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 文化 不斷增強（真切把握中華民族文化生態變遷）
2023-10-18 11:36:15 3
作者：馮天瑜（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中華文化史》，馮天瑜、何曉明、周積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書以《中華文化史》擬題，意在研討中華民族文化的生成機制與發展歷程。「中華」和「文化」是論題的關鍵詞，故有必要首先對其作出界定。
「中華」之得名由來
「中華」之得名，由來已久。華夏先民因建都黃河流域，四裔環繞，故自稱「中華」，指地處中原的華夏族。中華之「中」，意謂居四方之中；又有「以己為中」之意，與「以人為外」相對應。中華之「華」，意謂具有文化的民族。《唐律名例疏議釋義》說：
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義，故謂之中華。
這裡發掘的是「中華」的文化內涵，而並未局限於種族意義。故「中華」是一個文化人類學概念，而並非體質人類學概念。
隨著疆域的拓展，民族融合範圍日廣，中國境內各族間的聯繫紐帶愈益強化，民族共同體諸要素漸趨完備，尤其是當西方資本主義殖民者東侵，中國境內諸族更增進了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整體意識，進一步形成自覺的民族觀念。於是，20世紀初葉「中華民族」漸漸演化為組成全體中國人的諸族之總稱。梁啓超1922年曾著文指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人』之一觀念浮於其腦際者，此人即中華民族一員也。」
楊度1907年1月在東京出版《中國新報》，分期連載《金鐵主義說》。金，指金錢、經濟；鐵，指鐵炮、軍事。此主義重申洋務派富國強兵主張，與梁啓超君主立憲說相呼應，而與孫中山、章太炎的「排滿革命」論相辯難。這就點明在近代世界環境裡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產生的機制。此前，章太炎1907年引述的「金鐵主義說者」（楊度），對「中華」的內蘊已有新的詮釋：
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義，無論同姓之魯衛，異姓之齊宋，非種之楚越，中國可以退為夷狄，夷狄可以進為中國，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有親疏之別。其後經數千年，混雜數千百人種，而其稱中華如故。以此推之，華之所以為華，以文化言可決之也。
這較之孫中山1905年成立同盟會時所說「恢復中華」以及章太炎論述的「中華」，其含義頗有差異。孫氏和章氏在20世紀初從「排滿革命」角度出發所稱「中華」，乃指由華夏族演化而來的漢族；而「金鐵主義說者」所稱「中華」，已近於今日通稱之包括中國境內各族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中華民族」雖然是近世概念，但我們已習慣於用以泛指歷來在中國境內生養蕃衍的各民族。本書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使用「中華民族」這一概念的。
中外之異、古今之別，究其內蘊，在於廣義文化的殊相所致
「文化」之含義，有一複雜演繹過程，本書導論將詳加考釋。這裡只略指一端：文化作為「文治教化」的縮寫，在中國人的固有觀念中，是德行、智慧、絕地天通的總稱，因而古人每以「文」追諡賢明先王：「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賜民爵位曰文」，又以「文」作為團結、招徠人民的引力，所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恩覃九有，化被萬方」。共同的文化成為中國境內諸族的黏結劑，是中華民族內聚力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擁有悠久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棲息於東亞大陸，在這片廣袤而豐饒的土地上篳路藍縷，辛勤勞動，歷經萬般艱難險阻，以驚人的韌性和包容精神，持續而富於獨創性地發展自己的文化，以卓異的風姿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東方人之與西方人相區別，華人、印度人、英國人、薩伊人大有差異，不僅顯示在髮膚狀貌上，還尤其表現於語言文字、思維方式和行事風格之間，也即寄寓在民族文化的諸形態中。同樣，古代人與現代人大相逕庭，實質上也就是廣義文化上的差別——物質生產方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歧異。總之，中外之異、古今之別，究其內蘊，便在於廣義文化的殊相所致。
考察文化形成發展的這一往復無窮的辯證歷程，真切把握中華民族的文化生態的變遷
真切把握一個民族的文化特徵，較之把握其體質性特徵要艱巨得多。魯迅曾感慨於中國人民靈魂的難以探測，以至於自己的手幾乎不懂自己的足。然而，任何民族，包括那些有著漫長而複雜的發展歷史的民族，其文化形態儘管紛繁多彩，卻可以尋覓到給該民族文化的多樣性確定特性的主色調、主旋律。唯其如此，才有英國人紳士風度說、德國人精確高效率說、美國人開放說、日本人善採異邦說、俄國人沉毅豪放說、中國人勤謹中庸說，等等。之所以我們可以從芸芸眾生中大致辨識各民族的特性，是因為一個有著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和共同歷史淵源的民族，其內部固然存在著繁複多樣的階級、階層、集團、黨派及個人教養和性格的差別，同時也深藏著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便是所謂的「民族精神」。我們在與海外華人、臺灣同胞相遇時，往往會特別強烈地感受到這種「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是何等強有力地團聚著生活在不同制度下，有著相異經歷的中華子孫。
一個民族的文化，始終閃現著該民族靈魂的搏動，以巨大的向心力吸引著該民族的各類成員，因而，文化認同構成民族認同的核心。這種體現出民族精神的文化，又決非凝固的化石、僵硬的模式，而是常與變、因與革、內與外相統一的有生命的機體。
我們了解一個民族，便應當從紛紜錯綜、變動不居的文化史入手——考察這個民族的文化賴以形成和發展的自然-社會環境，認識它的文化各層面的具體狀態及其歷史演變，進而把握其文化的特質，以達到深入民族靈魂底蘊的目的。
基於上述，我們研究中華文化史，就是為著全面把握中華民族在數千年間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進步、交相推引的歷程，尤其要著眼於中華民族精神是在怎樣的文化生態環境中形成、發展起來的，又由於哪些內外因素致使其發生變異；這種民族精神一經形成，又如何外化為物態的、制度的、風俗的諸文化層面；而文化的諸外化層面在自己的運行過程中又怎樣多渠道作用於民族精神。考察文化形成發展的這一往復無窮的辯證歷程，真切把握中華民族的文化生態和主體自身在這種生態環境中的變遷，方能獲得對中華民族歷史和文化的深刻認識，以克服史學研究中曾經出現過的主體客體相分離——或者「見物不見人」，或者「見人不見物」的偏頗，方有可能走向「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深遠境界。
來源： 京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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