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和義和團是一幫人不（辛亥革命與移風易俗）

2023-05-30 19:12:23 3

辛亥革命在移風易俗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革命派希望從各方面求得人們身心的解放，因為造就一代身心健康的國民是建立和維護乃至鞏固共和制度最基本的前提。但是由於種種歷史因素的制約，在移風易俗的推行上，存在各種缺陷。當然，這絕對不應該妨礙我們對辛亥革命各位志士仁人給予充分的尊敬和應有的評價。

今天我主要介紹的是辛亥革命對社會風俗的影響。首先說明辛亥革命、風俗、南京臨時政府等概念的界定；其次介紹辛亥革命期間有關移風易俗的部分政策法令；最後對這些除舊布新的努力加以評價。

為何叫南京臨時政府

南京臨時政府是辛亥革命的具體成果，「臨時」二字是當時中國各種政治力量博弈的結果。

什麼是辛亥革命？學術界有廣義和狹義兩種認識。廣義的辛亥革命是指從1894年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領導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整個民主革命的過程。狹義的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武昌起義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

在此使用狹義的界定，即從武昌起義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到袁世凱上臺的階段。而資產階級革命派掌握政治主導權的三個多月的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則是辛亥革命中最精彩的歲月，是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產生最直接的影響的時期。

什麼是移風易俗？就是指風俗的變革。所謂風俗，是指在政治、經濟、民族、文化等因素作用下，人們在長期社會生活中形成的習慣、愛好、禮儀等。這是漫長歲月中形成的歷史現象，形成過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因此，風俗總是相對穩定的，如果沒有外力的猛烈衝擊，則很難發生變化。而因為有辛亥革命這樣驚天動地的政治變革，才由此引發了中國社會風俗的若干變化。

再講講南京臨時政府。一般來說，南京臨時政府需要解釋的是「臨時」二字。南京臨時政府是辛亥革命的具體成果，「臨時」二字是當時中國各種政治力量博弈的結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清政府重新啟用袁世凱。

袁世凱在晚清政局中有個起伏過程。他當時重權在握，軍隊就駐在天津附近。西太后死後，清政府中便有人建議除掉他。當時一般認為，光緒的戊戌變法失敗和袁世凱告密有關，所以主持大局的載灃身邊，就有謀士鼓勵載灃為哥哥報仇。載灃猶豫不決，擔心會激起北京附近北洋新軍的譁變。在京城廣布耳目的袁世凱及時掌握這一動向，於是以退為進，在載灃還沒下定決心殺自己時主動提出告老還鄉，躲過殺身之禍。

袁世凱在河南老家待了兩年多，清政府不得不重新啟用他，因為可以鎮壓武昌起義的軍事力量只有袁世凱的北洋新軍。基於以上歷史恩怨，袁世凱是不可能全心全意為清政府賣命的。所以當時的態勢是：袁世凱一方面利用革命聲勢向清政府要權，一方面利用北洋新軍實力，壓製革命派，「一箭雙鵰」，並且兩邊都達到了目的。平心而論，革命派接受袁世凱的條件自有苦衷，因為就軍事實力而言，若當初北洋新軍全力以赴，則武昌起義時的革命軍很危險。所以，在兩難處境下，南北議和，雙方達成妥協——誰推翻清政府，誰就是未來的民國總統，沒有達到目的之前，只設臨時政府。表面上看這是機會均等，但就實際軍事力量對比而言，南北議和的結果意味著袁世凱是未來總統。

這些都是在孫中山回國前達成的約定。孫中山回到上海後，面臨這種非常尷尬的政治安排。首先，他不願意革命爆發之初就對革命的歸宿有了預定安排；其次，若撕毀協議，惹惱袁世凱，政治風險會很大。考慮到起義目的是推翻清政府，孫中山不得不接受了這種複雜的政治安排。因此，1912年1月1日成立的南京政府，必須稱為南京臨時政府，同一天就任總統的孫中山，必須稱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著眼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接受南北議和結果，他利用南京臨時政府短暫的三個月時間，盡其所能為創立共和制度做了大量工作。在他去世後，魯迅評價他：孫中山整個身心是為了中國革命和民族利益。

三個月時間裡，南京臨時政府非常急切地頒布了各個方面的法律，還制定了一部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是為防止袁世凱上臺之後對革命的背叛，從制度層面捆住袁世凱的手腳。

