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歲男孩去世捐獻器官（7歲男孩捐獻全部器官）

2023-05-31 02:28:01 1

最近，一個7歲小男孩先後兩次登上了微博熱搜，引得4.2億國人落淚：

男孩的名字叫東東，8月9日，他因車禍搶救無效，最終被宣布為「腦死亡」。東東的父母隨即含淚捐獻出了兒子所有可用的器官。

「爸爸最後給你撓一次腳啊……」病房裡，父親向兒子做最後的告別，媽媽則拿著手機記錄下一家人最後的「團聚」時刻。

「加油，兒子！加油！」生命，已經到了盡頭，但爸爸仍鼓勵兒子保持住身體最後的那一點點機能，好讓醫生儘可能多地摘下健康優質的可移植器官，幫助到更多的小朋友。這一幕上傳到網絡後，看者無不心碎。

根據相關報導，東東的器官將幫助6個孩子獲得新生或光明，而目前，東東的心臟已經成功在一個2歲小孩的身上再次跳動。就這樣，在死亡面前，東東的生命以另一種方式重新「綻放」。

而讓這場「生命接力」得以實現的，正是器官移植技術——現代醫學最偉大的成就。

但你不知道的是，為了延續生命，實現器官在不同個體之間的移植的這種魔法般的「狂想」，在近百年的探索道路上，一代代的醫生、病人、器官捐獻者們，在失望、絕望和無助之中，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而這，正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所有關於器官移植的故事，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起點——死亡。

畢竟，如果沒有器官衰竭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死亡，醫生和病人就不會異想天開，被迫走上「器官移植」這條充滿危險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器官移植要想真正實現，最根本的就是：有多餘的器官可供移植。可誰會有「多餘」的器官呢？答案再簡單不過了：當然是那些已經死去的人。

可是怎樣去定義一個人到底有沒有死亡呢？其實在器官移植的早期，也就是 20 世紀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這壓根就不是一個問題。

所謂死亡，就是一個人沒有心跳、沒有血壓、沒有呼吸，三者缺一不可，尤其是心跳，這和我們現在大多數人日常的觀念差不多。

一個人，只有按照這樣的標準被正式宣告死亡後，醫生才能去爭取家屬的同意，最終將捐獻者的遺體推進手術室摘除器官。

但這也意味著在獲取器官之前會等待很長一段時間，也就是說，器官不再「新鮮」，這也導致這個時期的病人在接受器官移植之後，器官很難恢復工作，生存率很低。

情況一直到1963年6月3日的比利時才出現轉機，一名患者被送到了魯汶的一家醫院，他頭部受傷，嚴重昏迷。患者完全沒有反應，雖然醫生給他靜脈輸入了血管抑制藥物，但他的血壓還是在下降。

鐵定是沒救了，於是，主治醫生做了一個即使在今天看來仍然非常大膽的決定：在患者仍有心跳的情況下，悄悄把他的腎臟移除了。

摘下的腎臟隨後被轉交給了專門研究器官移植的蓋伊·P. J. 亞歷山大醫生，他馬上將腎臟移植給了一個腎衰竭患者，手術臺上，奇蹟發生了，移植的腎臟立馬就開始製造尿液，幾天後，患者的肌酐水平恢復正常——移植的腎臟「活了」。

這件事是移植史的巨大轉折點。也是在這時候，外科醫生們才認識到，有心跳的捐獻者，不僅在時間和器官的可用性上更佳，移植結局也會更好。於是，器官移植的先驅們，越來越迫切地意識到，需要在「死亡」這個倫理問題上達成共識。

1968 年 8 月 5 日，《美國醫學會雜誌》上發表了《不可逆性昏迷的定義——哈佛醫學院腦死亡定義特設委員會報告》。

文章開篇就指出，「我們的主要目的是將不可逆性昏迷（也就是「腦死亡」）作為死亡的新標準」。作者接著從兩方面討論了這樣做的重要性：第一，解決 ICU內患者的無效治療；第二，「死亡定義的過時標準會導致移植器官獲取的爭議」。

但事實是，當時，器官移植還有很多技術難題沒有攻克，整個60—70年代，器官移植造成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對於公眾來說，器官移植手術臺簡直就是一個屠宰場，公眾對器官移植支持率已跌入低谷。

