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那一輩兒看過的電視劇（父親的青年時代第十五集）
2023-06-07 01:04:30
父親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待了七八天，還是沒有等到他的中共組織關係電報。無奈的他只好聽從辦事處安排先去延安。辦事處還表態，如果收到他的組織關係電報，一定會立即轉到延安中央組織部去的。
這次與父親一同從西安去延安的人不少，足有好幾十人，有男有女，但絕大多數都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為了防止國民黨軍隊對去延安的人再行扣押之事，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將他們臨時編為一個隊，對外稱為「衛生隊」，還發了帶有八路軍標識臂章但顏色也與國軍軍服類似的普通機織布做的八路軍軍裝。辦事處還派了一個熟悉這段路程且對組織行軍很有經驗的人當隊長。
父親換上八路軍軍服後便將大洪山發的那身還是很新的咔嘰布國軍軍裝送給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但將那副國軍中校軍銜領章取下來揣在口袋裡隨身帶著。父親回憶時說，他這麼做是為了應付路上可能會發生的國民黨軍隊查阻生事用的，到延安進抗大後他將這副領章也上交了。
條條大路通羅馬。當時的延安確實是許多立志抗日並改變中國的年輕人心目中的聖地。從西安到延安去的人很多，父親他們一路上總是碰到一些三三兩兩、十個八個或零散或成群的人，大多是步行的，也有搭車的。那條路基本上是土路，如有汽車經過，總是揚起了漫天的灰塵。步行的人灰頭土臉，頗有怨言。
西安到延安足有六七百裡路遠，父親他們的這個隊伍全部是靠兩條腿走的。一直走了十來天才抵達延安。父親還拎著個箱子，裡面除了幾件換裝的衣服都是書，路上實在扛不動了，就只好將一些從大洪山帶出來的書籍忍痛割愛一本本地丟掉了。也有的書同行人想要，他也就乾脆順手送人了。
這些書多是父親那次從隨縣冒險重返漢口才帶到隨縣大洪山去的，其中不少父親認真閱讀後還在上面寫有眉批或心得。但遺憾的是，經過連續幾天的長途跋涉，年輕的父親也實在扛不動那些書籍了，只好逐一丟掉或送人。這對於青年時代嗜書如命的父親來說，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好在一路無事。除在洛川遇到國民黨軍隊稍作刁難外，其餘路程均很順利。當然，這幾百裡路走下來人是很累的。不過，這次長途跋涉也表明，青年時代的父親是很能走路的，而且後來也確實走了比許多同時代的人走的多得多的路。後文也將多次提及父親的這個本事和經歷。
父親在西安始終未能等到盼望已久的中共黨的組織關係，心裡很不是滋味，情緒也大受影響。父親在其「文革」期間所寫的交代材料中說：「我自丟掉組織關係後，思想上是十分痛苦的。」
一路上，父親情緒的低落讓他很少與人交流，與那麼多三五成群的二十來歲年輕人相伴走了10來天並最終走到了延安，最後居然沒有認識或熟悉什麼值得回憶的人。這顯然與其當時的情緒很有關係。
父親所在的這個「衛生隊」到延安後，帶隊人將他們安排在延安城裡的一家招待所住下後就走了。這時，與黃心學和其他熟悉的同仁在大洪山下分手已有近一個月的父親，現在最想見到的人就是他的兩個弟弟——四弟史金龍（到延安後已改名為力群）和堂弟史金堂（離開武漢時因何偉開具介紹信錯寫了其名字而改名史敬棠）。好在這兩人 1937年底和1938 年春分別到延安學習後曾各自給在漢口的父親寫過信，報告了他們的學習和工作情況。於是父親一住下便按信上所留地址分別給他二人各寫了一封信，告知自己已到延安。