當時揚州有個上了年紀的鹽商專程到南京求見孫中山，孫中山親自接見了他，見面後鹽商馬上要跪拜行禮，孫中山搶步上前扶住，告訴他民國不興這套。

南京臨時政府頒布了很多政策法令，涉及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各個方面。今天介紹與社會風俗變革相關的部分政策法令。

首先是改紀元、紀年，使用公曆。在南京臨時政府以前，中國實行農曆，即陰曆；同時以皇帝年號為紀年方式，1908年光緒去世，是光緒34年，1909年溥儀上臺，是宣統元年。南京臨時政府規定使用公曆，廢除了傳統的皇帝紀年的方式，是受到所謂西方「強勢文化」的影響，也希望以此去除封建帝制的殘餘以及與國際接軌。但是臨時政府改紀元不徹底，廢除了皇帝紀元，卻採用了民國紀元。比如1912年，稱為民國元年，還是需要換算公元。

臨時政府在推行公曆過程中有些想當然，對中國的農曆比較排斥。其實，中國是農業國，使用農曆，大致根據二十四節氣進行農作，因此農曆是有合理性的。臨時政府雖然改用公曆，但對廣大民眾來講，短期內依然習慣按照農曆方式紀年，所以在現實操作中有諸多不協調。直到1914年，當時的北京政府宣布，使用公曆的同時，把陰曆的每年第一天作為節慶保留下來，冠之以春節之名。

二是禁止在政府官員之間、官員和民眾之間行跪拜之禮。跪拜禮的形成有個歷史過程，最早的跪拜禮沒有封建等級制度的含義。秦漢時期沒有桌椅，人們席地而坐；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一種過渡性的小椅子，叫幾；到宋代逐漸有了正式的椅子。跪拜禮的形成和椅子的發展是同步的。從宋代開始，封建專制制度逐漸強化，明清達到頂峰。桌椅在民間和官方逐漸普及的過程中，逐漸強化的封建等級制度也通過跪拜之禮固化和制度化，到了清代，人們已對三跪九叩習以為常。

南京臨時政府明確規定，從民國元年開始廢除跪拜制度，希望以此破除封建專制對人們思想行為和日常生活的制約，推廣民主共和的觀念，由此來維護新生的共和國。當時在廢除跪拜制度的細節操作上是非常有技巧的，只規定官員之間、官員和民眾之間不行跪拜，對民眾在私人場合則不加幹涉。

臨時政府同時宣布，用鞠躬致意和握手的方式來替代跪拜，所以握手通行是這時候開始的。廢除跪拜禮的規定在當時是耳目一新的。當時揚州有個上了年紀的鹽商專程到南京求見孫中山，孫中山親自接見了他，見面後鹽商馬上要跪拜行禮，孫中山搶步上前扶住，告訴他民國不興這套。鹽商大為感動，回去告訴家人說我今天才真正看到了民主。民主是抽象的，對這位鹽商而言，跪與不跪，是對民主最直接的感受。

三是禁止纏足。一般認為，中國女性纏足的風俗是南唐時期李後主讓宮女纏足在桌上起舞開始的。宮女們為了取悅他而紛紛仿效，這種宮中「時尚」又逐漸傳到民間。宋以後封建專制逐漸強化，對女性人身權利有了更多桎梏，纏足現象在民間逐漸普及，且纏足年齡越來越提前，嚴重摧殘了幼小女孩們的身心。

纏足問題引起重視是在鴉片戰爭後，當時外國傳教士進入中國，纏足是他們百思不得其解的社會風俗之一，不僅因為這種風俗本身的殘忍，更因為這個非常殘忍的行為居然是女孩們最親近的母親強加的。傳教士們大聲疾呼：廢除這種陋習。他們在各地成立「天足會」，並要求教會學校招收的女生一律放足。當時，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嚴復等有識之士對此都有所呼應。但傳教士的影響力畢竟有限，他們為了得到官方支持，求助於李鴻章，但李鴻章回答：雖然你們講得都對，但中國政府麻煩已經很多，女子放足麻煩會更多。顯然，李鴻章知道放足不是一種單純的行為，這其實是對婦女身心的解放，一定程度上有社會變革的意義。傳教士們非常失望，在他們看來，李鴻章是清政府中相對開明的官員，連他都不接受，可見為婦女放足的阻力非常大。