但無數器官移植研究者仍然為此默默奮鬥，大概用了十幾年，公眾的觀點才和哈佛委員會達到一致，並接受了腦死亡的定義。

1980 年，美國全部 50 個州的立法機構通過了《統一死亡判定法案》，宣告腦死亡在法律上等同於死亡。

這一立法對器官移植的成功至關重要。由腦死亡捐獻者提供的器官不僅數量最多、移植成功率最高，也使得外科醫生能在最可控的情況下進行器官移植。

也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腦死亡等同於死亡已經成為美國和大多數國家的法律，也得到了公眾的接受和認同，器官移植事業從改寫「死亡」的定義開始，大踏步向前進步。

在器官移植取得我們今天的進步之前，除了重新定義「死亡」、解決器官來源的問題之外，最核心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成功地實現器官移植的技術問題。

而在這兩個關鍵性問題上，人類醫學史幾乎是一片空白：第一，如何把器官縫合在一起？第二，在取下壞器官、接上好器官的空檔期內如何保證人的生命安全？

對於第一個問題，1901年，法國外科天才阿歷克西斯·卡雷爾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設計出了一種把兩條血管接在一起的手術縫合技術。

阿歷克西斯·卡雷爾，法國人，發明家，器官移植技術的發明者。

你不敢想像的是，在此之前，雖然血管受傷是戰傷或外傷的繼發傷，但標準處理方法僅僅是把流血部位結紮，也就是緊緊勒住，這種方法一直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卡雷爾醫生的工作十分困難。首先他需要找到更好的針和線來把血管縫合在一起，儘量減小對內壁（內膜）的傷害。

但事實是，那個年代，他能用的醫用手術針和線非常匱乏，卡雷爾拜訪了裡昂當地一家男裝縫紉店，選取優質的材料自己製作適合手術縫合的針和線。

卡雷爾發明的血管縫合術

另外，相傳卡雷爾還曾在世界著名的花邊刺繡大師勒魯蒂埃夫人家裡學習刺繡，並練習在紙上用針縫紉，直到他的技術完美無缺。他把針線浸在液體石蠟裡，使它們能更容易地穿過人體組織。

一張表現卡雷爾將各種不同動物縫合在一起的漫畫《魔術師阿歷克西斯·卡雷爾》。

阿歷克西斯·卡雷爾證明了，從技術上來說，把一個生物的腎臟移植到另一個生物身上是可能的。

但在20 世紀的上半葉，這本身並沒能緩解腎功能衰竭病人和醫生的絕望。

接下來就是第二塊拼圖的故事。

二戰時，威廉·科爾夫（Willem Kolff ）在被納粹佔領的荷蘭，用香腸衣和縫紉機馬達秘密製造他的「人造腎臟」透析機。

威廉·科爾夫，腎透析與人工心臟先驅

作為一名醫生，他意識到：腎臟只是淨化血液中廢物的過濾器，並且他知道其中一種毒素是尿素。如果他能在短時間內清除血液中的廢物，也許就可以給病人的腎臟一些休息和恢復的時間。

在「一戰」前，這樣的想法曾被嘗試過幾次，但收效甚微。

科爾夫認為自己可以克服這些障礙，因為……他喜歡香腸。或者說，他知道灌注香腸用的玻璃紙（俗稱賽璐玢）是一種再生纖維製成的可食用人工膜，它可以使香腸保持形狀，也能讓調料的風味透過膜擴散進去。

科爾夫製作出的早期的透析儀器。

他還知道，玻璃紙已經被用來澄清果汁。科爾夫和他的幾個同事想到，如果玻璃紙的一側是血液，另一側是無尿素的液槽（也沒有其他蛋白質或者他想清除的電解質），血液與玻璃紙的接觸面積足夠大，他就可能清洗（或者說透析）血液。

於是，科爾夫在香腸的啟發下，成功在納粹眼皮底下製造出了第一臺透析機。科爾夫的透析機是腎移植成功的先決條件，而體外循環的發明則是實現心臟移植的絕對要求。

1955年，偉大的「發明聖手」科爾夫參與到了心臟旁路膜氧合器的開發創新工作之中，並最終在猶他大學參與發明了最著名的人工心臟，也就是我們現在熟知的ECMO，讓開放心臟手術成為現實。