得知他們的大哥也到延安來了，四叔和堂叔接信後都很高興，先後跑到招待所來看望父親。此時，他們兩人都已加入中共並均留在延安工作了。四叔力群於抗大三、四期連讀畢業後，被分到了中共中央軍委軍事工業局任秘書，後又到延安兵工廠做管理工作，駐地比較遠，還在延安東北的何家岔。而堂叔史敬棠則在父親到延安前不久，剛被陳伯達從延安馬列主義學院抽調去了位於楊家嶺的軍委辦公室做資料性秘書工作。
前文說過，堂叔史敬棠為人機靈而聰慧，古文基礎紮實，記憶力也好，做事細膩認真且低調，陝北公學畢業後被分在馬列學院做圖書資料工作，與當時在馬列學院做教員的陳伯達有過交往。陳對其印象很好。在這年 2 月，毛澤東抽調陳伯達到他的軍委辦公室任副秘書長，主要幫助毛做有關抗戰政治、軍事和經濟的研究，急需人手幫助搜集大量資料。於是，陳伯達便又將當時才20歲出頭的史敬棠調去軍委辦公室工作。後來史敬棠還曾代替生病的江青負責毛澤東的圖書管理。
沒多久，中共中央研究院以及政治研究室先後成立，堂叔史敬棠又被調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自那以後，除中共建政前後曾被派到淮海戰役後的徐州短期擔任市委宣傳部部長外，博聞強記且謹小慎微的堂叔史敬棠幾乎一直在中共的核心政治理論研究機構工作，直到 1971 年因受所謂林彪、陳伯達事件影響而坐牢並就此離開。
兩個弟弟先後到住處來看望他們大哥，讓孤身一人身處陌生環境的父親感受到了一些慰藉，也產生了一些希望。我的這兩位叔叔除了給他們大哥寫了在武漢時期的相關工作證明外，還陪他去了一趟位於延安北郊的中央組織部，希望能夠幫助父親接上組織關係（父親在其親筆所寫的一份材料中只說「我和我的弟弟到中央組織部去了一趟」，沒說是哪一個弟弟，四叔抑或堂叔？也許兩個弟弟都曾一起或先後陪他去過？——作者注）但由於他們都是到延安之後才入的黨，且是近親屬，他們只能證明加入抗日隊伍和共產革命時間比他們早的他們大哥的經歷，但無法證明父親的中共黨員身份。
遺憾的是，中組部的回答也只是說他們依然沒有收到有關父親組織關係的電報或文件。除了他的這兩個弟弟外，父親在延安再無熟人，更想不起來在延安還會有哪一個可以證明其中共黨籍的人。父親無奈之下，只好將鬱悶藏在心中。沒有了中共組織關係，就沒有了黨員身份，父親不僅想進馬列學院學習馬克思主義那個多年的理想泡了湯，就是想進中央黨校學習也絕無可能了。
在此期間，父親還在延安街頭遇到了前兩年在武漢時就比較熟悉的林默涵先生。林先生得知父親的窘況後，十分驚訝，便熱心地領著父親去見了當時任中央黨校代理校長兼中央幹部教育部副部長的李維漢（羅邁）先生。羅邁對父親想去馬列學院或中央黨校學習的願望表示歡迎和理解，但他告訴並安慰父親：你的組織關係沒有查到。不過，抗日軍政大學很快就要招生，你可以先上抗大。你要安心學習。
林默涵先生原名林烈，比父親小 4 歲，1938 年年初在武漢參加李公樸為發行人、沈鈞儒為社長的《全民周刊》的編輯工作。而父親那時則作為《救中國》周刊的發行人與胡繩先生一起創辦這個刊物。父親曾在《全民周刊》上以筆名發表過一些文章，而林先生也在父親的《救中國》周刊上發表過文章。在那段時間裡，他們在一些場合時常碰面，知根知底，惺惺相惜。
林默涵先生是 1938 年 8 月到延安進入馬列主義學院學習的。父親在延安遇到他時，林先生已經畢業並在馬列學院哲學研究室工作了。中共建政後，林先生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和國家文化部副部長，「文革」後任全國文聯黨組書記，2008 年去世，終年 95 歲。
