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延年死訊（陳延年之死探原）

2023-09-24 02:34:51

胡彥祖

陳延年，1898年生，安徽懷寧人，是陳獨秀的長子、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1927年在上海國民黨反動派「清黨」行動中被捕犧牲。當他被捕後，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特意致函負責此事的上海警備司令、中央清黨委員楊虎（字嘯天）表示祝賀，信中那句「先生真天人」的著名吹捧，也因報章披露而轟傳一時。

一般認為，陳延年於是年6月26日被捕，7月4日遇害。關於他被殺的原因，則有兩種明顯矛盾的敘述：一說為叛徒指認所致；另一說則是他身份一時並未暴露，陳獨秀的摯友、上海亞東圖書館負責人汪孟鄒得悉此事，遂向同鄉老友胡適求援，胡適轉託吳稚暉，不料所託非人，吳反向楊虎告發，致陳慘死。兩說孰是孰非，長期未得定讞，遂一同流布世間。也有網站專頁在敘述此事時，乾脆說吳氏告密於先，叛徒指認於後，來了個二合一。

實際上，證諸現有公開資料和一手歷史檔案，陳延年之死的真實經過已可得到極為確鑿的還原，而胡適、吳稚暉在此案中的作用，也與傳聞所述頗有距離。讓我們從「去偽」和「探原」兩方面逐漸走向事件的真相。

去偽：對現有公開資料的細讀與梳理

1980年前後，由於有關部門徵集陳延年事跡，一系列知情人士的回憶材料相繼出現。其中最為著名也最常被徵引的，當為鄭超麟所寫的《陳延年烈士死難前後》（《文史資料選輯》1980年第三輯）和胡允恭的《陳延年同志犧牲經過》（《紅旗飄飄》1981年第二十三集）。兩人對陳延年被捕殺的解釋，恰好分別代表了上述兩種說法。

胡允恭（1900–1991），安徽壽縣人，早年受惲代英、高語罕等人影響投身革命，後進入黃埔軍校，作為政治指導員參與過北伐。據他所說，對於陳延年的死，他並非直接知情，而是事後聽高語罕的愛人王麗立轉述：

據王麗立說：陳延年同志於一九二七年春調任上海地下黨市委書記，同年夏初的一天被捕。但他的身份蔣家特務並不了解。陳延年同志被捕的具體經過和日期地下黨當時也不清楚，曾派人到亞東圖書館打聽，了解延年同志從哪日起沒有再來亞東。因此，汪孟鄒也時常關心此事。過了一段時間，汪孟鄒突然接到從上海市公安局寄來一封信，潦潦草草的幾行字，大致說：我某日在某處誤被逮捕，拘押市公安局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當然不會有多大嫌疑，不日可訊明釋放。現在我的衫褲都破爛了，請先生替我買一套布衫褲送來。下面的署名是化名，但汪老從字跡上立即認出是延年同志寫的。

汪孟鄒收到這封信，非常高興！他決心把延年同志營救出來，衫褲也來不及代買，即乘火車到了南京。他的願望雖好，可是昏庸糊塗。他行前不和任何人商量，到南京後逕到蔣介石總司令部的總政治部訪問胡適。見面後他把陳延年同志的信，急急忙忙交給胡適看。胡適認不出延年同志的筆跡，問汪孟鄒：「這是什麼人？你知道我生平不講『假話』，你必須說出姓名，我方可以營救他。」汪即刻告訴胡適：「這就是陳延年。」胡適當面表示很好，說：「我一定營救他。」把信裝入皮包，匆匆偕汪孟鄒走出辦公室。在總政治部門口，他要汪孟鄒先回上海，等候消息，自己則鑽進小汽車，直到吳稚暉家中，並把信交給吳稚暉。吳……立即跳起來，狂笑不已，大叫：「好了！好了！老陳（指陳獨秀）沒有用，小陳可怕；捉到小陳，天下從此太平了。」……吳稚暉狂笑一陣，迫不及待，拿起電話報告蔣介石。蔣介石立即派汽車把吳稚暉接去。

