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佗墓葬在廣州嗎（尋密嶺南廣信探源）

2023-10-15 06:39:07 5

編者按：《廣信探源—揭開趙佗蒼梧國與西漢蒼梧郡前後相承之秘》是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理事長譚建生與原新華社深圳分社何廣懷副社長、嶺南文化學者董偉林先生共同撰寫的歷史考證文章。該文深入研讀涉及嶺南歷史的典籍，多次實地考察，歷經數年而成，對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內在關係進行了系統深入的分析，對嶺南文化研究有填補空白之功。嶺南文化的魅力有助於同屬嶺南的港澳地區人心民意的凝聚，對兩岸文化融合也有重要參考。

文｜何廣懷 原新華社深圳分社副社長、高級記者；譚建生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理事長、原中國廣核集團黨委常委、副總經理；董偉林，嶺南文化學者

廣州、廣東及廣西之名，如今越來越多人知道源於西漢廣信縣；廣信之名則濃縮了漢武帝平南越國後的政策宣示：「初開粵地，宜廣布恩信」。迄今尚鮮有人談及的是，漢武帝的廣布恩信之語，實帶獨特的時代背景，與南越國開國之主趙佗在封水（今賀江）流域及周邊地區分封蒼梧國有緊密的歷史聯繫。

//封開廣信塔

按常理，南越國割據嶺南近百年之久，其舊都城所在的番禺縣，才算當時粵地的重心，要體現漢武帝的旨意，番禺縣更適合改稱廣信縣；漢武帝卻偏偏將廣信縣置於橫跨封水及灕水（今桂江）注入西江之地，且讓廣信縣縣治兼作新置蒼梧郡的郡治，其原因就在於西漢蒼梧郡實際是把趙佗蒼梧國改造而來。

越人未必知虞舜,一奏薰弦萬古風；晚唐詩人許渾《登尉佗樓》的這副尾聯，對今人了解趙佗蒼梧國與西漢蒼梧郡前後相承所蘊含的古人理念很有啟發。許詩的薰弦，即先秦已公認由舜帝所作的南風歌，歌裡唱出的解慍阜財主題，當是趙佗和漢武帝都十分熟知的內容。趙佗將舜帝崩於蒼梧之野的典故引入嶺南，分封蒼梧國，寄寓了他要在暴秦覆滅後效法舜帝、施行仁政的政治抱負。這就刺激了漢武帝要在蒼梧郡郡治作出廣布恩信的政策宣示。可以說，廣信不僅是個古地名，其思想源頭還含有執政者要為百姓解慍阜財的古代願景，是中原最先傳入嶺南的儒家理念之一。

南越國的蒼梧國王城和西漢蒼梧郡廣信縣縣治，亦一脈相承，均設於封水匯入西江處，古稱封口，即今封開縣縣城江口鎮。西漢嶺南各郡之間原先並無統轄關係，隨著監察嶺南諸郡的交趾部刺史治所由最初的交趾郡改設於蒼梧郡廣信縣，封口才「意外」取代南越國番禺舊都而成為嶺南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由此發源衍生出後世所說的廣信文化或廣府文化。這種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實際也大大促進了中原文化在嶺南的生根與發展。

封口的古稱，比廣信更早出，赫然見於唐以前古籍，還與趙佗時代西漢吳氏長沙國南部地形圖標在南越國境內的「封中」兩字構成互證。清末民初學者楊守敬在《水經註疏》中已指出晉書陶侃傳裡的封口即《水經注》所解說的「封溪水口」。本文初步考查了封口到江口的地名演變歷程，以利增進今人對兩漢到唐末嶺南古史的認識。

全文共有八章，分別為：

分封蒼梧國是趙佗經營嶺南的重要舉措；

廣布恩信之語堪稱漢武帝的南風歌；

下瀨將軍入粵首攻蒼梧王城；

蒼梧王城和西漢廣信縣治古稱封口；

今梧州之地建城始於南朝梁的天監年間；

步騭入封口殺吳巨 嶺南歸東吳；

陶侃在封口用霹靂車退敵；

明末封川縣誌記兩漢廣信故城在江口。

文中所引古籍材料的出處，俱寫入文中，不再單獨列注。

秦末群雄四起、逐鹿中原的大動亂之際，趙佗絕五嶺關道而自守，建立了南越國，既沿秦習推行郡縣制，同時也分封諸侯王，其中見於史書記載又最具實力的即是蒼梧國。

史記南越傳和漢書兩粵傳，均有一處寫到蒼梧、三處提及蒼梧王；這些文字極具歷史價值，綜合起來研判，其實透露了秦末漢初嶺南一段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卻又朦朧不彰的重大史實，這就是趙佗曾在南越國的南海郡和桂林郡之間，劃出大塊地方創設蒼梧國，控制封水、灕水流域及兩水在西江的出口。

按《淮南子》所載，統一嶺南的五路秦軍中，有兩路以瀟湘為前哨陣地：一軍發九疑之塞，此路實即溯瀟水而南行，再轉封水入粵，今人稱此路線為瀟賀古道；一軍塞鐔城之嶺，此路不少學者認為是經越城嶺（今屬桂林興安縣），利用湘水和灕水通道入嶺南。趙佗身為當年入粵秦軍的將領之一，自然深知這兩個方向是嶺南防務的要衝之處，故在封水和灕水這兩大西江支流的流域範圍內分封蒼梧國，著力經營，加強關防，以遏制漢軍從瀟水和湘水進犯南越國。可以說，蒼梧國的設置與開發，構築了南越國在西江方向的安全屏障，實與北江方向橫浦關、陽山關和湟谿關三大關隘的強化建設有同等的戰略意義，皆是趙佗得以割據及經營嶺南的基本防禦條件。

封水流域古代通航能力極佳，又兼氣候宜人，肥沃的河谷地帶適合農耕，村落和邑聚遠在先秦時期已呈星羅棋布之勢，當代考古發現，封開縣杏花鎮廣信河沿岸、南豐鎮利羊墩及賀州桂嶺鎮等處都曾出土過大量戰國時代的墓葬和文物。趙佗充分利用這種自然優勢，使蒼梧國的開發頗見成效，其經濟和軍事實力比南越國的其他郡縣更為強勁；即使趙佗死後，蒼梧王在南越國體制內的政治、經濟及軍事方面仍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對此，史記南越列傳和漢書南粵傳，都作了生動的描述：

一是南越國宰相呂嘉權傾朝野，在趙佗死後的近三十多年裡，先後輔助過文王趙眛、明王趙嬰齊和哀王趙興，其宗族有七十餘人為南越國的大官，呂家的男丁和女子皆與南越國王室結親。即便如此，呂嘉還要與蒼梧王結成姻親關係，頗見蒼梧王平日生活裡的顯赫權勢。

二是呂嘉發動叛亂，同其弟帶領士兵攻殺南越王趙興和其母樛太后，並處死西漢派來的使者，隨後即派人先向蒼梧王通報消息，再報其他郡縣的地方官。呂嘉在生死關頭的這一舉動，很明顯是要首先爭取蒼梧王的理解和支持，藉助此姻親所掌握的強大軍事力量。

三是樓船將軍楊僕和伏波將軍路德博統領的兩支漢軍匯合北江，取水路率先攻破番禺都城後，南越國土崩瓦解，境內三大戰略要地的頭目紛向漢軍投降，蒼梧王趙光列於降官的最前面，其後分別是揭陽縣縣令史定、桂林郡郡監居翁。這樣的描寫順序，表明司馬遷十分重視蒼梧國的動向，認為蒼梧王的投降有助於當地的軍隊和民眾歸順漢廷，促成嶺南局勢的平穩過渡。

司馬遷僅以一篇傳記反映南越國近百年的始末，聚焦於南越國與中央王朝的政治關係，甚少筆墨細寫南越國內部的政治經濟制度運作；班固的《漢書》成書晚於《史記》二百年，其中的南粵傳大體上同於司馬遷的「南越列傳」，南越國史料的增補也不多。所以，古今史記和漢書的注家對蒼梧國的由來亦多不甚了解，早期注家僅見三國曹魏時期的孟康和西晉學者晉灼簡單猜過蒼梧王趙光稱秦王的原因，後世學者如曾任晚清內閣學士的周壽昌據此而發揮道：「（趙）光自據蒼梧地，稱秦王」，見當代學者韓兆琦《史記箋證》的轉引。這等於說未經趙佗及南越國王室的允許，一個有強大軍力的獨立王國就自發出現在戰略要衝地域，北連西漢長沙國的西南境（後為零陵郡），南沿西江可擊番禺，時刻威脅南越國的安全。此說有違常識，並無史實為據。

趙佗對蒼梧國的重視及用心經營，可在後世文獻找到不少蛛絲馬跡。例如，封水上源之一的桂嶺水（漢時所稱的賀水原本僅限於這一段）有越王渡的傳說，實際反映了趙佗曾在蒼梧國東北端的桂嶺（萌渚嶺）巡視關防的史實。賀水越王渡傳說的所在之地，兩漢以後曾屬荊州，故最先見於南朝宋史家盛弘之撰寫的《荊州記》，隨後《水經注》、《述異記》、《初學記》和《太平御覽》等典籍也紛紛轉引，其中，北宋《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六十一轉述尤詳，謂越王渡乃是桂嶺縣（縣治在今賀州市八步區桂嶺鎮）南二十七裡賀水邊的一塊長一丈餘的石頭，「石上有石櫛、石履，俗雲昔越王渡水脫履墮櫛於此。」

與越王渡相呼應，湘漓方向上則有越城。《水經注》卷三十八標出了越城的具體位置：「（溈）水出西北邵陵縣界，而東南流至零陵縣西，南徑越城西」。此溈水，即今灕江上源支流大溶江。中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六亦謂：「故越城，在縣（唐全義縣、今興安縣）西南五十裡。漢高后時遣周灶擊南越，趙佗踞險為城，灶不能逾嶺，即此也。」這些材料表明，趙佗曾在今桂林市興安縣大榕江的西岸構築越城，以作蒼梧國的西北前哨。由此而演變出越城嶠、越城嶺等地名，其實正是趙佗經營蒼梧國留下的歷史印記。