在招待所住了不久，抗日軍政大學果然來人招生和編隊。因其中共組織關係仍然沒有著落，父親此時已別無選擇，只好退而求其次選擇進抗大學習了。這一年這個時候，年輕的父親剛滿 30 歲。
父親被編入了抗大第五期一大隊一中隊三班當班長，中隊長是潘焱（1916 年生人，後任二野一縱參謀長，韓戰時任十六軍軍長，1955 年授少將銜，後任海軍參謀長，1999 年去世，享年 83 歲）。後來因父親沒有中共組織關係，不是黨員，上面就又把他的班長職務給拿掉了。這件事兒給了父親很大的刺激，他意識到自己因組織關係丟失，已不再被認作是中共黨員並且不被信任了。父親在同一份「文革」期間的審查交代材料上寫道：「我在抗大學習期間，感到自己丟失了政治生命，心情是沉重的。」
當時大隊負責人和潘焱都曾安慰父親說，他可以考慮重新入黨。如果不願意，組織上也會幫助他繼續查找他的黨組織關係。而父親則天真地打算，如果還查找不到，年內他學完這一期抗大畢業後時（當年抗大學習時間多為半年），再提出要求將他分配回原來地區，即鄂豫邊區工作，這樣他就可以找到黃心學和潘琪等人，也就可以解決黨籍問題了。於是，父親就沒有選擇重新入黨，而是安下心來在抗大認真學習並參加訓練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了兩個多月後，也就是 1939 年 7月，父親發現情況變化了。那時，中央決定抗大總校第五期和陝北公學的學員和教師等5000餘人全部離開延安遷往晉西北地區繼續辦學。
在得知他們這一屆學員絕大部分都要離開延安，東渡黃河繼續學習時，父親很失望，知道如果這一走，他的中共黨組織關係問題也許就更難解決了。於是他便要求轉到抗大三分校學習（當時抗大只有三分校學員依然留在延安——作者注），以便留在延安，但此要求未被批准。無奈之下，父親只好隨著抗大總校東渡黃河到太行山區去了。
這期抗大學員不少，與其他東徵部隊一起算大約有萬餘人。離開延安時，父親他們被編入抗大二分校，一路上或行軍轉移，或駐紮上課學習，步行1000多公裡路，歷時兩個多月，中間還曾遇到過多次日軍掃蕩和跨越封鎖線的險情，最後途徑晉西北抵達了晉察冀邊區的河北靈壽陳莊一帶，方開始安心上課了。
但是沒過多久，也就是那年 9 月下旬，就在距他們駐紮處十多裡的陳莊地區爆發了一場漂亮的戰鬥：賀龍率領的八路軍一二〇師在那裡圍殲了日軍一個大隊及若干縣的偽警備隊約 800 人（有說殲敵1200人）的日偽軍，還打死了日軍旅團長水原義重。這場戰役也就是抗戰時期著名的陳莊殲滅戰。這場戰鬥張揚了八路軍的軍威。當時的國民政府也曾致電賀龍說，「對敵陳莊血戰，盡殲敵人，予敵重大打擊，樹立華北抗戰之楷模，振軍威於冀晉，特傳令嘉獎」。
1939 年 11 月，父親從抗大畢業了。那次他隨著抗大總校畢業的一批人走了 300 多公裡到位於山西長治武鄉的八路軍總部去報到。報到時，執著的父親首次正式提出了想回到位於太行根據地南邊的鄂豫邊區去工作的要求。父親的要求有兩條，一是便於求證並試圖恢復自己被莫名丟失的中共黨籍，其次就是思念兩年多前被他從漢口遣送回泰州老家的妻子和兩個女兒（1937 年秋，父親前妻孫岫雲帶著年已4 歲的大姐以及懷在肚子裡的二姐告別父親從武漢回到老家泰州去了。詳見本書稿第四集《成為職業革命者》——作者注）。
總部負責分配的人先是不同意父親的要求，但後來看父親一再堅持，而且提出的理由並非沒有道理，也就鬆了口，還給父親開了介紹信並發給了一些路費，但提醒說沒人護送，要求父親自己去。得到批准後，父親喜出望外，便按照總部給的一個大致的路線一個人上路出發了。