這段話說得繪聲繪影，細節異常豐富。胡適向汪孟鄒問話、「把信裝入皮包」、「鑽進小汽車」等細節，皆有如親見；而像吳稚暉「跳起來，狂笑不已……拿起電話報告蔣介石」等情形，即使是汪孟鄒也絕無可能見到。儘管胡允恭自稱後來又分別跟汪孟鄒、汪原放叔侄確認過此事，但細節如此誇誕，實難取信於人。

事實上，汪原放在其回憶錄《回憶亞東圖書館》（學林出版社，1983年）一書中，就對胡允恭所說的情節隻字未提，倒是該書的一則編者注採信了胡的說法。只是這位編者大概也意識到胡文有不少荒謬的成分，如所謂汪孟鄒「到南京後逕到蔣介石總司令部的總政治部訪問胡適」一事，對胡適生平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不論「坐班」還是「做客」，他都絕不可能在「總政治部」出現。因此，編者抹掉了此類有傷真實的細節，換成了汪孟鄒「即乘火車到南京，徑去訪問胡適」，反而幫助這個一眼望去就極為可疑的故事，隨著汪原放這部重要著作的銷行而廣泛流傳開來。

另一位敘述者鄭超麟（1901–1998）作為中國「託派」骨幹之一，和陳氏父子、汪氏叔侄皆有極深的關係。抗戰爆發後，他還曾在陳獨秀、汪孟鄒的安排下，在汪氏的老家績溪隱居了三年（汪無功：《鄭超麟在績溪——懷念鄭超麟、吳靜如老師》，《亞東六錄》，黃山書社，2013年）。他的這篇文章，其實是對黃逸峰《陳延年烈士在滬被捕和犧牲經過》一文（《文史資料選輯》1979年第一輯）的反駁和糾正。黃聲稱從陳延年之弟喬年那裡得知了延年的「被捕及犧牲經過」：陳延年一開始佯稱自己是「這一家主人僱的燒飯司務」，瞞過了敵人；而正當中國濟難會試圖用「八百元」將他「贖出」時，「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原放卻想到向同在上海的胡適求援……此後的情形，便與胡允恭的講法大同小異了。大同在於，都是胡適轉託吳稚暉，而吳轉臉告密；小異在於，在黃文中，吳稚暉告密是通過給楊虎的一封電報實現的，其中有「嘯天天人，除此巨憝」等語，楊虎得悉後嚴加審訊，韓步先率先叛變，「認出並咬定了陳延年、趙世炎、郭伯和等同志的身份」，遂致三人「於七月十九日……壯烈犧牲」。

鄭超麟和胡允恭一樣，陳延年被捕時也不在上海。他特意尋訪了一些「老同志」，結合自己的回憶作出了澄清。鄭文條分縷析，幾乎逐點反駁了黃逸峰的說法，可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陳延年和趙世炎並非同時被捕，而是陳先趙後。韓步先的叛變導致趙世炎被捕，而非陳延年：

記得陳延年被捕後，曾由趙世炎接任江浙區委書記，工作了一段時間，叛徒韓步先供出趙的住址才被捕。

二、陳延年被捕是出於奸細告密，自無隱瞞身份的可能，而且此人不是無名之輩，當有據可查：

據我所知，陳延年被捕是一個混進黨內的奸細告密的。此人姓名我已忘記，當時他爬上上海某區區委書記的職位，某次江浙區黨委召開有各區區委書記參加的重要會議，此人向楊虎告密，屆時楊虎派人從外面打進去，他在裡面策應，首先抓了正在收拾文件的區黨委秘書長韓步先，然後抓了陳延年。陳的面貌和身份，那個奸細完全清楚，所以陳被捕後不可能隱瞞身份，楊虎也不待有人營救才知道陳的身份。