據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引洪邁《夷堅志》的說法，趙佗曾與西漢名臣陸賈一同泛舟至西江邊的錦石山；此山又叫濯錦山（今稱華表石），當時應屬蒼梧國管轄，西漢蒼梧郡建立後則為廣信縣東端之地，唐宋時屬封川縣；所以，北宋嘉祐三年（1058）到封州任知州的田開曾吟道：「名山稱濯錦、勝境說靈洲」，把濯錦山稱為本地的名勝之一，見他的五律組詩《臨封十詠》其九的頷聯。南宋初年封州知州方維亦有《濯錦醇酤》的七律之作，盛讚當時濯錦山一帶出產佳釀。古人還在錦石山建有陸大夫廟，明末封川知縣方尚祖寫過兩首登山謁廟的七律，其一的頷聯寫道：當年捭闔交魋結，此日崇岡披錦光；意謂陸賈成功說服趙佗向漢廷稱臣後曾在錦石山流連。魋結，本來是史記對趙佗頭髮式樣的描述，此指趙佗。

明末清初學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三錦石山條更說陸賈兩次出使南越國見趙佗，皆取道桂嶺入粵。這表明，控制著瀟賀古道西江出口的蒼梧國，不僅是趙佗屢去巡視之處，亦是西漢使節入嶺南赴番禺的常走通道。

從吳氏長沙國南部地形圖看，漢初瀟水流域的置縣已非常密集，計有營浦、泠道、南平、齕道和舂陵等縣，經濟文化較為發達；其南面蒼梧國封水流域的設縣情況，在趙佗著力扶持下，應也不遑多讓，因為這兩水的聯繫在先秦時代就已十分密切，相通的古道甚多。陸賈選擇瀟水轉封水的線路入粵，亦透露沿途縣治密集，旅行上的食宿接待及安全保衛等條件皆較好。

趙佗經營蒼梧國的戰略意圖和成效，對漢武帝收復嶺南後設縣設郡皆產生了重大影響。西漢蒼梧郡其實正是在南越國蒼梧王轄地原有的雄厚基礎上組建的，全郡十縣，比南海郡還多出四縣，五個半縣集中於封水流域，其中，廣信縣東境控封水入西江之地，西境管轄灕水入西江之地，充分利用了趙佗留下的遺產。秦時南海郡西部僅有四會縣，桂林郡東部設縣更稀，但西漢蒼梧郡剛一建立，南海郡四會縣仍在，其西境卻突然密集地設置了廣信、高要、端溪、封陽和臨賀五個縣，這些地方的人口和縣治設施並非憑空而來，最合理的解釋是趙佗確實很關注蒼梧國的經營，下過苦功，且經長達近百年的發展，方有此基礎。所以，趙佗初封的蒼梧王，很可能另有其人，而向漢軍投降的趙光，僅是最後的蒼梧王。

趙佗在粵東初設的揭陽縣，及在今越南中北部地區設置的交趾郡和九真郡，皆見西漢沿用。這些史實皆表明，趙佗對嶺南的地方治理舉措，有不少獲漢武帝採納。

司馬遷在史記自序中談到《南越列傳》之旨時說，「（趙）佗能集楊越以葆南藩」，對趙佗和輯百越、促進嶺南民生發展的歷史貢獻作了很公允的評價。蒼梧國的崛起，也是趙佗治粵有方的史證，為西漢蒼梧郡一躍而成嶺南首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嶺南地區歷史上原本並無蒼梧的地名，趙佗把處於戰略要衝之地的諸侯國命名為蒼梧國，乃因封水流域上遊的地理位置接近瀟水流域舜陵所在的蒼梧之野，正好藉此名表達他要在暴秦滅亡後效法舜帝施行仁政、造福民眾的政治抱負。

趙佗萌生此念，是時代精神和歷史傳統相結合的產物。一方面，強盛之秦因何暴亡？是漢初社會很關切的大問題。秦末即開始追隨漢軍打天下的著名策士陸賈，在漢高祖劉邦取勝後，就曾當面警告勸說劉邦，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極武而亡。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這番話融匯古今，說理甚暢，讓劉邦十分信服。頗受漢文帝器重的賈誼，也在他的傳世名作《過秦論》指出秦亡於仁義不施，深刻反映了漢初朝野的共識。所以，漢高祖劉邦施政很強調與民休養生息，後面兩帝繼續執行，催生了史上傳為佳話的文景之治。

另一方面，蒼梧、九疑等詞語，在古人眼裡不單是地理名詞，自先秦以來已成為仁政的理念符號、賢帝的文學象徵；談起這些字眼，古人常會聯想到舜帝及相傳是他作的南風歌。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自稱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把嶺南收入版圖、完成統一大業後，在公元前209年11月東巡途中行至雲夢（今湖北江陵一帶）時，曾「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漢初吳氏長沙國南部地形圖上，就畫出了九疑山舜廟的形象，九條大石柱並排，氣勢非凡；此圖正是趙佗時代的實物，可證當時人們對舜帝的推崇。司馬遷記年輕時漫遊劉氏長沙國一帶山水，留下「窺九疑，浮沅湘」之語，表達了他雖未能親赴九疑山祭拜舜廟而內心嚮往的仰慕之情。司馬遷的筆意，明顯化自屈原名作《離騷》寫到舜帝之句「濟沅、湘以南徵兮，就重華而陳詞」，重華即舜帝。近年還有考古文物顯示，戰國末期的楚國、掃平六國後的秦始皇，皆曾設過蒼梧郡，但其管轄範圍都不越過五嶺。

趙佗文武皆通，深受時代氣氛的薰陶，素懷遠大之志，策略手段又非常靈活，其形象尤生動見於公元前196年他首次與陸賈深談的對話裡；他先問陸賈：「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再問：「我孰與皇帝賢？」隨後更大笑說：「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趙佗自我定位極高，並不把蕭何、曹參、韓信這幾個漢家大功臣放在眼裡，甚至還認為自己若參加中原逐鹿，未必輸給劉邦；若治理中原，自己亦能行仁政。

漢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趙佗見第二次入粵的陸賈，答應漢廷的要求，廢除自封的 「南越武帝」稱號，在給漢文帝的回信開頭，還很適時且幽默地自貶為「蠻夷大長老」。趙佗稱帝始於漢高后5年（前183），因漢廷斷絕鐵器流入南越國而引發雙方關係緊張，邊境地帶更爆發了小規模的武裝衝突；看到陸賈帶來的漢文帝詔書有不少積極主動的親善舉措，包括修復趙佗在河北故鄉的祖墓等，趙佗立即抓住了改善雙方關係的良機。從史記陸賈傳和南越傳記載的這些史實看，趙佗頗善拿捏政治雄心與現實力量之間的分寸，十分注意搞好與漢廷的關係，避免嶺南陷入戰火，確有行仁政之風。

越人未必知虞舜,一奏薰弦萬古風；晚唐詩人許渾憑弔廣州趙佗遺蹟後所寫的七律《登尉佗樓》如此收尾讚嘆，意謂嶺南民眾原先或許不知道舜帝，但因趙佗的到來，也能長久沐浴如舜帝一般的仁政南風；詩句以舜帝和南風歌（薰弦）作比擬，稱許趙佗把中原先進文化傳入嶺南、保一方平安的歷史功勳。許渾此聯，對今人理解趙佗設蒼梧國背後的政治理念，也是很有幫助的。

比較一下晚唐著名詩人李商隱的詩句，就看出許渾對趙佗的讚美，已到了賢明帝王的最高級別。李商隱痛惜唐文宗英年早逝，老百姓失去了一位好皇帝，在其《詠史》之作的尾聯長嘆：幾人曾預南薰曲、終古蒼梧哭翠華，也用了行仁政的舜帝唱南風歌及崩於蒼梧之野的典故。

詩史上非常著名的《南風歌》是這樣寫的：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用詞淺白，詩意優美：柔和清爽的南風可驅散民眾的愁苦，來得及時的南風可增加百姓的財富。先秦儒家典籍多謂舜帝曾作南風歌。例如《孔子家語》即說：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

《史記 樂書》對南風歌的主旨作了更詳細的解說：「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歡心，故天下治也」。這段話，據今人考證，引自先秦儒家典籍《禮記.樂記》的《奏樂章》佚文。

可見，自先秦以來，崩於蒼梧之野的舜帝就象徵著古賢帝的典範，阜財解慍的南風歌唱出了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天下太平的理想境界；南風由此成為帝王體恤百姓的常用意象，從文人騷客到各級官員都慣以南風稱頌帝王對民眾的關切之情和煦育之功。東吳孫權稱帝時，曾入封口做過交州刺史的步騭，上書勸孫權效法舜帝」誠攬英雄拔俊任賢「也說：「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語見三國志步騭傳。

唐人較早寫本朝地理志的梁載言，在他的《十道志》講到西漢蒼梧郡的由來時說，「《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他已看出蒼梧之名入嶺南，源於舜帝的歷史傳說，但他未料到西漢蒼梧郡乃轉承趙佗蒼梧國而來。

據漢書《武帝紀》，漢武帝執政第六年、即元光元年（前134）五月頒布的求賢良詔書裡，就有「上參堯舜「之語；平南越國幾年後的元封五年冬（前106），漢武帝行南巡狩，到達南郡（郡治即今江陵）一帶地方時曾「望祀虞舜於九疑。」 這條記載也用於《資治通鑑》漢紀十三，以注《通鑑》著名的宋末元初學者胡三省對此解釋說：九疑山亦名蒼梧山。漢武帝既用南越國分封的蒼梧國地盤，來設置西漢蒼梧郡，自然十分熟悉蒼梧這個政治符號的含義，了解趙佗的理念，才特意把蒼梧郡治所在之縣，名為廣信縣，以區分這個新的蒼梧郡並非舊的蒼梧國。所以，「初開南粵、宜廣布恩信」之語，實際也堪稱漢武帝「法先聖」的南風歌。

