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批評下的喬伊斯小說解讀（埃弗裡特談小說的實驗性與現實感）
2023-06-04 08:05:19 1
錢佳楠/採訪、翻譯
帕西瓦爾·埃弗裡特（章靜繪）
帕西瓦爾·埃弗裡特（Percival Everett）可謂美國當代文學界的異類。他多產，六十多歲已經出版了三十多部作品，絕大多數是長篇小說，摘得包括美國藝術與文學學院文學獎章在內的各種殊榮。他從不自我重複，但戲謔似乎是他作品的不變主題。他最廣為人知的長篇《擦除》（Erasure）嘲笑美國出版界虛偽的「身份政治」；《字符》（Glyph）則虛構出一個智商475的嬰兒，把玩後結構主義；《電話》（The Telephone）有三個完全不同的版本，讀者完全不知道自己讀的是哪個版本，埃弗裡特的初衷是讓讀不同版本的讀者相互爭辯，而後才發現真相；最新出版的作品《眾樹》（The Trees）則回溯1955年發生於密西西比州的悲劇，十四歲的非裔美國人愛默特·提爾（Emmett Till）只是因為和二十一歲的白人女子卡羅琳·布萊恩特（Carolyn Bryant）交談了幾句，就在幾天後遭到種族主義者綁架並謀殺。在《眾樹》中，時間已經來到當代，卡羅琳·布萊恩特成了老太太，她所在的小鎮，白人接連被殺，並且謀殺現場總會出現一具神秘的黑人屍體。
除了寫作之外，埃弗裡特還擅長畫抽象畫、修樂器、經營農場。他目前任教於南加州大學文學與創意寫作系，在上寫作課的時候，我們常常驚訝於他幾乎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他不僅可以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小說裡虛構的航海或釣魚場面太過想當然，就連同學聊刺繡嘗試，埃弗裡特都可與其交流自己過往的經驗。在接受《上海書評》採訪前，他正在讀耶魯大學東亞系石靜遠（Jing Tsu）講述現代中國語言革命的新作《漢字王國》（Kingdom of Characters）。
《眾樹》書影
所有人都佩服您的多才多藝，既寫了三十多部長篇，又開過抽象派油畫個展，您在農場上馴過馬，又能修樂器，還是爵士樂吉他手……您曾經說這些才藝歸根結底都是一樣的，此話怎講？
埃弗裡特：藝術就是藝術，是表達自我的嘗試。更準確地說，是我為了理解世界所做的嘗試。我從不把這些事看作挑戰。活著就意味著行動，不然我空閒的時候要做什麼呢？對我而言，閒下來就是要找點事情做。有一天，我坐在自己的農場裡，突然意識到我有這麼多捆綁飼草的藤條沒用，太浪費了，於是就開始廢物利用，也進而了解它們的材料屬性。嚴格說來，這不算藝術創作，更算是我用雙手來幹活兒。每個人都終日活在自己腦袋裡，對我而言，雙手幫我們走出自己的小世界，接觸外面的大世界。這也是我喜歡畫油畫、玩樂器的原因，因為我可以用雙手感受世界。但是寫作就沒有這麼直接。有時候我真的希望我是中國人，因為這些文字裡就有這麼多藝術。我特別羨慕那些用書法來展現自己的思想才能的人！英語裡就沒有這些。不過，我也覺得手稿在過去要比現在重要得多，過去人們可以用筆跡來展現個性。我們都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個性籤名，我的籤名很潦草。
您在南卡羅萊納州長大，並且在美國西部生活了很長時間。不同的地域如何影響您的生活和創作？
埃弗裡特：當我第一次看到西部的地貌時，我意識到這是我的家園。在西部，我感到自在。我說「西部」的時候，指的當然不是洛杉磯，儘管我對洛杉磯的喜歡已經遠超其他美國城市。但如果讓我選，我不想定居於此。我喜歡懷俄明州那些開闊的無人區。我曾在那些地方獨居，孤獨有助於我的創作。我也在新墨西哥杳無人煙的地方度過好幾個夏天。我會帶著馬上山，在山上扎帳篷，一待就是好幾個禮拜。當你有好幾個禮拜沒見過一個活人，會發生兩個重要的改變：一來，你更珍惜你的孤獨；二來，你也更珍惜他人的存在。過去，我也一直和動物打交道，某種程度上，動物的所在也成了一個地方。動物要比我們更坦誠。