南京臨時政府明確宣布廢除纏足後，尤其在城市得到廣泛的呼應。畢竟，長期以來，母親下狠心為女兒纏足也是沒辦法，她們擔心女兒嫁不出去，其實在內心深處，大家都知道這是不合理的。只是政府不出面，這種風俗很難有改變。因此，南京臨時政府對於廢除纏足有著革命性的貢獻。

剪不剪辮分為四種人：堅決剪髮的革命派，猶豫不決的普通百姓，拒絕剪髮的遺老遺少，此外，對民國初年的社會比較失望的人也拒絕剪辮。

留不留辮在晚清有特定的政治含義，所以，南京臨時政府一定要在這方面開刀。

中國成年男子留辮的習俗是清代開始的。留辮是清入關中原過程中為了強迫人口佔大多數的漢族臣服於滿族專制統治的一種極端政治舉動。清軍在全國建立統治過程中，對漢人的鎮壓非常殘忍，「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都是顯著事例。當時的口號是「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清軍所到之處，不管是前明官員，還是普通百姓，必須剃髮，只留下一個小辮子垂在腦後。這是對漢人情感的嚴重傷害，很多漢人因此而死。清代留辮是強加給成年男子的規定，而一些反清分子為了強調反清志向，則把不留辮子作為一種標誌。所以，留不留辮，茲事體大。

中國人留學日本的高潮是在甲午戰爭以後。當時，因為敗於彈丸之地日本，國人逐漸認識到自己已經落後於世界。為了尋求原因和尋求改變，留日高潮在1895年後逐漸興起。留日學生很多由清政府公費派遣，比如辛亥革命的領袖人物之一黃興，他由湖廣總督張之洞派去日本。義和團事件後，清政府意識到要變革，所以進行清末新政，派遣學生留日學習日本經驗以改變清政府的貧弱狀況，結果黃興等人留日後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清政府種瓜得豆，最後推翻清政府的主要力量都是一開始被清政府寄予厚望的，比如留學生和北洋新軍。

魯迅於1902年留學日本，當時留學生分留辮和不留辮兩派，剪辮的人當然是傾向革命的。魯迅思想激進，到日本後就剪去了頭髮。他在1909年回到上海，面臨的第一件事情是辮子問題。剪辮的他最初擔心被認作異己分子、謀反分子，不得不買了一條假辮子以假亂真。據他回憶，假辮子做工不錯，一條需要四塊大洋。由於種種不便，魯迅後來索性不戴假辮，於是他出門便被指指點點，走親訪友也遭到白眼和指責，這讓他很困惑。

像魯迅這樣思想開明激進的人，也為一根辮子困惑，可見辮子是個多大的問題。魯迅並不是後來和國民政府作對才出名的，他早在民國時期就嶄露頭角。他是辛亥革命的參與者，參加過同盟會、光復會。他在《關於「舒憤懣」》裡寫道：「我覺得革命給我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從此可以昂頭露頂，慢慢地在街上走，再不聽到嘲罵。幾個也是沒有辮子的老朋友從鄉下來，一見面就摩著自己的光頭，從心底裡笑了出來道：哈哈，終於也有這一天了。」

剪不剪辮分為四種人：第一類是革命派，堅決剪髮，並希望人人剪髮。第二類是普通的百姓，比較猶豫，很多時候是「被剪髮」。第三類是清朝的遺老遺少和圍繞末代皇帝的那群人，拒絕剪髮。這些遺老遺少集中在四個地方——上海、大連、青島、天津。上海主要是漢人的遺老遺少，北方三個口岸有日租界，遺老遺少由日本人撐腰。日本人在復闢帝制上的作用是很惡劣的，偽滿洲國主要就是日本人操縱的結果。而溥儀和身邊太監也拒絕剪辮，還有在徐州的張勳軍隊，因為留辮，張勳的軍隊就叫辮子軍。第四類人也拒絕剪辮，但和第三類不同，他們是對民國初年的社會比較失望的人。典型的例子就是辜鴻銘。辜鴻銘才華橫溢，在外國人眼中，把中國傳統文化很好地傳達給西方的，就是辜鴻銘和林語堂二人。辜鴻銘民國初年在北大當教授時還留著辮子，很多學生認為他是政治反動分子，或者在課堂上嘲笑他。而辜鴻銘冷靜地對學生說：剪掉辮子是容易的事情，但要剪掉心中的辮子卻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這句話甚有深意。