儘管歷來都有評論說古籍所見到的南風歌，實是他人假託舜帝之名而作，卻不妨礙此歌對嶺南漢初的政區設置產生了真實的巨大影響。若沒有舜帝崩於蒼梧之野和舜帝作南風歌的歷史傳說，趙佗蒼梧國及西漢蒼梧郡絕不會前後相承地在嶺南出現，亦斷無廣信之名，今日廣州、廣東及廣西之地，定會另見其他叫法了。

趙佗把蒼梧國的王城置於何處？史記和漢書寫五路漢軍分頭入嶺南合擊南越國都城番禺的路線時講到的蒼梧，實際已給出明確的答案：第四路下瀨將軍出零陵郡，走瀟水入封水而「抵蒼梧」，所指正是封水與西江交匯處的蒼梧王城，即今封開縣縣城江口鎮；第三路同出零陵郡的戈船將軍，則經湘水而「下灕水」，有力證明當時的蒼梧王城並不在灕水入西江之處，即今梧州市萬秀區。

史記南越傳這段記載如下：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西漢桂陽郡桂陽縣，即今廣東連州），下匯水（又作湟水，今連江，亦稱小北江。）；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西漢豫章郡接壤南越國處，即今江西大餘縣），下橫浦（今南雄小梅關）；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即從貴州的西江上遊，順流而下。）；鹹會番禺（南越國國都，核心在今廣州市中山五路和北京路交匯處一帶。）。

史記此段原文多年來有下厲將軍的誤印，史記《東越列傳》稱之為下瀨將軍，漢書兩粵傳即據此改為下瀨將軍，所以，如今實不必重複這個班固早已糾正的錯誤。

五路漢軍裡，有三路每路皆用兩個地標來展現入粵的行軍路線，含義清楚，向來爭議不大。下瀨和戈船兩將軍的入粵路線寫法則較獨特，僅用了三個地標，這是因為他們皆從零陵出發，其身世背景亦相似，都是最先歸順漢廷的南越國人，均受封為歸義侯，所帶的隊伍同稱越侯兵。他們的事跡還見於史記東越列傳。明代郭棐《粵大記》說：下瀨將軍，名叫田甲，性情苛急；戈船將軍，名叫鄭嚴，善於帶兵。

要讀懂下瀨和戈船兩將軍的進軍路線，搞清句中的零陵和蒼梧的具體含義，至關重要。這兩個地名可謂同源，均見於《史記•五帝本紀》記述舜帝事跡的歷史傳說：「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零陵的本義，是指九疑山的舜陵。秦時始取此名置零陵縣，西漢沿用，其縣治據說在湘水邊上，即今廣西全州縣。但兩將軍「出零陵」的零陵，並非零陵縣，而是當時已出現的零陵郡，尤特指兩將軍皆路過零陵郡的瀟湘匯合處，時為縣級泉陵侯國，即今永州零陵區。此地自古為交通大樞紐，其繁忙景象在唐代著名詩人盧綸《送從叔牧永州》的詩作裡有生動的形容：浪裡爭迎三蜀貨，月中喧泊九江船。

漢書地理志謂元鼎六年（前113）始置零陵郡，《水經注》卷三十八湘水條也說元鼎六年零陵郡始從桂陽郡分出而單置，皆明顯有誤。漢文帝後元七年(前157)，吳氏長沙國因無嗣而廢除，漢廷即設零陵郡，接管了原屬吳氏長沙國西南部瀟湘流域一帶的政區，內有零陵、營浦諸縣。零陵郡的南面正對南越國蒼梧國。

漢景帝前元一年（前156）復置的劉氏長沙國，疆域比以前大減。按東漢學者應邵《漢書集解》的記載，景帝後元二年（前142），長沙定王劉發到京師向父皇祝壽時，趁機哭訴「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漢景帝聽後，曾許諾把零陵、桂陽、武陵三郡歸還長沙國。但這個表態，僅是安慰之語，斷無實施的可能。漢景帝平定因削藩而引發的「七國之亂」後，繼續大力加強中央集權，劉氏諸侯國的封地均大規模削減，大多僅領一郡之地。

司馬遷在同段文字的寫法，也可證實此處的零陵，應為零陵郡。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是指桂陽郡，不過郡內恰好又有桂陽縣（今廣東連州）而已；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實指豫章郡靠近南越國的南野縣（今江西大餘縣），但僅用郡名。所以，句中的零陵，當如桂陽和豫章，都作郡名解。當時西漢這三個郡皆與南越國接境，司馬遷如此落筆，頗能反映漢軍由五嶺各大要衝攻入嶺南的態勢。

漢軍入粵平定南越國宰相呂嘉叛亂的次年，西漢才首次在嶺南設立蒼梧郡；所以，戈船和下瀨兩將軍此時要去之地，不能理解為後來出現的蒼梧郡或蒼梧縣，而是指趙佗分封的蒼梧國，他們兩支隊伍分頭前往的首個重要目標，其實皆在西江邊，且兩地相隔僅二十多公裡，而其中又分「下灕水」和「抵蒼梧」兩個方向，則知當時蒼梧國的重心在封水流域，蒼梧王城正處於封水匯入西江之處的封口，故用「蒼梧」兩字強調下瀨將軍的行軍路線不同於戈船將軍。司馬遷句中的寫法，有省略和跳躍，戈船將軍的路線描寫，省去了「下灕水」前的湘水，同樣，下瀨將軍「抵蒼梧」前的瀟水也未提及。

綜上所述，戈船將軍和下瀨將軍雖皆以零陵郡的瀟湘匯合處為出發基地，但此後他們的行軍路線截然不同：戈船將軍的部隊，沿湘水而西行，經靈渠，轉灕水再入西江（即今梧州）；下瀨將軍的隊伍，則溯瀟水而南下，入封水，直撲封水與西江匯合處的蒼梧王城。這就是「抵蒼梧」之意，下瀨將軍走的線路，其實正同「出九疑之塞」這一支秦軍的入粵線路。這條今人所說的瀟賀古道，南宋周去非的地理名著《嶺外代答》用宋代的講法，稱之為「自道入廣西之賀」，即由道州的瀟水，轉入時屬廣南西路賀州的賀水。

下瀨將軍等三路漢軍入嶺南後按計劃要沿西江進發，但他們尚未趕到南越國都城番禺，從北江南下的樓船與伏波兩將軍就已先在平亂戰事中取勝。史記說蒼梧王趙光「聞漢兵至，自定屬漢，」表明趙光是自動向下瀨將軍的部隊投降，未經激戰就解除了蒼梧王城的防禦軍力，故獲漢廷冊封為隨桃侯。

東漢班固漢書兩粵傳描寫下瀨和戈船兩將軍入粵路線的文字，大體襲自司馬遷，但他在漢書武帝紀裡，把司馬遷的一句改為兩句：「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

班固這番改動有得有失；去掉司馬遷原句的兩個「或」字，下瀨將軍單獨成一句，突出了他的隊伍到蒼梧王城，有完全不同於戈船將軍的行軍路線，是符合原意的；但把零陵完全劃分到戈船將軍一句，切斷了零陵與下瀨將軍的聯繫，則使下瀨將軍失去了前進基地，讀者就看不懂下瀨將軍是從何處入瀟水而下蒼梧的，其失亦存。

《史記》古今諸多注家受唐代開元年間學者張守節《史記正義》的影響，將句中的零陵，誤作當時郡治所在的零陵縣，使得句意完全讀不通；若此句的零陵在今廣西全州之地，下瀨將軍也沿湘水西行，則兩將軍是同一路，司馬遷句中又何須用兩個「或」字？

唐末封州人莫休符曾任融州刺史等職，很熟悉桂林的歷史掌故。他寫於光化二年（899）的《桂林風土記》，談到走湘水經靈渠下灕水的漢軍，僅提起戈船將軍，並沒有涉及下瀨將軍，可謂獨具慧眼。

當代歷史地理名家譚其驤主編的權威專著《中國歷史地圖冊》，在晚至南朝齊的廣州（此時嶺南地區尚由廣州和交州組成）地圖上，才首次把整條賀江標為封溪水，明顯忽略了封水在秦漢時期的重要作用；第二冊第11-12頁秦朝淮漢以南諸郡的地圖上，標出了灕水，還在瀟水流域標出了九疑之塞，但封水既不見圖形也不標出水名，未能準確反映秦軍經九疑之塞入嶺南的歷史；地圖冊從西漢至東晉的五幅嶺南歷史地圖上，均標出了灕水，對封水則僅畫出形狀，但不標水名，更無封口這個古地名，其中，第二冊第35-36頁西漢交趾刺史部地圖、第三冊第30-31頁三國吳交州地圖、第四冊第5-6頁東晉全圖，尤為值得關注，這個時期的封水和封口實際已屢屢出現在史記南越傳、漢書兩粵傳、三國志步騭傳和晉書陶侃傳等史書上，不了解封水和封口的歷史地位，就很難搞清嶺南這段長達幾百年的古史真相。

與縣名的取名路徑不同，西漢廣信縣治所在之地，卻以封水命名，古稱封口；證據見於《水經注》卷三十六介紹封水在廣信縣境入西江之語：

「（封溪水）又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於鬱水（西江），謂之封溪水口者也。」

可見當時早已有封口這個古地名，且地位重要，尾句才特別對封口的取名緣由詳加解釋：所謂封口，即封溪水口之意。

以原先僅萬餘字的《水經》為綱、自成巨著《水經注》的酈道元，是北魏官員，生年不詳，卒於527年，他博採兩漢魏晉時代至南朝宋的各種文獻材料，去古未遠，歷史價值很高，書中描述的仍是兩漢時期的廣信縣境，尚未受南朝梁天監年間（502-519）廣信縣一分為二的影響。由此可知，南越國的蒼梧王城所在之地，趙佗時代就叫封口，堪與漢初吳氏長沙國南地形圖在南越國境內單獨標出的「封中」兩字相提並論，構成有力的互證。