三、亞東營救未果的人是陳喬年而非陳延年，轉託的人則是許世英而非胡適，黃文犯了張冠李戴的錯誤。營救陳喬年一事，鄭超麟亦得與聞，故知之甚詳：

關於陳延年被捕後營救問題，據我所知，當時沒有亞東圖書館主人託胡適轉託吳稚暉營救陳延年的事。但這種傳說事出有因，那是陳延年的弟弟陳喬年被捕後，身份沒有暴露，後來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汪原放之叔）輾轉託人找許世英營救，暴露了喬年的身份。在此以前，黨中央設法營救陳喬年，已打通偽警備司令部，並付了一些錢，可由亞東圖書館出面保釋（當時我曾將此情況告訴陳獨秀，陳皺起眉頭說：「沒有用，將來發現他是陳喬年，還是會槍斃的」）。後來王若飛同志守在亞東圖書館，等候偽警備司令部電話「對保」，可是偽警備司令部既拿了錢，又不放人，陳喬年同志終於犧牲。

四、吳稚暉發給楊虎的是一封賀信而非告密信，並曾見載報端：

至於吳稚暉在陳延年同志被捕後打電報給楊虎「慶功」，也是有的，這個傢伙在電報中還說楊虎抓了陳延年，比抓了他父親陳獨秀功勞還大，因為兒子比老子更厲害。當時上海報紙曾公開發表過這份電報。

以上四點，第一點有許多黨史研究可證明；第二點所云「奸細」，確有其人，且容後文揭曉；第三點汪原放在《回憶亞東圖書館》裡有詳細的追憶，與鄭氏所說若合符節；至於第四點，則可通過1927年7月5日一篇報導捕獲、處死陳延年等人經過的新聞稿來驗證。它其實是一份來自上海警備司令部的特別通稿，首由《申報》《民國日報》《時事新報》等滬上大報同時登載（《時事新報》版稍有節略），稍後又被其他報紙轉錄。媒體刊發如此整齊有序，顯然經過特意安排，宣傳意味昭彰。文中一面對中共肆意詆毀，一面又對「長官」極盡溜須拍馬之能事，自我表功的意味極強——儘管如此，這篇通稿仍是大部分局外人了解陳延年之死的直接依據。茲將無關文字略去，其餘部分具錄如下：

●剷除共黨巨憝

破獲恆豐路緊要秘密機關

陳獨秀之子延年被捕伏法

吳稚暉函賀楊嘯天

警備司令部來稿……楊嘯天司令、陳人鶴（按即陳群）主任，奉總司令命令駐滬……楊司令近又親自率隊破獲恆豐路共產黨之省黨部及總工會等秘密機關，並將其重要部長秘書多人當場捕獲（其姓名探明後續布），而發布命令指揮布置之巨魁之陳延年，即共黨首領陳獨秀之子，亦同時逮捕……陳逆因陰謀敗露，遂離粵來滬。滬為其潛勢力所在地，羽翼極豐，改名陳友生，匿居某巨商宅中……楊司令早有所聞，多方偵緝，竟被親自率隊前往捕獲，並經楊司令親自訊問。該逆痛哭流涕，親作悔過書一通（其悔書容再探志）……楊司令訊得前情，昨已將延年明正典刑矣……此次清黨政策，吳稚暉先生亦首為主張，同此勠力。昨因延年被捕，函賀楊司令大功告成，且亦盛稱其事不置雲。茲錄吳稚暉函如下：「嘯天先生執事：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其人發生額下，厥狀極陋』，不覺稱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賀之至。陳延年之恃智肆惡，過於其父百倍。所有今日共黨之巨頭，若李立三，若蔡鶴孫，若羅亦農，皆陳延年在法國所造成。彼在中國之勢力地位，恐與其父相埒，蓋不出面於國民黨之巨魁，尤屬惡中之惡！上海彼黨失之，必如失一長城。故此人審判已定，必當宣布罪狀，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國共黨之膽。適返滬，以匆促未能奉謁，謹馳賀大成功。弟吳敬恆」