據父親回憶，那次他往南邊走了兩三天，從山西長治武鄉一直走到了「通往（河南）林縣的一個集鎮上」（父親說他記不住這個鎮的名字了，但根據其步行速度和兩地大致距離分析，有可能是離林縣六七十公裡的石城鎮。如果是的話，這次父親走了約200公裡，400多裡路——作者注），而駐紮當地的八路軍部隊上的人都勸父親不要再往前走了，說再往前十來裡就是日偽頑軍的地盤了，那裡有封鎖線，而且經常發生戰鬥，過不去，也很危險。父親不相信，還特地跑到前線去看。看到日偽軍的炮樓和壕溝後，父親無奈，知道那次南下目標是不可能實現了，只好掉頭向北，再次孤身一人又走了400多裡路，返回到山西長治武鄉的八路軍總部去二次報到了。
這次父親被八路軍總部分配到太行一分區工作。然而還沒有動身，因冒著嚴寒，獨自南行北返地走了好多天，身體極度疲勞且心情又很鬱悶的父親卻生了一場大病：他發高燒昏了過去，而且差點就未能挨過去。
據父親生前回憶，那時已是12月份，太行山區冬天的天氣異常寒冷。他當時到八路軍總部報到時只穿著一身抗大學習時發的棉襖，沒有棉被（抗大學員睡大通鋪，棉被多是合蓋）。而他從山西長治武鄉南下河南林縣以及返回武鄉的那些天在路上主要是吃些乾糧，多是風餐露宿，饑寒交迫。父親那時雖然身體很好，也還年輕（那年父親 30 歲），但也未能禁得起如此精神和肉體上雙重的折騰。
在父親又從河南林縣獨自返回到位於山西武鄉的八路軍總部，拿到分配工作的介紹信，正準備動身去位於河北邢臺西山的太行一專署報到時，突然就病倒了：父親發了高燒，而且居然一下子就燒得昏了過去。
父親醒來時已是第三天了。這時從鬼門關轉悠一趟後的父親發現自己躺在八路軍總部醫院的病床上。1967 年年底，父親在一份材料上寫道：「等我能張開眼睛時，才知道得救了。醫生對我說，我們只剩下兩個針劑捨不得用。現在給你打了一針，你所以醒過來了。我聽了非常感動。」
父親沒說自己當年得的是什麼病，也沒說醫生給他打的是什麼針劑。但現在看來，我想，父親的這場因外感風寒、內心抑鬱而引起的突發性的高燒很可能是得了急性肺炎，而在當時治療肺炎的最有效藥物也就是青黴素之類的抗生素。在當年的抗日戰爭時期，這種藥無疑是很珍貴也是很稀罕的。父親對醫生和八路軍總部對他的搶救和治療心存感謝顯然是發自內心的，因為正是他們才救了自己一命。
可能出於感恩，也可能覺得其試圖求證黨籍的努力在當時情況下之不可行，父親此時終於將去南方抗日根據地以恢復自己中共黨員身份和惦記妻小的願望埋藏在心裡，不再提了，而是準備儘快去新的工作崗位報到並開始工作。所以，父親退燒後僅在醫院待了兩天，便全然不顧依然虛弱的身體，就一個人又從武鄉步行去了位於河北邢臺西山的太行一專署了。
這一段路程也足有200公裡，400 多裡路，又是在北方寒冷的冬天，父親仍然是在大病初癒後沒有很好恢復就一個人走的，而且仍然只是穿著棉襖，晚上睡覺也仍然是沒有棉被。
父親在一份回憶材料中說：那時「我只有帶病上路，幸能走到目的地。」又說，「一專署安排了工作，過了幾天，也蓋了棉被，病情好轉。」
我在看到父親寫於文革時期的這些材料時心想：當時年輕的父親真的是好身體啊！在一個多月時間裡，父親就南下、北返和西行，先後步行走了約700多公裡，合1500多裡路，其間還生了一場大病。
如果再加上那年4月父親離開鄂北大洪山去襄陽並經西安徒步走到延安的幾百公裡以及7月隨抗大總部離開陝西延安走到河北靈壽的一千多公裡路程，年輕的父親在大半年時間內就途經湖北、陝西、山西、河北和河南五省，全部靠徒步行走了約近兩千五百公裡，約合五千裡路。可以說，1939年那一年走了那麼多裡路，這對於那年正好30歲的父親來說，那真的是人在路上了。這時已是 1940 年年初了。
從此，丟失了中共組織關係後的父親開始了他以一名黨外人士身份在太行山晉冀魯豫根據地的抗日曆程。父親在太行一分區，即一專署工作時，先後從事過財政、糧食和教育等工作，之後又擔任了晉冀豫根據地二專署昔東二區區長（後經父親等人的努力工作，昔東二區根據地很快就擴大了，一年不到時間就被叫作昔東分縣委了）。