革命派希望從各方面求得人們身心的解放，因為造就一代身心健康的國民是建立和維護乃至鞏固共和制度最基本的前提。

辛亥革命最大的歷史功績是推翻帝制，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促進了中華民族歷史性的進步。我們應該知道，任何革命都是社會矛盾長期堆積的結果，不是某個人或某個黨派主觀所能發動的。清末新政搞不下去，才有了辛亥革命，不能因為辛亥革命後的中國不像革命派所預期的那麼光明，不能因為辛亥革命沒有解決中國所有的問題，就否定這場革命。

這裡我引用革命前輩林伯渠1941年的一段話，來幫助大家認識這個問題：「對於許多未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是常被過低估計的。這並不起奇怪，因為他們沒看到推翻幾千年因襲下來的專制政體是多麼不易的一件事。」不經過封建帝制的人，很難想像帝制下生活的人身心受到多大的壓制。所以，我們不能忽略歷史上的志士仁人為今天的進步作出的巨大貢獻，辛亥革命的功績是絕對不應該抹殺的。

當然，就移風易俗而言，在充分肯定其意義的前提下，也要看到其中一些局限性。

首先，社會風俗是在長期社會生活中受到各種因素影響而形成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中國社會經濟的基本狀況在辛亥革命後沒有一夜之間發生巨變，因此，由於中國廣袤地區的經濟文化現狀差異，移風易俗在各地的影響程度是很不一樣的，不能過高估計。辛亥革命在移風易俗上產生的影響主要是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而民國年間，很多地方還是有纏足、吸食鴉片、買賣人口、溺死女嬰等陋習。換言之，不能以辛亥革命後的上海作為標準來想像全中國，對此要有客觀的估計。

其次，南京臨時政府在推行移風易俗的法規時多少有點急於求成的過激行為。明顯的例子是剪辮。清政府把留不留辮作為政治象徵，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有些地方也把剪不剪辮作為政治象徵，他們出動軍隊守在大街上強行為老百姓剪辮子。須知，雖然留辮子是專制強加於人的，但對於剪不剪辮子，民間亦有很多具體的考量和擔心。人們不知道革命是否會成功，萬一失敗，剪掉的辮子一夜之間又長不回去，會帶來很多麻煩。文化名人夏衍曾在回憶錄中寫道：城門口軍警站立，進城賣菜的老頭被剪了辮子，痛哭流涕，沒臉回家，村裡人知道了，都不敢進城賣菜了。類似這些現象反映出，革命黨人對移風易俗的社會接受度估計不足，有點想當然。

第三，移風易俗推行時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南京臨時政府強調，舊的社會風俗是與封建專制相聯繫的，所以大刀闊斧推進移風易俗，往往簡單地把新的都認為是好的，把舊的都認為是壞的，尤其是把傳統文化過分貶低。傳統文化和習俗雖有弊病，但也有合理的部分，革命派過多指責傳統習俗的不合理，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就是過度崇尚西洋習俗，這在上海表現得尤其明顯，有些人一味把西洋習俗看作是時尚、進步和革命，這就把移風易俗簡單化了。

最後，南京臨時政府除舊布新的政策法規並沒有得到所有人的支持。臨時政府曇花一現，1912年4月1日袁世凱上臺，1913年宋教仁被殺，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和黃興再次流亡海外，政治上又出現了反覆。臨時政府移風易俗的法規頒布後，社會上的態度也很不一樣，如剪辮一事，從中可以看出革命成果的來之不易。

革命派為鞏固辛亥革命成果，的確在移風易俗上做了大量工作。以上介紹的這些僅是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部分社會風俗變革的政策法令。革命派希望從各方面求得人們身心的解放，因為造就一代身心健康的國民是建立和維護乃至鞏固共和制度最基本的前提。當然，有一些變革收效甚微，比如禁止吸食鴉片、買賣人口等。我們一方面要充分肯定其積極意義，同時要理解臨時政府心有餘而力不足。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雖然在短短三個月後失敗，此後政治不斷有反覆，但任何復闢帝制的行動——從袁世凱到張勳——都沒有再取得成功。這和辛亥革命在移風易俗上的貢獻是有關係的。但是由於種種歷史因素的制約，在移風易俗的推行上，存在各種缺陷。當然，這絕對不應該妨礙我們對辛亥革命各位志士仁人給予充分的尊敬和應有的評價。

來源：文匯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