南宋時期的祝穆吃透了《水經注》解釋封口的文字之意，他在《方輿勝覽》封州一章，即用封口來稱「封溪」入西江之地：「源出賀州馮乘縣，合封口入大江」。此大江，即西江，明代廣東地圖，也把西江叫作大江，這個叫法至今封開本地人仍沿用。

今人所叫的賀江，全長433公裡（一說352公裡），收結於廣信縣的封口，所以，《水經注》即用封水來統稱賀江，從源頭至下遊插入不同河段的古稱及縣名，其實保存了秦漢時代封水的歷史概貌， 封水之源有臨水（今富江）和賀水兩支，源頭區大致屬謝沭和馮乘兩縣，構成了西漢蒼梧郡的東北端；臨水和賀水匯合之地有臨賀縣（縣治在今賀街鎮）之設；此後則合稱臨水，流經封陽縣東部（縣治在今賀州八步區鋪門鎮，毗鄰今封開西北部），又改叫封溪水。東漢學者應劭注漢書地理志時解釋了封陽得名的緣由：「在封水之陽」，意謂封陽之地在封水的北面。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漢初吳氏長沙國南部地形圖，在南越國地域僅標「封中」兩字，非常引人矚目；陳乃良先生最早指出，因賀江古稱封水，「封中」之名，是指如今賀江流域一帶地方。他的《封中史話》一書，即以這個發明為突破口，分析漢武帝在封水流域密集設縣的原因，斷定廣信縣治必設在當今封開縣縣城江口鎮，著重論述了瀟賀古道的存在使廣信縣成為嶺南重要的古文化搖籃的觀點，給人很大啟發，對推動近年廣信文化的討論熱潮起了積極作用。

若參照東漢學者應劭對封陽取名的解釋，「封中」這個概念，實際起源於蒼梧王城所在的封口及其封水一帶地方。酈道元著書之前早已發生、但未寫入《水經注》的政區變動是，元嘉三年(426)南朝宋又在封陽縣之南、廣信縣之北，劃出一塊地方設置開建縣，其縣名之取，乃因縣治所在之地（今封開縣南豐鎮）的古人稱賀江為開江；可見，開江亦是賀江中遊一段的古老說法，但直到開建單獨設縣，才有機會表達出來。這就更說明古人原先是特別把流經蒼梧王城和廣信縣的這一段賀江，叫作封水。

另外，臨水尚有富水的古稱，未見於水經注；西漢蒼梧郡在謝沐縣與臨賀縣之間設有富川縣，其名即因本地人叫臨水為富水，唐朝天寶年間富川縣還曾一度改稱富水縣。所以，今賀江在秦漢之際，上下遊實際分別有富、臨、賀、開、封五個古稱，但因封口的重要地位，南越國官方把這條河流統稱為封（溪）水，以致漢初吳氏長沙國亦把封水流域稱作「封中」。

西漢吳氏長沙國南部地形圖描繪精細的主區即為瀟水流域的營浦（唐為道縣）等縣，實際也是漢廷在吳氏長沙國廢除後所設零陵郡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今人了解下瀨將軍如何抵蒼梧很有幫助。圖上的深水（即瀟水）佔主要位置，源頭的線劃很細，然後逐步變粗，到瀟水重鎮的營浦縣以下則畫得最粗，顯示此水極深廣，頗利於船運。《水經注》引古語說：瀟者，水清深也。瀟水與封水雖不直接相通，流向也是南轅北轍，但兩水諸源相近，其分水嶺正處於萌渚嶺和都龐嶺之間的低矮山地缺口，高程多在二百米以下，易於步行，先秦時代這片平緩谷地已形成了進出嶺南的諸多古道，秦時更擴建陸路新道，把兩水從幹流處聯結起來。下瀨將軍的隊伍正是利用秦時新道（今人稱此為嶺口古道）從瀟水幹流處的營浦縣轉到封水主源的臨水，再順流而下，撲向蒼梧王城所在的封口。

從西漢吳氏長沙國南部地形圖及一起出土的駐軍圖來看，如今湖南江華縣的碼市鎮及縣城沱江鎮，已在瀟水上源構成西漢兩大邊境要塞，可料當時南越國蒼梧國的東北境也伸入了封水上源地帶，雙方攻守的重點區域應是聯結瀟封兩水的官道。隨後，西漢蒼梧郡東北端有謝沐、馮乘兩縣之設，很明顯是便於管理和控制聯結瀟封兩水的官道；其中，著名的謝沐關，即控制通向臨水之要道，其遺址位於如今廣西富川縣朝東鎮和湖南江永縣桃川鎮交界的大鵬嶺上；而馮乘縣則控制由營浦轉到封水次源賀水的桂嶺古道。在此出現與趙佗相關的賀水越王渡傳說，並非偶然。

這條由瀟水和封水組成的通道，不僅是兵家關注之要道，還是漢初很出名的商貿民用通道，因瀟水諸源亦有出自九疑山，所以，西漢文獻描繪嶺南風俗，都把九疑山作地標，認為過了九疑山再往南面走，即可進入嶺南地區。

例如，《淮南子 原道訓》對嶺南人善於操舟的習俗有這樣的描述：「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於是民人被發文身，以像鱗蟲；短綣不絝，以便涉遊；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

《史記 貨殖列傳》亦有以九疑山為地標的句子：「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

司馬遷這段記載尤堪玩味，所寫正是南越國時代的實況，簡約地勾勒了一條漢初嶺南的商貿交通線，句中的蒼梧，即是以封水為主軸線的蒼梧國，在蒼梧王城所在的封口再沿西江上行至北流江和南流江，然後可入南海之濱，渡海到海南島的儋耳；這個儋耳此時尚是古稱，亦即《山海經•海內南經》提到的離耳國，後來才成西漢嶺南一郡，郡治在今儋州市。

由此看來，南越國時期作為蒼梧王城的封口，已初顯航運樞紐的作用，構成蒼梧王富甲一方的重要財源。為交換鐵器等來自中原的貨物，南越國經封水到瀟水的線路而運出嶺外的諸多珍品，亦會如番禺都城所見，包括珠璣、犀牛角、玳瑁和龍腦香等。《貨值列傳》所說的果布，即龍腦香的音譯（果布婆律KaparBarus）縮寫；龍腦香產自南洋，在《梁書諸夷傳》裡被稱為婆律香。

《貨值列傳》記載了一批大商人發家致富的事跡，時間都在春秋末年至西漢初期；漢武帝為彌補連年對匈奴用兵造成的國庫空虛，在平南越國之前的幾年時間裡已大力推行鹽鐵官營和算緡告緡等政策，大商人遭受重創，漢初以來的商業繁榮及商業都會，也深受衝擊，風光不再。所以，《貨值列傳》裡的番禺，分明是南越國的都城，方有可能躋身全國九大都會之列。漢軍攻城的戰火毀掉南越國番禺舊都後，在今番禺市橋一帶另置的西漢番禺城，僅為南海郡及番禺縣的治所，其政治和經濟地位，大不如前。南越國番禺舊都由此沉寂三百餘年，到三國時期東吳名將步騭入主嶺南、迎來復興轉機之際，已淪為兇狠的馬來鱷等眾多野生動物聚集棲息之地，讓步騭大開眼界：「海怪魚鱉，黿鼉鮮鱷，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可勝記」；語見水經注卷三十七。

元封五年（前106年）漢武帝設立督察嶺南七郡的刺史部，治所初選在交趾郡郡治（今越南北部），所以稱作交趾刺史部，當年刺史部的治所即移回蒼梧郡郡治所在的廣信縣治，而刺史部名稱不改。這就使封口取代番禺，成為名副其實的嶺南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東漢末年交趾刺史部改稱為交州時，州治仍在封口。

由此一來，兩漢時期嶺南文化就率先在封水流域孕育和發展起來，出現了陳欽、陳元這樣舉國知名的大學者，尤精於《左傳》之學，以致東漢末年著名學者趙岐的《三輔決錄》對陳欽父子有「傳左氏遠在蒼梧」之贊；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六十四即引此語，介紹陳欽是封州的歷史人物。晚唐之際，封州少年莫宣卿，首次赴京師賦省試詩，就以「長川含媚色、波底孕靈珠」等佳句一舉奪冠，成為嶺南首個狀元。所以，明代中葉粵地學人初撰廣東通志，高度讚揚陳欽、陳元、莫宣卿是開創嶺南學術風氣的漢唐先驅，既促進了廣東士子對中原文化的認同感，廣府文化的自豪感亦隨之逐步增強。甲第開南粵、箕裘啟後昆，這一副莫宣卿後人緬懷先祖的對聯，頗適合借來顯示封水流域對廣府文化的形成所起到的策源地作用。

封口與封水之名，歷史久遠，影響很大，趙佗時代已見使用，催生了封中和封陽的古稱；東晉末年到隋唐之際，從封字而取的縣名、州名及郡名猶相繼迭起：420年分廣信東境的部分地方置封興縣、590年改成州為封州、598年改梁信縣為封川縣、742年又稱臨封郡。據《元和郡縣誌》「臨賀水、一名封溪水」的說法可知，封口古稱至中唐時代仍未改。

封口改叫為賀江口或江口，始於封水的古稱在唐末漸改為賀水或賀江。賀水原本僅是封水兩大上源之一，其水量實不如臨水。賀水之名擴大化，大致分兩步完成：一是先在中遊取代了臨賀水的叫法，臨賀郡於唐武德四年(621) 又加賀州之稱，全稱是州郡並舉的賀州臨賀郡，漸使臨賀水被簡稱為賀水；二是唐末的封口有賀水鎮遏使之設，不僅說明封州當局此時已隨中遊叫法而把封水改稱為賀水，還直接推動了南漢的崛起。