那時，日軍在昔東地區推行所謂「強化治安運動」，且被列為「實驗區」，持續進行掃蕩，推行蠶食、囚籠和「三光」政策，昔東根據地的抗日鬥爭形勢十分嚴峻。但是就在這種情況下，父親能始終堅持工作實屬不易。1943 年 5 月，林南戰役後（即八路軍一二九師在戰略反攻中向西南展開，攻佔了河南林縣及其以南地區的一場戰役——作者注），晉冀魯豫太行抗日根據地此時擴大至河南新鄉等豫北地區，中共在此新設了太行七分區。
當時太行一分區的地委書記高揚被任命為太行山的這塊新闢抗日根據地，即太行七分區的地委書記。高揚先生便從一分區等地抽調了一批他所熟悉的幹部，組成了一個精幹的團隊來到新鄉和林縣一帶做開闢新區的工作。父親也被高揚先生點名抽調到新建的七分區工作。
高揚先生與父親同庚，待人平和寬厚，平時與父親很談得來，對父親也比較理解和關照。這次他準備加強七分區新闢根據地的抗日宣傳工作，因此他便叫父親也跟他一起來到豫北新區並任命父親為新創辦的中共太行七地委機關報《豫北報》的主編。中共建政後高揚先生先後任遼東省委書記、吉林省委書記、農墾部部長、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和中央黨校校長等職，2009年去世，享年100歲。
父親那時雖然是以非黨人士身份（期間高揚先生曾與父親談心，希望父親能重新入黨以解決黨籍問題，但執著的父親還是謝絕了——作者注）在根據地的各行各業和各地工作，但他憑藉自己的堅定信仰、抗日熱情、堅韌性格和自身才幹，先後在好幾個工作性質截然不同的崗位上，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艱苦進行和最後勝利，踏踏實實、兢兢業業地做出了自己的應有貢獻。
《豫北報》是中共太行七地委創辦的一份石印版報紙（三日刊），主要在豫北新根據地一帶宣傳抗日以及中共上級和太行七地委的各項政策措施。這種石印版報紙的印刷方式比較特殊，需要人在宣紙或吸水性較好的毛邊紙上先用毛筆沾上一種墨水，手寫出擬發表的文章及其標題，然後將寫滿楷書或小楷字跡的毛邊紙平平地貼在一塊早已打磨平整光滑的石板上，通過塗飾腐蝕性藥水，在保留書寫字跡的同時蝕刻掉字跡周圍的石頭，形成凸凹效果，然後以拓印方式進行印刷。
這些石板的數量和尺寸大小都是根據報紙的版面設計需要切割打磨的，而報紙的每個版面都是由好幾塊石板拼接而成的。如果版面設計、石板打磨、書寫、蝕刻和拼接等所有工序都處理得當，按照這種方式拓印出來的報紙，不僅字跡清楚且能體現出楷書的風格，版面格式也遠比蠟紙油印的漂亮而大氣。
這時，父親的那一手漂亮的楷書或小楷毛筆字以及他曾經在漢口和大洪山多次積累過的辦報經驗也又一次有了用武之地。這是父親自1937年10月在漢口與胡繩先生合作創辦《救中國》周刊以及1938年底於大洪山在陶鑄先生領導下創辦第五戰區抗敵工作委員會機關報《大洪報》之後的第三次創辦抗日報刊了。遺憾的是，父親沒有保留下任何一份《豫北報》作為紀念，而現在也難見其真容了。
我在此書稿好幾的地方都提到父親生前能寫一手好楷書。有些朋友和讀者留言很想欣賞先父的毛筆字。可是，查遍父親遺留下來的所有親筆書寫的材料，除了大量鋼筆字跡以及在一些寫於文革時期的交代材料包裝紙面上留有寫於40年前的若干少量用紅墨水寫的註明性行草字跡外，我居然沒有發現父親留下的任何正規書寫的楷書毛筆字，尤其小楷字。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
父親40年前整理文革期間材料時用毛筆蘸紅墨水寫在若干資料包裝紙面上的行草字跡。
1945 年 5月，抗日戰爭接近尾聲之際，父親又一次向太行七地委書記高揚同志提出了想到南方工作的請求（在那之前，父親偶然聽說何偉曾任中共皖中區黨委書記，為此又點燃起曾經的求證其中共黨員身份的願望——作者注）。這次中共組織上不僅同意了，而且高揚先生還專門派了一支十來人組成的武裝小分隊護送父親西行和南下。