《申報》1927年7月5日的報導

黃逸峰所謂「嘯天天人，除此巨憝」等語實從此出，鄭文最後一點也得到了證實。此外，世人多為吳稚暉賀函中的惡辣用詞所吸引，反而忽視了其中足以說明問題的重要細節。由「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可知被捕者即陳延年一事，是楊虎告知了吳稚暉，而非相反；「其人發生額下，厥狀極陋」一句，報刊原文加上了直角單引號，以示是對楊虎來函原話的引用，那麼楊虎對陳延年外貌、身份等信息的事先掌握，更無可疑，不必通過「汪孟鄒—胡適—吳稚暉」這條迂曲的消息鏈獲知。

至此，對於鄭超麟和胡允恭（以及黃逸峰）的兩種敘述，孰為負責任、講證據、實事求是的歷史敘述，孰為信口開河、添油加醋，乃至無中生有地「發明歷史」，已可得出清晰的判斷。

探原：檔案中的楊虎與吳稚暉

「去偽」的工作其實並不困難，細心的讀者只要將上述幾篇文章放在一起對讀，並結合《申報》報導、汪原放回憶錄等材料，都不難辨明真假。但如果要更進一步，對陳延年被捕、受審、遇害等情事的具體時間、細節作出準確還原，則並非易事。因為前引通稿乃是國民黨特務機關精心炮製之作，具有很強的策略性與宣傳性，不但充斥著用於打擊中共士氣的不可靠細節，對一些關鍵時間點，也刻意布下迷陣。

由於通稿在7月5日統一發布，文內又有「昨已將延年明正典刑矣」一語，照一般理解，陳延年的遇害日期即為7月4日。而這樣的講法又與吳稚暉賀函中的表述，以及他的公開行程處處相符。賀函稱「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又謂「適返滬，以匆促未能奉謁」，表面上即是說吳氏7月4日獲知陳延年被捕的消息，同日又有「返滬」的行程。而《申報》7月4日一則快訊云：

中央社四日南京電：張繼、吳稚暉、蔡元培本晚由寧返滬。

7月6日該報「時人行蹤錄」欄目又云：

中央委員蔡元培、張溥泉、李石曾、褚民誼，於前晚聯袂由寧乘滬夜快車來滬，昨晨抵北站。

當時南京到上海的列車每天五班，夜車一班為每晚九點三十分發車，次晨七時抵達上海北站（方繼之編：《新都遊覽指南》，大東書局，1928年）。那麼吳稚暉確有7月4日晚搭乘快車由寧赴滬的公開行程。

宣傳通稿的敘述表面看來確實天衣無縫、牢不可破。然而早在1980年代，就有蔡鴻源、孫必有兩位學者依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楊虎致吳稚暉的親筆信，以及楊虎、陳群向蔣介石匯報工作的兩通密電，推翻了「7月4日說」（《陳延年同志遇害後楊虎致吳稚暉函》，《歷史檔案》1982年第四期；《六月三十日是陳延年同志犧牲日》，《學術月刊》1985年第八期）。遺憾的是，文中未對兩通密電的出處作出說明，直至近年來臺北「國史館」相繼解密、公開了大量一手檔案，我們才得以見到它們的真容，也更清晰地了解到國民黨當局對於此事的運作手段。

臺北「國史館」藏1927年6月30日楊虎、陳群給蔣介石匯報陳延年事的兩份文件，文字幾乎全同，一系來電譯件，一系「秘書處機要科」呈給蔣的摘要（「國史館」典藏號：002-090300-00013-014、002-090300-00001-097）。譯件全文如下：

上海

國 急 南京 總

司令蔣鈞鑑新呈密

本月廿五、六兩日，續連破獲江蘇偽省黨部機關數處，計獲重要逆要九名，內有：陳□□，為陳獨秀之子，充任偽省黨部秘書；張力，系偽農民部特派員；朱盤疇，系偽農民部秘書；黃競西，系偽商民部長；姚振，系偽交通主任，均經審明處死。餘犯尚在嚴訊中。省黨部已完全撲滅，請釋廑念。職楊虎、楊群叩。