能否請您再多聊聊南卡羅萊納，這個州既代表了美國南方，又代表了種族主義。不過，您在之前的訪談中也提到，很多時候美國南方是這個國家廣泛的種族主義的替罪羊，在那些標榜多元的大城市比如紐約，種族歧視的情況不一定比南方少見。
埃弗裡特：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所有的美國藝術作品都涉及種族議題。這聽起來令人傷感，但這的確是美國文化提供給人的生命經驗。倘若一部作品不涉及種族，那麼這個作品本身就成了「無視」（其他族裔）的明證。
有部很有名的電視劇《老友記》。這些人生活在紐約，但他們的生活裡連一個黑人都沒有。事情到這兒還沒完，過了幾季，製作團隊似乎覺得這樣不妥，想要添加一個黑人角色。電視電影是「無視」（其他族裔）的產業，這個產業釋放的信號是美國希望別人如何看到自己。
但美國白人不太明白的事情是，美國黑人不會每天早晨起床，想著自己是黑人。切斯特·海姆斯（Chester Himes）的長篇小說《要是他喊，就讓他走》（If He Hollers Let Him Go）裡有這樣一幕：主人公本來心情很好，但他過馬路的時候，看到轎車裡有個白人正盯著自己看。他過馬路的時候絕對不會想「我是個正在過街的黑人」。他就是一個普通人。然而種族凝視（racial gaze）——白人對黑人的凝視——總是提醒你，這裡容不下你。
《要是他喊，就讓他走》書影
看《老友記》這樣的電視劇時，黑人直接或間接感受到的不舒服和上述的種族凝視並無不同。和我同族裔的人在哪兒？
您常說每個作品都具有實驗性質，但我常覺得人們用「實驗寫作」這個術語來以和「現實主義寫作」作區分。我很好奇，您如何看待「現實主義」？它是傳統，是限制，或是別的？
埃弗裡特：首先，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現實主義」，就像油畫從來就不是照片。你可以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素材，而後你必須有其他的有悖於代表性（或者有悖於我們認為是「現實主義」）的元素。想想看你覺得基於現實的作品，好比說罪案小說。罪案從不會以小說中所描述的樣子發生在現實生活裡。小說設置了一個罪案發生的公式，並不真實。藝術作品抽象化地呈現我們所認為的「現實」。要是任何人真能了解絕對的現實，那麼我們應當能破解所有的罪案，不會再有懸案。美術中有個術語叫「視覺陷阱」（trick of the eye），你以為逼真的東西不過是紙面上建構起來的。很多時候，面對畫作，我們忘記我們看到的不是三維，而只是二維平面，是我們的頭腦創造了第三個維度。我覺得「現實主義」的概念也是一樣的道理。
我自己最具有實驗性的長篇是《受傷》（Wounded），這部作品常被人們認為最寫實。我知道這部作品完全基於實驗性質，因為我在寫作的時候清楚地知曉根本不存在現實主義這回事。
《受傷》書影
這讓我聯想到我們今天在小說創作課裡所教的這些寫作技巧，大部分技巧都基於所謂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好比說，小說裡的事件必須要符合現實生活的邏輯，人物必須是多面立體的。您如何看待這些被視為金科玉律的寫作技巧？
埃弗裡特：要是你找一部你覺得最寫實的小說作品，試著跟朋友記下裡面的某段對話，然後坐在公交車上把它演繹出來，旁邊的人一定會覺得你們是瘋子！小說並不寫實。寫實是小說變的一種戲法——在二維平面上呈現三維效果。同樣的，要是你把現實中你和好友之間最意味深長的交談錄下來，而後轉寫到小說裡，這會成為史上最糟糕的對話，因為你掉進了複製幻象的陷阱裡。所以，寫實不是最重要的，小說寫作的關鍵是製造現實的表象。小說寫作沒有法則——因為一切是從不真實的地方開始的。即便是關於夢的討論。當你在小說裡讀到某個夢境，這和真實的夢完全不同。真實的夢支離破碎，讓人迷惘，有些碎片似乎有意味，但你再想想，似乎也沒什麼意思。我們在小說裡建立了這麼多夢境，但它們和現實生活中真正的夢並無關係。
我總是被您的小說中不動聲色的幽默所懾服。尤其在講述種族主義私刑（lynching）的最新長篇《眾樹》裡，幽默也不退場。您是有意把幽默定為敘事基調的嗎？