於是，心情愉快的父親便在部隊的護送下先從太行七地委所在的河南林縣（林縣於 1939 年在日偽軍佔領之下——父親那年南下就受阻於這裡，1940 年是八路軍與日偽頑軍互相爭奪的地區，1943 開始建政，成為太行根據地的一個組成部分——作者注）西行 700 多裡，走到了位於山西臨汾的中共中央北方局（過了兩個月，也就是 1945 年 8 月，中共北方局撤銷，成立了晉冀魯豫中央局——作者注）。在取得中共北方局同意以及批文後，父親又在各地武裝分隊的分段交通護送下從山西臨汾一路南下了。
1945年5月起算的這趟遠足，一直到那年8月抵達蘇皖中部，父親前後又走了有兩千多裡路。誰知造化弄人。當父親從山西臨汾南下，千辛萬苦跋涉千裡，輾轉走到了位於蘇皖中部交界處的中共淮南區黨委時，才得知他多年來一直要找的何偉先生在那之前一年多，或者說在父親得知何偉任職中共皖中區委書記沒多久，就已經離開安徽到延安去了（據記載，何偉先生是1944年2月去的延安，先是參加延安整風，後又作為候補代表參加了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作者注）。但令十分失望的父親感到欣慰的是：正在這時，傳來了日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抗戰結束了。
此時，執著的父親終於認命了。在被中共淮南區黨委安排到蘇中一地委工作後，父親於 1945 年 11 月在自己的老家泰州縣委重新加入中共了。那一年父親 36歲。這時，距父親1938年 3 月在漢口由何偉先生介紹第一次加入中共已經過去了七年半時間。而整個抗戰八年，父親為求證自己的黨籍居然花費了六年多的時間。現在想想，父親當年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是多麼的執著、壓抑和苦惱啊！
有意思也值得記述的是，父親在 1939 年 5 月被編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五期一大隊學習時，不知為何，又改了一次名。這次父親將他在漢口創辦《救中國》周刊時所起的、已經使用了近兩年的「史略」之名改名為「史輪」。
史輪這個名字父親使用的時間其實也不短，即從 1939 年 5月在延安進入抗大學習起，一直到 1945 年 11 月份父親從太行根據地返回到泰州重新入黨，一共使用了六年半，才經蘇中一地委批准又改回曾經使用過的史略這個姓名，一直到老。也就是說，父親在他從延安開始求證黨籍起一直到他終於認命、回到老家泰州重新入黨的整個歷史過程中都是使用「史輪」這個名字的。
那麼，為什麼那年父親到延安上抗大時要改名呢？而且還是改為「史輪」這個名字呢？對此問題，我一直沒有搞清楚，因為父親生前從來沒有跟我們說過他在抗戰期間曾用過「史輪」這個名字，當然就更不會說他為何要在進抗大學習時改名了。在撰寫此書稿之前，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們也都不知道父親還用過「史輪」這個名字。
說實話，我也是在撰寫《父親的青年時代》這個書稿，仔細翻閱父親遺留下來的各種供審查的交代材料時才偶然發現父親的這個曾用名——史輪的。那次我發現，父親在一份材料上寫到自己被編入抗大學習時打了一個括號，裡面寫了這麼五個字「改名為史輪」（這裡書寫的輪字是繁寫體——作者注），並在這份材料的後面又寫道：1945 年 11 月「經（蘇中）一地委批准，又恢復原名史略。」