劉謙因擊黃巢有功，於中和二年（882）出任封州刺史，還兼任賀水鎮遏使。憑藉這個巡防賀水的軍事機構，劉謙的實權顯然大於一般的州刺史，勢力範圍遠非封州之境所限，歐陽修的《新五代史 南漢世家第五》稱之為「以御梧、桂以西」。劉謙由此而掌握了一支私家軍事武裝，擁兵萬人、戰艦百餘艘。乾寧元年（894），劉謙臨終時告誡其子「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這番話頗似任囂死前對趙佗的囑託。長子劉隱承繼了劉謙的兩大職位，憑藉封州軍東徵西討，權勢加速膨脹，於唐末的天佑二年（905）成為嶺南節度使，到後梁乾化元年（911）去世前更被進封為南海王。劉龑（原名劉陟、又叫劉巖）重演了趙佗割據嶺南的故事，於後梁貞明三年（917）稱帝建立南漢，實際主要靠其父劉謙和其兄劉隱唐末在封州經營十多年創下的基業。劉謙死後葬在封口，其墓地所在的地方，俗稱劉王崗，周邊有大林山、上凌頭等山崗；從明清各版封川縣誌地圖畫出的劉王崗來看，此地能俯瞰賀水入西江之處。劉謙之墓如此擇地，說明劉氏家族頗看重封口，視之為「龍興之地」。根據明末封川知縣方尚祖《過劉王崗》的七律詩句描寫，劉謙墓在天啟年間雖已一片荒蕪，但隆起的堆土猶存，石馬銅駝像尚見。

唐乾寧三年(896)劉隱的次女劉華出生於封州，卒於後唐長興元年（930），葬在福州市北郊，其夫君王延鈞後來成為五代十國時期閩國的第三代君主。劉華的墓志銘稱她為「封州賀水人」，其含義難以理解，實際應是「賀水口人」的漏寫。由此可判斷，劉華生於封州賀水口。賀水口這個叫法，未見於其他文獻，正是過渡期的反映，既上接封口的古稱，又下開賀江口、江口的新叫法。所以，南宋時期的文獻和詩歌，猶見封口、賀江口和江口三名並行。

南宋初年封州知州方維有《江口歸帆》之作，反映出江口當時保持了古廣信的遺風，仍是西江航道上的重要商埠，詩中形容賀江平緩清深如鏡有「天光雲影共徘徊」的尾句，很明顯受到北宋詩人韓駒《夜泊寧陵》「水色天光共蔚藍」的啟發，卻被朱熹整句「竊」去，融入他的《觀書有感》哲理詩裡，是南宋時期嶺南一段鮮為人知的詩壇佳話。

江口與瀟水的密切聯繫，直到明代，仍有詩人提起。津連臨賀長含碧，嶽過南疑不斷青；這是明代廣東著名學者歐大任《賀江口阻雨》的頸聯。南疑，即瀟水流域的九疑山；詩人船泊江口，自然而然由賀江聯想到九疑山，寫出了瀟賀古道上山相連、水亦有路相接的風貌。歐大任曾作《百越先賢志》一書，其中就利用漢書及後漢書的有關傳記材料，編撰成陳欽、陳元父子的合傳。

封開縣江口鎮位於兩廣的地理中心，從珠江水系圖來看，尤為明顯。所以，明清時期的兩廣總督駐所，曾先後設在江口上下遊不遠的梧州和肇慶市區，實可視為廣信封口的歷史迴響。

若把封水比作西漢蒼梧郡的主軸，那麼灕水可視為郡裡的次軸，全郡十個縣，有七縣分布於兩水流域。封水下遊向西南流，灕水下遊則向東南流，使這兩條源頭隔得頗遠的河流不斷靠攏地奔向西江；從封口沿西江上行約22公裡，就可到灕水入西江之處，即今梧州市萬秀區，亦屬西漢廣信縣的西境；一縣包攬兩水入西江之口，突顯了廣信起到全郡的中樞作用。而封口在廣信的地位，又明顯高於灕水入西江之地，歷史證據有四：

一是灕水入西江之處本應有古地名，但未見載入《水經注》等唐以前古籍，頗能透露該地兩漢時的地位較遜色。《水經注》有兩處文字寫到該地，一在卷三十六：「（鬱水，今西江）又東徑蒼梧廣信縣，灕水注之」；二在卷三十八：「（灕水）又南至廣信縣，注於鬱水」；皆未提及此地的地名。比《水經注》更早的《漢書地理志》寫「（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水）」，也不見此處有具體的古地名。

二是灕水流域設縣數量遠比不上封水流域。平南越國後，西漢在全長426公裡的灕水流域，僅設三個半縣；源頭及上遊有零陵縣和始安縣（縣治即今桂林市），皆屬零陵郡；突入嶺南之地的始安縣，控制靈渠等大片地方，縣之南境大致到今陽朔縣一帶；灕水中下遊才屬蒼梧郡，設荔浦縣，還加半個廣信縣，遠不及封水流域的五個半縣。西漢荔浦縣包含今平樂縣匯聚荔浦河、恭城河及灕水的三江口之地，灕水到此以後向南流的河段，今人稱為桂江（大概唐時叫起），其長達262公裡，佔灕水總長的六成以上。

三是封水沿途的古稱變化多端，是人群較稠密、方言和文化多樣性的表現；反觀灕水在《水經注》裡，由上遊到下遊的西江出口，均叫灕水，毫無變化，缺少地方化的古稱，說明兩漢魏晉直到六朝時期灕水流域的中下遊地帶人煙尚甚稀。

四是灕水得靈渠之助，名氣很大，但今平樂以下的漫長河段，險灘密布，水勢湍急，很不利於古代民間商貿航運，其實際功能在秦漢時代更多限於中原王朝對嶺南的用兵方面。民間用戶少，大概也是灕水沿途古稱不多的原因。

因此，透過《水經注》可窺見歷史真相，灕水在廣信縣和蒼梧郡的政治和經濟地位長期均比封水遜色，灕水入西江處雖屬廣信縣的一部分，固然是戰略要衝之地，但在兩漢魏晉直到南朝宋齊時代尚未建城，自然不會有所謂的兩漢廣信縣治故城，更不可能會有南越國時代的蒼梧王城。唐以前史籍缺乏該地古地名的記載，原因在此。

今梧州之地歷史上初次建城，當在南朝梁天監年間（502--519），這時廣信縣由一縣分為兩縣，廣信縣東部地區改稱梁信縣，封口仍作縣治，縣名帶梁的國號，正說明封口有廣信舊城，經濟文化較發達，在執政者眼中顯得較為重要；廣信縣西部地區，仍叫廣信縣，也就是說這塊地方成為縮小版的廣信縣後，才開始為縣治建新城。

南朝梁普通四年（523）起，當時僅有廣州和交州的嶺南地區陸續增設到28個州，原先作為行政大區的州開始普及化，州域大減；按《梁書 本紀第三武帝下》，成州是第一批分廣州而設置的四個州之一。灕水入西江之地此際並未被南朝梁當局選作州治，最能顯出其歷史底蘊：該地兩漢時期從未做過縣治、郡治和州治；而附近則有成州，灕水中遊才設靜州，州治在今昭平，其置晚於成州。所以，州治置於封口的成州，不僅管轄分縣後保留的小廣信縣，其餘四個轄縣分別還有梁信、猛陵、遂城、寧新。這就清楚表明，即使在州郡變動極頻繁的南朝梁至隋末時期，曾是兩漢蒼梧郡和廣信縣核心區域的封口仍有巨大影響力，封口和灕水入西江之地雖已不在同一縣了，但若在同一州或郡，州治或郡治也定在封口。所以，隋書地理志講到由封川縣和蒼梧縣等四縣組成的小蒼梧郡時，還列封川縣於榜首，即郡治仍在封水流域；這個蒼梧縣即是南朝梁天監年間分出的小廣信縣，於隋開皇三年（583）改稱而來。

成州之名，很可能是取自《史記 五帝本紀》頌揚舜帝年輕時就很得民心、極具領袖才能的句子：「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這與縣名取國號梁一樣，反映出南朝梁當局對此地的重視。當時西江沿線的州裡，成州頗具實力，記南朝梁陳時代的史書裡屢見成州刺史出現。太清三年（549）剛到封口任成州刺史不久的王懷明，曾出兵助西江都護、高要太守陳霸先攻入南海，擊敗投附侯景的廣州刺史元景仲，使陳霸先得以主導嶺南的人事格局，迎梁宗室曲江侯蕭勃為廣州刺史。王懷明憑此戰功，在陳霸先出嶺南討伐在京師叛亂的侯景、謀劃自己的皇業之前，被提為東衡州（今韶關至英德一帶）刺史。陳霸先死後繼位的陳文帝，亦將成州當作福地，封其內廷寵臣韓子高為成州刺史，韓子高實際並未到封口任職。陳文帝時代還有一位叫甘他的成州刺史，授「假節、宣猛將軍」的稱號，曾領兵赴福建，參與剿滅割據勢力陳寶應的戰事，見《陳書 列傳》卷二十九。陳文帝的第六子陳伯恭在陳亡入隋後，也任過任成州刺史。