陷印

電報以韻目代日，「陷」即「三十日」。摘要件也寫明此電於「陷卅」日發自上海，「十六年七月二日到」，「批示」欄有毛筆閱畫。文中「陳□□」雖略去兩字，顯指陳延年無疑。7月2日，楊、陳又發「冬」電（「國史館」典藏號：002-090300-00013-015），再次言明陳延年已死，並詢問「線人」的賞款應如何領取發放：

陳延年系獨秀之子，粵蘇浙三省區委員長，及蘇共匪總機關各委員部長七人，就近正法。陳在粵，曾懸賞購緝四萬元，其餘諸擱。此次購線緝捕賞金，多者千金，少者數百不等。此項賞款如何領取支付，懇乞電示。又獨秀探確在滬，現已懸賞十萬元緝捕矣。

由此我們知道，至遲於6月30日，陳延年及其他幹部共五人已遭殺害；到7月2日，遇難人數增至七名。而《申報》等滬上報紙直到7月5日才獲準發出警備司令部的通稿，稿中又故弄玄虛地讓讀者誤以為陳延年死於7月4日——這應該是楊虎等人為利用新獲得的情報，繼續追查其他共產黨人而故意製造的時間差。這很可能是當時他們的慣技，不久，處死趙世炎後，他們再次將真實時間隱匿起來：儘管楊虎7月14日已電告蔣介石，趙「於今晨斬決」（「國史館」典藏號：002-090300-00013-017），而世人所知的趙世炎死期則晚了五天——「7月19日晨，英勇犧牲於上海楓林橋畔」（《趙世炎百年誕辰紀念集》，中央黨史出版社，2001年）。

再來看蔡、孫二位先生公布的楊虎復吳稚暉函，此函落款時間為「七·二」，開篇即謂：

昨奉手教，過承嘉許，虎受寵若驚，敢不益加奮勉。逆黨奸惡，人天共憤。陳延年陰鷙兇狠，巨憝中之巨憝也，洵如長者所示。第其狡詐百出，趨避多方，經虎煞費心思，卒得就擒。（按標點有所調整）

「長者」既盛讚他「真天人」，楊虎當然表示「受寵若驚，敢不益加奮勉」。楊虎於7月1日收到賀函，那麼吳稚暉得到消息、發出賀信的日期，當在6月30日或7月1日，與楊虎發往南京的兩封密電同步——這當然徹底證明了我們從細讀《申報》報導中得出的結論：吳稚暉乃是事後知悉。假如楊虎還得由吳稚暉「告密」才知道抓獲的人中有陳延年，那他還有何功可居，他又怎麼敢說自己「煞費心思」？相反，他對吳稚暉只是泛泛地奉承：

討共救國實先生所主持，摘奸發伏，義薄雲天，攘臂一呼，舉國風從，虎不過在先生領導之下，為此工作之一份子。今之巨逆伏法，正先生之大成功也，敢以復賀。

所以，陳延年之死就其具體過程而言，吳稚暉並未起到實質的作用，儘管他為此露出了猙獰的面目。至於胡適，更加只是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路人」罷了。

告密者究竟是誰？

楊、陳7月2日密電披露了一個重要內容，即陳延年等人被捕，確如鄭超麟所說，系由「線人」出賣所致。如此一來，陳延年之死的「探原」工作就來到了最後一步：究竟是誰出賣了陳延年？鄭超麟說「此人姓名我已忘記」，未免留下了一個太大的遺憾。幸運的是，這段缺失的記憶，可以用其他材料來「補齊」。

1935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曾經用一些「秘密文件及各地之機要情報」，編寫了《中國共產黨之透視》一書，臺灣文星書店、文海出版社後來分別於1962年和1982年重印過。書中一節便是「陳延年趙士炎事件」，其中赫然寫道：

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陳延年因一丹陽人束某自首，被捕於北四川陸施高塔路恆豐裡一〇四號之省委秘書處，同時被獲者有省委書記長韓逋仙及宣傳部長黃某。三十日偽各區工聯辦事處破獲，偽上總組織部長張佐臣，副委員長楊培生以下二十餘人就逮。七月二日，得韓逋仙供述，復獲趙士炎於北四川路某裡。於是上海共黨組織，破壞不堪。