科爾夫發明的膜氧合器是現在各種膜氧合器的藍本，它的重要性，在今年開始以來就頻繁出現各種新聞中，這就是：ECMO。

科爾夫在器官置換領域所做的貢獻無疑是傳奇性的，然而，在此之前，要想站在阿歷克西斯·卡雷爾和威廉·科爾夫兩位巨人的肩頭，必須有人打破免疫系統的屏障。

所有捐獻的器官——無論是肝臟、腎臟、心臟，還是骨骼、眼球、心臟瓣膜或者皮膚——都是一種饋贈。更不必說，皮膚還是掌握器官移植「密碼」的身體組織。實際上，如果沒有皮膚，沒有彼得·梅達沃，就不會有移植手術。

多年來，彼得·梅達沃爵士被稱為移植之父。梅達沃最著名的發現是「獲得性免疫耐受」的概念。

1960年，梅達沃因為對免疫學做出的傑出貢獻而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他發現，如果向懷孕母鼠的胚胎注射基因型不同的小鼠的細胞，那麼接受了細胞注射的胚胎出生長大後，就可以接受與供體同一基因型的小鼠的皮膚移植而不產生排斥反應，不需要任何藥物阻斷免疫反應。

換句話說就是，受體小鼠對供體「耐受」了。

雖然這並不是我們現代免疫已經達到或嘗試要達到的狀態，只有一些動物研究或非常小的實驗協議會用。並且現在，我們用慢性免疫抑制的方式幹預患者，避免他們的身體排斥移植器官。

但這種獲得耐受的想法仍然被很多人稱為免疫的「聖杯」。梅達沃真正解開了，在此之前，所有移植人體器官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的終極秘密。

被縫合起來的器官會和受體的生命一起迅速凋亡，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在19 世紀與20 世紀的世紀之交，卡雷爾認為是某種「生物力量」阻止了器官的成功移植。對於那個時代的人們來說，免疫反應是個完全陌生的概念。

梅達沃「獲得性免疫耐受」小老鼠實驗的示意圖。

大多數頭腦清醒的人已經放棄了器官移植，他們認為這就是一些瘋狂科學家在實驗室裡冒出來的瘋狂想法。

如果說阿歷克西斯·卡雷爾的貢獻是展示了掌握動物間器官移植技術所需要的毅力和身體天賦，那麼彼得·梅達沃就是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證明了克服這種「生物力量」、使移植器官長久地工作是可能實現的。

梅達沃為移植帶來了確定性，為研究人員提供了合法的研究機制，並為有志於將移植變為現實的後來者打開了一片新天地。

換句話說，梅達沃發現了一種技術，能跨過移植免疫排斥這一不可逾越的障礙，他們把這種現象命名為「獲得性免疫耐受」。

梅達沃的研究給許多生物學家和外科醫生吃下了定心丸，而這些人正在努力使移植成為可能，比如把一個人的腎臟移植給另一個人。這是第一次，在生物之間完成移植，並使移植物存活。

至此，人類在器官移植事業上的難題幾乎被一掃而盡：

卡雷爾演示了將動物器官縫合到另一隻動物身上且使器官能工作的技術；科爾夫的器械能延長腎臟、心肺衰竭患者的存活，留出時間制訂人體移植的可行方案；梅達沃發現的免疫學證據，證明了有辦法克服導致器官移植出現排斥的「生物力量」。

到1983 年，環孢素通過FDA（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的批准，可用於腎、肝和心臟移植。這種藥物的發現使器官移植領域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其重要意義也許不亞於20 世紀60 年代時各類移植的首次成功，器官移植的時代正式來臨。

但我們不能忘記的，是那些無私地捐出自己器官的捐獻者。

約書亞•梅茲裡希

正如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醫學與公共衛生學院多器官移植部門外科副教授約書亞•梅茲裡希在《當死亡化作生命：一個移植外科醫生手記》中寫下的：

器官捐獻不是放棄自己身體的一部分，讓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活下來；它其實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幾乎放棄自己的所有，讓你身體的一部分活下來。

捐獻，為生命的最後時刻增添了崇高的色彩。它不僅是拔出插頭，撤掉機器。這是對生命饋贈的延長，是一種回饋，一種傳遞。這是一種肯定生命的方式，在死亡面前唱出勝利的音符……

我們都得到了生命的饋贈，而對這份珍貴而脆弱的禮物的分享，是生命中極為崇高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