唐武德四年（621）灕水入西江之地才首次設州，是為梧州，不僅晚於封口的成州近一百年，也比封州（州治即今封川古城）遲了三十一年，但總算升格為州，與封州同級，終結了灕水入西江之地在行政上長期從屬於封口或封水流域的局面。入唐後的小蒼梧郡隨著封川縣的退出，進一步收縮至灕水下遊地帶，蒼梧縣之名更單用於梧州。面對這些新變遷，不熟悉兩漢到六朝時期嶺南歷史地理的唐代北方學者漸有誤把灕水流域當作兩漢蒼梧郡和廣信縣的重心之勢，甚至還將本屬於廣信縣封水流域的著名風物，也搬到梧州。例如，南朝梁陳時代學者顧野王（519-581）的《輿地誌》說：「廣信縣壽鄉有孤巖，巖有斑石，石皆五色。」此則記載轉引的材料很古老，用的是分縣前的縣名，顧野王撰書時斑石所在處已改為梁信縣壽鄉了，後為封川縣歸仁鄉，現是封開縣杏花鎮，大斑石至今猶是到封開的遊客必看的地質奇觀。但盛唐名臣徐堅（660年-729年）引用顧野王此則記載時，卻將這塊獨特的大斑石歸於梧州，見《初學記》裡嶺南道事對「蒼梧、斑石」條，這本類書式教材是徐堅專為唐玄宗諸子初學吟詩作對而編纂的。

無獨有偶，將兩漢廣信縣治由封口而誤作梧州之說，亦在盛唐初期出現，同樣帶宮廷的權威光環。上元二年（675），武則天次子李賢（655-684）繼位太子，召集張大安等文官共注範曄的《後漢書》，書成後呈奏給唐高宗，成為官府解釋，史稱「章懷太子注」。在《後漢書陳元傳》開首之句「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的後面，「章懷注」寫道：「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這是「章懷注」的諸多錯亂之一，卻開先例，惹得隨後的《元和郡縣誌》和《通典》等唐宋地理志盲目跟風，多謂兩漢廣信縣治在梧州。南宋潘自牧的《記纂淵海》卷十五介紹封川歷史名人有陳欽，但又說陳元是梧州名人，居然把陳氏父子分作兩處，自知難以協調而不顧，明顯受到「章懷注」的誤導。所以，該書雖謂封川縣是兩漢蒼梧郡治和東漢交州刺史治，但同卷又說梧州亦為兩漢蒼梧郡治和東漢交州刺史治，令讀者無所適從。

「章懷注」對陳元傳的誤注，並無唐以前的文獻材料支持，更被陳氏父子墓直接證偽。正因封口是兩漢廣信縣治、當時嶺南人文鼎盛之處，陳欽、陳元父子歿後才會從京師歸葬故鄉，其墓選在封口的野矮崗南麓，明代時墓地的「石人石獸尚存」，語出明末封川縣誌；此漢墓本地俗稱「將軍博士墓」和「石馬墳」，清代道光八年封川縣陳元後人還合力重修了墓園，「更雄其體勢、壯厥觀瞻」，語見戴村陳氏族譜；墓的具體位置今在江口職業中學內，墓碑則藏於封開縣博物館。陳元的後人其實一直在封水流域開枝散葉，分布頗廣，據說皆有族譜；例如，世居封開縣漁澇鎮戴村的陳姓人家，即是陳元後人裡的一支，其族譜說，入粵的先祖是西漢時從中原沛郡遷來廣信，可補充《後漢書陳元傳》未介紹的情況。

明代天啟四年（1624），封川縣的陳元後人中出了個很有治才的貢生，名叫陳道蘊（1574-1651），字宣猷，號湖山；他踏上仕途後，曾任浙江金華府儒學訓導、陝西西安府高陵縣知縣和河南府陝州知州，政績不錯，曾獲朝廷表彰，於崇禎末年退休，返回故裡，入清後拒絕當局邀請，不再為官，在鄉間好樂善施，頗受鄉人好評。陳道蘊死後所葬之處，即今封開縣江川鎮庇子山。據成書於康熙年間的封川縣誌續篇，清初還有閩人林克登，前往庇子山憑弔陳墓，寫下《遊故陝州牧陳湖山墓二首》，其二的頷聯即贊陳道蘊出自兩漢書香門第、官宦世家：家傳組綬流風遠，世衍詩書席慶綿。

即使從唐代地理志看，封州的面積和縣數雖皆少於梧州，但人口數量並不比梧州遜色，兩漢時期封水流域經濟發展水平高於灕水流域的痕跡猶存，亦可證封口為兩漢廣信縣治。根據成書於801年的《通典》的統計，封州臨封郡有戶3910，口8920；梧州蒼梧郡有戶1100，口6270。成書於813年的《元和郡縣誌》則謂，開元年間（713年-741）封州有戶5652，梧州有戶1290；元和年間（806-820)封州有戶811，梧州有戶1871。舊唐書地理志說，天寶年間（742-756）封州有戶3900，口11827；梧州有戶5000，缺口數。

若把舊唐書地理志和《元和郡縣誌》裡兩州戶數最高點進行比較，封州開元時的5652戶，遠超過梧州天寶時5000戶，頗可印證杜甫詩句「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所說不虛，嶺南小邑封川縣的戶數也接近六千戶，中原地區小縣的戶數過萬，自不在話下。

而按《元和郡縣誌》的數據，梧州面積遠大於封州。梧州州境：東西110公裡、南北380裡；封州州境：東西128裡、南北289裡。封州設封川和開建兩縣，共七鄉，其中封川有鄉五個，開建有鄉兩個。梧州則設蒼梧、戎城、孟陵三縣，共九鄉；其中蒼梧縣有鄉兩個，僅等同於面積比它小得多的開建縣，到北宋初蒼梧縣的鄉數才由兩個增加到六個，原因是猛陵縣的併入，見《太平寰宇記》的介紹。

《通典》卷三所引的大唐令說：諸戶以百戶為裡，五裡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據此可知，唐代按戶數而設鄉，戶數（即人口）越多，鄉數也越多。唐時封州封川縣和梧州蒼梧縣合起來，即是兩漢廣信縣。封川縣有鄉五個，遠多於蒼梧縣的兩個鄉，明確顯示唐代封川縣的人口會大大超過蒼梧縣，這也有力證明兩漢廣信縣的政治、文化和經濟重心皆在縣域東部的封水流域。

韓雍這位進士出身、飽讀古書的明代封疆大吏，並未採信唐宋地理志關於梧州歷史的誤傳。他於成化五年（1469）到梧州做第一任兩廣總督，曾寫《建總府記》，文中僅贊總督府開基處的自然形勝甚佳，對其歷史則有「悶晦千萬年而一旦顯於今日」之評，顯然認為梧州的往昔不足觀，如今才開始改變。所以，清朝同治年間出版的《蒼梧縣誌》謂蒼梧王城和廣信故城建於梧州，並非依託本地可靠的歷史傳承，而是全部抄自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零八這兩段話：

1、漢初，（梧州）屬南越，趙佗封其族趙光為蒼梧王，即此。

2、廣信城在今府治東，漢置。府舊城，在大雲山麓，東北跨山，西南兩面皆臨江。

顧祖禹（1631-1692）於康熙年間編著成《讀史方輿紀要》。而《蒼梧縣誌》編於清同治十一年（1872），已是顧祖禹身後近二百年時間。

顧祖禹書中敘梧州沿革時雖知道「梁屬成州」，卻未深究兩漢廣信縣治、蒼梧郡郡治、交州刺史治若一直設於灕水入西江之地，為何南朝梁不沿用原有的城池在此處置州治？為何史實正相反，分縣後的小廣信縣卻受州治在封口的成州管轄？可見他的看法，不過是盲從了唐代地理志以來的誤傳，並未觸及歷史的真相。如果顧祖禹所說的地方真有古城遺蹟的話，那頂多是張冠李戴，誤把南朝梁分縣後才建的小廣信縣治，當作兩漢廣信故城了。《讀史方輿紀要》問世以來，頗受好評，但此書在史實和地理位置方面存在不少錯誤，不必盲目迷信。

這類謬誤從根子上看，都是不了解蒼梧之名在歷史演變過程中留用於梧州之地的實際原因，見空名而穿鑿附會；其中最離譜的說法莫過於把瀟水流域的舜陵也弄到桂江邊，例如清代的蒼梧縣誌和廣西通志皆謂舜陵在梧州大雲山下的錦雞巖，與司馬遷所認定的舜陵相去甚遠。

東漢末年群雄激烈爭奪嶺南的歷史大劇曾在封口上演。建安十五年（210）步騭被孫權任命為交州刺史，於次年進入嶺南，在封口誘殺了蒼梧郡太守吳巨及其部將區景，為東吳佔據交州清除了最大障礙。步騭隨即又合兵兩萬，從封口坐船順西江而下，在蒼梧郡東端的高要峽（今稱羚羊峽）打垮了吳巨部屬衡毅、錢博的攔截，直取南海郡；六年後步騭更把交州州治從封口遷到番禺佗城舊址，改變了自漢武帝平南越國以來嶺南政治中心在封口的格局。

這件三國鼎足初成之際發生在封口的嶺南歷史重大事件，西晉史家陳壽的《三國志步騭傳》僅簡略提及，遠不如王範《交廣二州春秋》對此事描述之細緻；王範身為南海郡人，又曾任廣州大中正之職，比大致同時代的蜀人陳壽更熟悉嶺南的掌故；王書雖早已散軼，他這段生動的歷史描述卻由《水經注》卷三十七介紹鬱水（西江）流經廣信縣後，引用如下：

「建安十六年（211），（步騭）將武吏四百人之交州，道路不通。蒼梧太守長沙吳巨，擁眾五千，騭有疑於巨，先使諭巨，巨迎之於零陵，遂得進州。巨既納騭而後有悔，騭以兵少，恐不存立。巨有都督區景，勇略與巨同，士為用，騭惡之，陰使人請巨，巨往告景，勿詣騭。騭請不已，景又往，乃於廳事前中庭俱斬，以首徇眾，即此也。」

由此可見，步騭的入粵路線，實際完全同於西漢下瀨將軍的「出零陵、抵蒼梧」的進軍路線。句中的零陵，是指東漢初年已成為零陵郡治的今永州零陵區；步騭在這個瀟湘兩水匯合之地受到吳巨的迎接，即沿瀟水南行轉封水，抵達交州州治、蒼梧郡治兼廣信縣治所在的封口。