對比上海警備司令部的文宣通稿，這段敘述就顯得平實許多。其中個別細節與事實有所出入，如「趙世炎」作「趙士炎」，「韓步先」作「韓逋仙」，而陳延年被捕時間也錯記為6月29日，或是所據文件有誤。此書編者看來無權查閱楊陳密電。但我們由此得知，國民黨是從「丹陽人束某」那裡得知陳延年等人的秘密地址，而後上門圍捕。

那麼，「丹陽人束某」究竟是誰？

我們知道，與陳延年一同被捕的還有黃競西、韓步先等人，而他們在獄中並非與外界完全隔絕，黃競西甚至寫下了六封絕筆遺書，並成功傳遞出來。中國濟難會全國總會1929年3月15日印行出版《犧牲》一集中，將它們全部收入。據落款，這些遺書寫於6月29日，楊虎6月30日電文稱「均經審明處死」，可推斷陳、黃等人當在29日深夜或30日晨被殺，以後者可能性為大。

出版了黃競西遺書的《犧牲》雜誌封面

值得注意的是，黃競西遺書中兩次提及一個姓束的人。《犧牲》存世稀缺，原刊難覓，但黃競西遺書已收入許多書中，反覆再版，以下引自《革命烈士傳記資料》（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據《犧牲》編校）一書：

死者已矣，惟望生者努力，束之仇將來欲報。月坡是投機分子，個人主義者，我終說象他那樣的三民信徒，國民黨就不堪了。（黃競西同志遺書之三）

束、月坡壞極了……（黃競西同志遺書之六）

黃競西烈士遺墨

從黃競西含恨的語氣來看，這個「束」就是告密者「丹陽人束某」無疑。多年後，黃競西的族人黃裔撰文追憶烈士（《黃競西烈士革命事跡憶述》，《丹陽文史資料》1982年第一輯），文中轉抄了一段材料，據稱來自上海市公安局所藏關於戴盆天的案卷，是戴交代材料的一部分，為我們揭開了「束某」的真面目：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在南京被毀，人員逃散，黃競西在滬秘密恢復機構（地點在平望街），繼續負起革命責任。他有個同鄉友人，做緝捕的束某之子束炳如（一作炳樹）到上海找到了黃競西，說是從武漢來，再三要求見我。束炳如也是丹陽二高學生，在校品學都不太好，我對他的突如其來，要求見我，非常懷疑，推託而未見，而省黨部地址，黃競西則已告知，為束所悉……十月間，我自福州歸來，晤及束運連等，始悉系束炳如告密，捕獲某機構（一說「上總」）交通員說出地址，束炳如則已予以處死雲。

由此可知「束某」名「炳如」或「炳樹」，是黃競西同鄉之子，從黃處得知省黨部地址，以此告發。這位戴盆天其實也不是「局外人」，他正是黃競西遺書中的「月坡」（戴盆天號月坡），也是丹陽人。「月坡」經歷複雜，一生反覆投靠國、共，乃至汪偽政權，解放軍進入上海前夕，他又再次「投誠」，黃競西所下的「投機」考語的確不錯。正因「歷史問題」複雜，他才需要寫材料作「交代」。「月坡」的敘述經與其他史料對勘，基本可靠（詳後），也因此被黃競西遺書各版本的注釋和相關黨史研究採信。

我們還可以依據另外一些史料，進一步還原束某的「真身」。他的真名或應作「束炳澍」，曾為丹陽二高學生，經同班同學管文蔚介紹，在國共合作時期入黨；1927年6月，他到上海投奔其父的好友黃競西，而後將黃競西等人開會事密報國民黨第二十六軍主任陳群，致使陳、黃等人被捕殺（《二十六軍捕獲共黨之經過》，《新聞報》1927年7月22日）。「立功」後，被授予中尉特務員之職（《束炳澍立功遇害》，《丹陽文獻》第六十五期）。1927年8月23日，他在上海虯江路新興茶樓被四人持「盒子炮」狙擊，身中數槍（《二十六軍政治部特務員束炳澍忽被狙擊》，《時事新報》1927年8月25日），後不治身亡。此事當系中共方面採取的鋤奸行動，戴盆天所言不虛，亦足見中共在滬組織因束的告密而受創之鉅，因此僅時隔月餘，就雷厲風行地採取行動，替陳延年、黃競西等人報了「束之仇」。

