀梵希、兩個兒子肖恩、盧卡、兩個表兄一起抬起奧黛麗靈柩送出最後一程，而奧黛麗前夫梅爾·費勒和安德列·多蒂、多麗絲·伯連納（尤·伯連納的前妻）出席追悼，小鎮居民和各地記者擁擠而至。奧黛麗逝世當天正是柯林頓就職美國總統的日子，當時先後有4任美國總統向奧黛麗發去悼念慰問信。而葬禮那天，法國著名影星阿蘭·德龍（Alain Delon）和007扮演者羅傑·摩爾親臨現場追悼，遠在美國的伊莉莎白·泰勒、格利高裡·派克、以及荷蘭皇室（Dutch royal family）等送出各自的鮮花追悼。這個只有1千人左右名叫託諾肯納茲（Tolochenaz）村莊，聚集了25000人。

​人生的最後5年，奧黛麗一共完成50多趟人道主義之旅，她把自己獻給人道主義事業，獻給了兒童，沃德斯說那是她人生最真實的寫照，他說奧黛麗對於政治有著自己想法和興趣。大兒子肖恩對母親回憶是：「我從來沒聽她說過：『這個我已經做了！』『那個我也做過了！』在她生命最後一段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工作，我聽到她說得最多的話就是『我可以做一點...』」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期間，對於衣索比亞的援助，奧黛麗發揮關鍵作用，她出席美國國會並發表演講，最後國會同意追加6000萬美元的援助。奧黛麗身體力行引起全世界對於基金會和兒童前所未有的關注，為推進基金會各個項目提供資金源泉，其募款額上億美元。而在奧黛麗逝世以後，人們才知道，她將自己最後幾年出演的一部電視電影『賊愛之間』（Love Among Thieves，1987年）、一部電影『永遠』和一檔電視節目『世界花園』（Gardens of the World，1993年）的共超過100萬美元酬勞捐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用作各個項目，她還將自己為露比濃（Revlon）所拍的廣告照片所得5萬美元酬勞，以及自己1萬美元，捐給了亞美尼亞地震災民。奧黛麗過世以後，奧黛麗兩個兒子、以及最後伴侶沃德斯，為了延續奧黛麗的人道主義事業，於1994年成立奧黛麗赫本兒童基金會（Audrey Hepburn Children's Fund），該基金會向世界各地兒童實施多個項目。

​奧黛麗生前先後得到芝加哥、舊金山等5個城市的「城市鑰匙」榮譽，奧黛麗在1992年底被授予美國總統自由勳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1993年在她過世後，她的大兒子肖恩為她領取奧斯卡瓊·赫爾肖特人道主義獎（Jean Hersholt Humanitarian Award），而在1954年，她正是從瓊·赫爾肖特先生手裡接過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命運真是一個輪迴和巧合。2002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為了紀念赫本所做的貢獻，專門為她在紐約總部樹立了一尊以她名字命名的7英尺高的青銅雕像——「奧黛麗精神」（The Spirit of Audrey），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出席當年5月的揭幕儀式。

​戰爭、飢餓、生離死別、世界知名、引領時尚、奉獻於人道主義、她足跡遍及世界5大洲...奧黛麗人生很不像大多數女人該經歷的，同時也不像一個明星該經歷的，幼年無助、婚姻失敗、情感痛苦、家庭破碎這些對於她還只是點綴，戰爭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她的對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在每個時期，她總是背靠時代變化，自然而然做了該做事情，影響大眾。然而她對於自己生活十分低調，低調得媒體很難在身前挖出她太多的深入訊息，去世前十多年前，她只是說：「我的人生比童話故事還精彩，我也曾遇到困境，但在隧道那一頭，總有一盞燈。」2001年，美國『傳記』雜誌，超過2500多名讀者投票將她選為最喜歡欣賞女星第1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