而《水經注》卷三十八講到溈水（即今大溶江）南徑越城（今興安縣）西時，又謂：「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賴恭，自廣信合兵小零陵越城迎步騭，即是地也」。這個說法，未見酈道元提供出處，既在同一部書內就前後矛盾，也明顯不符《三國志士燮傳》對這段史實的記載。

《水經注》這個時間、地點和人物皆有誤的說法，在顧祖禹 《讀史方輿紀要》卷一百零六更被改為：「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賴恭自廣信今梧州府合兵出零陵，憩于越城嶺，卻步騭，即此嶺也」；可謂錯上加錯，毫無歷史依據。

建安十年（205），交州牧張津被部將區景殺害，蒼梧郡太守史璜不久亦死，早對交州虎視眈眈的荊州牧劉表聞訊，即越權同時委派自己的部屬賴恭為交州刺史、吳巨為蒼梧郡太守。他們幾乎是同時抵達封口的，但兩人合不來，行事魯莽的吳巨就用武力把賴恭趕跑，獨攬大權。所以，步騭入封口之時，賴恭實際早已非交州刺史了，不管是帶廣信兵接步騭或卻步騭，都無可能。另外，步騭在零陵郡治已轉入瀟水南行，亦不必再沿湘水西行到小零陵城（即當時的零陵縣縣城）。

長沙人吳巨雖是劉表的部屬，卻與劉備有交情。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戰前夕，暫時託庇於劉表、駐屯新野的劉備，已得諸葛亮獻《隆中對》的良策，躊躇滿志，無奈劉表突然病故，其子劉琮繼位後即領荊州向南下的曹操投降，劉備南逃中無處棲身之際，一度曾想入封口靠吳巨來經營嶺南。受孫權的謀士魯肅等人之勸，劉備首次和孫權結盟，雙方組成聯軍，大敗曹操於赤壁。戰後劉備借得荊州南部的四郡，其中便有零陵郡及桂陽郡，分別與蒼梧郡及南海郡相連，頗有利向嶺南拓展；劉表在荊州的部屬此時紛紛歸附劉備，如被吳巨趕出封口的賴恭投奔劉備後，即被封為鎮遠將軍，入蜀漢還任過太常之職。史稱一介武夫的吳巨，見到這種形勢，自然也有率蒼梧郡加盟劉備、與東吳脫鉤的想法。步騭隨吳巨到封口後，互相猜忌防範，終致大開殺戒，原因在此。

吳巨之死，並未降低劉備對交州的興趣。甚至到建安二十四年（219），關羽被東吳將領殺死，蜀漢在荊州的勢力蕩然無存，仍未能了斷劉備拓展嶺南的念想；章武元年（221）劉備在益州稱帝，即任命李恢為庲降都督，並讓李恢持節兼領交州剌史，住平夷縣（縣治即今貴州畢節七星關區），猶望效法西漢馳義侯率領的第五路平南越漢軍下牂柯江（今西江上遊的貴州北盤江）而入嶺南的故事。

為防備劉備踏足嶺南，孫權才迅速派步騭出手，確保交州納入東吳的版圖。步騭被提為交州刺史前，正任東吳的鄱陽郡太守。他如果就近直接南下，從東吳早已佔據的豫章郡南境經大庾嶺入粵，像西漢樓船將軍楊僕那樣，本來更方便他的行程。但步騭卻選沿長江入湘江、經瀟水轉封水的線路，說明當時從粵北大庾嶺入境、由北江轉西江到封口的線路變得相當難走。

工於謀略的曹操，對嶺南的布局其實遠早於群雄。建安元年（196），時任兗州牧的曹操接納了被袁紹視為累贅的漢獻帝，不久定都許昌。曹操由此挾天子以令諸侯，即在建安二年（197）辦了兩件涉及嶺南的大事，一是批准交趾郡太守土燮把交趾刺史部改稱為交州的建議，二是同意首位交州牧由張津擔任。唐初大型類書《藝文類聚》卷六所引的史料對此介紹較詳：

建安二年，南陽張津為（交趾部）刺史，交趾（郡）太守土燮表言，伏見十二州皆稱曰州，而交（州）獨為交趾刺史（部），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為十二州者，獨不可為十三州？詔報聽許，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錫，彤弓彤矢，禮樂徵伐，威震南夏，與中州方伯齊同，自津始也。

統管嶺南的交趾刺史部，直到東漢末年，仍未能隨全國十二州而改稱為州，州長官不能稱牧，明顯是一種地區歧視，故土燮上書表達不滿。曹操隨即落實了早該給交州落實的「政策」，馬上贏得張津和土燮的好感。按西晉學者嵇含的《南方草木狀》所記，建安八年張津曾向曹操獻交州特產益智子粽，說明兩人關係不錯。

曹操經建安五年（200）的官渡之戰等役連敗勁敵袁紹後，就利用張津來削弱劉表的勢力，曾設一計：「授孫賁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這即是要切割劉表的荊州三大郡：把長沙郡分給時任豫章郡太守的孫權堂兄孫賁，把零陵郡和桂陽郡分給交州牧張津。孫賁未見動手，張津卻對曹操言聽計從，連年北伐，與劉表打仗，但自己的兵力又比劉表弱，以致部下厭戰，於建安十年遇害身亡。

張津死後，曹操又挑動「雄長一州」的士燮破壞劉表染指交州的圖謀，以漢獻帝的名義給士燮賜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窺看南土，今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

在這份見於士燮傳的官方文告裡，曹操直斥劉表為逆賊，等於判定劉表派賴恭和吳巨入交州之舉屬於非法行為。曹操讓士燮董督嶺南七郡，明確授權士燮可把劉表派來的人趕走。曹操不立士燮為交州牧，實職仍為交趾郡太守，大概是怕士燮割據稱雄，保留一個牽制士燮的政治手段。

士燮（137-226），字威彥，其七世祖躲避西漢末年王莽亂世時已入嶺南，他本人實出自廣信，與封口的淵源頗深，其「學問優博」當時公認，但他最擅長的典籍亦為《左傳》，明顯受到陳欽、陳元父子治學遺風的薰陶。

士燮四十多歲時出任交趾郡太守，至見曹操拉攏之際，年齡已七十左右，成了嶺南本土最大實力派，兄弟四人控制著大半個交州。建安初年，交州刺史朱符被殺，張津尚未到任，州郡擾亂，士燮為保各郡平安，把他的三個弟弟皆上報提拔為郡太守，並獲批准。其中，大弟士壹任合浦郡太守，二弟士䵋（yǐ）任九真郡太守，三弟士武任南海郡太守。而他老家所在的蒼梧郡，士燮並無插手，對交州牧一職，也不主動去爭，皆顯出他 「達於從政」：辦事幹練、考慮周詳。著名學者袁徽當時在嶺南避難，曾寫信給曹操的尚書令荀彧，高度評價了士燮的政績：「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

可見，士燮掌實權雖久，仍很像個學者，政治野心不大，他更在乎的是交州免於戰亂。所以，士燮收到曹操發來的文告後，既未出兵攻打劉表派來的賴恭和吳巨，又按禮儀遣使赴曹操所在的許都進貢。這個姿態，曹操只好接受，還發文給士燮再加上「安遠將軍、龍度亭侯」的虛銜。

士燮最終選擇與東吳合作，主要是出於現實力量的考量，有利嶺南保持平和格局。受累於赤壁之敗，曹操對嶺南的影響力大減；劉備剛借得荊州南部幾郡，根基不穩；而東吳與交州接境，實力又強於劉備。正是士燮及其家族的合作態度，步騭殺吳巨後才得以順利入主交州。

步騭經營交州長達九年，他初到南海郡時雖已十分欣賞趙佗的番禺舊都選在負山帶海之處，但任期內的大部分時間還是以封口為交州治所，直到建安二十二年（217）才把交州州治從廣信封口遷至番禺佗城。這個州治的搬遷時間，最早見於水經注卷三十七泿水條，明清各版廣東通志皆沿用。步騭與士燮的合作，成效顯著，交州為缺乏人力資源的東吳提供了大量的兵員。延康元年（220）步騭赴長沙任新職時，就帶走了「交州義士萬人」，遠多於他入交州時所領的人數。

到交州接替步騭的東吳悍將呂岱，在黃武五年（226）士燮死後，藉機誅殺士燮家族，極為心狠手辣。但呂岱於黃武五年首次分置交、廣兩州之舉，對後來嶺南的政區名稱有深遠影響；新置的廣州，領蒼梧和南海等四郡；州名裡的廣字，即因廣州治所是從廣信封口遷來而取。這就開了先例，後世的廣東及廣西之名，亦從廣信而來；廣信之東為廣東，廣信之西為廣西。

「（杜）弘遣使偽降，（陶）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這幾句話，見於《晉書陶侃傳》，說的是一場關乎誰當廣州刺史的重大戰事，地點即如今封開縣縣城江口鎮，時為西晉末期的建興三年（315）深秋，很接近兩漢時代，亦可證明蒼梧王城、西漢蒼梧郡治和廣信縣治所在之地，自秦漢以來就叫封口。

根據晉書陶侃、王機等人的傳記材料，陶侃（259-334）領兵討平杜弢為首、在荊湘地帶長達幾年之久的流民之亂，名聲大振，本有奇功，卻惹來鎮東大將軍王敦的猜忌，不僅失去了荊州刺史之職，還被打發到嶺南任廣州刺史。

而此時朝綱鬆弛，嶺南政局非常混亂，朝廷任命的廣州刺史郭訥，不獲當地政壇實力派接納，王機趁機利用他的父親王毅當過廣州刺史、老部下眾多的關係，竊取了廣州刺史的職位。隨後王機害怕王敦討伐，又向王敦請求，容他任交州刺史。王敦雖同意，王機卻被交州實權派梁碩拒絕入境，無法就任。王機受困於鬱林郡之際，收到杜弘派人送來的幾千兩黃金，表示投靠之意；杜弘曾是杜弢的部將，被陶侃的隊伍打散後，帶殘部竄入嶺南，佔據了臨賀。王機於是就要杜弘假冒投降，去攻廣州，欲借其力，趕走陶侃，再圖廣州刺史之職。