看到這裡，我很驚訝，也很好奇：父親原名史金緘，1937年10月在武漢創辦《救中國》周刊時曾首次更名為史略。這個名字用得好好的，父親為何要在延安進抗大學習時不再用史略這個名字而再次更名，而且更名「史輪」呢？還有，父親又為何要在抗日戰爭結束而自己重新加入中共時就「又恢復原名史略」呢？這裡有什麼說法嗎？我迄今不得而知。
不過，父親曾說過他在漢口與胡繩創辦《救中國》周刊時也以其他筆名在《救中國》和其他一些左派進步人士創辦的抗日刊物，如《全民周刊》以和《群眾》等刊物上發表過一些文章（前面提到的林默涵先生當時就是《全民周刊》刊物的編輯——作者注）。會不會父親當時也曾或經常使用過「史輪」這個筆名寫作並發表文章的呢？可能性是有的。但可惜的是，因父親沒有明說，我也沒有檢索或查找到具體的署名「史輪」的文章可以證明這一點。
平心而論，我迄今不明白父親這幾次更名的動因或其深度考慮。但我想，父親在進入抗大學習時將自己的名字「略」更名為「輪」總是有原因的。總不會僅僅是用過這個筆名吧？ 那麼究竟原因何在呢？
我在前文中曾經猜測，父親 1937 年10 月創辦《救中國》周刊時更名史略，飽讀詩書的父親可能是從劉勰《文心雕龍 物色》中的「略語則闕，詳說則繁」這句話的含義得到了啟發，起個「略」名，以圖辦出一個好刊物來吧？但是一年多之後，父親在得知丟失了組織關係並不得不放棄到延安馬列主義學院學習而進入抗大學習時，將自己用得好好的名字「略」再次更名「輪」字又是何意呢？遺憾的是，父親生前從沒有說過，看來我還是得猜測。
從「輪」字的字面意思來看，有輪替和轉動的意思，但是其本意還是車輪。而車輪則總是要跑在路上的。父親自從更名為史輪後，為了抗戰，先是從延安輾轉跋涉數千裡路走到晉西北太行山，又在方圓千裡的太行山的東西南北之間步行跋涉不知奔波了幾何之後，又從太行山豫北地區南下跋涉上千裡走到位於江淮之間的蘇中地區，最後又回到了他十三年前離開的家鄉泰州。父親在那些年裡的不停奔波遷徙之經歷似乎在冥冥之中也確實應現了這個「輪」字的含義。
另外，《說文》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這就是說，輪之所以為輪，是因其有輻。那麼輻的特點就是直。《考工記·輪人》篇曰：「輻也者，以為直指也。」我在想，1939年 4 月父親進抗大學習時正好滿 30 周歲，三十而立。父親是不是想通過改名為「史輪」來表示自己是一個正直的人，可以坦然面對未來的一切困難呢？另外，在青年時代的父親看來，自己在中共組織關係丟失情況下進入延安抗大學習並以全新的面貌參加抗日戰爭，應該也是自己在人生之路上的一次艱難跋涉吧！
在完成這本書稿時，我忽然想到，父親當年更名「史輪」，是認為「史略」這個姓名代表的是自己作為中共黨員的經歷，而在黨籍丟失後他可能覺得一介平民的自己再用之已不適合，於是便用自己以前使用過的一個筆名來當作自己的新名字，會是這樣的嗎？
我的這種說法雖然不無可能——父親 1945年重新入黨後立刻又將其使用了6年之久的史輪更名為史略一事似乎能夠從側面證明這一點，但這種說法終究也只是一個猜測。因為父親生前沒有明說過。說真的，我確實不知道父親在延安上抗大時為何更名史輪，因為以上說法都只是我的猜測。
後記：寫到這裡，這本一共十五個章節的《父親的青年時代》書稿終於將先父青年時代的故事講完了。我不會掩蓋和粉飾歷史，更改變不了歷史，但我會如實地記述先父親身經歷及其所反映的一段國家和民族的近代歷史。我真心期望這本真實記錄了先父青年時代歷史經歷的書稿能夠給廣大讀者、我們兄弟姐妹以及我們的後人帶去啟迪。我也期望這本書稿能夠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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