陳延年之死的真相，總算大白於天下。

行文至此，筆者不由得發生一種感慨。本文依據的材料其實都不算難得：一般讀者不易讀到的民國報刊姑且不論，鄭超麟、黃裔的回憶文章，各種版本的黃競西遺書，甚至楊虎的兩封密電和致吳稚暉函……這些關鍵材料，都早在1980年代就已公之於世，不少具體的黨史研究都已加以使用。然而時至今日，「胡適、吳稚暉告密而導致陳延年遇害」這樣的敘事仍大有市場，依然是一個需要澄清和辨明的問題。這是否意味著，只有形成某種敘事，經過編織和勾連的材料才能煥發意義，才具備進入輿論的資格、產生傳播的效力？反過來講，一種不可靠敘事造成的問題也許只能用另一種更合理、確鑿的敘事才能化解。這正是我們寫這篇小文的一點微意。

胡適，一個無關又有關的人

沿著這樣的思路，讓我們再談談黃逸峰、胡允恭等人「製造」或傳播的「胡適—吳稚暉」告密傳聞，對其背後設定的種種或隱或顯的敘事，作一番探究和清理。

回望此事來龍去脈，儘管吳稚暉未曾「告密」，但他作為國民黨「商山四皓」之一（羅家倫語，見《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堅定支持蔣介石「清黨」，又公開對楊虎肉麻吹捧，他被捲入傳聞，並不意外。然而胡適無辜受謗，又是為什麼呢？

鄭超麟以張冠李戴作解釋，確有一定道理。胡適和陳獨秀、汪氏叔侄是多年老友，與亞東有極深的合作關係，都是舉世皆知之事，他也的確是亞東同人經常求助的對象之一，因此救援陳延年的角色安在他頭上，有一定「合理性」。

在「清黨」發生前，自詡思想前進又言論火爆的吳稚暉，也曾是個「文化偶像」式的人物，受到許多新文化人的推戴。胡適對他在「科玄論戰」中的表現也極為讚許，直到1927年末在上海東亞書院講演時，還表彰他是「中國近三百年的四個思想家」之一——這些或許就構成了「胡適轉託吳稚暉」這一虛構敘事的另一大依託。

然而，時人多半不知道的是，對於吳稚暉此次的舉動，胡適其實頗有微詞。1928年2月28日，胡適致信吳稚暉，表示自己早有意寫一篇「述吳稚暉」的文字，但遲遲未能寫就，因為：

一則先生當日身當政爭之衝，述學之文或不免被人認作有意拍馬屁；二則七月初我在杭州讀先生與楊虎一書論陳延年的案子，我認為先生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釋然，直到幾個月之後方才有續作此文的興致。

胡適顯然無意介入當時的「國共之爭」，而那封賀函流露出的殺意，也令他深感不快，乃至「中心耿耿，不能釋然」。他所欣賞的，只是吳稚暉作為思想家的一面。

除了以上原因，造成這種傳聞的潛在社會心理背景，究其根本，還是後人將胡適在「人權論戰」和「九·一八事變」後與國民黨形成的「鬥而不破」的互動模式，甚至1950年代「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中形成的作為「戰犯」「蔣介石的幫兇」的形象，非歷史地誤置到了他剛剛結束歐美之行，歸國定居上海的1927年6、7月間。胡允恭文中所謂「投在蔣家門下」「權貴的奴才」等用詞，便是這種心理模式最典型的反映。