陶侃率眾入粵至始興（今韶關）時，其部屬已獲悉王機和杜弘的圖謀，有人以此勸陶侃莫輕進，暫留觀察；陶侃未加理會，到任後即直赴封口布防，預先讓士兵沿著封水兩岸架設發石車（又叫霹靂車），待杜弘從臨賀乘船而下的人馬進入伏擊圈時，發射石彈予以重創，防止他們出西江。杜弘果然領兵進犯封口，見陶侃有備，即掉頭逃離。陶侃趁勢率部追擊，打敗了杜弘的隊伍。參與謀反的要員作鳥獸散，僅杜弘逃脫，廣州部將溫邵在始興落網，交州秀才劉沈逃至鬱林郡的小桂（其地在今廣西來賓市武宣縣境內）時遭擒殺，主謀王機更被砍頭，傳首京都洛陽。

清末民初著名歷史地理學者楊守敬（1839-1915）最先指出，陶侃傳裡的封口就是水經注說到的封溪水口，見他的名著《水經註疏》卷三十六。這個註解很重要，因為晉書以後的許多史家已不了解封口在嶺南何處，例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介紹陶侃在嶺南的活動事跡時，完全刪去了封口一役，致使讀者完全不知陶侃大敗王機和杜弘之戰是先從封口打響。

身為陶侃曾孫的著名詩人陶淵明，曾賦長篇四言詩《命子》，其中追憶先祖戰功的詩句寫道：「天子疇我、專徵南國」，明顯有封口之戰的影像，因為陶侃收拾王機及杜弘的謀反勢力後，廣州人心歸附，政局安穩，再無戰事。為防生活過於清閒，陶侃每日早晨把上百塊磚頭運到室外，晚又搬回；人問其故，他答道：「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 陶侃運甓的典故由此而生，成為激勵後人不貪安逸、發奮功業的美談。

按晉書地理志，當時廣州所管的嶺南十個郡裡，蒼梧郡猶是要地，其轄境雖因東吳時分設臨賀郡而變小，但郡內設縣仍很密，有十二個，比南海郡還多一倍，人口戶數則約佔廣州總戶數的六分之一，僅次於南海郡。若杜弘從臨賀而下，佔據蒼梧郡治兼廣信縣治的封口，對廣州局勢威脅極大，這是陶侃親赴封口指揮作戰，儘快剷除杜弘勢力的重要原因。

「賀州勢在上流，南入連、英，東下封、康，不數日便至番禺」。南宋名臣李鋼（1083-1140）對賀江和封州在嶺南的重要戰略地位作過如此分析，見於他上報朝廷的奏摺《乞令韓世忠不拘路分前去廣東招捕曹成奏狀》，堪稱陶侃八百多年後的知音。

紹興二年（1132）四月間，曹成為首的十萬流寇，盤踞在道州和賀州一帶，成了南宋的心腹大患，嶽飛和韓世忠兩大名將皆率部參與平亂；結果，嶽飛在賀州打敗了曹成的主力，韓世忠在郴州和邵州一帶殲滅了曹成北逃的餘部。此役背後負責出謀劃策與統籌協調的，正是時任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的李鋼；他的奏摺實際指出了曹成勢力若從賀江經江口進入西江會極大危害嶺南的局勢，促使朝廷下決心動用兩大名將的精兵迅速蕩平曹成之亂。

李綱對封州一帶戰略地位的認知，不獨從地圖獲得，還有實地觀察的經驗；建炎四年（1130）5月李鋼結束在萬安軍（今海南）的流放後，經西江返回福建邵武故園途中，曾造訪封州城，見到了久別的老朋友、封州刺史李邁（字致遠），並寫下七律《封川贈李致遠郎中》。

與史記關於下瀨將軍抵蒼梧的記載相吻合，成書於明代天啟二年（１６２２）的《封川縣誌》，留下了兩漢廣信縣治在江口的多處記載。

其一是縣誌的城邑總論有句曰：「江口，古廣信治地」。

其二是縣誌刊載的江口龍頭廟重建碑文說：「邑（此指今封川古城）之西十裡許有大村圩，曰江口，相傳舊縣治雲。」這篇碑文由負責編撰縣誌的方尚祖知縣所寫，文中所說的舊縣治，是指江口曾為兩漢廣信縣縣治。

其三見於縣誌古蹟條，介紹最詳細：「漢廣信縣，在縣北十裡，即今賀江口上，城池遺址尚存；人呼其地曰古城地，塘曰古城塘，橋曰古城橋，埇曰古城埇。」

這條記載前面的兩個「縣」字，均是縣治或縣城之意；賀江口，即江口，這兩個詞在縣誌裡是混用的同義詞。話說得很清楚：兩漢廣信縣治，就是位於當時縣城（即今封川古城）北面十裡的江口古城池遺址，隨後還列出了江口本地人還在使用的四個地名作為證據，以示所言不虛。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這個明清時代尚存的江口古城遺址，其實在南朝梁把廣信縣一分為二後，還充當過梁信縣治、梁信郡治和成州州治，隋把梁信縣改為封川縣的時候，才將縣治遷到江口東南5公裡的西江邊之地，即今封川古城。《大清一統志》卷三百四十六和道光版封川縣誌，均謂成州廢城在江口，這個說法更全面實際。明清時期各版封川縣誌的全縣地圖上，均在由西江和賀江相匯而形成的江口半島上用方框與文字標出了古城，非常醒目。

由於江口建城的歷史非常悠久，本地人語言中保留了不少與城相關的古地名，例如「城頭坪」這個古地名就未見於明末封川縣誌。此地即今江口鎮中心小學所在之處，約１.２萬平方米，三面陡峭，唯南邊有臺階與低處的道路相接，是封開縣城江口鎮舊城區中最高的一塊平地。1962年春季，江口自來水工程動工，在江口鎮中心小學背後之地建設供水用的貯水池時，發現了古城牆遺蹟；此事在1998年出版的封開縣誌有確切的記錄。古城遺蹟在此地露頭，證明城頭坪這個地名確含歷史真相：此地曾是江口古城的高處。

而明末封川縣誌提到的古城埇，指的是如今江口中學所在的山溝，當代仍在使用，例如封開縣誌敘述學校發展情況時就說：「1979年江口中學遷至古城埇。」這個古地名，很顯然是因城頭坪的古城遺址而起。上世紀八十年代五、六層高的樓房在江口普及以前，站在城頭坪北端向正前方望去，古城埇恍如在眼前，一覽無餘。

以兩漢廣信縣治在江口為依據，方尚祖就順理成章地認定江口同時也是兩漢蒼梧郡治、交趾刺史部駐地和交州州治；他在縣誌《官師志》寫道：「縣而紀刺史者何？蓋紀縣之舊也。漢平南越，置郡縣，封（川）故為廣信，復立交州部刺史監之」。所以，這本明末封川縣誌的大事記裡，寫入了不少兩漢和三國時期嶺南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交趾刺史部初期到任的一批刺史，政績不佳，尸位素餐，縣誌稱他們「多以海隅荒遠，行部罕遍。」 西漢徵和中（約公元前90年）到任的交趾部刺史羅宏，關心民眾疾苦，大力整頓各郡吏治，嶺南官場風氣為之一新，縣誌記其功績而寫道：「太守貪墨者多解黃綬，肉請罪。」縣誌還專為東吳名將步騭寫傳記，有「騭行部廣信」之語，認定建安十六年（211）他斬殺蒼梧郡太守吳巨之舉是在江口完成的；步騭由此得以把嶺南納入東吳的勢力範圍，被孫權封為廣信侯。士燮本是廣信人，又對三國時期的嶺南格局有重大影響，明末封川縣誌也全文轉載了陳壽《三國志士燮傳》。

方尚祖對江口的歷史，基本上屬於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對處於戰略要衝之地的江口頗為欣賞：「彼一山特來兩水夾抱，印石、靈洲，橫鎖江門，形勝固佳」；但當有人建議把縣城遷回江口時，方尚祖堅決否定。他認為江口的短處相當嚴重：「半屬湫窪，西潦一泛陽候，是宅還遜」；意謂江口多低洼之地，西江一旦洪水泛濫，很不利於在此營建縣城。他負責編撰的縣誌棄用《元和郡縣誌》等著名地理書的誤傳，實際完全憑藉本地人世代相傳的歷史，才明確記下江口曾為兩漢廣信縣治。

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本地地方志歷史傳承的支持，宋人所撰、載入史冊的就有三本：其中，《封川舊圖經》見於《輿地紀勝》。《封州圖經》見於南宋尤袤(1127——1194)非常著名的私人藏書目錄《遂初堂書目》地理類；這個開創性的中國古代書目著錄版本裡，共收錄當時所見圖書3000餘種，嶺南地方志僅《封州圖經》上榜，頗證封州地方志的撰寫由來已久。虞大中寫的《臨封志》也是宋代封州很有名氣的地方志，不僅見於宋史藝文志，南宋末年祝穆的《方輿勝覽》卷三十五介紹封州時還大量直接引用《臨封志》的材料。祝穆的駢文結尾謂「眷封川之小郡，乃嶺嶠之名區」，當與《臨封志》記江口為兩漢廣信縣治有重大關聯，所以，才稱封川為名區。

清朝康熙年間，有個名叫溫如壎的貢生，從封川縣城來江口遊歷，泛舟江口嘴，察看山川形勝，然後寫道：「合諸傳聞，徵之記載，謂江口者，舊縣治雲。」這段見於清初封川縣誌續編的話表明，縣治設於江口的廣信縣，雖早已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仍給本地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