埃弗裡特：我讀了很多馬克·吐溫。我很喜歡幽默，或者我會把它稱為「諷刺」（irony）。就算在集中營裡，人們還是會講笑話。幽默是人類的生存方式。這或許是因為，一旦你從人手裡奪走幽默，他們就真的死了。諷刺是人們跳離自身、觀望世界的能力。要是你奪走了這種能力，他們無法活下去。當我們跳離自身，捕捉到諷刺，我覺得那也是我們看到希望的時候。你意識到，儘管身處困境的你如此無助，但你手裡畢竟還有一點兒力量去笑話全世界。
有人說，偉大的藝術作品是挑釁的。您覺得您的諷刺是一種挑釁嗎？向那些應當被冒犯的人發出挑釁？
埃弗裡特：有人曾經在我剛開始寫作《眾樹》的時候問我：「你覺得你害怕白人嗎？」我說「不」。很長時間，美國的流行文化裡對黑人、華裔、拉美裔的呈現都極盡醜陋。我只是把槍頭調轉過來。你有沒有看過一部叫《閃亮的馬鞍》（Blazing Saddles）的電影？這是梅爾·布魯克斯（Mel Brooks）的最後一部西部電影，上映於1974年。這部電影出彩的地方是，它對種族議題的處理要比我們今天巧妙得多。但這部電影有對女性和同性戀者的歧視，必須把這些地方去除來看。電影講述的是一幫壞人想奪取一座小鎮，這樣鐵路就可以通進來，然後他們可以賺大錢。為了保衛小鎮，鎮民把修鐵路的華人和黑人都招進來，和白人一起組建自衛隊，跟壞蛋作戰。
電影裡有一幕，一個鎮上的白人這麼說：「好吧好吧，我們願意接受華人跟黑人，但我們不要愛爾蘭人。」而後黑人和華人都不同意，說要麼不要，要麼全要。白人只能讓步。他們跟壞蛋作戰的方案是這樣的：在附近造了一座只有建築物正面外牆的假鎮。後來壞蛋真的打錯了目標。
在我看來，這裡最諷刺的地方莫過於：當所有族裔都被接納的時候，這並不是美國。你被邀請去打造虛假的東西，去為虛假的東西賣命。
《閃亮的馬鞍》海報
您的小說引人入勝的另一大特徵是戲劇張力，包括最早的《蘇德》（Suder）、《我「不叫西德尼·波蒂埃」》（I Am Not Sidney Poitier），以及最新的《眾樹》。您在寫作的過程中有沒有擔心過，如果情節這樣滾雪球似的越來越不受控制，最後要如何收場？您如何看待小說的結尾？
埃弗裡特：所有的故事都沒有講完，它們只是被拋棄了。你永遠都可以問這個問題：後來怎麼樣？就算這是關於人類歷史的故事，人都死光了，你還可以問：動物們怎麼樣了？地球怎麼樣了？問題是問不完的。所以，沒有故事真正結束，而是因為在創造藝術的過程中，我們都在扮演上帝的角色，我們說故事什麼時候終結就什麼時候終結，但那並不是作品的結束。倘若這是一部藝術作品，那麼結尾才是它生命的真正開始。藝術作品所引起的反響才是真正的故事，這也是包括我在內的藝術家參與其中的故事。比起把長篇小說想成完整的作品，我更願意把它們視作跳板，通往作品在現實世界裡所引發的故事。
您覺得是否有必要給藝術作品製造「終結的感覺」？
埃弗裡特：我是這麼做的，但不一定必要。現在被你這麼一問，我倒是很想不再這麼做。我天性比較反叛。我讀到過影視圈用小規模的觀眾來測試對電影結局的反應，但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導演真的這麼做。我們姑且拿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的電影來舉例，那部電影一開場，公交車上就被安了顆定時炸彈，戲劇張力隨著公交車行駛而增加，因為炸彈是要爆炸的。但作為觀眾，我們也清楚這個問題一定會得到解決，因為我們的主人公至少會活到最後一刻。這也是為什麼我總覺得電視劇很陌生，一方面我們為陷入危險的主人公捏一把汗，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她死不掉。到了下一集，她會回來的。說回希區柯克的電影，若其中有一個版本的結局是炸彈爆炸。你的觀眾坐在放映廳裡，看到炸彈爆炸，戲劇張力無處宣洩。這種版本導演一般不會用，因為沒有觀眾會感到滿足。觀眾的滿足感來自於他們的主人公滿血復活。他們需要那種安全感。在寫小說的時候，你不用擔心一開始炸彈就爆炸，這是你探索的方向之一，只是炸彈爆炸，你必須有應對措施。其實小說裡對這種情況的處理更難，沒有觀眾的意見做參考，一切都是你的責任。