那麼，當楊虎在上海大開殺戒之時，胡適在做什麼？我們從他1927年6月6日的日記中可以讀到：

今天為在新屋（Jessfield Rd. 49A.）的第二日。昨夜被蚊子咬的不能睡。今天精神很不好。

胡適於6月5日搬進了上海法租界極司菲爾路49號的新居，在他1930年末重返北大任教前，便一直住在這裡。

搬入新居不久，胡適中輟了日記的寫作。此後近一個月，他一直待在上海，我們不妨依據史料為他開列一份行程單：

6月23日，參加在上海大同禮堂舉行的胡明復追悼會（《昨日胡明復博士追悼會記》，《申報》1927年6月24日）；

6月24日，午後二時，出席中國公學上海第一次董事會（《中國公學丁卯第一次董事會》，《民國日報》1927年6月26日），下午五時，參加上海中西女塾畢業典禮並發表演講（《中西女塾畢業禮成，胡適之演說》，《時報》1927年6月25日）；

6月26至28日間，從上海致信胡漢民（《胡適全集》）；

6月29日，胡漢民回信，希望胡適能赴南京共商國家「治本」之策（《胡適來往書信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13年）；

6月30日，前日來訪不值的鬱達夫再訪胡宅，兩人「談了些關於浙江教育的事情」（《鬱達夫日記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

7月1日，與友人合辦的新月書店在滬開業（《新月書店開張啟事》，《申報》1927年6月29日；嚴家邁：《新月書店參觀記》，《時事新報·青光》1927年7月2日），胡適是否到店，暫時未知；

7月6日，與蔡元培、李石曾等在杭州參加第三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與會者之一的邵元衝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午間與新自滬來之孑民、石曾、適之、湘帆、陳世障、韋愨等中央教育委員，又馬寅初、邵斐子、夷初、夢麟等在樓外樓同餐，餐後在舟中開第三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對於章程等有所討論。」（《邵元衝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那麼胡適就是在7月5日自滬赴杭的。

7月11日，下午五時，和張人傑、馬寅初等「乘快車」由杭返滬（《杭州快信》，《申報》1927年7月13日）。

以上便是胡適6月末到7月初的主要行程，在去杭州之前，他一直待在上海，應無疑問。

接著我們來談談胡適「到南京」這件事。讀者可能會奇怪，既已證明胡適並無告密之舉，再談他到沒到南京還有什麼意義？然此事雖小，卻可以見大。在1928年5月17日的日記中，胡適寫道：

昨夜錢端升信來，說：

你幾時來？太堅辭了也好像生氣似的；演講不要再卻了罷？

今天經農也有信來，說：「希望你即日來京」。我想一年不到南京，早已招人疑怪，今天去還可以看見一次全國教育會議的大會，遂決計今晚起程。

胡適意識到自己執意不去南京「早已招人疑怪」。第二天一早，他終於在回國整整一年後，第一次來到了「新都」。對於「進京」，他的確有意迴避。1928年4月，胡適父子與高夢旦同遊廬山後一路坐船回上海，船過南京，他雖送高上岸卻不入城。

胡適為何有意迴避去南京？究其根由，恐怕還是因為胡適此時心懷猶豫，不知如何與剛剛殺人盈野，開始進入「訓政時期」的國民黨政權互動。直到其黨國體制日益嚴酷，尤其反動的「黨化教育」開始侵蝕胡適棲身的文教領域，他才終於擇定方向，以《新月》雜誌為陣地、「人權論戰」為旗幟，與國民黨發生了正面衝突，寫出了《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篇。正是在衝突中，胡適逐漸形成了與國民黨當局「鬥而不破」的互動模式——贊之者譽為「體制內抗爭」的最佳範例，貶之者斥為「小罵大幫忙」「能言鸚鵡」。

1927年6、7月，正是胡適對南京新政府最無所適從的時期。此時他打定主意不赴南京，對胡漢民的招徠也未作回應。胡允恭所謂的汪孟鄒去南京找胡適，哪怕沒有「總政部」這個荒謬細節，也是不可能的：茫然無措的胡適，要等到一年後，才下定決心去「新都」走上一遭。

（陳通造、夏寅、馬文飛三人偶然對此話題發生興趣，合力搜集材料，撰寫成文，共用一名，以志紀念。）

責任編輯：丁雄飛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