您寫作的時候從不考慮讀者，是否也和這個原因有關？
埃弗裡特：是的，我想更是因為考慮讀者對寫作沒有任何好處。有這樣一句俗語：「逐二兔者不得一兔。」在寫作中，我是自己想要追逐的那隻兔子，我必須取悅自己。要是我去取悅別人……不，不，你無法取悅所有人。
您是學分析哲學出身，語言一直是您的研究和書寫對象。在您看來，我們當今的政治和現實環境對語言產生了何種影響？
埃弗裡特：在美國的政治環境下，語言傷痕累累。這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我們有個政黨喜歡討好和操縱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群，這也是這一政黨仇視高等教育以及完全「反智」（anti-intellectual）的原因。
人們甚至常常面對哲學概念的死亡。令我氣憤的其中一個例子是「乞題」（beg the question）這個表達如今已經轉變成「引發疑問」（raise the question）的同義詞。「乞題」最早出自亞里斯多德《前分析篇》，直接轉譯成「預設結論」並不能總結其中的複雜蘊含。「乞題」這一哲學概念是向那些不遵循邏輯論證的人提出叫囂，或是那些用轉換話題來逃避解答的人。而今，因為「乞題」在日常英語中已經失去了這個含義，我們也沒有更好的表達上述這一概念的詞彙。在哲學領域，說一個人「乞題」就等於批評其論證不嚴謹。也就是說，在過去的政治辯論中，說你「乞題」，每個聽眾都明白你的邏輯存在謬誤。而今，沒人能理解。說一個人「預設結論」不具有同樣的批評力量。
您有沒有追蹤政客們所使用的描述「疫情」的語言？
埃弗裡特：沒有，但我很希望有人就此寫篇文章。我很肯定語言一定深受踐踏，同遭踐踏的還有科學。某種程度上，科學的本質就是它會發生變化，因為隨著人類的知識儲備增加，舊的科學認識會被新的發現推翻。但是，科學決不可能是某種宗教信仰。所以，疫情期間，你突然聽到很多人說「我不信仰科學」（don’t have faith in science），簡直荒謬。我不認為現在有充分的理據讓我們無視科學。科學是我們了解經驗世界的最好手段。這並不意味著它一定準確無誤，但是它是我們目前最好的手段。我們不能憑一己之言決定物理世界裡孰真孰假，世界不是這麼運行的。
您不接受「寫作瓶頸」（writer’s block）這一說，您如何保有自己的寫作熱情？
埃弗裡特：我把帳單擺在書桌上，只是說笑。我會問自己這個問題：你想不想寫書？如果我想寫，那麼我就寫。如果我扛著鋤頭出門，我會問自己：你想不想種樹？如果我想，我就挖洞。如果不想，我就回家。我沒有時間站在原地猶猶豫豫。如果我的學生想寫小說，那就寫。如果他們不想，我做什麼都沒有用。通常，羞恥感足以激起人們的熱情。
羞恥感？
埃弗裡特：當我跟學生說「要是你不想寫小說，你就別寫」，大多數人會跳起來說「我要寫的」。作為老師的我沒法幫那些寫不出一個字來的學生，但是如果你交給我二十頁小說，我們可以針對裡面的內容聊一聊。
在最近的幾年，世界似乎正在走向瘋狂（或許世界從來就是如此瘋狂，只是我們最近才目睹）。很多年輕作家（包括我本人）都希望自己能夠做些事情來改變糟糕的現實。然而，我們卻坐在書桌前寫無用的小說。對懷有此種想法的作家，您想對他們說什麼？
埃弗裡特：我會想起畢卡索的《格爾尼卡》（Guernica）。它如今還在影響世界嗎？大概沒有。但它曾經影響了全世界。藝術具備那樣的潛力。但你不知道影響會何時發生。倘若我們僅僅是追求某個數字，我們什麼都做不了。要是你是農民，你會不會因為無法餵飽所有人而停下耕作？
不是因為我從事藝術創作，我才這麼說。我真的相信藝術讓我們變得更好。藝術啟發我們思考，而思考是通往智慧的第一步。要是有更多人觀賞藝術，我相信會有更多人追求各種各樣的知識。或許這聽起來天真，但我必須如此相信。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張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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